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记：跨境学童的双城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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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申钰祺

文编｜孙杨 王贤思 李讯

事实核查｜张贺芸

写在前面的话：“跨境学童”，指居住于内地（主要为深圳），每天跨境到香港学校就读的学生。他们每天清晨从深圳的家中出发，跨境到香港的学校上学;放学离校后，又要回到内地的社会环境中饮食起居。社会关系、语言环境、文字……种种因素都加大了跨境学童真正融入到两地文化和社会中的难度。“我究竟属于哪里? ”这成了萦绕在许多深港跨境学童心头的重要问题。

这次，《107调查》找到了一位曾历经近十年跨境生活的女生和一位正在陪伴孩子跨境生活的父亲。他们为我们讲述的故事，既包括着一部分“跨境学童”们所面临的通勤和身份认同问题，也因其个人不同的家庭环境而衍生出更为独特的命运起伏。这也促使我们思考：比起家长普遍看重的学校教育，“跨境学童”同样甚至更加需要的，是否是一个更加稳定的成长环境？下文根据口述整理而成。

毛毛：像一颗单轨漂流的行星

毛毛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清晨五点的闹钟刚好响起。相比起一般住在关口的跨境学童们，毛毛的家要离关口更远，走一段路再坐地铁大概需要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所以她稍微赖一会床，就会赶不上过关的大巴。洗漱、更衣，精打细算的上学时间禁不起任何拖延，五点二十必须出门。香港的冬季校服分层很多，从打底衣、白衬衣、领带到校裙，还要在外面套上羊毛衫和羽绒服。毛毛嫌穿起来太费事，为了多出几分钟宝贵的睡眠时间，她通常会在前一天晚上就穿好第二天上学的校服。初冬的冷风钻进衣袖，她只来得及往身上加件外套，迅速整理睡觉时在校裙上压出的褶皱，舍弃掉早餐时间，就匆匆洗漱准备出门了。出门时，家中还一片安静——从小学开始，她就是自己一个人上学了。

毛毛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离婚，母亲在深圳，父亲在香港。为了让她有一个“更好的求学环境”，父母离婚后，毛毛依然在父亲的主张下继续跨境上学。她曾被接到母亲和父亲各自重组的家庭中辗转生活了一段时间，却从来无法融入其中。即便是寄居在父亲家里的那段日子，毛毛上学的通勤时间也并不短。她需要从家里坐一个小时的巴士到元朗站，再转车坐半个小时到上水。毛毛曾和父亲提起坐更快捷的小巴上学的请求，却并未被同意。父亲脾气不好，甚至在与后妈结婚之前，并没有告知她自己家里有一个孩子，所以后妈也看她“不顺眼”。对毛毛来说，撒娇、赖床——这些小孩子爱用的伎俩——是很稀罕的事情。一次，毛毛试着把睡梦中的父亲叫醒，闹着要他送自己上学，却被半睡半醒的父亲扇了一巴掌，并推下了楼梯。那天毛毛赶到学校的时候，脸上的淤青还没有消去，嘴里仍弥漫着血的腥气。

重组家庭是一个新的整体，毛毛说自己时常感觉她是多出来的一个人，一个外人，永远没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接纳自己的地方。

《107调查》根据迟新丽等人的研究发现，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由于出生地和文化生活的环境差异，大部分跨境学童在跨境生活中都会产生一定的身份认知问题。[1]重组家庭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让毛毛在漂浮的跨境生活中难以像身边其他同学一样体会到“家”的感觉，也让她比任何人都渴望拥有一个家。

入冬后，天亮得愈发晚，上学之路更加艰难，出门时路上仍是一片漆黑。没有低温预警时，毛毛就读的港校要求女生在冬天仍要穿着裙子。直到现在，每当冬天来临时，那段日子吹入骨子里的冷风仍会让她的膝盖隐隐作痛。一个人顶着寒风从家门口走去地铁站，这段无光的路变得格外漫长。穿过小区花园需要走五到十分钟，途中的光源只有手里的手电筒，和手中正在播放着欧美音乐的手机。她其实很怕黑，每天那一段路都叫她心跳加速，只能加快速度走过去，直到远远看到保安室透出的灯光才勉强放心。但害怕归害怕，跨境上学的时间经不起太多耽搁，如果稍微起晚了或者磨蹭了，就没办法赶上地铁，只能自己花钱打车去学校。

学校要求穿黑色小皮鞋，日复一日的行走使得毛毛的鞋子磨损得要比身边同学更快。到香港换乘的巴士老是满座，四十分钟的车程常常只能一直站着。到了学校，毛毛已经筋疲力尽，有时候甚至累到在课上打起瞌睡。而下午四五点放学时，其他同学可以马上回家看电视、吃饭，她却只能在学校附近赶忙吃点麦当劳或者方便面，再拖着疲惫的身躯往家赶。若是遇见大批的水货客[4]，甚至要等到八九点才到家，到那时，毛毛基本累得连晚饭也不想吃了，回家倒头就睡，半夜三更睡醒了再吃两口家里当天的饭菜。久而久之，她的胃也出了毛病，老是没来由地抽痛，去医院检查才得知自己患上了胃炎和胃痉挛。

初二时，为了提高成绩，家里人为毛毛报了一个专收跨境学童的课后补习班。放学后，毛毛要直接赶到深圳的补习班做功课，做完给老师核对，更没有时间吃晚饭。她每天都要背单词，只要错一个单词，老师就会拿起夹报纸的铁杆打一下手。毛毛九点补完课，回到家时，她只能吃重新加热的饭菜。那年，毛毛的体重从42千克降到了38千克。

毛毛时而感觉自己是一颗单轨漂流的行星。跨境生活的两座城市，就好像临时停靠的两个车站，她漂浮其间，周遭人声喧哗，却两边都难以融入。

“我”不应该是生病的那一个

在毛毛看来，跨境生活中维系一段友谊是很麻烦的事情。她对跨境的两座城市、周围的绝大多数人都保持着一种疏离的态度，很难融入，也不愿融入。就算在哪一边交到了比较聊得来的朋友，也无法长时间相处。久而久之，相比起和同学一起聊校园八卦，毛毛更喜欢降低社交的时间和频率，选择一个人看书。她喜欢读心理学方面的书，了解与自己有着同样成长背景的人，学习如何与自己和解。只要是感兴趣的书籍，她都会找来读。

毛毛读初一初二时，香港与内地冲突加剧，水货客的泛滥也使部分香港人产生了对大陆的偏见，加上学校氛围并不是很好，那段日子成了她跨境生活中最难熬的时候。很多时候吃完午饭，毛毛回到教室的第一眼就知道自己的座位不对劲。胡乱翻开的书，撕坏了的作业本被粗暴地摊在桌面上、椅子上、地上，笔袋大剌剌地敞开，里面的笔被乱七八糟地堆在了垃圾桶里。班里很少有同学愿意跟她打交道，因为她是霸凌者口中来自内地的“蝗虫”，如果与她做朋友，那自己也会受到排挤。当面的辱骂、背后的奚落，让毛毛既困惑又难受：“明明我什么都没做，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迟新丽等人研究表明，在港上学参与的活动、使用的语言等会促使深港跨境学童在心理倾向上认同香港身份；而在香港可能体验到的负面情绪则会让他们无法确定其身份的情感归属。[2]毛毛很少和家里人讲起这种矛盾引起的痛苦，觉得家人也并不关心，就只是一直恨恨地记在心里，憧憬着未来的自己可以出人头地。她感觉自己找不到一个安定的环境来卸下防备，“没有一个地方是属于自己的，也没有家的感觉。”

不知何时开始，毛毛发现自己的精力异常充沛。“我可以整晚不睡觉地去看书、复习、做功课。甚至在初一，我就了解过初二初三的课本，有时还会嫌老师教得太慢。”毛毛不明白这莫名其妙的亢奋由何而来，一直也不以为然。直到十年后因为心理问题在医院诊断，回想起当时的精神状态时，她才知道自己在那时就已经患上了双相情感障碍[3]。

上了高中以后，毛毛亢奋的时间比起初中慢慢减少，“每天都很累，很困，想睡觉。”而日复一日的跨境之途更是让她精疲力竭。毛毛的成绩开始下滑，情绪也日益不受控制。

2012年，毛毛在读大学时，她的心理疾病变得严重起来。有时吃药之后，她感觉精神难以集中，学习变成了负担，曾经成绩优异的她开始接连挂科。过去受欺负时憧憬着的未来，终于走到时，却发现是一团糟。这一切都好像生活的连环套：“如果小时候不把我送去香港读书，不跨境的话，我是不是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心理疾病？不会变成现在这么痛苦的样子？生活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一环扣一环地把我往前推，不容拒绝。每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质问自己那个最原始的问题：我是不是不该在这个世界上出生？”

“生病后，我在病痛的折磨下开始埋怨憎恨身边的一切，我恨为什么明明是他们导致的问题，现在却轮到我来承受后果。我必须每天跨境上香港的学校，我被欺负、被冷落，而他们却仍然生活得自在。”

相对特殊的成长环境使得家庭对跨境学童的影响要大于正常上学的孩子。在孩子能够独立跨境上课之前，家长们往往需要匀出大量的时间陪同跨境。覃云云用“全天待命的时间长度”、“高度快速的时间节奏”和“难以调和的时间冲突”来概括家庭——尤其是母亲——在照料跨境的孩子时所付出的巨大时间成本，她在访谈过程中见到的几位母亲都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在陪同跨境上。[4]而《107调查》采访到了一位父亲，他也对此颇有心得。

叮爸：上学是一个挺快乐的过程

“爸爸，再给我一分钟。”指针已经指向六点半，叮叮还在床上撒娇不愿起。叮爸拉了拉她盖着的小被子，抬高了音量：“一分钟都没有了哦，已经六点半了，再赖床就赶不上校车了。”校车早上7：15准时出发，小朋友们排队入关总是非常挤，所以需要尽量在七点整前赶到关口。洗漱、吃早饭，再走路到文锦渡赶上校车，半个小时就可以搞定。把叫叮叮起床的时间压到最后一分钟，这是叮爸在两人长期作起床“斗争”中摸索出的一套方法——既可以让孩子多休息一会，也能让她对时间有更精准的把握，而不是一分钟再加一分钟地往后拖。

送叮叮到关口大概要走过两条小街，在叮爸眼里，那是挺有意思的一段路。小朋友吃完早饭后总会有点犯困，为了让叮叮精神一点，他总会绞尽脑汁跟她聊聊天。在学校里学到了些什么？小朋友之间有什么趣事？有没有被欺负，有没有欺负其他同学？有时候路上遇到地上有些脏东西，两人就会互相吓一吓对方：“有狗屎！”然后一起大笑着跑开。一路跑跑跳跳，玩闹之间，既拉近了父女之间的距离，上学也不再令人感到乏味。

文锦渡口岸的跨境学童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后来疫情来袭，香港封关。大量的跨境学童留在了口岸的这一侧，开始了日复一日的网课生活。离开了群体生活的叮叮一下子少了许多一起玩的小伙伴，学习状态也慢慢下降。这副蔫蔫的样子看在眼里，叮爸叮妈又心疼又着急，便和几个一样被困在深圳的同学家长商量，一起组个小班来听网课。网课的生活又是另一种乐趣。家长们每天轮班执勤，关系也因此更亲近了，平日里只会有一些学业交流的家长群，现在充斥着各种孩子们或玩闹或认真听课的小视频。一个非常热情的家长提来了一个旧的手提电脑用以投屏，这样孩子们就不用盯着一个小小的屏幕上网课，而是可以像真正的课堂一样抬头听课。

孩子们在上网课。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叮叮出生之前，叮爸就和太太郑重地商量过小朋友的教育问题。“要生的话，我们就要尊重小朋友，尤其是我作为一个父亲，第一时间要和小朋友有良好的沟通。”过去有段时间，香港社会不太稳定，舆论一片混乱，尤其是一些上街活动的极端事件，更是让他们担心叮叮会因此受到影响。“我是香港人，我太太是上海人，每次带叮叮回上海，她的亲人们就会给她讲讲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有一些常识。”他们在哔哩哔哩上注册了一个账号，用来记录叮叮成长的点点滴滴，其中有一个小小的亲子活动叫做“爱国心的培养”。在视频中，叮爸会快速地考察叮叮一些常识性的问题：“我们的国歌是？建国的日子是哪一天？中国的人口？有几个省？多少种方言？……”因此，自己是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要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民族，这个道理叮叮一直牢记在心。

叮叮慢慢长大，从小女孩变成了一个即将进入青春期的少女，开始有些叛逆。“上学时我说‘走这边来’，她一定会走另一边；和爸爸妈妈闹别扭的次数也变多了。”上网课以后，因为脱离学校环境太久，叮叮的学业也有所放松，偶尔也不愿认真准备小考。叮爸叮妈担心，若是一直这样下去，叮叮的学业就要因为疫情而耽误了。“我太太着急骂了她一次，但骂完以后我们就开始思考，这样子的责骂是正确的吗？还是应该鼓励式地教育呢？”教导也需要寻找一种合适的方案，既让叮叮觉得舒服，也能促使她上进。

他们约定每周要有两到三次的谈心时间，了解她的现状和心理世界。“所谓谈心，包括三个部分：首先从她最近的喜好聊起，比如说她有段时间喜欢画画，就会问她最近画了什么新画。然后再慢慢谈到学校的一些事情——有没有认真读书呀？最近学到了什么？考试有没有好好准备？最后还要再聊聊感情上的事，因为有时候叮叮不听话就会挨妈妈的骂，这时就要问问她内心的感受，告诉她为什么这样子是不对的，把道理给她讲清楚。”

“还记得一开始看着叮叮独自入关的小小背影，我也有过不忍心，但她却融入得很快。”同一辆车上学的小朋友互相帮忙，彼此之间交换动漫卡牌，很快就成了很好的朋友。在朋友们的陪伴下，叮叮一直很快乐，也从来没有说过辛苦。叮爸想，多年以后回忆起来，这段跨境上学的日子在她的小小心灵里，应该是一段不错的时光。

2023年1月5日，叮叮爸发来了“跨境学童春节后可持48小时内核酸证明每日来港”的政策截图；2月22日，他在哔哩哔哩平台上发布了叮叮在重新开关后第一次返港上学的录像。

毛毛的状态虽不稳定，但也在慢慢好转。她养了一只小猫，并在小红书上注册了一个账号，用来记录生活中一些奇妙的、有趣的养猫日常，也分享自己最难熬的那些日子，鼓励和她有着相似遭遇的人。跨境的那段时光，也许美好，也许令人不愿回忆，却也都真切地成为了她们的一部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出现人物均为化名，具体年龄不予透露。）

参考资料：

[1]迟新丽,洪欣,谢爱磊.身份识别与情感归属——影响深港跨境学童身份认同的因素分析[J].青年研究,2019(01):76-83+96. 根据迟新丽等人的统计分析发现，深港跨境学童身份认同的均值低于理论中值，处于中等略偏下的水平。

[2]水货客：指在内地与香港之间从事水货活动的人，原指商贩通常从境外（包括港澳台）携带商品进入大陆境内，而又没到海关或出入境处报关登记。广义理解为商贩在香港疯狂抢购日用品特别是奶粉，造成香港日用品供小于求，物价上涨得非常厉害。

[3]双相情感障碍（BD），又名双相障碍，是一种既有躁狂症发作，又有抑郁症发作（典型特征）的常见精神障碍。当躁狂发作时，患者情感高涨、言语活动增多、精力充沛；而当抑郁发作时，患者又会变得情绪低落、愉快感丧失、言语活动减少、疲劳迟钝。

[4]覃云云,梁慧娴.一日双城：深港流动中的跨境母职[J].妇女研究论丛,2022(03):36-57.

责校｜刘德熙

美编｜隋雁萌

封面｜辛旭瑞

原标题：《求学记：跨境学童的双城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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