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利亚尼是很多人的锚点，从他的身上映射出一整个时代

“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的传奇将会流传很多很多年”。知名艺术评论家沃尔德马-乔治（Waldemar-George）在1925年这样写到。彼时，巴黎Bing画廊正在为五年前去世的莫迪利亚尼举办一场重要的回顾展。世人往往先道听途说了他的传闻，继而才了解他的作品，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修正对于艺术家的认知。如果完全抛开这些传闻，那么可能就会忽略了历史上这样一个有趣的灵魂：他是20世纪初叶的众多传奇艺术家之一。莫迪利亚尼的作品不仅没有使其失去光彩，反而成就了传奇。

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Amedeo Modigliani），马克·沃（Marc Vaux）摄于1912年，私人收藏

一个挥金如土的传奇

莫迪利亚尼本人便足以代表他那个时代的巴黎波西米亚风格。他的人格矛盾且复杂，释放出一种有毒的魅力，使人沉迷。实际上，对于那些纠结于还原人物真相的传记作者来说，编写另一个版本显然是更加简单且常见的做法。1945年，安德烈·瓦诺德（André Warnod）的笔下呈现出“一个挥金如土的传奇人物……展示了一个常年酗酒、滥用药物并且疯狂的人物形象”。这个艺术家人物出身于银行家家族，也曾家财万贯，但在他的挥霍下落得个一贫如洗、常年游荡在不同的“避难所”之间的下场。“运气好的时候可能会在朋友的工作室借宿八天甚至半个月，但这都不能激励他努力工作”，瓦诺德总结道。但是，在莫迪利亚尼的独生女珍妮（Jeanne）的自述《莫迪利亚尼：不是传奇》（Modigliani sans légende，1958年）一书中，她否认了艺术家是银行家儿子这一说法。莫迪利亚尼的亲生父亲弗拉米尼奥（Flaminio）在其木材和煤炭公司破产之后，仅在里窝那（Livourne）——莫迪利亚尼的家乡——开了一家很小的中介公司。而关于这个所谓“教皇的银行家”的家族传说，源起自艺术家父亲的一个名叫埃马努埃莱（Emanuele）的祖先，曾在19世纪中叶为梵蒂冈教廷提供铸造货币所需的铜而已！另一方面，在莫迪利亚尼的观念里，他并不认同必须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才能好好创作。事实上他也言行一致。

《莫伊斯·基斯林》（Moïse Kisling），1916年，油画，82厘米×47厘米，法国，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国立现代艺术美术馆藏

莫迪利亚尼最出色的近百幅肖像画，是于1916至1917年，在另一位“巴黎画派”代表人物莫伊斯·基斯林（Moïse Kisling）位于巴黎约瑟夫·巴拉街3号（3, rue Joseph Bara）的工作室旁的一间小房间里创作的，其中包括以基斯林为原型的一批肖像画。资产阶级——或者说禁忌的贵族——形象，构成了瓦诺德整个描述的基础：他“英俊，充满男子气概；有着卷曲的头发、宽阔的额头以及如黑色钻石般的眼眸……对得体的着装要求严格；即便身着浅棕色天鹅绒质地的西服——这套工人阶级的服装——他的姿态也如王子般瞩目。”这最后一段的描述呈现出一个有色眼镜下的人物特征：诚然，“银行家的儿子”放弃了他无可挑剔的服装，换上了工人阶级的衣服，但他的姿态依旧像王子一样。如果莫迪利亚尼并非传闻中的“银行家的儿子”，那么他那著名的浅棕色天鹅绒西服也就显得不那么“工人阶级”了。更重要的是，这反映出了画家所喜欢的颜色。在他的生命尽头的两幅作品——我们视之为具有对称性的创作——画商利奥波德·兹博罗夫斯基（Léopold Zborowski）的肖像画（1916—1919年）以及画家的自画像（1919年）。艺术家本人除了几封信和一些私人笔记，几乎什么都没有留下给后人。这让他的人生传奇欠缺史料和物证，更多的描写是在历史长河的传闻碎片中东拼西凑组合而成。至于那些熟识他的人，珍妮·莫迪利亚尼并不认为这些口述的传闻有任何价值：“那些直接的见证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被那个优雅高贵、颇具文化和教养的英俊年轻人所感动的情感主义者；认为艺术家是一个缺乏自制力，酗酒并有着令旁人难以忍受行为的个人生活废墟的制造者、破坏者、醉醺醺的侵入者，对于过往有着不愉快记忆并无法宽容以待的见证者；以及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对于他们来说，莫迪利亚尼只不过是一个唤起他们青年时代的借口。”我们可以得到结论，不同人的视角所看到的东西是不同的（不然又能如何？），或者从一个更积极的角度来看，莫迪利亚尼是很多人的锚点，从他的身上映射出一整个时代。

《裸》（Nu），1917年，油画，73厘米×167厘米，美国纽约索罗门·古根汉美术馆藏

关于他的传闻最广为人知的部分并不怎么光彩：贫穷和疾病，对鸦片和酒精的依赖，对女性的迷恋，以及1917年在贝尔特·魏尔（Berthe Weill）画廊举办的展览“丑闻”——当时警察从橱窗里取下了未经过艺术化处理完全写实呈现的裸体画。这些画如此真实，就连私密处的描画都纤毫毕现。命运的不公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悲剧：艺术家在35岁时因病离世，而他怀孕的伴侣珍妮﹒赫布特尼（Jeanne Hébuterne）则在他死后第二天突然自杀。

珍妮·赫布特尼，1914年

这真是命运的终极转折，莫迪利亚尼如同凡·高一样，终其一生穷困潦倒，直到离开人世之后，其价值才被世人所认知。传奇总是令人向往的，即便他是一个酗酒者，那也是酗酒者中的“王子”，有着无可磨灭的优雅。因此1934年，在专业刊物《美术》（Beaux-Arts）中，亨利·洛米尔安（Henri Lormian）提出了批评，继而对自己的论点进行了辩护：“尽管艺术家的朋友们都认为他有着传奇王子的风度翩翩，如罗马人英俊的轮廓以及有着尊贵的大君主的魅力（所有的摄影照片都是最好的见证），但他同时也有流着鼻涕，充满血丝的双眼是酗酒者才有的特征。但这些瑕疵都被女人们视而不见，即便有人指出，她们也会以一种不容许讨论的语气回答道：‘或许吧，但他的灵魂是如此丰富。’”简而言之，他穷困潦倒，但依旧是无产阶级的王子。1963年，在让-玛丽·多特（Jean-Marie Drot）的镜头前，作家布莱斯·桑德拉尔（Blaise Cendrars）将他定义为“创作无产阶级绘画的艺术家”。而在他的另一个朋友——诗人兼批评家安德烈·萨尔蒙（André Salmon）看来，莫迪利亚尼身上有一种耶稣的献祭精神。艺术家用绘画记录当时社会的伤痕，以其独有的方式让因贫穷倒于路边的人和在战争中死去的战士得到重生。萨尔蒙是在1922年的刊物《艺术之爱》（L'amour de l'art）中提出了这个观点。对他来说，莫迪利亚尼“在栖身之地进行了狂热的即兴创作。但这种狂热的本质是神圣的，艺术家虽然身处充满贫困、疾病的都市阴暗地带，但用艺术的铭文净化了斑驳的墙壁，驱散了麻风病，让死亡避之不及。艺术家将永恒的纯净带到世间”。

因此，安德烈·萨尔蒙总结了自己的观点：“我不知道莫迪利亚尼是否是不可复制的，这个问题我并不感兴趣。但我知道，由于他的原因，由于他的作品，绘画所提出的众多问题里又增加了一个新的价值——令人痛苦的净化的价值。”这个传奇的核心——支持他的动力之源——确实是通过苦难进行的救赎。莫迪利亚尼的作品之美已从痛苦中跳脱出来。巴黎画派的传奇正是建立在被称为“莫迪”（Modi）的艺术家和其作品的基础上的：这难道不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安排？这与“被诅咒”（法语Maudit，意为被诅咒，发音同Modi）之间的联系多么紧密！在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所有遭受苦难的温床激发了艺术家的灵感，他们冒着身体和精神健康危险，将美和希望带到这个充满忘恩负义和腐败的世界，而世人往往在艺术家死后才看到这一切。从这个角度来看，艺术家身上有着耶稣的奉献精神和激情的即时性：遭受屈辱、怀疑然后复活（译者注：这里作者暗指与耶稣的遭遇相似）。

莫迪利亚尼明确了通过艺术进行救赎的问题，这是对宗教的真正替代。意大利画家吉诺·塞韦里尼（Gino Severini）对此也深以为然。1927年7月18日，塞韦里尼在写给基督教哲学家雅克·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的一封信中表达出，要成为艺术家的唯一途径是“生活在垃圾箱中”，如莫迪利亚尼那样陷入波西米亚式的深渊。塞韦里尼说自己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在他眼中，莫迪将艺术视为生命的全部，以至于他不允许自己将艺术简化成生活里的“事物”。

本文摘自《莫迪利亚尼：追逐爱与美之歌》，[法]蒂埃里·杜夫雷著，颜宓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有书至美2023年1月。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