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徽州何以成“学”

2018年9月27-28日，由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组筹办的“徽学研究系列演讲”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一连举办了两场学术讲座。两场讲座分别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王振忠教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常建华教授主持，发表演讲的学者分别为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周晓光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阿风研究员、栾成显研究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卞利教授，四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徽学研究的诸多侧面。

徽州传统学术史的书写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周晓光教授就徽州传统学术史的演进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周教授指出，徽州是一个商业社会、宗族社会，更是一个理学传统社会，以新安理学和徽派朴学为主要内容的徽州传统学术史肇始于朱熹。祖籍婺源的朱熹曾两度回乡祭祖并拜会宗族，使得大批尊崇朱子学的新安理学家脱颖而出，从而开启了从南宋到清前期六百年的新安理学之风。这六百年间，新安理学经历了南宋的形成期、元代的发展期以及明代的盛极转衰期，受到政治、教育、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故而每个时期均表现出了不同的时代风貌。清初，由于学术风气从“宋学”逐渐转向“汉学”，加之徽州传统学术内在发展使然，新安理学逐渐走向终结，代之而起的是以戴震为首的徽派朴学。周教授最后提出，徽州传统学术的意义不仅在于汗牛充栋的皇皇巨著，还在于徽州传统学术之演变对于中国学术文化变迁的引导和强化作用。

文本与制度的探讨

1987年，著名的徽学专家周绍泉教授发表了《田宅交易中的契尾试探》一文，该文系统而全面地回顾了东晋到清末土地契税的演变历史。在此基础上，阿风研究员通过对徽州文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的明末清初北京文书等第一手资料的深入挖掘，对明清中国契税制度的演变提出了新的见解，从而推进了土地交易税契的研究。他强调，对文书样式、内容、官印等物质形态的“文书学”研究，对于探讨徽州文书的史料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样的，将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文书资料结合起来，有助于了解宋代以来的土地契约及税契制度的演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栾成显研究员著有《明代黄册研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栾先生就开始研究徽州文书，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此次，他带来了关于鱼鳞图册的研究成果。讲座伊始，栾先生强调了鱼鳞图册文书本身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研究鱼鳞图册制度，必须阅读大量文本，为此，他向在座的师生展示了图册的基本样式。他将鱼鳞图册制度的发展总结为“宋元发端，形成制度。明代完善，推向全国。清代发展，成为常态。民国延续，开始转型”。此外，他还介绍了海内外现存鱼鳞图册的基本情况，如收藏机构、现存数量、各地鱼鳞图册的基本特点等，在运用鱼鳞图册进行研究的问题上，栾先生也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在他看来，鱼鳞图册能够很好地反映田土自然形态、租佃关系、宗族分布等诸多问题。

在此次讲座中，两位学者均强调要在大量且扎实的文本阅读基础之上，进行制度的分析和探讨。栾先生还告诫年轻学子，史学研究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需要多思考、多提问。

民间规约与秩序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卞利教授长期致力于徽学研究，其讲座主题为“明清徽州的民间规约与社会秩序”。卞教授指出，民间规约是某一特定地域、组织或群体，按照当地风土人情等因素，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共同遵守的自我管理、服务、约束之共同规则或约定，具有地域性、时效性、灵活性、权威性等特点。这些民间规约，发挥着规范、互助救济、奖惩等功能。此外，他细致地分析了明清时期民间规约与国家法律、地方法规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无论是国家法律还是地方法规，往往都会对民间规约采取妥协、让步的态度，其目的在于将之掌控在国家和地方政权之下，充分发挥“以良民治良民”的政策作用。

诚如王振忠教授在讲座前所强调的，徽学之于中国史（尤其是明清史）的意义，就如同敦煌学之于中古历史研究的意义。徽州地区现保留有100万件（册）的民间文献，是现存最为丰富的民间文书群，其数量之丰，可谓学术研究的重要宝藏。因此，利用第一手民间文献的徽学研究，为明清以来中国史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徽学研究并非是划地自牢的研究，而是与明清时代许多重大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从事徽学研究并非“就徽州谈徽州”，而是要将之置于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阐发其真正的学术意义。

此前，由王振忠教授主编的三十册《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大批首度公布的珍稀文献，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徽学乃至明清以来中国史研究的深入。

（本文未经演讲者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