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异服新穿》：一“衣”带水的中日近代史

中日两国的关系经常用“一衣带水”来形容。这本来是说两国地理位置仅仅隔着一条像衣带一样的水域，非常接近。然而，不将“衣”做为一种比喻，而作为一种实体来看中日两国的近代史，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在《异服新穿：近代中日服饰交流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以下引文页数略）一书中，作者刘玲芳试图从“服饰交流”的视角挑战“近代化”=“西化”，以及日本服饰上的“脱亚入欧”，“先进的日本影响落后的中国”等等传统历史叙述模式。

《异服新穿：近代中日服饰交流史》中日文版封面

就“新词”而言，首先是15-19世纪中国翻译了西欧传教士的新知识后传播至日本，再回流至中国的词汇占大多数。例如，“地球”“地中海”“红海”“热带”等等都是首先出现在清代文献中。明治维新以后，福泽谕吉等人也是一边查阅《康熙字典》，一边翻译西洋书籍。根据一项实证研究的结果，在中日同形词语中，68%出自中国古典文献，27%来自日本的“和制汉语”。可以说，现代的汉语与日语是双方相互“共同作业”的产物（原田敬一，《日清・日露戦争 : シリーズ 日本近現代史 3》，岩波書店，2007年，2-6页）。如果参照刘玲芳的“服饰史”研究，就会发现其中也有相同的现象。

薙眉与黑齿的女性形象

首先对日本服饰产生兴趣并留下文字记载的是最早一批中国驻日使节。虽然自明代起，坊间就有“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的“日本人传说”，但是当他们真正看到一些迥异于中国的风俗后，仍然大惑不解。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女子染黑牙齿与剔眉毛的现象。例如，首代驻日公使何如璋就记载道，“长崎女子，已嫁则薙眉而黑其齿，举国旧俗皆然，殊为可怪”。事实上，不仅是一般的女子，成年的贵族也是如此。明治维新后不久，英国公使巴夏礼（Sir Harry Smith Parkes，1828－1885）觐见了明治天皇，也惊异于对方的装扮。“（天皇）的眉毛都剃掉了，然后重新画在高高的额头上；他的脸颊涂上了胭脂，嘴唇也涂上了红色和金色。他的牙齿是黑色的。如此滑稽而扭曲的形象……”（唐纳德・基恩，《明治天皇》，曾小楚，伍秋玉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18年，159页）。

巴夏礼与明治天皇

或许这样的天皇形象既不符合海陆军大元帅的气质，也不符合文明开化的舆论氛围，在大久保利通后来的改革中就被统统被废除了。一副军人打扮、充满“男性气概”的天皇“御真影”开始广为流传（多木浩二，《天皇の肖像》，岩波書店，2002年，119-120页）。作为国家制度上的服饰规定也相继颁布了。“1870年，明治新政府决定陆军部队采用法式军服，海军则采用英式军服，以此在传统的军服制度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同年，拥有勋位等级的华族贵族以及工部省的官吏采用了西服。接下来，于1871年在警察制服、邮政人员制服、兵部省官员服方面，以及1874年在铁道人员制服方面都进行了大改革，均采用西式制服”。正如清朝官员李圭留下的记载一样，“宫阙、衙署、武营、兵制半仿西式，职官、兵士、巡捕及一应办公之人，皆泰西装束”。但他也对这种盲目的西化表示疑惑，“惜乎变朔望、易冠服诸端，未免不思之甚也”。黄遵宪则认为，“然日本旧用布用丝，变易西服，概以毳毛为衣，而全国向不蓄羊，毛将焉傅？不得不倾资以购远物，东人西服，衣服虽粲，杼轴空矣”，服饰的西化会影响了日本的传统经济。

1862年，“月代头”型的福泽谕吉在巴黎；1918年，蓄须的内村鉴三在美国

事实上，在“文明开化”的热潮中，不仅服饰，日本人连发型和胡须都开始追求西化。原本传统的日本武士一般剃月代头，不留胡须。但这种发型与装扮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洋各国都引起了议论。黄遵宪就留有诗云，“对镜惭看薄薄胡，时妆孤负好头颅。青青不久星星出，间引毛锥学种须”。另一方面1871年在美国，作为岩仓使团特命全权大使岩仓具视“身穿和式外褂、裙裤，头上扎着公家特有的发型”，虽然是为了“弘扬日本国威”的目的刻意展示自己的贵族装饰，但对于普通的美国人而言，这种装扮看上去像是“马戏团的表演”。 最终，在森有礼的劝谏下，岩仓才“脱掉了象征公家文化威信的直衣，舍弃了自己的发髻”，穿上了象征“文明开化”的西服（真嶋亚有，《“肤色”的忧郁：近代日本的人种体验》，宋晓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62-64页）。

1860年，幕府的派美使节团视察美国华盛顿军工厂留影，全员旧武士装扮

1872年，岩仓使节团在美国，仅岩仓具视武士贵族装扮

但反过来，自认为自己西化了的日本人开始嘲讽当时清国人留辫子。自1895年后，大量的中国留学出现在日本学校，辫子被嘲讽为是“猪尾巴”。鲁迅的名文《藤野先生》有记载，“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象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由此可见，“辫子”对于身份识别的重要性。据周作人说，鲁迅的第一篇小说《阿Q正传》的“Q”字实际上也是隐藏着“辫子”的象形。最初，鲁迅等人作为官费留学生等着毕业后回国做官，所以不敢轻易剪掉。但随着东京革命气氛日渐高涨，中国的留学生开始比赛剪辫子了。“鲁迅在抵达日本的第二年剪掉了辫子，景梅九是在被日本同学多番嘲笑之后终于下决心剪掉了辫子，黄尊三则是刚入学就剪了辫”。周作人则是在上海时就剪掉了辫子。

1903年东京，鲁迅剪掉辫子后的留影；周作人在日本时的留影

不论“剪辫子”背后的意识形态为何，但的确给日本商人带来了绝好的商机。“辛亥革命之后，由于政府倡导的剪辫政策，人们对帽子的需求量暴增，这为日本的制帽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利润。日本向中国输出的，有高帽、礼帽、鸭舌帽（鸟打帽）等冬天戴的帽子，以及草帽、台湾巴拿马帽、防暑帽等夏天的帽子。在中国帽子进口总额中，日本制造的帽子占了三成，远超他国”。在甲午战争以前，“殖产兴业”的日本实际上主力发展的是轻工业。根据明治时代人的观察，“在日本向中国输出的商品中，最有前途的应数棉纱棉布和海产品以及杂货类的商品吧。其中棉纱棉布类商品……是中国进口贸易商品中最重要的，占据了进口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在我国对中国的输出商品中，实际上每年四五成都是棉纱棉布类的商品。而具体来看在我国对外输出的棉纱棉布类商品总额之中对中国输出的比例，可以得知其占据了整整七成。”到了大正以后，日本对华经济输出才从商业资本转为以金融、重工业资本为主（三谷太一郎，《日本的近代是什么？问题史的考察》，曹永洁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138-146页）。

另一方面，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中，改穿日本和服的风气也悄然兴起。周作人在《怀东京》中写道，“我那时又是民族革命的一信徒，凡民族主义必含有复古思想在里边，我们反对清朝，觉得清以前或元以前的差不多都好，何况更早的东西。为了这个理由我们觉得和服也很可以穿，若袍子马褂在民国以前都作胡服看待，在东京穿这种衣服即是奴隶的表示，弘文书院照片里（里边也有黄轸胡衍鸿）前排靠边，有杨皙子的袍子马褂在焉，这在当时大家是很为骇然的”。事实上，对倾向于革命的学生而言，他们往往有一种中日“同文同种”的幻想，以区别于要推翻的“满清”。章太炎就煞有介事地指出，“夫自族民言之，则满日皆为黄种，而日为同族，满非同族，载在历史，粲然可知。……其文字风俗之同异，则日本先有汉字，而后制作和文，今虽杂用，汉字犹居大半，至满洲则自有清书，形体绝异。若夫毡裘湩酪之俗，与日本之葛布鱼盐，其去中国，孰远孰近，然则日亲满疏断可知矣”（章太炎，《正仇满论》《章太炎全集 太炎文録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227-228页。）因此，章太炎到东京后留下的第一张照片也身穿和服。

身穿和服的章太炎与留日学生的合照

除了和服以外，对中国留学生群体影响最大的可能是明治时代的学生制服。学生制服最早是1879年，日本学习院根据普鲁士士兵的军服设计改良而来的。“学生服是一种立领、有五粒单扭式纽扣、带有线袋或附有袋盖口袋的服装，通常是上衣与长裤的组合，上下搭配穿着。1886年，东京大学采用了带有立领、五粒金扣的制服和制帽，从那以后，这种款式就成为学生服的基本形式并迅速传播到了日本各地”。中国的留学生不仅穿日本学生服，而且还模仿日本学生“喜旧厌新”的风尚。明治末期，在旧制高等学校的文化中，“教养主义”（Bildung）盛行一时。学生们喜欢说德文，读黑格尔，探讨哲学与人生，重视自我的精神教育，鄙视功名利禄（竹内洋，《教養主義の没落：変わりゆくエリート学生文化》，中央公論新社，2003年，8，39-40，113-117，140-141页）。因此，对他们而言，穿漂亮的新衣服反而是非常羞耻的事情。彼时的中国留学生记载道，“日本学风甚佳，学校管理很严，无论大中小学生，都穿哗叽制服。也不求讲究，帽子或衣服都穿破了仍然不在乎，那样更可以表现年级和资格；这种风气却也传染了一些留学生，刚来日本都是穿着漂亮的洋服，未几便也换上制服了，有的学校如第一高等学校的中国留学生，还特意穿油亮亮的或是破烂不堪的衣服呢！以表示其资格也”。

明治末年的学生制服

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颁布的学生制服规定与日本方面几乎一样。据刘玲芳的研究，1914年到1920年代是孙中山穿日本学生服的频繁时期，他几张重要的照片皆以学生服示人。“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在黄埔军官学校与夫人宋庆龄一同参加广东军人慰劳会”，1923年“孙中山在岭南大学演讲”等等。

另一方面，1911年，大正日本与中华民国几乎同时成立。《读卖新闻》、《中央公论》等主流媒体都不约而同地开始关注新诞生的中华民国。此外，随着“满铁”（1906）的成立，朝鲜半岛，以及中国东北地区的铁路逐渐完备，日本人的中国旅行也变得方便很多。一般而言，日本人会从东京新桥站上车，至下关乘“关釜联络船”到釜山港后，可乘坐京釜线、京义线、安奉线抵达奉天，再从奉天转乘京奉线抵达北京（阿部純一郎，《移動と比較の日本帝国史》，新曜社，2014年，12页）。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掀起了一股前往“中国旅行”的热潮。正如芥川龙之介（1892-1927）借短篇小说《奇遇》中的主人公之口说出的一样，“你不知道，（中国的游记）可多了。光是日本人写的，就有《七十八天游记》《中国文明记》《中国漫游记》《中国佛教遗物》《中国风俗》《中国人气质》《燕山楚水》《苏浙小观》《北清见闻录》《长江十年》《观光纪游》《征尘录》《满洲》《巴蜀》《湖南》《汉口》、《中国国风韵记》《中国》”。等芥川自己在1921年的中国旅行后，又在这个名单里添加了《上海游记》《江南游记》《长江游记》《北京日记抄》等等作品。西原大辅曾指出，伴随“中国旅行”而来的其实是大正时期风靡一时的“中国趣味”，它是“日本人对中国的事物所发出的那种异国情调抱有憧憬之心”，“既不是中国人的趣味，也不仅仅是汉学教养，而是与风行于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潮有着共同之处的、摩登而又潇洒的异国情趣”（《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 : 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赵怡译，中华书局，2005年，20、25页）。 

芥川龙之介自己在中国时几乎就是完全沉浸在这种“中国趣味”之中。他洋洋得意地给国内的友人写信，“合欢弄花随风舞，我着唐装四处行”，“我现在客居北京，北京不愧王城之地。我每日身着中国服装各处看戏”。“我每日身穿中国服装东奔西走，（中略）我亦认为应来北京留学一两年”等等，其日文书信文体都是用的汉文风格的“汉文训读体或者侯文文体”（王升远，《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体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85-86页）。胡适见到了芥川后也记载道，“他的相貌颇似中国人，今天穿着中国衣服，更像中国人了”。最后，芥川回国时带给儿子的礼物也是“中国孩子在节庆日穿的虎头模样的衣服”。

芥川龙之介（左）在北京；京大教授时代的吉川幸次郎

1928年，吉川幸次郎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科毕业后也来到了北京。在留学期间，他下定决心“忘记自己日本人的身份”，使“自己的生活感情完全融入与中国人的交往之中”，他和前辈仓石武四郎一起提出了三条信条，其中第一条就是“不穿西服，只穿中国服”。难得的是，他将此习惯保持到了归国以后。他的同事就回顾道，“吉川幸次郎与仓石武四郎两人自北平留学归来以后，总是穿着中国服在百万遍附近出现，一副昂首阔步的样子。当研究所内开讲座的时候，他们又握住毛笔认真地做笔记，大概笔下写的也是汉字吧”。

这种身着中国服以示友好的做法不仅在学者群体中，在艺术界同样如此。1919年，梅兰芳首次访日，在东京帝国剧场表演国粹京剧后带动了日本人听戏的热潮。据记载，当时的观众不仅有谷崎润一郎、秋田雨雀等作家，还有花柳章太郎、市川左团次等知名歌舞伎演员。当然，内藤湖南、狩野直喜、浜田青陵等知名学者也列席其中。在梅兰芳赠送给艺术界的日本友人的礼物中，就有很多是中国服饰。

日本的歌舞伎等演员身着中国服饰又产生了广告效应，在日本民间又有越来越多的人效仿。1924 年，《读卖新闻》刊载了一篇题为《近来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中国服的流行》的报道，“ 云吞呀，烧卖呀这些中华料理变得流行已经有些日子了。近来倒不是因为受到中国又爆发战争的刺激和影响，像中国的纹样图案、电影戏剧等也变得流行起来了，甚至还波及了我们的服饰生活。不仅仅是男性的服饰，就连女性的服饰中也能看到零零星星的中国文化的影响。不仅是日本，就连欧洲，和日本趣味相互融通交流的也是这中国趣味”。

1919年，梅兰芳首次访问日本

事实上，此时期的中国服饰其实非常昂，并非一般消费者能够买得起的。大正时期的著名的女演员在1926年2月的《妇女画报》上有一组身着中国服的照片。据说是要去东京银座特别定制，要花费七八日圆。而一般的职业妇女的月薪也就30日圆而已（岩濑彰，《昭和上班族月薪一百圆》，陈柏瑶译，工人出版社，59页）。购买中国服的渠道也很有限，大多集中在大都市的西式百货大楼里面。之所以《妇女画报》会专门刊载中国服的信息，其实是为了吸引日本上层阶级购买。更有甚者，有日本的千金大小姐直接在《妇女画报》上打“征婚”的广告。1927年9月，实业家德冈祐三的千金德冈镜子刊登了身着中国服的照片，并附带了其家庭背景（主要是她们父兄的身份、职业）、学历、教养及兴趣之类的信息。德冈镜子在征婚的相片中特意穿上中国服，由此可见中国服是非常显贵的。“1920年代中期，中国服被日本女演员以及上流社会的千金小姐和贵妇喜爱，并被实际穿着体验。由于这些女性要么是明星偶像等公众的焦点，要么是家世显赫、经济富裕的千金小姐和贵妇，她们比其他女性更早获得、享受最前沿的时尚潮流。从目前所分析的女性杂志资料来看，这时的中国服流行几乎限定在极少数特殊女性之间，其特点是非常昂贵”。这种中日之间这种对双方的服饰抱有好感的态势一直持续到了1920年代末。据刘玲芳的研究，1928年的日本第二次出兵山东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以及1929年爆发的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等因素都提前结束了中日服饰交流的蜜月期。

德冈镜子身着中国服的照片；人气女演员（左）身穿中国服

就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而言，如何突破政治史叙述的局限性一直是学界摸索的方向。正如任达指出的一样，在政治关系表面上的对抗关系中，其深层的文化部分有着更为紧密的相互交流与影响。虽然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就政治体制而言，日本的幕藩体制比起传统的中华帝国更像欧洲的封建制度，其转型的压力会小得多（詹森主编，《剑桥日本史（第5卷） : 19世纪》，王翔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467-470页），但日本与中国在文化审美意义上的“同文同种”并非不存在。因此，将中日两国服饰发展的历史简单的视为“西化”是非常片面的。另一方面，将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单纯地视为强者对弱者的萨义德式的“东方主义”也并非合理。正如实证性的语言学调查所证明的一样，现代汉语/日语是一种双方“共同的作业”。刘玲芳对中日服饰交流史的研究表明，服饰的变化并没有所谓的“近代化”的发展路线，它始终都是通过吸收各种不同的特点且处在不断地变化过程之中。在所谓的“文化”中，其“纯粹性”从来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而其“驳杂性”才是自然而然的。

（本文为东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地培育项目“近代日本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