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近代世界的知识生产、文化接受与文明交往

人类交往既包括物质交换也包括观念的融合与碰撞。在交往中，不同的文明进行对话、吸纳知识成果，使人类整体发展至更高的水平。今天，当我们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文明交往是人类超越冲突和对抗、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的重要途径。2023年10月28日，上海大学世界史学科举办了以“前近代世界的知识生产、文化接受与文明交往”为主题的会议，讨论古今中外文明和知识生产、传播和碰撞的历史，从中发掘出历史上人类文明交往互鉴的智慧与经验。

会议邀请了山东大学犹太教和跨宗教研究中心李炽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徐晓旭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李宏图教授、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刘昌玉、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永斌教授、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马一舟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张凯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强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李腾副教授、暨南大学历史学系蔺志强教授，《外国问题研究》副主编冯雅，以及上海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长云副教授、上海大学历史学系主任郭丹彤教授、上海大学历史学系陶飞亚教授、刘招静副教授、黄薇博士，张悠然博士和张小希博士等专家学者进行讨论。在杨长云副院长对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及其世界史学科进行了简要介绍后，会议进入正式研讨环节。本次研讨共有15场发言，由《外国问题研究》副主编冯雅主持。

与会学者合影

一、古代文明交往与知识生产

古老文明的知识生产与交往为后世文明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李炽昌教授、黄薇老师、徐晓旭教授、刘昌玉老师、张悠然老师、马一舟老师、张小希老师的发言主要关注古代世界知识、概念的生产与跨文化交往。

李炽昌教授的演讲主要关注希伯来文明的知识传承与身份认同。他表示，希伯来文明是西亚的一部分，与西亚各国和埃及的跨文化交流不可避免。希伯来《圣经》中有两个独特的历史经验：其一是“出埃及”（Exodus），象征主动从埃及离开获得自由；第二个是“流散”（Exile ），意味被迫流散。这两个重要的历史经验促进了希伯来文明的跨文化交流。因此，无论是犹太教还是基督教的《圣经》都具有世界性，不同民族对《圣经》有不同 “阐述”，研究者应该发掘文本的多重意义。为此，李炽昌教授基提出了“4Rs”理念，为圣经研究提供分析理论。之后，他运用“4Rs”理念简要分析了希伯来《圣经》“塔那赫”（Tanak）的内容，认为它是对三大传统的三分法。李炽昌教授认为，圣经中有关人类犯罪的故事对人类生命的解读与周围文明的解读有相似之处，是希伯来文明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与古代西亚文献相互借鉴的结果。李炽昌教授还提到了圣经的三个教导作用：一是家庭与族群的教育，通过圣经教育实现了代际知识传承；二是《申命记》的知识传承，它是社会家庭中的信仰、行为、社会规范，同时通过节日庆典与知识传承，传递希伯来人“出埃及”的反思：不寄居、不哀嚎、不苛待外地人；三是先知与门徒之间的知识传承可以在跨文化交流中保存对以色列的记忆和对智慧的感知。最后李炽昌教授在总结时指出，希伯来《圣经》中的智慧即在创造中、在大自然、在市井生活中，在认识世界中才能获得智慧。

李炽昌

黄薇老师主要关注文本中犹大群体如何吸收波斯帝国概念重新制造知识话语体系，并通过其塑造族群认同、唤起社会记忆的过程。黄薇老师认为，根据希伯来《圣经》，波斯在犹大群体心目中有更高的位置。在波斯帝国晚期和希腊化早期，先知作品被用于构建犹大地区的记忆、认同和知识体系。在跨文化交往中，民族文化群体会加入、挪用、内化所处的概念框架话语体系并提高社会复制能力。犹大地区使用波斯帝国进行知识体系建构，是因为这个群体的记忆、自我认知和对波斯的理解。波斯帝国晚期，犹大的知识阶层面临着帝国解体处境的历史处境。犹大群体对过往文明进行拣选，重新吸收帝国概念，有意识将波斯帝国与亚述、巴比伦等文明区分开，完善自身话语体系，提升重建圣殿的意义，从而超越波斯帝国，建立未来的世界性王国。黄薇老师认为，这可以解释为波斯帝国概念为犹大群体所用，未来王国是大卫王朝血脉与波斯帝国形象的共同产物，是不会灭亡的耶和华的世界王国，未来所有民族都会来到耶路撒冷，为世界王国做贡献。最后，黄薇老师援引圣经内容，进一步阐释了犹大群体“世界王国”是对波斯帝国的投射，象征着文化征服的梦想。

黄薇

刘昌玉老师以“麦鲁哈移民村”为例，关注古代两河流域的对外贸易与文明交往。刘昌玉老师的论述聚焦于一个国际难题，即公元前21世纪乌尔第三王朝的移民村“麦鲁哈村”。移民村居民是两河流域的印度移民，存在于波斯行省记录中，但随后消失，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考古发掘才确定了移民村真实存在。之后刘昌玉老师梳理了研究成果，并认为传统观点，即“麦鲁哈村”消失是被当地人同化因此失去和母体的联系，较有说服力，但是因为文献不足，不能有进一步证实。根据考古和文献资料刘昌玉老师认为，移民村中居民从事最多的行业是以大麦形式放高利贷；同时发现了青金石贸易；两河流域的印章上也记载了麦鲁哈翻译官的名字。从印度河流域发现的印章有楔形文字和印度河古文字，证明乌尔第三王朝影响广泛，从地中海延伸到波斯湾，印度河流域也在贸易活动的范围中。最后，刘昌玉老师回到印章，表示因为印度河文字没有解读，因此没有对照本。历史发展中古老的文明被人遗忘，往往只能从后世的文献中发现古老文明的真实情况。如果破译古印度文字，则对研究上古时期东地中海贸易活动有很多帮助。

刘昌玉

张悠然老师发言关注古埃及中王国时期的红海贸易，从古埃及人开始海洋贸易的时间和工具两个问题切入，以近20年红海地区的考古成果为主要研究材料，进一步认识古埃及的海洋贸易。首先，张悠然老师介绍了考古发现的情况，认为海洋贸易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中王国。经过地质探测发现，红海海湾有一些属于十二王朝时期的生活痕迹，可能存在作坊和储藏空间。同时发现了中王国时期的小石碑，记录了“蓬特”等地名和中王国时期的王名及十余次航海活动，证实了古埃及的海洋贸易在中王国时期已经存在。另外，考古发现的十二王朝时期船的木料，有部分是来自黎巴嫩的雪松；还有一些风格类似于迦南地区的陶器，也可以作为古埃及中王国的对外海洋贸易的佐证材料。其次，张悠然老师解答了古埃及人此时走出尼罗河谷地的原因，其一是因为第一中间期社会不稳定，古埃及人需要延伸活动范围，寻找本土缺乏的原材料，例如矿产和雪松、香料等，供给精英群体。其二是因为中王国初期努比亚强国“科尔马”（Kerma） 控制了尼罗河上游路线，促使埃及人开辟海洋路线。张悠然老师在总结时认为，古埃及中王国时期的海洋贸易扎根在早期国际贸易体系中，他们的物质遗存体现了公元前2000年代早期全球化的雏形。

张悠然

马一舟老师关注在内部王朝更替和外部国际环境剧变的背景下埃及第二十六王朝国家治理的转向。二十六王朝经历了从独立到扩张的过程，最终放弃传统的陆地政策，走向海洋。第一部分，马一舟老师梳理了统治转向的措施，例如放弃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引进并大规模使用希腊雇佣军、建立海军和攻打塞浦路斯岛等举措。第二部分，马一舟老师阐述了统治转向的影响。其一政策转向推动了瑙克拉提斯城建立，城中的谷物贸易表明此时埃及豢养了希腊雇佣军，贸易路线也从陆路转为海上。另一个影响是建立了埃及与希腊的政治同盟。马一舟老师结合古埃及文献，表明此时埃及已经放弃传统政治盟友转而和希腊城邦建立联系，共同面对强敌波斯。在最后总结部分中，马一舟老师认为古埃及的二十六王朝和希腊古风时期相对应，古老文明和新兴的希腊城邦在政治经济方面紧密合作，埃及从传统的政治方向转向地中海爱琴海，由大陆走向海洋，二十六王朝实现了政策转向。

马一舟

张小希老师以文多兰达军营为具体案例，关注罗马帝国境内的跨语言文化交流状况。首先张小希老师对罗马帝国的居民、文化、语言进行介绍，指出帝国境内没有统一的语言政策，跨语言交流障碍如何清除是一个核心问题。张小希老师选取罗马军营以解答这一问题。第一部分介绍了罗马帝国不列颠行省文多兰达军营的情况，此军营直至公元2世纪还有活动，留下了很多树皮书写板，是了解军营生活的重要史料。第二部分张小希老师着重介绍了两块书写板。他认为，这几块书写板表明罗马军队士兵来自帝国境内各地，语言多样，体现了两种跨语言交流方式。形式一是借助翻译官。通过213号书写板有关粮食交易的内容，结合214、215号书写板有关内容，可得出军官卡西乌斯是军营在与居民进行粮食贸易时沟通的翻译官。形式二是学习共通语。331书写板和118书写板反映了两种书写方式，经过分析张小希老师认为，一块为拉丁语熟练使用者的笔迹，一块为拉丁语初学者的笔迹。罗马帝国境内识字率不高，外族人为谋求升职，需要具备读写能力，因此学习拉丁语。最后，张小希老师认为，这两块书写板反映了帝国时期的跨语言交流情况，翻译官和共通语是清除交流障碍的重要手段。

张小希

在对上述发言进行评议时老师们主要就古代世界的跨文化交往尽心深入讨论。古希腊与波斯地区的犹大群体相似，在构建自我、他者形象及身份认同时，都会对过往的历史经验进行拣选和再造，形成本民族知识体系，并将其作为认同的根源，不断传承和发展。黄薇老师认为，刘昌玉老师的发言进一步丰富了关于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和印度河流域贸易情况的认识。郭丹彤老师和马一舟老师认为，红海地区的考古实践为认识古埃及中王国时期的海洋贸易提供了资料，还可以就这一问题对“蓬特”位置、航海路线和海洋贸易对象等问题进行进一步讨论。张悠然老师认为，古埃及第二十六王朝的被动转向与传统势力范围情况恶化的国际环境密不可分，是从陆地政策转向海洋政策、寻求新的发展道路的表现之一。李永斌老师认为，张小希老师对罗马帝国时期文多兰达军营跨语言交流的研究具体而深入，是对跨文化交往历史情境和合理解释与还原，这一议题还可以作为古代文献中的翻译官问题进一步讨论。

二、古代晚期与中古时期的知识生产与文明交往

徐晓旭老师、李强老师、李腾老师、张凯悦老师和刘招静老师的发言主要关注中古时期不同地区的交往及交往过程中的知识传播。

徐晓旭老师基于丝绸之路和中西交通史的跨文化交流研究，关注“大宛”和“大夏”的音、地、史考证成果。徐老师首先提到传统研究的两个问题：其一，研究主要集中于“对音”“对地”或对历史复原重建，但缺陷在于三方面没有协调统一。徐老师认为，地理、发音和历史事实三者缺一不可，如果资料不够丰富无法重现历史事实，也应该创建合理的历史情境。其二，在张骞出使西域、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具体研究中对希腊化的本身历史和遗产、影响被低估。在演讲中，徐老师提及了有关“大宛”“大夏”名称由来的几种解释，学界认为可能来源于“伊奥尼亚人”和“吐火罗”的发音，但这几种阐释还需得到进一步证明。随后，徐老师简述张骞出使西域时东方希腊世界的状况，辅助理解“大宛”“大夏”的位置、读音和历史事实。通过将历史事实与文本校勘结合可以得出，希腊文本中的“月氏”可能是抄写错误导致一个族群名称具有两种形式。根据拉丁文本和中国史书记载，可以重构“大宛”与“月氏”“吐火罗”的关系，得出“吐火罗人的王是月氏人”的结论，推翻“大夏是吐火罗”的结论。徐老师还提到了“蓝市城”，作为辅助理解希腊人还居留在中亚地区的证据。最后，徐老师陈述了“大夏”在希腊语语法中的相关解读，对“大宛”“大夏”可能存在的历史情境进行合理还原。

徐晓旭

针对以往研究忽视了拜占庭文化的原创性，李强老师对拜占庭文明的原创知识及其特色进行了阐释。李强老师认为，首先，拜占庭文化的确存在继承性，而且拜占庭人自身也不强调创新，因此看似缺乏原创性。但是，拜占庭也产生了众多知识成果，并且拜占庭文化特色对国家构建和认同具有重要意义。李强老师给出文学、建筑、音乐、医药、军事等领域的实例，证明拜占庭文明的原创性。同时他也给出一些案例，例如异形怪物，表明拜占庭对古典传统的继承和改造。李强老师结合学术界研究成果认为，拜占庭对古典的选择并接受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帝国像是一艘“忒修斯之船”，在知识的拣选、接受、演变中，融合希腊罗马文化，逐步生产出具有拜占庭特色的文化，并为世界提供知识成果。

李强

李腾老师以翻译运动为切入点，关注中世纪拉丁西方的文化复兴与创新和地中海地区的文化交往。目前学术界对翻译运动的研究主要在阿拉伯世界在中世纪翻译运动后的知识增长方面，而对知识的传播路径、阿拉伯译本的重新拉丁化等议题关注较少。对此，李腾老师认为，古代晚期拉丁西方知识接受能力确实下降，中世纪翻译运动承认阿拉伯译本对西方知识复兴的积极作用，这次翻译运动的知识来源是波斯和古希腊的神学、哲学等，这些知识经过翻译和数代人的传承，一直沿用到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李腾老师以“阿奎纳的胜利”为例，阐释了翻译运动如何改变西方。他指出，西方通过翻译运动，认为自己战胜了阿拉伯人对希腊哲学的阐释，实现了返本翻新。拉丁西方接受知识之后，外表虽然是希腊罗马的，但内核是全新的，而不仅是对希腊罗马的简单承袭。李腾老师将翻译运动的路径总结为中世纪知识在地中海沿岸传播的“大流转”模式。知识流转的过程很漫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进行的文化融合与创新为真正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

张凯悦老师主要关注 “狗首”与“牛蹄”等异域传闻在3至13世纪欧亚大陆的传播与演变。 通过分析“狗首”和“牛蹄”两个传闻在3-13世纪的流变，张凯悦老师认为，即便所使用语言不同，但是内容都具有稳定性，表明中亚异域传闻具有共性。文化传播过程中，传说主要传播者是欧亚大陆的普通民众，更加强了传闻内容的稳定性。张凯悦老师将这两个例子类比中国传说，进一步证明在普通民众中传播的故事总体情节具有稳定性。与此相反的案例是“祭司王约翰”的传闻。马可·波罗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故事进行加工和改动，使之情节与民众的记忆产生差别。

李腾

刘招静老师主要关注方济各会修士在与蒙古交往中的伦理与文化碰撞问题。刘招静老师选择13世纪方济各会修士博朗嘉宾的《蒙古行纪》作为研究材料，探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经济伦理问题。这次跨文化交往活动发生在13世纪蒙古已经入侵东欧、教皇希望了解蒙古人对待基督徒的态度的历史背景下，在交往过程中，两种文化之间产生一种张力，西欧教会和蒙古都带有普世价值观，教会坚守清贫，蒙古坚守礼物交往的习惯。博朗嘉宾采取折中办法，以日常生活必需品为礼物，尽管博朗嘉宾了解了蒙古情况，但却没能成功让蒙古人基督教化，蒙古与西欧的关系仍然处于僵持状态。方济各修士这一次的访问和日后传教士访华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历史的连续性和差异性。

刘招静

在对上述发言进行评议时，参会老师就知识的产生与传承、自身与他者形象构建等问题做出讨论。希腊化时期交往路径拓宽，为不同地区的文化传播与融合提供了平台。拜占庭文明继承了古代埃及、两河文明元素、融合希腊罗马文明特点并经过拣选和塑造形成的具有拜占庭特色的文明，随后这一文明独立发展，成为地中海文明体系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与此相对应的拉丁西方，李强老师认为在翻译运动中，拉丁西方受惠于地中海地区的“知识流转”，结合自身文化特点，在跨文化交流中形成了前近代西方文明的雏形。同时，与会老师就不同文明间关于异形怪物的相似性和对待礼物的不同态度两个话题进行讨论，认为它们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模仿、差异和碰撞。欧亚大陆上异形怪物的形象可能来自对艺术化图像的理解和想象。从古埃及到13世纪的西欧、中亚，都存在着这种异形怪物形象，说明了文化的传承与流变。张凯悦老师和刘招静老师分别从蒙古和西欧的角度对博朗嘉宾出使的礼物问题进行讨论，认为这次出使体现了不同政治背景下同一历史事件结果和影响不尽相同。随后在礼物交往方面，与会老师认为古代西亚、埃及文明的礼物交往是纯粹的交换与贸易，目的较为单纯；随着历史发展，礼物交往可能发展出多重意义，随之产生了对待礼物的不同态度。这些不同态度的碰撞可能一开始会很激烈，但也会通过相对折中的办法得到化解，实现不同文明相互理解。

三、知识体系的生产与演变

在长时期的文明发展中，社会发展状况和制度都对知识生产和发展产生影响。陶飞亚教授、李宏图教授、李永斌教授、蔺志强教授主要关注知识与制度的关系及知识概念在长时段过程中的演变。

陶飞亚老师关注中中国与日本对待知识态度的差别及背后的制度因素。首先，陶飞亚老师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认为世界历史发展是不平衡的，影响了各国历史进程中的知识流动，并且知识流动和国家权力有绝对关系。不同国家对其他地区的知识有不同态度，造成国家发展差异。对此，陶教授还对知识层级进行了界定，包括最核心的精神世界知识、最外围的物质世界知识以及社会组织、制度等知识。知识流动的推动力分为国家推动、团体推动、个人推动三个层次。为此，陶飞亚老师首先讨论前近代时期日本与中国的对外交往，前近代时期，中国文化向外输出，促使日本社会、教育制度革新，文化艺术水平提高，形成日本文字 和日本民族文化。其次讨论日本与欧洲的交往，在战国时代，日本“天正使团”访问欧洲，受到教宗欢迎，带回了绘画与图书、印刷机等，影响了日本文化。同时陶飞亚老师简述了中国民间宗教的知识流动，例如鸠摩罗什、法显、唐玄奘等，推动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并实现佛教中国化，对中国哲学、文化发展有重大贡献。 陶老师还梳理了在国家层面对外交往的影响。郑和下西洋发展了中国的航海地理知识；基督教在中国进行知识传教，影响了明末清初思想界，同时有助于中国知识向西输出。但是清廷改变了知识接受的态度，拒绝传教士和使团访华，丧失了与近代工业文明和平接触的机会，从此英国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此外，陶飞亚教授对近代中日两国知识接受态度进行比较。晚清中国知识传播与接受重新被迫开展，成果虽有但未对中国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天主教和新教充当中西文明摆渡者，直到李鸿章出使欧美才对西方认识更深。预备立宪前夕，中国使团形成《考察宪政报告》后，清政府顽固派才真正认可了西方知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对于知识传播与接受的态度。日本进入近代世界后，利用修约机会，访问英美德等国，学习西方制度法规技术思想生活等文明成果，构成“三大方略”，促使国家真正强大。最后，陶老师认为，日本与中国对待知识的不同态度根源于两种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日本因为本国贫瘠而主动寻求发展方法，中国作为大国，本国知识储备丰厚，因此向外学习不够积极。

陶飞亚

李宏图老师主要从外部路径讨论知识生产和流动中与权力的关联。李宏图老师认为，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其中一个是权力或者国家权力。首先，他探讨了权力与知识流动之间的关系，权力可能对知识生产起到积极作用。法国启蒙运动中，贵族作为知识的需求方，其特权保护、制约、促进了启蒙思想发展，狄德罗《百科全书》的出版就体现了这一积极影响。但是国家权力与思想流动之间的关系也有消极的一面，权力会阻碍知识的生产和传播。18世纪的法国有严苛的图书出版法令和思想警察，思想出版言论自由受限。与此相对，环法国地区出版较为自由，启蒙书籍经过出版商思想家读者共同作用，在环法国地区出版后得到传播。因此，李宏图老师认为，在知识生产传播过程中，既有受到权力压制的相对封闭的内部空间，也有对应受权力促进和保护的相对自由的外部空间。要实现知识的自然流动，需要对权力进行重新理解，形塑新的权力机制。其次，李宏图老师提及知识生产中关于权力的知识，例如“什么是权力”“权力为什么要管控”等问题，从这些思考中欧洲形塑了现代国家权力体系。李宏图老师认为，对知识体系研究与权力之间关系的研究需要分类、细化，在传播、翻译过程中，知识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出现误读。例如同盟会成员马君武翻译的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梁启超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称这本书是“政治、宗教上自由原理，这本书最适合我们国家。”李宏图老师经过研究后认为，这本书虽然是自由主义著作，但目的在讨论社会自由，马君武的翻译是政治化意图影响了文本再生产的结果。最后，李宏图教授将此次演讲总结为，知识生产传播与权力有深刻关联，既有促进，也有阻碍，还可能造成误读，因此有多层次内涵。研究中需要更细化知识生产、流动和文明复建的过程，丰富对文明和知识再生产的理解。

李宏图

李永斌老师主要关注“东”“西”概念的产生与流变。在第一部分发言中李永斌老师阐述了东方与西方的概念由来和历史演变，认为它可以上溯到闪米特语文本，至罗马帝国分裂时期明确有“东”“西”的概念，但东方与西方事实上对立的历史起点是希波战争。希罗多德在书写希波战争时认为，世界由希腊和蛮族构成，希腊人是自由的，波斯人是专制的。到古典时代，西方对希波战争的认知继承自希罗多德，并已经固化。在第二部分发言中李永斌老师陈述了近现代智识领域对古典时代认知的呼应。一种观点主要承袭自古典时代，认为欧洲是强大的，亚洲是失败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希波战争是希腊人认识自己的开始。希罗多德刻画的“它者”世界，为希腊人提供了认识自身的镜子，通过制造蛮族，从反面定义自身，形成了希腊族群认同。希波战争之前，希腊是地中海世界的一部分；希波战争之后，希腊认识到不同于东方的民族性。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应从希腊人“两极对立”的世界观出发，世界是一分为二的，希波战争之后希腊人不再根据外部评价，而是从内部定义自身。在第三部分发言中李永斌老师陈述了“整体的东方西方二分法”。自欧洲民族主义兴起以来，有部分学者抛弃古埃及、古罗马等重要古代文明，认为古希腊是自由的缩影。一些学者对东方充满偏见，直至楔形文字、象形文字破译、迈锡尼文明发掘、确认了古风时期希腊艺术东方化阶段才克服这一认识上的缺陷。

李永斌

蔺志强老师关注中古英格兰特许状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蔺志强老师首先解释了英国王朝统治长期延续的原因在于王权是很多体系的基础，其原因有三：一是王权的合法性建构很成功，并且受到泛欧洲地区的承认和保护；二是王权有限，不深入普通民众，如果产生矛盾则尽量在王权体制内解决，形成权力的良性循环；三是王权有限也是维护王朝统治的机制，形成王与贵族共天下、王与法共天下的局面，只要国王的行为在正常范围内，王权一般不会受到威胁。接着，蔺志强老师提到特许状与中古时期王权的关系。特许状是一种构成权力层级关系的文本，权力的源头会根据层层下发的特许状追溯到王权。特许状作为一种知识或文本体系，具有的延续性、强化王权权威性和实践性，可以保证王权合法性，并且对颁发、接受双方都有利，因而维持了王权和特许状制度，构成了权力和文本之间互惠的积极关系。

蔺志强

在对上述发言进行评议时，参会学者集中讨论了制度与体系对知识生产的影响。陶飞亚教授认为，应该主动调整对待外来知识的态度与方法，主动进行学习。李宏图教授主要对知识边界这一问题做出学术思考。古希腊在构建自我、他者形象及身份认同时，会对过往的历史经验进行拣选和再造，形成本民族知识体系，并将其作为认同的根源加以继承。刘招静老师认为，蔺志强老师关注的中古英格兰特许状制度是原创性的，这一体系的产生与发展对于王权的合法性建构和延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郭丹彤

发言和评议会议结束后，郭丹彤教授进行了总结发言。郭丹彤老师针对讨论过程中的礼物交往、古代文明的历史贡献等话题发表见解，认为人类文明的交往与传承促进了世界历史发展。郭丹彤老师表示，在本次会议上各位师友的发言内容丰富、研究视角新颖，与本次会议主题“前近代世界的知识生产、文化接受与文明交往”十分契合，并且涵盖了古今中外各领域，实现了学科内交叉，有助于跨文化研究的深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