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影片，如何揭开了“后真相”时代的病灶

近期，一部名为《威慑与恐吓》（ Shock and Awe）的影片在美国上映，描绘了911之后小布什政府选择入侵伊拉克时几位新闻人的坚守。在一个民粹主义和“假新闻”漫天飞的时代，回看这段近二十年前的历史，十分发人深省。

影片的情节并不复杂。911之后，共和、民主两党政客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都认同开战，认为美国政府提供的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指控足以支持美军入侵伊拉克，对政府迟迟不能拿出确凿的证据并不深究，然而奈特里德（Knight Ridder）公司的几个新闻人却坚持对真相的追求，认为小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的计划其实是军工集团与新自由主义者的苟合，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出兵是为了满足军工集团的利益，新自由派也憧憬将美国式民主空降给中东，因而根本不去深究中东强人政治下潜伏着的极端宗教情绪与部族冲突。

今天，奈特里德公司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但在移动互联网之前，它曾经是美国最大的报业集团之一，鼎盛时期拥有全美接近40家地方报纸。这部影片的主角是奈特里德公司华盛顿编辑部的主编和两名调查记者，在当时全国为911复仇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发出反对的声音需要了不起的勇气和对新闻真相的执着追求。

这几位新闻人之所以能保持清醒的态度，一方面因为历史的前车之鉴让他们担心小布什可能把美国拉入另一个越战般的泥潭，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奈特里德拥有大量地方报纸，他们的读者基础是广大平民群体，而华盛顿犯下的错误最终将让大多出身贫穷的美国大兵充当炮灰。主编的一番话点明了阶层差异带来的不同视角：“我们不为那些把别人的孩子送上战场的人写作，我们为那些自己的孩子被送上战场的人而写。”对于精英做出的、可能以其宝贵生命为代价的决策面前，平民是否有充分的知情权，还是只能被主流情绪所裹挟，是这部影片提出的最为尖锐的问题。

《黑天鹅》作者塔勒布在新书《切身利益》（Skin in the game）中不断强调：一定要让权力和责任对等。如果决策者决定发动战争，不管理由如何，他得做出表率，最起码得让自己的孩子率先上战场。例如《尔灵山》的作者、日本将军乃木希典，他的儿子就阵亡在攻打203高地的战斗中。而小布什却通过老爸的关系，在越战时在海岸警卫队中“躲”过了上战场，很多美国人对此不以为然。

在影片中，《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被刻画成和政客共谋的角色，为了换取进入政客的圈子，不惜成为特定政策的传声筒。虽然这种批评不免有失苛责，但也的确代表了人们对精英媒体的一种观感，也是对精英的警醒。在信息来源方面，奈特里德的新闻人并不担心被华盛顿的达官显贵拒之门外，他们总是可以从政府里中下层的职员和一些有操守的内部人士那里获得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人虽然无法参与决策，但在整个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流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比如搜集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工作完全结论现行的命题作业——逃不过这些人的眼睛。

伊拉克战争后来的事态发展给了精英一记响亮的耳光。发动战争15年后，伊拉克仍然并没有从战争的阴影中全部走出，部族冲突、恐怖袭击都是家常便饭，极端组织ISIS仍然在中东肆虐。萨达姆被抓被审被杀固然是咎由自取，但伊拉克人也因为美军的入侵付出了100万人死亡的惨重代价。美军伤亡人数是两万人，耗费的资金则是两万亿美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影片中对美国军工集团早就希望发动一场战争来赚军火钱的指责并不是空穴来风，副总统切尼就任前担任CEO的公司哈里伯顿就在伊拉克的重建中赚了大钱。

然而，这部电影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证明20年前的某个历史时刻，大多数人错了，只有少数别具慧眼的新闻人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这部电影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为我们解读了“后真相”时代出现的背景，以及严肃媒体式微带来的危险。“后真相”时代，换句话说，就是一个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眼球经济甚嚣尘上、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社会日益圈层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坚持真相的媒体前景黯淡。

奈特里德在二十年前能够坚持对真相的追求，是因为他们的确能与远在军营、在大农村、在“三线城市”的读者相呼应，但即使在那时，他们要想与主流媒体的“假新闻”抗衡也几乎无能为力。2003年初美军决定入侵伊拉克，我正在美国俄亥俄大学新闻学院读硕士，那时候几乎每天都是24小时有线新闻的全景呈现，也好像是电子游戏一般——战斧导弹横飞，高射炮几乎是无头苍蝇般狂舞——无限贴近现实却又根本不真实。没有多少美国人质疑开战的理由，也没有多少媒体担心陷入泥潭之后阵亡数字会高涨，很多人都坚持认为，重建会像是对伊拉克部队打击的摧枯拉朽一般容易。

“后真相”时代也是一个贫富分化持续拉大的时代，在911之后的美国愈演愈烈，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洗礼之后，美国更是变得日益割裂：一方面精英阶层享受了全球化的果实，虽然有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他们是从复苏中获益最多的人，也是接近十年美股牛市的受益者。另一方面，普罗大众却经历了十年收入的停滞，金融危机中有900万美国家庭被银行收走了自己的房子，等当房地产复苏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却不得不承受房租上涨的压力。

与贫富差距拉大并生的是社会的圈层化日益加深，脸书这样的社交媒体对此推波助澜，一面让“假新闻”的传播如虎添翼，另一方面也加深了信息的鸿沟。真相对于很多人而言都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希望相信的信息，而这样的信息唾手可得且便于随手传播。全球化中失落者的愤懑，转变成民粹主义汹涌而来，推上台的特朗普却加深了美国的危机，成为“后真相”时代最大的吊诡。

奈特里德的被卖则可以作为媒体式微的一个标志。自2006年出售之后，奈特里德旗下的地方报纸大多数处境日益艰难，报纸赖以生存的广告被社交媒体瓜分，数字化转型对于地方报纸而言更不容易，相反以吸引眼球为目标的新兴媒体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大多以煽动性的文字见长，新闻专业主义则往往被抛诸脑后。

《威慑与恐吓》最大的贡献，是打碎了“精英/民粹”、“真相/谎言”的黑白脸谱。在一些情况下，精英的平台也可能为谎言推波助澜，民粹的声音也可能为真相摇旗呐喊。不过，如果“后真相”能够给传播者带来更多的收益，还会留下几个坚守者？

（本文作者系《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