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诞辰130年｜赵利栋：从未刊手稿《中国通史简编原稿》看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的最初尝试

范文澜先生（1893.11.15-1969.7.29）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1941年底，他完成了大约60万字的《中国通史简编》，毛泽东对该书评价很高，曾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因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值此范文澜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共同推出纪念专题，回望历史、缅怀先生。

范文澜与《中国通史简编》

《中国通史简编》是范文澜先生的名著，写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中国通史简编》从最初的底稿到以中国历史研究室为名发表于延安《中国文化》杂志上发表第一编的前几章，再到1941年上册的出版，再到后来历次的修订，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当时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反映。由于范文澜先生留下的直接材料，无论是关于其生平还是著作的相对来说很少，限制了对《中国通史简编》的相关研究，这里介绍一个未刊的资料，即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原稿》。

收藏于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档案馆、现收藏于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的《中国通史简编稿本》。本文档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原稿》

范文澜先生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一共留下两个稿本，一个是《中国通史简编原稿》，一个是《中国通史简编底稿》，均收藏于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档案馆，现收藏于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档案名称是“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稿本》”，一共四函十二册，其中前三函九册是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底稿》，后三册即为本文要介绍的《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原稿》。前面九册《中国通史简编》手稿是用钢笔书写于每页三百字的稿子上的，其中第一编第一至三章是据《中国文化》杂志上刊印本加以修改的；后面三册《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原稿》是用毛笔写于每页三百字的稿子上的。这二种手稿，从字迹上看出于同一人，近代史所档案馆认定为范文澜手迹。这两种手稿上都留有范文澜多次修改的痕迹，而《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原稿》除了范文澜修改的痕迹外，还留有至少二位审稿人的审稿意见，或写浮签粘于稿本上，或直接批于稿本上。

《中国通史简编稿本》第一册封面

在十二册稿本的第一册，留有一个图书介绍式的说明卡片如下。今录如下：

名称：中国通史简编原稿

著者：中国历史研究会

说明：参加本书编辑的同志凡七人。谢华、范文澜、佟冬、尹达、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庆。陈列者为范文澜同志编辑的定稿。

在这个说明卡片页后，粘有一封近代史所建立后初期任近代史所学术秘书、时任近代史的政治史组和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组长荣孟源1969年8月8日写给近代史所资料室的一封信[1]，对这些稿本的来龙去脉作了说明，其信如下：

范老的中国通史简编原稿共拾弍本。

其中玖本是延安初版的底稿，共装订为玖本。第一本中前三章是延安《中国文化》所发表的印本（是马莲纸印的）未能装订，只夹在里边。装订是1950年在北京华北大学开展览会时，历史研究室的几个同志做的，内尚有展览时的卡片。

其中叁本是延安初版底稿的原稿。两本无封皮，壹本有封皮，是1950年华北大学历史系研究室加的。

这拾弍本稿本，约是1953年或1954年时范老交我替他保存。1964年曾问过范老，这些稿本如何处理。范老说，先存着，以后再说。现范老已去世，理应交公家保存，和范老的其他稿本，保存在一起。

原保存者荣孟源先生给近代史所资料室的信件

荣孟源的说明只是交代了《中国通史简编》的《原稿》和延安版《底稿》，但《原稿》和《底稿》的关系，是否就是当时历史研究室合作写的，都没有交代。而荣孟源另一处的回忆，则说这些手稿是1946年范文澜交其保管的，1969年交给近代史研究所。

范文澜同志就是在这盏灯下，坐着一个木凳子，夜以继日地伏案工作……所用的稿子是用有光纸印的。纸质坏，不好写，而且反光刺目。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写出了那么多重要著作，仅两册《简编》就将近六十万字。这两册手稿，从一九四六年起一直由我保存着，一九六九年交给了近代史研究所。这两份手稿，就是范文澜同志当年艰苦工作的最好见证和纪念。[2]

同样没交代《原稿》及其来历。荣孟源在这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中国通史简编》原是毛泽东亲自托付给范文澜的一项工作，即编写一部十多万字的中国通史，为一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中国通史简编》写成数十万字的宏篇巨著后，范文澜觉得必须完成这个任务，“七大之后，由他主持，由叶蠖生同志执笔，终于写成了一部十多万字的《中国史课本》，从古代起，一直写到抗日战争，分上、下两册，可惜这部书只印行了上册，下册刚印出来就遇到蒋军进攻延安，被焚毁了”。那么这两册《〈中国通史简编〉底稿的原稿》是否是《中国史课本》的稿本呢？经查对叶蠖生编的《中国历史课本》[3]，两者不仅是文字，即使是体系也不同，不可能是《〈中国通史简编〉底稿的原稿》。

解放后范文澜对《中国通史简编》的编纂有一个说明：

一九四〇年我去延安，中宣部要我编写一本十几万字的《中国通史》，为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我当时就同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的几位同志分工写作，由我总编。由于缺乏集体写作的经验，对如何编法没有一致的意见，稿子是齐了，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中宣部索性叫我从头写起。[4]

据此，推测这三本十万字左右的《原稿》有可能是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最初的稿本，然后经多位同志审查后，觉得不适用，后即搁置不用，从头再写。这或许是荣孟源把这三本稿本称作“中国通史简编延安版底稿的原稿”的原因。

《中国通史简编原稿》目录与内容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原稿》，除绪言外，分为三章三十五节，从原始社会写至清朝鸦片战争之前，约十万字。《原稿》未刊本没有目录，现整修如下：

绪言 

第一章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构成时代——远古到战国第一节我们的祖先是原始共产主义者

第二节“民”在历史上出现了——夏商（殷）的奴隶社会

第三节奴隶的“民”变成农奴的“民”——西周封建社会开始了

第四节：人民第一次起义——出现了短期的贵族共和

第五节：社会在激变中的东周

第六节：反映社会激变中的新思想

        天与人的关系

        神与民的关系

        君与臣的关系

        君与民的关系

        民主思想

        公布法律

第七节：孔子与墨子

第八节：战国七雄

第九节：老庄与孟荀

第十节：诸子百家

第二章：封建社会兴盛时代——（秦——南北朝）第十一节：民族国家的成立——秦

第十二节：第一次农民大起义

第十三节：疆土广大的西汉朝

第十四节：王莽复古与农民起义

第十五节：反抗黑暗文化的思想家王充——东汉

第十六节：太学生运动   农民起义

第十七节：军阀混战到三国鼎立

第十八节：腐朽的统治招来五胡乱华的悲剧——西晋五胡十六国

第十九节：汉族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南朝

第二十节：黄河流域民族大同化——北朝

第三章：封建社会变动时代（隋——清鸦片战争）第二一节：暂时的统一——农民大起义——隋

第二二节：强大的唐朝与均国制度

第二三节：唐朝工商业的发展及其影响

第二四节：藩镇割据  农民大起义

第二五节：全国大分裂——五代十国

第二六节：王安石变法——北宋

第二七节：女真占领北中国——金

第二八节：苟且偷安的小朝廷——南宋

第二九节：新的儒学——理学（宋学、道学）

第三〇节：中国第一次全部沦陷——元

第三一节：高度的个人独裁政治——明

第三二节：阳明学派与西洋科学的输入

第三三节：中国第二次全部沦陷——清

第三四节：民族压迫与民族反抗

第三五节：闭关时期的财政经济状况

《原稿》从内容的分配上来看，值得注意的是有两点，第一是关于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相当多，三十五节中有七节来介绍中国自先秦到明清思想文化，第二是内容上有详前略后的情况，《原稿》一共九十六页，而第一章秦以前部分就占了五十九页。如果单纯从章节的编排上来看，后来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确实有相当部分可以说是《原稿》的扩写，《原稿》中许多章节都能够在后来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中找到。从表格看，《原稿》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内容，基本和《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和第三编的内容相符，但是《原稿》第一章的相关内容与《中国通史简编》[5]第一编的内容颇有不同，如《原稿》第一章第六节“反映社会激变中的新思想”在《简编》中就没有涉及；第一章第四节“人民第一次大起义——出现了短期的贵族共和”与《简编》就有相当的不同。

《原稿》上也留有范文澜复阅稿子稍加删改的地方，大部分都是文字方面的删削，但也有比较反映作者思想的文字删去了。如第一章第十节《诸子百家》中最初有这样的表述，“战国时代议论自由，各人得发表自己的学说，同时也引起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结果，对统治阶级有利的学说发达起来，有害的归于消灭”，范阅后时把后一句删掉了。如第三章第三十四节《民族压迫与民族反抗》讲“乾隆帝修《四库全书》目的，着重在破坏寄托民族精神的文化”，改为“着重在消灭有关民族意识的文字”。又如论吴三桂起兵反清，“三桂自称兴明讨虏大将军，号召恢复明朝。不论三桂动机如何，这一行动还是有意义的”，范再阅文稿时，把后一句删去了。

《原稿》绪言

《原稿》另一值得注意的是留有许多审稿人眉批和签条。主要集中在第一章，第二、第三章只有零星的眉批[6]。这些眉批与签条或指出错误，或探讨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谨举几例，比如范文澜的《绪言》中写道“在阶级社会里，人民大众的文化绝无充分发展的自由，因之所谓民族文化，在表面上往往以统治阶级的文化作为代表而出现”，审稿者对此有不同意见，在这一行上作一眉批：“仍是不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为例”。第一节讲原始社会“各族进化程度不齐，或先或后”，审稿者即于其上批曰“在原始时期，何尝有上述各族”。从笔迹看《原稿》应有多人看过，也留下当时的学术商榷。试举一例。《原稿》中说“我们的祖先是原始共产主义者”这一节，范写道“农业——这时候人们学会削木为耜，揉（曲）木为耒（人力耕犁），耕种土地，烧山林开辟耕地，制造陶器，部落间交易物品（日中为市），也在这时候开始，古史称神农氏时代”。审稿者在上面写道“这些大都是奴隶社会的事情，已超出氏族社会。对古史应取一般科学的叙述”。[7]后面有人又审了一次稿，作一浮签，写道“农业一段并未超出氏族时代。眉批不一定对”。[8]后一审稿者也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与疑问，如“结绳记事，现在野蛮民族还有。中国古代传说应可靠。八卦是文字，我怀疑”，“夏殷是并存呢？还是有先后？”“汤、桀是上下级关系呢还是两族斗争呢？”

《原稿》、眉批、《底稿》、《简编》有时候也有互动，比如对唐末黄巢农民起义失败原因的探讨。

《原稿》：“农民起义军不得适当的根据地，最后一定失败，这在历史上是没有例外的。可是统治阶级不允许起义军根据地的存在，要建立根据地，困难更大，因此农民起义军一般采用流动战术，避实击虚，在流动中壮大自己的力量，但同时也养成轻进易退，能攻不能守，遇强敌怯战的弊病。黄巢流动十年，有兵数十万，如果在攻长安以前，用全力造成根据地，改善政治，训练军队，利用藩镇间矛盾，避免大战争，经过几年休养，再攻长安，那时候胜利的把握就大得多。”

眉批：“农民起义军的不能单独成功，是阶级性的限制。它或者被地主阶级背卖，或者得无产阶级领导而成功，不在根据地问题。”

《底稿》：“黄巢号召广大农民反抗统治者，他虽然想要讨灭奸臣，革新政治，但在封建社会里，还没有先进的工人阶级领导他们，农民起义绝对不会获得真正的出路。农民起义领袖不是出卖农民，自己变成大地主，就是被地主势力击败，牺牲无数生命”。

《简编》：“黄巢号召广大农民反抗统治者，要讨灭奸臣，革新政治，这就是他能胜利的原因。但是他当了皇帝建立政权以后，人民少量耕种他不管，人民饥寒他不管，士兵们吃树皮他也不管；他却模仿地主阶级的腐化生活，他的部下，也都去做官、夸功、享乐、淫乱，于是他们脱离了农民群众。黄巢被地主生活腐蚀了，可是他又大量屠杀读书识字人和投降官吏，朱温叛变，旧官僚地主和由农民领袖新变成的官僚地主，都跟随朱温叛变走了。黄巢失去农民的拥护，而又被地主阶级抛弃，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9]

带有审稿人眉批和签条的《原稿》

眉批：“农民起义军的不能单独成功，是阶级性的限制。它或者被地主阶级背卖，或者得无产阶级领导而成功，不在根据地问题。”

范文澜最初认为黄巢农民起义失败是由于没有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审稿者则认为是没有得到先进阶级的领导，在随后的写作中，范文澜吸收了这个意见，而后来范文澜修改《中国通史简编》时写黄巢失败的原因在于脱离民众，生活腐化等。范文澜对黄巢起义失败原因观点的变化，如果联系当时中共抗战时期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或许可以有更深的理解。范文澜到达延安前，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0]，提出中国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而流寇主义思想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存在，“根据地思想和流寇主义思想的斗争问题是任何游击战争中都会发生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也不例外”“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利于长期支持游击战争”。而在抗战胜利后讲范文澜讲黄巢起义失败原因，如果联系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对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的重视[11]，强调吸取李自成失败经验教训，或许对范老所论有更深的体会。

范文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创新及史学实践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出版后，金灿然以“一个参与编辑”者的资格写过一篇介绍文章，说《通史简编》的写作贯穿着“一定的观点，一定的方法论”，即“马克斯所发表的，应用的，又为其优秀继承人发展了的唯物史观”[12]。这里这种“发展了的唯物史观”具体到范文澜写作《中国通史简编原稿》时，更多应该指范文澜曾反复阅读、认真阅点、“写了许多札记”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3]，具体来讲是此书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部分”。

《中国通史简编原稿》开头是一个长达三千字的《绪言》（原稿全书不到九万字），而这份绪言大体上阐述了生产方式、生产工具、生产关系的概念，以及由于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引起社会形态的变化。范文澜从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和“社会的动物”的属性谈起，指出因为生产必需“规定人与人中间相互的联系”产生“社会关系”，工具与人力（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构成生产力，“人与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构成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性质。生产工具的改善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产生新的社会制度。“石头工具”对应的是“原始公社社会”，铜制工具造成奴隶社会，铁制工具造成封建社会，蒸汽机器造成资本主义社会。范文澜认为“原始公社的、奴隶占有制度的、封建制度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是人类历史“五个基本式样的生产关系”。范文澜并联系到中国历史的发展，认为“中国历史自鸦片战争以前也经历了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大阶段”。

如果说上述范文澜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的解释主要来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4]，那么，关于历史的主人段落是范文澜根据上述的观念提出自己的观点。他写道：

历史进化的原动力既是生产力，那么制造工具，使用工具，创造生产资料的工人、农民以及其他生产劳动者（体力以及精神的），无疑是历史的主人，社会的本体，民族的基干了。人类历史是劳动群众活动的历史，没有他们就没有一切。[15]

《简明教程》相关段落则是这样的：

由此可见，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便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底行动，归结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底行动，而是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底历史，劳动群众底历史，各国人民底历史。[16]

《绪言》的部分内容1949年曾经以《谁是历史的主人》为题发表，被认为是中国史学家中最早提出“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一观点。[17]范文澜把《简明教程》中提出历史研究的内容转变为历史的主人问题，从客观研究主体转化为历史前进的动力。同时范文澜把“其他生产劳动者（体力以及精神的）”作为“历史的主人”一部分，如果联系《绪言》后面所说“人类文化总是通过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表面上往往以统治阶级的文化作为代表出现”，[18]实际上把《简明教程》中提出的“帝王将相底行动”包括到“历史的主人”中了。

《原稿绪论》最后的部分，主要来源于列宁的《论国家》。范文澜吸纳了列宁“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机器”、“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观点的同时，特别强调文化事业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国家机器、文化事业是统治阶级组织的、思想的两大工具”，这些强调应与当时中共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争论。

范文澜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理解，“历史的主人”的观点，对文化作为统治工具的强调，自然体现在范文澜的历史写作中。范文澜在《简编原稿》中把中国历史发展归结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阶段，只是在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各走着不同的道路，例如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阶段转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然而在《中国通史简编》正式出版时，范文澜所写《序言》开首即强调中国历史与人类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通过“生产力”这个概念，强调分裂在历史上的作用。如讲到三国历史时，说东汉末年军阀长期混战，使黄河流域地区遭受空前的破坏，“生产力骤然下降，全国去重心”，“由多数军阀割地争雄，进到三大国分立，再由中心地区生产力某种程度的恢复来完成统一，从这一意义说，三国分立也有它的历史作用”。又如说五代十国“全国统一来说，自然是一种分裂，但比唐末混乱，却已前进了一步”“南方各国在那时候的分裂，起着保全生产力免受过度破坏的作用，这种分裂有它的进步意义”。又如“吴越国都城杭州，人物殷盛，号称地上天宫……人民在所谓‘中央统一政府’的名义下，敲骨剥髓，饿死流亡，大受暴政的灾祸，这时候。吴越等国分地自立，完全是必要的，因为唐在实际上已成待亡的国家，既不能成为中央，也不成为统一，它的存在，止起害民作用，从害民统治分裂出来，正是进步性的政治处置”。[19]                 

对历史主人理解的宽泛，让范文澜把更多的内容纳入《原稿》，如对“国人”“士”的叙述。如把周厉公时的国人起义称作“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民起义”；专列第六节“反映社会激变中的新思想”，用“天人的关系”神与民的关系“君与臣的关系”“君与民的关系”“民主思想”“公布法律”等条目记述“一部分统治阶级表现出的新思想”，称士的言论自由，互相辩论“造成古代文化的黄金时代”。[20]对中国古代有名的秦始皇，也能给予正面的评价，“他使尽人民的力量，创造中国立国的规模，他的事业是伟大的，但更伟大的是当时全国人民的力量”。

强调文化事业是统治阶级统治的两翼之一，在《原稿》显然也有反映，那就是关于思想文化部分过多，几占三分之一的篇幅。在论述中强调文化对统治阶级的用处。如在论述宋朝理学时，强调理学为统治阶级所需，是求官的敲门砖，“南宋以后统治阶级崇拜程朱理学，认为它是中国文化的正统，是尧舜禹汤周礼的继承者，原因就在这一范型的官僚，在政治上总是占正统地位，他们依环境、时代的变化，变化他们口头上、状貌上的表现。蔡京、秦桧、贾似道和乡愿的传统，实质都永远不变”。[21]

范文澜学术观点溯源举隅

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活跃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后，既然需要解决现实中阶级立场与民族立场问题，也需要在理论上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关系。即使在一致同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中共领导人也有不同的阐释。如在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的总结中国的历史遗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变为方法”。接着提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的应用它”。[22]张闻天在报告中提出要“以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革命方法去教育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并以此去研究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各方面。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人民所接受，认真批判各种不正确的思想。”[23]王明在会上表示“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是将“马列主义理论民族化，即是将马列主义应用于中国”，“完全是对的”，也完全同意毛泽东与张闻天的意见，同时提出要注意的五点意见，“首先须学习马列主义……只有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然后才能运用和民族化”、“不能庸俗化和牵强附会”、“不能以孔子的折衷和烦琐哲学来代替唯物辩证法”、“不能以中国旧文化学说来曲解马列主义，而要以马列主义来了解和开发中国文化”、“不能在‘民族化’的误解下，来忽视国际经验的研究和运用”。[24]这里略举的几例就可以明显可以看出当时中共党内在一致同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对如何“中国化”则是意见不一。范文澜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讨论过程中进入延安的，自然会受到这种氛围的影响。这是只举两个例子。

范文澜是1940年到达延安的，当时历史研究室的负责人是陈伯达，虽然后来有人回忆说“陈伯达被任为主任，但他只是挂个名，极少过问研究室工作，似乎是一个局外人”，就是这样一个不管事的人，“范老来后不久，陈伯达召开研究室会议”。[25]当时在中宣部工作的陈伯达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是通过发掘中国文化中含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思想，从而让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起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26]陈伯达在探讨新文化运动的不足时，强调利用旧文化传统，研究中国历史，“接触和理解民族的和社会的更丰富而更复杂的生活”“从千头万绪和千弯万折的史实中去抽引中历史活生生的法则”[27]在这样的原则指引，陈写了一系列的著作，其中《墨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也引起毛泽东的关注与讨论。[28]自然，也引起当时正在进行《原稿》写作的范文澜的注意，并把相关的观点写进了《原稿》的相关章节，尽管范文澜早先所持的观点与陈伯达并不相同。[29]

先说《孔子的哲学思想》与《原稿》第七节“孔子与墨子”的关系。《原稿》讲到孔子是鲁人，“宋、鲁是保存殷周两朝文化最完全的国家，又都是最守旧的国家……这给好学不倦的孔子以集大成的机会，同时也赋予了保守主义的本性”，而《孔子哲学思想》开头则说“孔子的先人是殷微子之后的宋国贵族，其后居鲁……在鲁国特别保守着宗周文物制度的传统”“鲁就是一个周代封建文物的博物馆……熏陶于这典型的封建邦国中，这样使孔子成为封建统治思想的集大成者”。[30]

《原稿》认为孔子的思想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其哲学思想，“一方面承认事物是变动的，另一方面又承认特定的事物是不变的”，这思想应用到政治方面是“正名”，名实问题，应用到人生观，就是中庸主义；应用到宇宙观方面，“就是信天命”。应用到伦理方面，“就是忠与孝”，“礼”与“仁”。这些与《孔子的哲学思想》大体相同。

如论“正名”，《原稿》是：

首先是“正名”，名（概念）实（事实）相符，自然是必要的，可是孔子所谓的正名是颠倒过来的，就是正名分（贵贱尊卑），也就是行周礼。根据古圣人或自己规定的名来考核现存的实，如果事实不合主观上的名，就否定那个事实的作用和意义。后来专制皇帝诛心的办法。就从正名学说引申出来的。

《孔子的哲学思想》中是这样写的：

孔子也没有完整地提出名实问题，然而在这里，却正流露了孔子关于名实关系之见解。在孔子看来，名是第一，“事”（事物）是被名所决定，而不是名被“事”所决定。名实的关系在这里是被颠倒的。孔子把真实的世界变成概念的世界，而且把概念的世界看成不变的世界，可是孔子的概念世界，不是别的，却正是自己真实世界的反映……这种真实世界不是别的，就是封建秩序的世界；孔子的正名，就是在于根据这封建秩序所规定的，作为一切事物的准则。

这里可以看到范文澜除了把《孔子的哲学思想》进行通俗化外，还加进一点自己的意见。[31]

当然，在《原稿》论述孔子思想的地方，范文澜明显有对陈伯达的观点有同意有不同意的，比如“中庸解释为符合社会运动的行动，那是很好的，不过，孔子所谓的中庸，是士的思想，是调和阶级矛盾的思想”。[32]

《原稿》论述孔子思想部分有两条眉批，论述礼与仁的那段上批“订定了封建社会政治的、经济的固定秩序的礼”，在论述孔子对中国文化推广、流传的功绩段批有“可是值得指出孔子基本唯心外，还有一些个别唯物和辩证的东西。例如：‘子不语怪、力、乱、神’‘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文质彬彬’‘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些眉批都没有体现在《中国通史简编底稿》中，且后一条批语与毛泽东给张闻天信中谈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非常相近，信上是这样说的：“（六）没有明白指出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形而上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33]那么，毛泽东和张闻天讨论陈伯达的《孔子哲学思想》是否有其他的意味？或许有。1943年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期间写了长篇《反省录》，其中一条错误是“过份估计外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强调他们光明的、革命的一面，忽视了同他们的阴暗面，如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平均主义、散漫性、无纪律性作斗争……于我对大批新来的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发展起来了”，张闻天举的例子是“一九三八年我写的《待人接物问题》的文章（原为对抗大某期毕业同学的统一战线式讲演稿），即为这种态度的思想表现”，而张闻天在《论待人接物》中把“中庸”解释为“一定历史事物在一事实上时间空间中所持的坚定的、中肯的、恰当的、如《中庸》上所谓‘强哉矫’的立场”。[34]

关于墨子，范文澜自己前后多有变化，在中共或党外的史学家与哲学家内部也有相当的争议，但《原稿》观点无疑可以确定来自陈伯达的《墨子的哲学思想》，间接来自毛泽东。范文澜在《原稿》中说“他的原始唯物论观点和原始辩证法观点，就是他最优美的知识综合”，后来陈伯达把《墨子的哲学思想》以《墨子新论》出版单行本时，副标题即是“一个伟大的唯物论者和原始辩证家”，而毛泽东给陈伯达信中提的意见第一条就是“（一）题目，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35]

如果要说范文澜《原稿》论墨子部分受到《墨子的哲学思想》的影响，直接的证据则来自《原稿》的两段文字，几乎完全来自《墨子的哲学思想》。

《原稿》：墨学的精神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圣哲之精神，数千年来深深渗透在广大人民的灵魂中。中国共产主义者，在近代中国无产阶级的基础上，把墨家伟大的精神，从自己伟大的有组织的行动中再现出来。

《墨子的哲学思想》：可以说，这些墨者——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圣哲之精神，数千年来渗透于我人民的灵魂中。这个人民族的人民，曾最善于艰苦奋斗，并善于死里求生，关于主持正义而厌恶强暴……这些都是和墨家的精神不可分开的，而在今日民族多难，祖国存亡垂于呼吸的时候，发挥墨家的伟大精神宝藏，尤具特殊意义。事实上，凡是知道近代中国的历史运动的，就能知道我国古代这些伟大的圣誓，已在近来获得了一种真正能够继承其最优美的传统的后代——中国共产主义者，他们在近代中国无产阶级原有基础上，把墨家伟大的精神从自己伟大的有组织的行动中再现出来。

《原稿》：他们在颠扑不破的世界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基础上，发挥墨家各方面优美的学说，克服墨家的弱点。他们充满着自信的活力，从事保国卫民的事业，科学地追求“兼爱”的大同前途。他们继承民族先人的事业，在从事于伟大的历史之解决。墨学的复兴和发展，表示着中华民族的前途无限光明。

《墨子的哲学思想》：他们在颠扑不破的世界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基础上，发挥墨家各方面优美的学说，克服墨家的弱点。他们所表现的，已不是被压抑者的窒息，而是充满着自信力的活跃，坚实地踏上了展开墨子“迁行”的道路，他们从事保国卫民的事业，他们科学地追求“兼爱”的大同前途。他们继承我民族先人的事业，在从事于伟大的历史之解决。[36]

《原稿》论墨子部分

陈伯达关于墨子哲学的阐发，后来引起中共党内理论家的争论，郭沫若后来写《墨子的思想》中完全把墨子形象倒过来，开头即说“墨子始终是一位宗教家，他的思想充分带有反动性——不科学、不民主、反进化、反人性，名虽兼爱而实偏爱，名虽非攻而实美攻，名虽非命而实皈命，像他那样满口王公大人，一脑袋的鬼神上帝，极端专制、极端保守的宗教思想家，我真不知道何以竟成为‘工农革命的代表’”！[37]。研究者认为这是由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关于墨子的章节引起的，但总觉得不是那么能说服人。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原稿》作为《中国通史简编》最初写成的稿本，其中不仅仅可以看出范文澜自己的学术与思想，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延安学术思想界的多元取向。

注释：

[1] 荣孟源的职务，参考了赵庆云《荣孟源潜心筑础》（《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史学》第124—125页）。范文澜1969年7月29日去世。

[2] 荣孟源：《范文澜同志在延安》，温济泽等编《延中央研究院回忆录》第18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984年版。

[3] 叶蠖生《中国历史课本》没找到1945年的版本，是用1949年的修订本进行查对的，这版的说明修改只是“为着迁合今天需要，已决定重行编写，但一时还赶不上本学期的应用，仅将其外国史部分删去，字句稍加修正，以应一时急需”。这本《中国历史课本》无论从章节还是文字均与《〈中国通史简编>底稿的原稿》不同。

[4]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第2卷第4期（1951年），后《科学通报》、《人民教育》等转载，收入《范文澜全集》第8卷。

[5] 《中国通史简编底稿》，和第一版的《中国通史简编》基本相同，有些论述细节或结论上有些不同。第一版的《简编》和后来通行本的《简编》也有些不同。

[6] 从学术观点推测，当时审稿者之一可能是吴玉章。另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出版前曾经吴玉章审阅，吴提出的审读意见集中于先秦部分，且部分观念和眉批比较相近，见《吴玉章为中国史稿致吴亮平信》（载程立、陈兵军编著：《吴玉章往来书信选》，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此信系年为1945年，误，应为1941年。）

[7] 范文澜：《原稿》第9页。

[8] 范文澜：《原稿》第30页。

[9] 引文分别见《原稿》18—19页，《底稿》第五册，《简编》第275页（新知书店1948年版）。

[10] 毛泽东：《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最初发表于《解放》40期（1938年5月）。

[11] 毛泽东：《学习与时局》，《毛泽东选集》第3卷；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1944年11月21日，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12] 金灿然：《中国通史简编是怎样写成的》，《解放日报》1941年12月13日第4版。

[13] 据王兰西回忆，范文澜在抗战初期曾对《联共党史》、《斯大林选集》进行过细致的研读，见王兰西：《抗战初期的范文澜同志》，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59页。

[14] 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史教程》，第149—165页，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39年。范文澜《原稿绪论》对于《简明教程》论及新的生产关系是如何从旧的生产关系中发展出来的等稍复杂点的理论都略而未讲。

[15]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原稿》第3页。

[16]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54页。

[17] 黎澎：《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黎澍自选集》第124页。

[18]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原稿》第6页。范文澜的这个表述，受到审稿者质疑，见前引。

[19] 范文澜：《原稿》第26页。《底稿》中此段已不见。

[20] 这一节的绝大部分内容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删除了。

[21] 范文澜：《原稿》第78—79页。

[22] 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央档案馆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部分内容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为名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

[23] 洛甫：《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

[24] 王明：《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得最后胜利——1938年10月20日在中共六中全会上的发言提纲》，载余子道、黄美真编《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

[25] 叶蠖生：《我所了解的中国历史研究室》，温泽济等编《延中央研究院回忆录》第69—70页。

[26] 参看[美]雷蒙德·f·怀利著，杨悦译：《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三、第四章。

[27] 陈伯达：《论新文化运动中的民族传统》，《解放》第64期（1938年7月）。

[28] 毛泽东：《关于〈墨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的信》、《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1993年版）第2卷，第156—165页。

[29] 范文澜早期对诸子学说的观点，见范文澜：《诸子略义》，收入《范文澜全集》第二卷。

[30] 范文澜：《原稿》第41页；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解放》第69期）第20页。

[31] 《原稿》第42页；《思想》第20—21页。比较奇怪的是《底稿》中，范文澜对《孔子》一节完全重写过，不用唯心唯物来论述孔子的思想，主要是士阶层的地位来论述孔子思想。

[32] 范文澜：《原稿》第42页。

[33] 《原稿》第43页；毛泽东：《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第163页。

[34] 张闻天：《反省录》；《论待人接物》，收入张闻天传记组、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编：《张闻天论青年修养与待人接物》（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43—44页。

[35] 《原稿》第45页；陈伯达：《墨子新论》（作家书屋1943年版）；毛泽东在《关于〈墨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的信》（1939年2月）在说“《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又说“题目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见第156页。

[36] 《原稿》第45页；《墨子的哲学思想》（《解放》第104期）第25页。另《原稿》第六节论老子等部分有取材于陈伯达《老子的哲学思想》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开端》等文，不具列。

[37] 郭沫若：《墨子的思想》，《群众》第8卷15期（194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