萨义德逝世二十年｜专访蒂莫西·布伦南：年轻一代需要萨义德

蒂莫西·布伦南（Timothy Brennan）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文化研究与比较文学系、英语系教授，曾在康奈尔大学、密歇根大学、波茨坦大学和洪堡大学（柏林）任教。他于2002年至2004年担任人文研究所所长，1997年至2003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编辑“文化边缘”系列丛书。主要著作有《萨尔曼·拉什迪与第三世界：民族神话》《世俗奉献：非洲拉丁音乐和帝国爵士乐》《借来的光（卷一）：维柯、黑格尔和殖民地》等，并且首次编辑、共同翻译阿莱霍·卡彭铁尔的经典研究之作《古巴音乐》。

蒂莫西·布伦南

2021年，蒂莫西·布伦南教授出版了《萨义德传》，该书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关于爱德华·萨义德的综合性传记，当年获得巴勒斯坦图书奖。“当我接下写这本传记的任务时，”布伦南说，“我想知道距离萨义德去世已过了十几年，人们是否还记得他，更不用说会对他着迷。事实证明，我低估了他对人们（从伊斯坦布尔、布宜诺斯艾利斯再到北京）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说，他的名气是在他缺席的情况下继续积累。”八年间，他三易其稿，力图在生平事迹和思想演变之间寻找叙述的平衡点，“写作中最大的冒险是如何忠于爱德华具有挑战性的理论品位——这些艰深的哲学、音乐理论和语言学书籍塑造了他的思想，最终还是要落脚到写出一本普通大众可以阅读的传记”。

《萨义德传》

在萨义德去世二十周年、简体中文版《萨义德传》出版之际，蒂莫西·布伦南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

澎湃新闻：与2019年夏天完成的第二稿书稿相比，《萨义德传》书名从“Places of Mind, Occupied Lands”变成了“Places of Mind”，这是否反映了书写重点的转变？

布伦南：并非如此。首先，我在1992年发表过一篇以“Places of Mind, Occupied Lands”为题、论述萨义德的文章，我也的确提议将它作为这本传记的书名，而FSG出版社的编辑最终说服我把书名改短。其中一重考虑或许是避免暗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避免公开对抗的意味。其次，也有纯粹的文体考虑。书名总归是越简洁越好。我发现这一词组在翻译时并不容易（比如法国记者提到难以找到含义准确对应的法语词）。借“Places of Mind”这个书名，我想强调的是在萨义德思想中地理所处的中心地位，他着力论述领土、土地、家园、放逐和疏远（而非读者以为的，作为如此关注历史的作家，萨义德会更关注时间）。还有一重事实，即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居住在一个地点（纽约），而他的思想盘踞在另一个地点（巴勒斯坦）。最后，我也想暗示他的思考灵活地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从来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

澎湃新闻：在《序言》中提到，您要接受这一挑战：讨论萨义德思想发展的转变轨迹，能否为读者预先做一番概括？

布伦南：在任何职业生涯中，人们通常都能在早期就察觉到后来取得成就的迹象。此前已有很多关于爱德华的讲述——他的父亲经商，他是娇生惯养的儿子，后来在一所安稳的常青藤盟校任教，成为一名相当正统的文学评论家，直到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阿拉伯语称其为“挫折”[Naksa]，指以色列开始占领西岸和加沙）促使他投身政治行动。这类讲述把它当成历史偶然，而事实不是这样。萨义德在少年时就同情巴勒斯坦事业，在普林斯顿大学读本科时就开始写政治文章，将幼时对古典音乐和文学的爱好带到了成年生活中——那也是激励他做政治工作的灵感。他对语言和文学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秘密武器——他为巴勒斯坦人争取权利、充当政治代言人时发表的富有感染力的言论，正是源于此种训练。简而言之，我会强调连续性，而不是激进的中断。被萨义德视为英雄的人（如康拉德、维柯、葛兰西、卢卡奇和阿多诺）自始至终都保持稳定，而萨义德的人文主义立场、知识分子应是破坏圣像者、强调自学的重要和对知识分子拥有独特力量的信念，则贯穿了他生命的各个阶段。

澎湃新闻：在致谢部分，您提到有两章尤其难写，请问是哪两章以及难点在哪里？

布伦南：我指的是第四章《密探》和第六章《外邦人知识分子》。书写萨义德的传记，却忽略其思想演变的话，我认为都是一种背叛。的确，他是一个非常迷人、有趣、超凡脱俗的人物——身边的人能轻易感受到他的活力，因此有不少有趣的轶事流传下来。我想人们可以试着用这种方式讲述他的人生故事，用丑闻、情绪爆发和条条金句填进去，一些篇幅较短的书试图这样做，在我看来并不成功。我写的这本传记里也有很多这样的内容，毕竟这是传记构成的基础，在这些地方，我试图突出他的幽默、他的机灵、他的措辞变化或脾气的突然转变。但是，有人邀请我写这本传记的原因之一，是只有他以前的学生能够理解他思想演变的动力——形塑他的哲学和批评书籍是哪些，“理论”世界之于他的利与弊，以及它们如何与他的政治活动相吻合。第四章和第六章作为传记的起始部分，在书写上是巨大的挑战，因为并没有与此类关键发展节点相关的私人记录，我却必须较为细致地讨论像R.P.布莱克穆尔、哈里·列文这样的批评学者，又或是莫里斯·梅洛-庞蒂和福柯的哲学、18世纪修辞学、罗马法研究者詹巴蒂斯塔·维柯的宏观文化社会研究，同时要注意这种论述能够吸引普通读者的注意力，读来趣味盎然，或者说至少不那么难以理解。

澎湃新闻：如何理解“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可能退化成“全球文学”（Global Literature），因为我们必须面对在全球范围内，比起其他语言，英语仍然是强势得多的语言这一现实？

布伦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也没有人能够提供一个确切的答案。现今文学研究里有一个很流行的分支，称为“world literature”，正是源于萨义德早期著作的启发而兴起，尤其是他与第一任妻子梅尔合作翻译的埃里希·奥尔巴赫那篇论世界文学的文章，从1965年开始翻译，在1968年完成，这恰恰与当时的学术主流热点相悖。除了英语，萨义德本人精通阿拉伯语、法语，他以这三种语言书写文章、发表演讲，去推动阿拉伯文学翻译成英语。而在《报道伊斯兰》（Covering Islam）中，他谴责那些不想去费心学习阿拉伯语就能报道异域土地的傲慢做法，同时，他还看到将其惯常语言之外的文学作品介绍给听众的种种好处（缺乏更好的形容词语）。如果想细致比较遣词造句的细微差别、视角的转变等等，当然是应该直接读原文，光靠翻译是不充分的；但另一方面，坚持语言纯洁性原则或在帝国中心地带要求大多数人学习外语这种不现实的愿望，意味着世界其他创造力丰富、具有文化差异的地区可能错失产生认同自豪感的机会。我认为翻译成英语是既有利也有弊的善举，我相信萨义德也是这样认为。

澎湃新闻：TikTok是巴勒斯坦年轻人最受欢迎的社交应用，2022年夏天，年轻人自发形成的抵抗组织“狮穴”主力易卜拉欣·纳布尔西毅然出席战友葬礼的短视频就在当地热传。巴勒斯坦年轻一代似乎更倾向于诉诸武力来抵抗以色列，在这种形势下，爱德华·萨义德能否给予他们革命的启发？

布伦南：是的，我相信如此。目前以色列在对加沙北部狂轰滥炸，这种屠戮被媒体有意忽略，我直到最近才了解到TikTok对巴勒斯坦人日常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当以色列切断网络、电话和电视，阻止外部媒体报道他们犯下的战争罪行之际，TikTok在眼下是还能用的唯一平台。从许多方面看，都不能说萨义德是革命的，如果我们用这个词意指相信只能凭借武力手段实现解放的军人。萨义德更倾向采取在大舆论下（世界范围内）孤立以色列的策略——让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以色列政权究竟代表什么（正如针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舆论行动）：它藐视所签署的国家法和相关条约，对辖域内的阿拉伯人实施非人的殖民行径，对被围困的巴勒斯坦人长期实施非法暴力。同时，他相信抵抗，包括武装抵抗，是殖民地人民的基本权利（如阿尔及利亚、越南、尼加拉瓜等国的反殖民抵抗），并且称巴勒斯坦两次大起义（intifada）是二十世纪最为英勇的抵抗行为之一。萨义德讲述真相——他的文章讲究节奏和布局的同时还要传达信念，将修辞的精妙运用、发挥同理心去调解、犀利的事实揭露、拒绝敷衍的明晰融为一体，面对懦弱、充斥谎言、双重标准和野蛮行径的局面，这是具有革命潜力的文本，可以穿透迷雾，试图保持理智，抓住问题的核心。

澎湃新闻：您为英国学者戴维·奥尔德森、罗伯特·斯宾塞编著的《保卫人文主义：理论和政治的探讨》（For Humanism : Explorations in Theory and Politics）撰写了长篇导言，这从反面印证了对爱德华·萨义德的误读深到什么程度。萨义德继承发扬了从维柯到埃里希·奥尔巴赫这一久经遗忘的人文主义，另一方面，在当今的数字世界，萨义德却仍然持有深远的影响力，如何理解这种矛盾？

布伦南：人们会觉得数字世界像创造者，这其实是一种自负态度。更清醒地看，它更像是一个传送带或容器。毕竟，数字世界的内容主要是来自此前被书写、创作、拍摄的照片以及影片所记录的。打开谷歌去搜索，出现的无非是上传到网上的，纸张、舌头、相机快门和赛璐珞胶片等旧技术的造物，现在变得可搜索并且易于管理，将一个个整体分散成部分，整体隐藏在限制访问的屏幕后面，部分在瞬间被复制。今年1月去世的人工智能理论家、认知心理学家罗杰·尚克（Roger C. Schank）曾说过他怀疑是否真有人工智能这种东西，只有被记录、划分、操纵、管理和重新排列的人类智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像萨义德这样的人，习惯用钢笔写文章，却能因为上传到网上的有关他的电影和讲座视频（显然是他最善于运用的交流途径之一）广泛传播而保持鲜活。无论他的文章多么有感染力，对于他本人的感知的最佳方式莫过于演讲厅，他温文尔雅、热情、善良：提醒人们知识分子使命的严肃性。作为公共发言人，他强调人文学科的重要性、知识分子的担当、为巴勒斯坦人争取权利，这些演讲在今天听来依然铿锵有力。因此年轻一代需要萨义德，需要在网上以数字形式重温他的演讲，这并不矛盾。

澎湃新闻：萨义德是后殖民研究的开创人之一，后殖民理论也是您的研究重点，最后能否介绍一下对拉丁美洲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的挖掘？

布伦南：阿莱霍·卡彭铁尔不仅是杰出的拉美小说家，他既阐述了“魔幻现实主义”理论，也是首个实践者。“魔幻现实主义”不仅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文学繁荣产生深远影响，而且体现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对南亚英语文学的爆炸性兴趣上，从萨尔曼·鲁西迪开始，随后是许多来自印度的小说家。这一过程与美国和英国后殖民研究的兴起相呼应，也与爱德华·萨义德本人（拉什迪的密友）扩大的影响力相呼应。而且和萨义德类似，卡彭铁尔也是演技精湛的钢琴家，二人都对西方古典音乐有百科全书般的知识储备。

我在多部著作中讨论了卡彭铁尔，我注意到他在英语世界里没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意外。因为美国拉丁美洲研究的一位重要人物写过一本关于卡彭铁尔的书，严重歪曲了他的贡献。该评论家忽视卡彭铁尔论述音乐的著作，将其描绘成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的追随者，并认为他的小说是超现实主义风格。相反，卡彭铁尔是黑人文化的先驱捍卫者，是歌剧创作人，也是古巴革命的主要参与者和支持者。这不是那种能列入美国后殖民研讨会教学大纲的形象。他在小说《大教堂爆炸》和非虚构研究《柱之城》中对“巴洛克美学”的描绘，是反殖民主义的杰作，完全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相反，它们有助于建立拉丁美洲独有的、本土的混血美学（mestizaje），这与萨义德想重建阿拉伯本土美学的热望（但没能实现）相吻合。爱德华不太了解拉丁美洲小说，但我记得他晚年和我在电话交谈中，提到发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中篇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时那种孩子气的兴奋；他喜欢意大利贵族作家朱塞佩·兰佩杜萨写的《豹》——对力量枯竭的旧文化做出睿智、深刻的剖析，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会喜欢卡彭铁尔的小说，这些小说同样呼吸着新大陆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