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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读偶拾︱佛陀的睫毛·那话儿比重大赛
甲
钱穆《国史大纲》第十六章“南方王朝之消沉”,说“梁武帝父子最好文学、玄谈”,时人怨他们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时贤颜之推讥之为“眼不能自见其睫”,喻萧氏一门——梁武帝(萧衍,502-549在位)、文帝(纲,550-551)、元帝(绎,552-554)及敬帝(方智,555-557)——皆好舞文弄墨、尚空谈,无知人之明,荒于朝政;元帝时颜氏任散骑侍郎,“奏舍人事、奉命校书”,用李敖的话,是“管理中央的图书”。元帝“性喜文学”,当其被西魏打败时,“尽烧图书,蹈火自焚”,不把藏书留给仇敌,一把火与书偕亡。惜书如此,后无来者。颜之推“被掳后出逃”北齐,后隋太子杨勇召为学士,“甚见礼重,寻以疾终”。
颜之推为天才儿童,仕途则饱更忧患,晚年写下一部望子成龙、“以为汝曹后范”的名著《颜氏家训》,周作人的《夜读书》有《颜氏家训读书笔记》,对之推崇备至。颜氏力主自幼开始的“家庭教育”现在仍有参考价值。今人所说的胎教,真是古已有之,《颜氏家训·教学第二》便有“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的说法。颜氏又说生儿满月,“洗沐装饰后”,男用弓矢纸笔、女则用刀尺针线,并加食物服玩置于婴儿前,观其抓物以试婴儿之廉贪智愚,是为抓周风俗之始。
除了《颜氏家训》,颜氏还著有《还冤志》及《证俗音》两书(文),惟笔者均未之见(书名仅见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文化史年表》);“眼不能自见其睫”之句,见于《颜氏家训·涉务篇十一》:“此亦眼不能见其睫耳。”
不过,此句似非颜氏原创,以在他之前五六百年,先贤已有类似说法,比如庄子劝欲伐越的楚庄王,便说:“臣患智之如目也,能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韩非子·喻老》)眼不见睫如右眼不见左眼,“目短于不自见”,是生理现象,喻人无自知之明。不过,这种“生理现象”,已因假睫毛(False Eyelashes)的普及化而改观。
假睫毛的意念,最先由法国人提出,将之具体化的(以粘上短发的“布条”贴在眼盖上)为加拿大美容师安娜·泰莱(Anna Taylor),时在1911年,惟其为“名媛”普遍采用,迟至1916年后,是年美国导演格里芬(D.W. Griffith)的黑白电影《党同伐异》(Intolerance)上演,女主角仙娜·奥云(Seena Owen)粘上假睫毛,“双眼大且发亮”、“令异性倾倒”,“惊艳”的“社交花蝴蝶”遂争相仿效;可惜此物价高且令双眼很易发炎,有不良后遗症,无法引起热潮;五十年代塑料假睫毛面世,耸动一时,却因“太假”、“不自然”、“有恐怖感”而很快销声匿迹……直至2006年日本人“发明”植睫毛(Lash-by Lash)技术,令睫毛材料、种类、颜色、形态以至尺寸都能从心所欲,意味着假睫毛可度眼订制,加上“毛料”日新月异,与真睫毛不分轩轾,而在夸张假睫毛衬托下,妩媚异常的双眼彰显女性魅力,令异性倾倒,等于产生重大“界外利益”,此物遂大行其道。
《党同伐异》海报如今本港有“美睫协会”(HKLA),开班授课,是否其门如市,不得而知;笔者知道的仅是“粘”上假睫毛的人,都“眼能自见其睫”,只是所见为“假睫”,是否有“自见之明”,因人而异!
有一相关小事,可以一谈(也许有点“读趣”)。长期担任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亚洲特派员的意大利记者坦真尼(T.Terzani, 1938-2004)的《算命先生对我说》(A Fortune-teller Told Me;写于1995年,英译本1997年出版)第十八章“佛陀的睫毛”(Buddha's Eyelash),多年前翻过,写本文时想起,“千辛万苦”找出,哪知所说是眉毛而非睫毛,真是岂有此理!当年闲读,眉睫不辨,如今才知有误。事实上,眉睫虽近,“眉睫之间”便是形容它们“近在咫尺”,但“眉睫之祸”,说的是大祸临头近在眼前,因此眉睫不应亦不能相提并论。作者何以题睫而说眉,不解(也许是译误)。
《算命先生对我说》顺便一提,坦真尼对“玄学”有兴趣,由香港湾仔一位“算命先生”批中他曾被赤柬禁锢虐待的秘密而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坦真尼访港,一位女性友人带他去湾仔一湫隘小楼求教算命先生(未提姓名),后者循例问他的生辰八字,捏捏他的手骨,然后打打算盘,便看穿他一些不为人知的事,令他大感惊奇,自此对“算命”着迷。本书写的便是他在东南亚各国与各地玄学家交往的奇谭。“佛陀的睫毛”透露,柬埔寨国王施汉诺早年访问印度,时任总理的尼赫鲁送他“一条释迦牟尼的眉毛”(Buddha's eyebrow),施汉诺将之供奉在为它而在金边火车站对开修建的庙宇(Stupa,佛骨塔)之中,由于没有通风设备(遑论冷气),闷热难耐,以至眉毛“变质”,令国运转劣、赤柬崛起……真是信不信由你。可以肯定的是,当年柬埔寨的皇亲国戚都有专用的算命(占卜)先生,国事无论急缓、家事不问大小,都照这些术士的话办事!
乙
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副教授雷勤风(Christopher Rea)论我国“笑史”的《大不敬的年代》(The Age of Irreverence: A New History of Laughter in China),中译本今年6月面世(台北麦田出版社),译者为台大中文系副教授许晖林。对我国“笑话”的演变——从《史记`滑稽列传》到解放前的上海文坛——有兴趣者,固宜置之案首床头,仅喜读“笑话”者亦不应错过。是书书评,笔者只读过毛升的《不笑不成世界》(《上海书评》2018年6月20日),文长五六千字,介绍详尽、意见精辟,好此道者不可失诸交臂。
我国历代“笑话”层出不穷,所以大行其道、深入“社会各阶层”,皆因开心大笑是最佳免费娱乐,远在西方心理学家把笑与健康(心理及生理)拉上关系之前,先贤已有“一夫不笑是吾忧”(李渔《风筝误·尾声》)的说法,笑能解忧,寻开心也好,穷快活也罢,总之笑话百出,人人开怀。
《大不敬的年代》对笔者来说,读此书的“最大收获”是知道十九世纪中期,移居中国的英国人,以伦敦的幽默周刊Punch为范本,出版了不少“幽默周刊”,如横滨的Japan Punch(1862-1887)、香港的China Punch(1867-1868及1872-1876),还有上海的The Shanghai Charivari(又名Puck,1971-1872,Charivari意为小丑面具,音译嘎里瓦里,即喧哗搞笑之意)。笔者对Punch算有点认识,写过数文,此刻记起的便有《笨拙、冷眼和间谍》,刊1992年6月号《信报月刊》,收《闲读闲笔》等书,却对其曾东来在中、港、日地区开枝散叶,毫不知情!可知“学海无涯”,并非虚语。
本书中译顺畅可读,相当不错,惟有一些也许只有港人不惯的译法,如“中国第一个现代大报《申报》”,不是一份、一家,是“一个”报纸,奇哉怪也。而把Many with genital punch lines译为“许多都拿性器官做哏”,查字典,知其意,但似可将之“普及化”。
《大不敬》列举不少具中国特色的笑话,有嬉闹、轻薄、粗话、荒谬,还有对性器露骨的嘲弄,虽然令人绝倒,却难避下流庸俗不雅之讥(如《笑林广记·升官》),因此不录——留此“读趣”给读书者去寻觅,更为有趣。
写到此处,记起美国“日本通”舒德(Frederik L. Schodt)于1983年初版的《漫画!漫画!日本的荒唐世界》(Manga! Manga! The Word of Japanese Comics),图(漫画)文并茂,说尽日本漫画(当中不少为港人熟知)发展史。令笔者开眼界的是,有一章专述“咸湿漫画”,最著名的也许是《那话儿共和国》[Pekochin Kyowakoku(Penis Republic)],当中尤以描绘中世纪日本的“那话儿比重大赛”(Phallic Contests,页131;以千斤秤秤那话儿)最具“震撼性”!想不到日本人竟有此种比我国“先进”的创举——应该不是“遣唐使”从我国带去日本的民俗罢!
《漫画!漫画!日本的荒唐世界》日本漫画展示的“笑话”世界,十分荒谬、荒唐,但现实社会日本人彬彬有礼,眼不斜视,循规蹈矩,据舒德的分析,是因为日人守法而法例规定严格,因此一切仅存于想象、出之于漫画(当然还有其他艺术形式……)
后记
写毕“甲”段,在思索应如何写下去时,突然想起多年前看过的一则笑话,令笔者在选材上有新安排。这则笑话刊于何书何文,印象模糊,找了“半天”也无所见,不过其内容仍绕萦脑际。话说三国桃园三兄弟的儿子聚饮吹水,各述显赫家势。刘阿斗说乃父刘备剑术精妙,故能胜群雄,定王业。张苞对乃父张飞的神勇,赞口不绝,他挺长矛一喝,曹军即逃之夭夭。关兴则指乃父关云长一部长髯,举世无人不识,他挥舞青龙偃月刀,天下无人能敌;此时刚好路过的关羽,闻言怒斥其子(记不起原文,以香港母语出之):“你呢个衰仔,只说老父上面功架,不谈下盘厉害,真是有辱家门……”为了不让关二哥发怒,遂有本文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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