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不可能三角”

原创 云也退

以色列的“不可能三角”

伊戈尔·阿米尔仍在狱中。他53岁，入狱将近三十年了。最近十年里，律师多次为他申请减刑甚至出狱，但每次都被否决。从1995年11月4日至今，多少极端的事情如烟过去，全以色列“最危险分子”这一名衔，依然非他莫属。

阿米尔用一把半自动手枪连开三枪，使拉宾总理的血染红了那个日子。当时拉宾参加特拉维夫的列王广场的集会，讲完话后正要上车，便身中两枪，身边的保镖也被打伤。拉宾去世后，列王广场被改名为伊萨克·拉宾广场，至今走过那里，我仍会有种异样的感觉：倒不是沉浸在悲伤中，而是广场上那座纪念拉宾的雕塑样子太奇特了：一只像是用三个巨大的三角木栅组合起来一个棱锥框子，尖端顶着地放置，一身锈红。

此前的1993—1995年，阿米尔服完了义务兵役，又在以色列最好的大学巴伊兰大学学习法律和计算机，在此期间，以色列在拉宾总理的领导下，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首领阿拉法特和谈，签下了《奥斯陆协议》。和解的姿态使国内的极端右翼震怒，阿米尔同他哥哥都是极右翼，合谋杀害了拉宾。1996年阿米尔被判无期徒刑，外带打伤那名保镖判了六年，他哥哥哈该则监禁十六年。

新世纪到来后，昔日拉宾和西蒙·佩雷斯领导的左翼政党逐渐式微，右翼长期占据以色列政坛的领导位置，但阿米尔从无被释出狱的可能。不过，2003年之后，一位名叫拉丽莎·川波夫勒的俄裔犹太女子（哲学博士，出版过作品，与前夫有四个孩子）一直去监狱里探看他。两人在2005年成婚，又过了两年，以试管婴儿的方式得到了爱的结晶，取名伊农。阿米尔始终没有出过狱，两人的结合和繁衍后代，都在批准下进行。

伊戈尔·阿米尔

2003年，拉丽莎刚刚开始同阿米尔来往时，就有一个名叫赫茨·弗兰克的77岁的男人，扛着摄像机跟拍她。弗兰克是1993年从拉脱维亚移居到以色列的一位犹太裔公民，拉丽莎出现时，他似乎意识到自己人生最想做的一件事出现了，他想摸清阿米尔，这个人人谈之色变的可怕囚犯，到底是怎么跟拉丽莎来往的，更想知道拉里莎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要投入一场令人骨悚的荒唐爱情，等待一个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回归自由的男人。

这是一桩绝对具有公共性的个人行为，而他也得到了拉丽莎等相关人的许可。十年以后，赫茨·弗兰克逝世，他的俄国朋友克拉夫琴科取得了他拍摄的影像资料，又用了两年时间拍出一部纪录片，命名为《在恐惧之外（或“超越恐惧”，Beyond the Fear）》。片子是题献给赫茨·弗兰克的，主要呈现的是他的拍摄经历，他露脸的地方也多于阿米尔和拉丽莎，但杀手阿米尔阴鸷的神情是绝不可能使观看者错过的，这也是片子的“卖点”。

拉丽莎，阿米尔之妻

所有这些内容都是可以搜到和编写的信息，包括片子上映时，不出意外引来的舆论纷争。阿米尔至今被单独监禁，禁用通讯工具，基本不能和家人联系。他的哥哥在刑满出狱后，说了一些和缓的话，而拉丽莎和阿米尔的其他家人始终拒绝为他的行为表达过歉意。他们就是憎恨拉宾，憎恨“奥斯陆体系”，但既然阿米尔当了父亲，拉丽莎就算把这场爱情故事推进到了他们力所能及的最远之处。

拉宾之死，是以色列的一个巨大的伤口，它不仅不会随着国家对此的纪念而弥合，反而会加剧撕裂。拉宾深受爱戴，像诸葛亮一样一生克己奉公，死后仅有薄产。每到国定的拉宾纪念日，拉宾昔日领导的工党就要组织纪念他，集会人群总是以鸦雀无声的肃穆来回顾过去，表达哀思，一年年过去，工党领袖们的发言日渐简练，不再具体谈及当初的细节，只说“我们为身为拉宾政党的一员而骄傲”，“我们将为继续把国家带上和平对话之路而奋斗”。

年轻时的拉宾

左翼一直在低迷中。即便谁也不敢做主把阿米尔放出来，右翼政党却始终掌握着政局，以强硬的对外声音阻止人们再次萌发和平的幻想。

有更多的东西，那些比谁都能插两句嘴的巴以冲突的来龙去脉更加重要的东西，是被忽略的。我指的是一种思虑和感受上的精疲力竭感。每个看起来健康而阳光的公民，都在与一些阴影交战；每个年轻的家长，在想到孩子未来要要服义务兵役时，都会收敛笑容；每个看上去跟旅游者打成一片的年轻帅气的大兵，都有一肚子关于遇袭、被炸、阵亡的事情能讲。安全与凶险的关系，不是对手，而是邻居，再也没有绝对的事情，和平与战争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朦胧的”，交战双方不仅共居一块土地，甚至共用一条下水道，每一次率先发难的一方，根本说不清楚到底是在破坏别人的生活还是损毁自己的安宁。

海法一景

自从以军通过“六日战争”夺回耶路撒冷、占领西岸和加沙，并且（这一点很关键）尽力在新的疆界内维持住民主制度开始，是非、成败、得失的标准就逐渐搅在了一起。对这里发生的任何事，外界除了感到精疲力竭外也别无选择，因为一表态就会显得幼稚无脑，而所有中东的战地和时政记者，也都只能把这里作为训练文笔和成就个人名声的地方，因为他们无法见证任何一个值得见证的历史时刻。耶胡达·阿米亥的这几句诗，轻轻揭开了此种张力的一角：

“在旧城里的一家屋顶上

洗好的衣物晾挂在下午的阳光中：

一个与我为敌的女人的白被单，

一个与我为敌的男人用来

擦去他额上汗水的毛巾。”

“与我为敌”的人都过着正常人的生活。和平力量一直强调，一直希望人们认识到的就是这一点，但主战派用了相反的叙述：那些过着正常人生活的人随时敌视着我们，绝不会放弃。

在以色列，路边立一块石头，上面的希伯来文讲的就是某年某月某日的一次爆炸；看到一面墙上有几个烛龛，地上放着早已枯萎的花环，你就知道那里发生过一起震撼一时的恐怖事件，如有玩具则表明死者中有孩童。更不用说此间还有种种与上世纪的纳粹屠犹有关的纪念设施，有的只是一块照片墙或姓名墙而已，一不注意就会遇到。各种偶遇后，你会感慨如此小国容纳了太多悲伤。但以色列人会告诉你，最严重的敌人来自我们自己内部。

以色列没有什么纪念建筑是只能远远瞻仰、不可以亲近的。拉宾广场上，人们可以随便走过那个大三角底下，在晴天穿过一根根框架投在地上的阴影。有的身手好的孩子还会尝试攀到栅栏架上。

无法一眼看出这雕塑的涵义，也没有统一的解释，正如对拉宾之死，人们的看法、说法、态度也是太过多歧，形不成任何当然的共识。拉宾当然是一个好人，在2006年的一次以色列全国的民意调查中，他获得的崇敬超过了国父大卫-本·古里安，位居“最受爱戴的以色列犹太人”榜单的榜首。他也是杰出的军人，身为国防军总参谋长，在1967年“六日战争”的获胜中居功至伟。他又是出色的外交家，战后，他向时任总理列维-艾希科尔提出去当驻美大使，艾希科尔以为自己听错了，这位总理以幽默著称，他对拉宾说：“什么？你说你想去那些冗长的鸡尾酒会里站着，去那些烦人的宴会里坐着？那些外交官不得不去玩的枯燥无聊的外交游戏，你乐意去玩？”

列维-艾什科尔

但拉宾想的是，“六日战争”惨败后阿拉伯世界加剧的敌意，免不了要让以色列面临更大的威胁。如今，冷战中的世界裂成了两半，苏联站到了阿拉伯国家的身后，“六日战争”中叙利亚、埃及和约旦都借重了苏联的武装，那么以色列应该争取谁的支持？当然是美国。艾希科尔深知，从来不会说任何官话的拉宾，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去当大使的。在尼克松胜选后，拉宾成为白宫红人，常常和新晋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结伴而行；不仅如此，他身为左翼工党的核心人物，还曾对自己的政敌——右翼领袖梅纳赫姆·贝京传授外交家的责任感与经验：我做外交工作，必须利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对手关系来增进以色列的利益，否则我还不如收拾包袱走人。

梅纳赫姆·贝京，1977年

美以的密切联系对以色列多么重要，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1986年史称第一次“因提法达”的巴勒斯坦人大起义后，拉宾逐渐认识到，“六日战争”在使国家拿下了西岸、加沙和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把这些土地上的170万巴勒斯坦人一同拿了进来。这些人怎么办？他们是什么身份？如果他们事实上成了痛苦而愤怒的“二等公民”，以色列的民主是不是就此破产？

那时的拉宾是国防部长，他召集了一批左翼作家和诗人，向他们了解巴勒斯坦人的情况。这些文人中就有奥兹、A.B.耶霍书亚和大卫·格罗斯曼，他们都相信如果一味无视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将使国家永无宁日。耶霍书亚事后常不无自豪地说：没有哪个国家的元首会向作家咨询国策。而拉宾则多次开玩笑讲：每个以色列人都在教我怎么当总理。

耶霍书亚（右上）、奥兹、阿佩尔菲尔德以及另一位以色列女作家

从那时到1994年《奥斯陆协议》签订，拉宾坚定地从一个战争英雄转化为和平使者。1993年8月，拉宾在美国白宫与阿拉法特并肩而立，并发表题为“血与泪够多了，够多了”的著名演讲，之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管理权力算是被正式移交给巴勒斯坦当局。现在回看当时，人们或许认为，当年在以色列，“土地换和平”确实是人心所向，但实际上，从《奥斯陆协议》订立到1995年11月4日之间，以色列人完全分裂，针对拉宾和和平协议的抗议和请愿行为此起彼落，月月都不消停；就连一个对中东事情一无所知、仅仅是下意识地赞成“要和平”的旁观者，都会意识到这个国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每一个反拉宾的人都以国家主人自居，而且说话通常都出于智识，认为国家该按自己的看法去做。那些已在荒败的西岸占住一个定居点的极右翼犹太教徒，浑身上下不可一世的气质，但他们在理性民众的眼里，也只是“可恶”、“不可理喻”，却不是“无知”。每个人都有知，都能言之凿凿地捍卫自己的立场，一个人如果手捧《圣经》，就犹太民族同这块土地三千年来的关系侃侃而谈时，你绝对会感到他很有学识，绝非什么“党徒”；而反过来，另一个人，比如“虚构三部曲”的作者、特拉维夫大学教授什洛莫·桑德这样的，开口批驳围绕“圣地”堆积起来的各种叙事，论证“闪米特”的来历，揭穿近一百年来犹太复国主义制造出的神话，你也一定会被他说服，还深深感动于他的勇气。

桑德在自家书房（云也退/摄）

辩论的气氛随处可见，并自幼就能感知。孩子在这里长大，早早就懂得政治并非“肉食者谋”，而是迫在眉睫的事，任何一块记有某事的石头都在提醒人们去思考一些事情。一个人要对任何事物有看法，这种习惯，既源于古老的经文和经文阐释积淀下的精神传统，也拜舆论氛围的“压迫”所赐。一个人不仅要形成和论证自己的立场，而且还要尝试驳斥它，“反者道之动”之类貌似高深的哲学信条，在这里往往只是被实践的常识。

拆除犹太定居点时犹太教徒与警察的冲突

然而政治不是思维训练，它逼迫人去采取立场。和谈和协议的结果，是敌对气氛的陡然升温，退出占领地的官方命令，点燃了那里的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的仇恨，也让他们对前来拆除定居点的以色列士兵满腔怒火。以色列军警同黑袍犹太教徒对抗，产生了不少可以记入新闻摄影史的照片，它们不仅展示了极端狂热者的极端愤怒，更铭刻了一个人人都很爱国的国家的内部撕裂。马丁·吉尔伯特在《以色列史》中讲述了《奥斯陆协议》订立后发生的第一起极端的自杀式袭击：1995年1月22日，20名以色列士兵在内坦亚附近的一次连环爆炸中死去，那是圣战组织干的——看起来没有一方是对“和平”满意的，而心怀不满与施行暴力之间可以毫无迟疑。

以色列沿海城市内坦亚

拉宾用无数场演讲争取民众相信和平的必要，但对主战派来说，和平派永远是在投降，在葬送民族的未来，拉宾昔日为国家做过的一切贡献都可一笔抹煞。他是否明白这一点？他在最后一次演讲完毕数分钟后中弹，对此，他是否有预感？

我越来越觉得，拉宾之死是一场自我牺牲：他一生都乐于进入民众中，不去防备簇拥在身边的人群，用他容易害羞发红的脸去面对爱戴或仇恨的眼睛。他大概懂得，只有自己的血可以暂时安抚各方激动的情绪，才能打断他也许是基于幻想而企图缔造的什么和平事业。他必须以自己的结局给后人示警：宁可与外敌斗个你死我活，宁可扔下上亿美元去打造科技最先进的国防体系，也不要在国家内部（确切地说是在犹太裔国民内部）培植敌人，刺激那些政见不一的人持械动手。

拉宾衣兜里的一份歌词也染了血

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悲剧，都会随着时间而血痕淡去，最典型的如1952年开始的阿尔及利亚骚乱和战争，十二年后才消停，还有如1979年开始的阿富汗战火，也持续达十年之久。这些往事貌似都翻页了，打捞它们也是一些秉信人道主义的作家和研究者干的事，特别是，它们当时所造成的痛苦并不是全民性的，对许多法国人和俄罗斯人来说，悲惨的事情远在自己的感知之外。

但在空间狭小的以色列，在“敌人”就在自家对面晾晒衣服的古城，没有一件事会真正翻页；事件永远是当下的事件，并非当年事的重演或翻版，人们对此做好了准备：为匆匆避入防空洞准备好了淡定，也为杀戮的消息准备好了悲伤。

什洛莫·桑德曾对我说，促使他写下《虚构的犹太民族》一书的直接动力，是他对巴勒斯坦学生们的处境的同情，他们在这个国家里缺乏“在家”；桑德深味他们的痛苦，在此书中，他论证了当年被赶走的巴勒斯坦人，才是圣经年代的古以色列人的真正后裔。他还说，他自家所在的公寓，在以色列建国前就是一个巴勒斯坦人的村庄，有它自己的阿拉伯语名字。

桑德当然不会带头退出自己的房子。他只是做一个学者该做的事情。虽然承受来自右翼敌人的攻击、唾骂乃至生命威胁，桑德也并不孤单。在以色列的民主体制下，不同立场的人都能思考、教学和出版著作，官方不会以国家安全为名压制他们的发声。

而民主，也是以色列为自己“占领”土地所做的最大让步。尽管齐格蒙特·鲍曼冷嘲说，只要是占领就不可能开明，但以色列确实没有发生过在其他“一片土地、两个民族”的案例里难免要发生的种族清洗；以色列昔日出兵镇压巴勒斯坦人的骚乱时，从未有开着坦克扫射周围人群的行为，而叙利亚、约旦、阿尔及利亚等国镇压叛乱时则都毫无顾忌。在眼下做这种比较很有些“奢谈”感，但是，眼下也不同于当初。

有一个“不可能三角”耸立在以色列政治的中心，三个角分别是土地、安全和民主。以色列从1967年以来就想三个都要，但实际上它只能得到两个：要土地和民主，就意味着牺牲安全，要民主和安全，就得让出土地，要安全和土地，它就得放弃民主，也就是说，把如今人口中非犹太裔都给清除掉，并且消灭所有内外的不满的声音。这个三角，可以用来解释纪念拉宾总理的那个奇怪雕塑：拉宾为了安全和民主而决定让出土地，结果殒命于此。

本雅明纪念雕塑“通过”

让人自由“通过”那个放不稳的倒三角，各自感受它的意义，这种设计同样反映了民主的原则。与有点年纪的以色列人谈到拉宾，他们都会说“他是一个悲剧”，但怎么个悲剧，是与非究竟如何，他们不说了。并不是不敢说，而是他们早就接纳了对此的所有论辩，这是他们体悟悲剧，然后继续前行的方式。生活就是“通过”每个事件和时刻，形成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思考。

去年逝世的雕塑家达尼·卡拉万，在以色列的沙漠、城市和边境做过多个意义深远的作品，例如，他用一百根圆柱做成一条“和平之路”，立在以色列和埃及的边境，让人穿行，并感受千百年来有多少族群走过这条道路。而在法国和西班牙交界处的波特卜，卡拉万为纪念犹太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自杀而设计的雕塑，名字就叫“通过”（Passages）。

达尼·卡拉万设计的雕塑“和平之路”

（本文首发《南方周末》）

原标题：《以色列的“不可能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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