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岁我在加沙，目睹了一个国家的崩塌

最近，一位中国战地女记者登上了热搜，她在巴以冲突爆发的第一时间赶到前线。11月5日时，坚守了25天的她从前线回撤，暂时休息一段时间。

这位女记者叫陈慧慧，是中央总台驻土耳其记者。

直到今天，持续一个月的巴以冲突仍未停战。

陈慧慧在枪炮声不断的前线，始终神情自若、语调平稳地播报新闻，可她也表示，看似平静淡定的状态背后，是无法控制的恐惧：“每天在边界，最害怕的那个人是自己，有点风吹草动异响都非常警觉。”

20年前，26岁的周轶君作为全球唯一常驻加沙女记者，在战乱频发的加沙地带工作了两年，亲眼见证和记录了巴以冲突的残酷现场。

在#加沙医院遭袭20小时前孩子们还在做游戏#的词条中，周轶君评论说：

“几乎每一场战争都会有医院遇袭，这所医院我进出过多次，看见过孩子们的离去，大人们的葬礼。”

她平实记录下战争的残酷、人们的仇恨，以及中东地区生活在悲惨世界中的人。同时也写下自己对战争的反思。她是勇敢的，亦是珍贵的。

20世纪70年代，周轶君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小康家庭。她大学来到北京，就读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校，大学志愿里包含法语、德语、日语等8个语种，周轶君剑走偏锋，选择了阿拉伯语。

周轶君童年照

阿拉伯语作为小语种，学的人少，周轶君判断这门语言在她之后的职业生涯中会带来优势。

果不其然，毕业后周轶君凭借小语种专业任职于新华社，并在2002年主动争取去巴勒斯坦加沙常驻。加沙暴乱，领导们担心她作为一名女性记者，无法克服危险，她多次申请，提出了自己的优势：“长期的外派任务，女性的耐力会比男性的爆发力更重要。”

2002年8月1日，周轶君的母亲送周轶君到机场，那时她还不知道女儿的目的地。当周轶君母亲被告知目的地是耶路撒冷时，汽车收音机不合时宜播出一条消息：“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校园昨晚发生爆炸，已经造成7人死亡，85人受伤......”

母亲的眼睛瞬间红了，周轶君却只盼着快快到达机场、快快办理登机牌，这样送行的人就无法入内，也无法改变她的决定了。

实际上，她真正的目的地也并非是耶路撒冷，而是距离耶路撒冷80多公里、更加危险的加沙地区。

周轶君在加沙

战乱频发的加沙地区工业发展停滞，天空湛蓝、空气清新，但是却与“清洁”无缘。街道上遍布垃圾、房屋分布杂乱，有的房屋外墙上密布枪眼，有的在轰炸中倒作一团，裸露的钢筋直指天空。

街上的每一堵墙都画满了涂鸦，写着五颜六色的阿拉伯语：“自杀爆炸好”、“圣战到底”、“血债血还”，甚至还画了一辆爆炸的公交车。

加沙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某些地方平均一平方米住六个人，男性长者与女性普遍穿长袍，年轻男子则多穿T恤和牛仔裤。下午四时，学校放学，穿着墨绿色校服男女学生涌向街头，为加沙凭空添了几份生机。

人群里也混杂着“危险人物”，倒提步枪、穿各色军装的巴勒斯坦人在人群中走过，有的会用黑布罩头，有的后腰别着手雷。

到达加沙，周轶君发现当地情况比自己想象中更复杂、混乱，而两年的战地记者生活，足以让她适应和了解这块土地，与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

“如果在加沙过了一个星期的舒坦生活，你就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了。”

到达加沙后周轶君需要习惯的第一件事是，每天来自头顶的轰鸣和玻璃窗的微微颤动。

以色列“阿帕奇”武装直升机、F-16战斗机或无人驾驶侦察机几乎每天在加沙上空盘旋，伺机打击地面目标。

如果直升机“哒哒”的螺旋桨声突然变得清晰、电视屏幕突然变成马赛克、手机没有电话打入却响个不停，就表明，空袭即将来临。

初来加沙时，任何爆炸声都会让周轶君误以为空袭来临，她被吓得在黑夜中一动不动地静默着。

2002年8月5日，周轶君在加沙上任战地记者的第三天，遭遇了人生第一场空袭。4枚导弹在夜晚炸毁了加沙两座小型工厂。前任战地记者王昊还没有离职，摸黑赶往现场，周轶君遵照命令关掉所有照明灯，在黑暗中等待消息。

王昊在现场不断拨来电话，电话那头是示威人群的口号声、工厂主人的哭泣声、现场救护车的啸叫声，电话这头是难得安静的夜晚，周轶君在黑暗中保持沉默，只有呼吸声。

随着时间推移，周轶君发现，“空袭是可以被习惯的。”

某次爆炸，加沙雇员阿马德给她打电话说：“知道炸哪儿吗？走路两分钟就到我家！死定了！你要记得我！”

周轶君反而成为安慰别人的角色：“上次坦克开到我家也没事。”

阿马德却是担心家中的女儿，她们一个7岁，一个3岁。周轶君和阿马德3岁的小女儿通话，小女孩在电话另一头说“害怕”。

隔了一会儿，小女孩又用稚嫩的声音提醒周轶君：“听——轰炸。”

习惯轰炸成为每位加沙居民的必修课，甚至每位胎儿的胎教音乐便是轰炸声。

巴勒斯坦人民仰头等待轰炸

因为轰炸随时可来，加沙居民竟然学会了在大乱中寻找到自己的日常生活。某次周轶君想要出门吃当地特色菜，在出门前收听到电视台消息：以色列特拉维夫一座购物中心遭到巴勒斯坦人体炸弹袭击。

窗外飞机轰鸣，以色列的报复轰炸似乎会随时开始。

然而周轶君到达特色小吃店门口，十几人仍不顾轰鸣声，气定神闲地排着队，队伍中有人说：“轰炸？有什么好怕，天天都可能有啊，真主决定一切。”

话音刚落，轰鸣声更加清晰，并且伴随着持续、高频的“吱吱”声。大家闻声仰头观望，有一个红点在夜空中闪烁，一闪一闪的。

两个小孩在车里伸出脑袋，指着天空喊道：“轰炸轰炸！”

周轶君买完小吃赶紧回家，邻居却在屋外闲庭信步，他解释道：“你知道等着另一只鞋子从楼上扔下来的故事吗？我们就是天天这么等着。”

最近短视频平台流传了一段，前线采访巴勒斯坦儿童的视频。记者举着话筒问一名全身止不住战栗的巴勒斯坦小男孩，长大之后的梦想是什么。

这名小男孩对着镜头瞪着大大的、空洞的眼睛，回答道：“这里的小孩长不大。”

在周轶君驻扎加沙地区时，巴勒斯坦政府公布数据，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有一半巴勒斯坦人在18岁以下，150万巴勒斯坦人小于15岁。

2002年8月15日，周轶君目睹了第一具因为战争去世的尸体。

以色列军队坦克开进罕尤尼斯，5岁小男孩法利斯在自家门口被打死。

法利斯躺在冰柜里，他的身体太小，显得冰柜尤其大。细细的黄头发耷拉在法利斯脑袋上，他的眼睛还未完全合上。

医护人员将裹尸袋揭开，露出法利斯瘦削的上半身——皮包骨、血迹斑斑。

医生们用巴勒斯坦国旗将法利斯小小的身体裹住，放在担架上游行。一辆卡车在队伍最前面为抬着法利斯尸体的担架开路，几千名罕尤尼斯居民驻足观看，或者一路跟着前行。

绿的、黄的、黑的旗帜被人们举着四处飘扬，卡车上的大喇叭始终播放着：“血债血还！”、“真主最伟大！”居民们跟随着大喇叭齐声呐喊着，震耳欲聋。

周轶君拍下的某场葬礼

2003年9月24日深夜，加沙地带中部百里基难民营发生恶战。以色列特种兵进来抓人，遭到巴勒斯坦武装人员袭击。巴勒斯坦人死了两位，以色列一死两伤。

周轶君被一位年轻人领着去现场，他们走上一个水泥楼梯，楼梯上都是风干的血迹。年轻人抓起地上的一只枕头，上面的血块尚未凝结，看起来殷红柔软。

年轻人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开口道：“这是脑浆。”

楼梯上风干的血

在战争中无辜逝去的人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未来，而在战乱中仍然存活的人们，需要为了生存而拼尽全力。

周轶君曾遇到过一位在路边向她兜售口香糖的孩子巴士拉。

巴士拉的爸爸原先在西岸巴勒斯坦城市拉姆安拉做清洁工，2000年冲突爆发后以色列全面封锁加沙地带，只能失业。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可是家里除了巴士拉还有四个兄弟、一个两岁的妹妹，和患糖尿病的妈妈。

他们兄弟四个遍布在城市的不同角落卖口香糖。巴士拉每天从早上六点工作到晚上12点，大概能挣15个谢克尔（约30元人民币）。

巴勒斯坦教育免费，但是由于不能负担书本费和生活费，巴士拉和兄弟们一直没有上学。

几个月后的某一天，周轶君开着车在红灯前停住，一个卖口香糖的小孩开心得飞奔过来猛拍车窗：“你要找巴士拉吗？他上学去了！”

周轶君听到这个消息，在车里高兴得差点哭出来。被战争笼罩的地区，受教育实属艰难，巴士拉终于能继续读书、改变命运了。

生活总是有一些微小的希望，支持在人们望不到头的苦难中，继续前行。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关系陷入僵局，巴勒斯坦为了夺回领土选择自杀式的恐怖袭击，以色列报复巴勒斯坦选择轰炸，战乱没完没了、无法解决。

在哈马斯统治的加沙地区，愿意参与自杀式袭击成为“政治正确”。

周轶君在路上遇到过一群举着旗子玩耍的小孩，他们见周轶君拿着相机，非常兴奋地冲了过来，大声喊道：“给我照相！明天我要当烈士啦！”

说话的小孩告诉周轶君，明天自己要绑上炸药去犹太人定居点。炸药是别人给的，也不需要训练。周轶君随意拍了几张照，小男孩似乎不太满意，挺起胸脯让周轶君重新拍：“再给我照一张，明天要登报纸的！”

不知道这位小男孩最后有没有背起炸药，但是少年背起炸药，成为人体炸弹的惨剧确有发生。

2003年11月2日，一位刚刚过完16周岁生日的巴勒斯坦少年萨西卜，经过两天的跋涉，几乎没有进食，终于抵达距离以色列不到一公里的地方。

他被侦察的士兵发现，面临着前面是重兵、头顶上是直升机的艰难境遇，靠着最后的力气向装甲车奔去，引爆了腰间的炸弹。

最后，他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一位以军士兵受轻伤。

哈马斯成员装扮成人体炸弹游行

因为自杀袭击去世的人，被巴勒斯坦人称为烈士。

2003年10月4日，一位实习女律师哈娜迪在以色列某城市一家餐厅引爆身上的炸弹，造成19人死亡，50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数名婴儿。

哈娜迪28岁，受过高等教育、喜欢时尚和艺术，她在一个本子画画和写诗，一幅画临摹了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女神引导人民》，还在本子上写下“我的国籍是所有人的心，为何我们还需护照——无名国家。”

本子上有一整页写着一个硕大的“萨拉”，字母空隙间画了张尖叫的脸。“萨拉”是被以军打死的一个巴勒斯坦儿童。

自从哈娜迪的弟弟和未婚夫被以军打死，哈娜迪常常念叨着要替弟弟负责，并每天把斋、念经。爆炸当天，哈娜迪告诉父母自己要去难民营处理工作事务，午饭时间也没有回家。

家里没有任何人知道哈娜迪要去“执行任务”，直到听说梅法发生爆炸，打开电视后看到了哈娜迪的名字，才知道哈娜迪做了“人弹”。

哈娜迪的父母和妹妹先被“惊呆了”，然后母亲和父亲都开心地感谢真主让哈娜迪成功，哈娜迪的父亲解释道：“执行爆炸是一回事，成功是另一回事。”

哈娜迪原先的房子在执行任务成功后的半夜被以色列方摧毁，他们现在搬去了新的房子。

去她家前需要穿过十几米长的两排店铺，墙上满是烈士像，哈娜迪家的房门上也贴满了烈士像。

周轶君问哈迪娜的父母：“根据伊斯兰教教义，女子是不是不应该去执行自杀爆炸？”

母亲说：“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以色列人有飞机、坦克，我们只有自己的身体......我女儿若不是亲眼看到弟弟和未婚夫被杀，生活失去希望，怎么可能走上这条路？”

在加沙的那几年，周轶君不仅见证了战争下平民的悲惨生活，也曾得到机会，采访战争中的高层。

2003年，她得到了采访哈马斯创始人、精神领袖亚辛的机会。

亚辛家位于城南贫穷的居民区，通往他家的路大部分是土路，开车过去一路颠簸。他居住的房子只是几间普通的平房，外墙上写着“武装斗争”和一些赞美哈马斯的标语。这和普通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情况没有区别。

在哈马斯集会上，亚辛总是最后一个出场，他被保镖、追随者、记者们簇拥着，身体被人群和话筒挡住，永远露出一张心满意足的笑脸。或者在游行队伍中，他坐在行进得极慢的专车里，接受记者们的采访。

以色列某任总理的高级助理都形容亚辛具有“教皇般的号召力”。曾有一名25岁的伊斯兰大学学生接受采访时说：“亚辛是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侵略的象征，我崇拜他，愿意为他献身。”

亚辛只念过高中，未接受过正规的宗教教育，却在难民营的穷人当中支持率颇高。哈马斯对外发动袭击，对内斥巨资兴建医院、学校，还不定期向穷人发放食品和救济金。

周轶君采访亚辛

近距离见到亚辛，周轶君才发现亚辛缩在大白袍里的身体如此瘦小：

两只大手僵硬地垂下，白袍遮盖住他已经萎缩的脚跟，脚上穿着一双大的不成比例的黑鞋。

14岁那年他在海边摔断颈椎、四肢瘫痪，长期的牢狱生涯让亚辛声带、听力严重受损，他讲话的声音仿佛一把刀片在刮玻璃。

亚辛失去了神秘感后，只是一位四肢瘫痪、坐轮椅的病人。

以色列宣布亚辛为重点打击对象，亚辛却仍然待在家里，并没有加强防范措施，似乎明白躲无可躲。

在亚辛的表述中，他并不担心死亡，“暗杀的威胁从来不能吓倒我们，我们乐意成为‘烈士’。对于我们来说，牺牲像结婚一样是喜事。为正义献身的人只死一次，怯懦的敌人要死100次。”

加沙的自杀袭击引起以色列更猛烈的军事报复，引起更多无辜巴勒斯坦人死亡，亚辛表示：我们巴勒斯坦人没有F-16轰炸机，没有‘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只能用有限的、简单的手段自卫......”

不少巴勒斯坦人也表示，我们没有武器，只有自己的身体。

无辜的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在轰炸与自杀袭击中流血、离世，亚辛表示惋惜，却又毫无办法，因为自杀袭击在他心中是唯一能和世界对话，引起世界重视巴勒斯坦人民的方式。

2004年3月22日的凌晨，亚辛遇刺。亚辛住处离周轶君家直线距离不过十公里，虽然路线曲折，但是记者们总是事先反复练习去亚辛家的路线，所以周轶君很快赶到。

一扇暗红色铁门上弹孔斑斑。一地鲜血、满墙弹孔。亚辛的轮椅碎了、袍子碎了、脑袋也碎了。

一些孩子在地上、墙缝里挑拣亚辛及另外8名死者的尸体碎片。根据伊斯兰教传统，死者下葬时要“全尸”。

送葬队伍里，不仅有男性，还有从不参与葬礼、蒙着黑色面纱的女性。当盛有亚辛尸体的棺材送到清真寺接受最后的祷告时，人群突然沸腾。

巴勒斯坦民众参与亚辛葬礼

无数双手伸向棺材，人群发出撕心裂肺的喊声和枪声，亚辛遇刺后的沉默与安静正式褪去，大家麻木几小时后，爆发出沉淀的愤怒。

哈马斯的人说：“杀死亚辛不但没有削弱哈马斯，反而令我们变得更强大、更团结。”

在巴以的斗争中，以色列向巴勒斯坦搞定点轰炸，而巴勒斯坦则选择最简单粗暴的人体炸弹方式恐怖袭击以色列的无辜百姓。

一名20岁的哈马斯成员伪装成正统犹太教徒，在耶路撒冷市中心市场登上14路公共汽车，在汽车经过一个广场后，朝车厢中间走了几步，随后引爆绑在腰间的重磅炸药。

爆炸造成16人死亡，93人受伤。

50岁的巴勒斯坦人瓦迪经历路边的汽车爆炸事件后，没有死亡，但耳朵、胸、腿、脚多处受伤，失去了半个肝。

他浑身缠满纱布，出院后没有洗过澡，也没有钱拿药，躺在床上一动弹便牵扯所有伤口，他生来是哑巴，连喊痛也喊不出，只能无力地发出“啊啊”的叫声。

瓦迪一家15口人住在灰色的水泥房里，门和窗都只剩下框架。为了挡住冬天的雨水，窗框上用绳子吊了块缺角的石板。

家里没有钱支付账单，所以煤气和电都被停用了，只是从邻居家接了一根电线，方便上学的孩子就着一盏日光灯写作业。

爆炸那天，在以色列做建筑工人的他刚刚领到1000多谢克尔（相当于2000元人民币）的工资。在经历爆炸、送往医院的路上，他的工资全部被人偷走。

瓦迪失去了赚钱能力，他有两位儿子，一位儿子也失业了——工厂被以色列导弹袭击，大批工人面临失业。现在全家靠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每两个月发一次的30公斤面粉、一瓶油和两公斤糖度日。

他们得不到赔偿，也得不到其他救济。

瓦迪躺着的床上，床头有个铁皮糖罐，上面写着大大的英文商标：HAPPY。

2004年3月6日，遭遇汽车连环爆炸袭击之后，地区流动之间的管控更加严格。周轶君作为记者原先可以走效率更高的“贵宾通道”，现在大家统一走巴勒斯坦工人通道，需要至少等待两小时才能从通道进入检查大厅。

周轶君向以色列士兵抱怨，效率越来越低、等待时间越来越长。士兵回复道：“现在形势变了，你不知道我们面对多少压力，每天我离开家时，妻子都对我说：‘希望晚上见到你回来’……”

以色列士兵指着“工人通道”告诉周轶君，上星期自己的一个朋友被巴勒斯坦人打死。他难以理解巴勒斯坦人对每一个以色列士兵“个体”的仇恨，因为他并不讨厌巴勒斯坦的每个人，只讨厌搞自杀袭击的恐怖分子。

周轶君想到自己常常听巴勒斯坦人说起一句话：“我们不是恐怖分子，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怒火。”

怒火烧成一团，引出更多的怒火，对立似乎永远不会结束。怒火背后，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受伤、死亡。

周轶君有时也会离开加沙，前往以色列观察情况。

她来到耶路撒冷，这里是多个宗教的圣地，算得上是“离上帝最近的地方”，同样也是巴以问题最核心、最难解决的争端之一。

3000多年来，耶路撒冷遭遇37次被占领或遭战火蹂躏，18次被摧毁而后重建。以巴勒斯坦为首的阿拉伯人和重建国家的以色列犹太人，在20世纪中叶后爆发多次争夺耶路撒冷的中东战争。

耶路撒冷市中心乔治王大街上车水马龙、井然有序，是标准的现代化城市。然而，正因为这里人流量大，成为了自杀爆炸的重灾区。2002年仅一年时间，这里已经发生六七起爆炸和枪击事件，最严重的一次造成16人死亡。

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里，有一张一名犹太女孩在地球仪前寻觅的照片，上面写着“哪里才是我的国家”。周轶君在加沙时，在巴勒斯坦电信局广告上看到极其类似的内容：一名巴勒斯坦女孩在地球仪前自问，“哪里才是我的国家”。

周轶君来到哭墙旁，一位犹太人妇女主动向她搭话，得知周轶君是中国的记者时，她说：“你一定要在中国的媒体上说，上帝创造犹太人，不是为了遭别人杀戮的。”

还有一位耶路撒冷情报部门工作人员告诉周轶君：“2000年流血冲突爆发前，如果我们想派军队进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城市，很犹豫，因为那是巴勒斯坦人的地方，现在——只要有一次自杀爆炸，我们毫不犹豫冲过去。”

周轶君在加沙地区及附近待了两年，发现巴以两地的矛盾根深蒂固、难以改变，大家似乎难以脱离自己的立场，在捍卫自己的正义中，又拖下无数无辜的人们到水深火热的地狱。

作为一名记者，能做的似乎很少，记录是途径之一。

在加沙两年，终于到了离别的日子。

周轶君和加沙雇员阿马德通话告别时，想到刚来加沙不久，窗外狂泻14枚导弹的夜里，阿马德3岁的女儿在电话那头用稚嫩的嗓音给周轶君说：“听——轰炸。”

那句稚嫩的话语时不时回荡在周轶君耳边，响起时仍十分心痛。

周轶君拍的孩童

周轶君在以色列曾遇到过一位老师，那位老师致力于在教育和活动中融入两个民族和谐共处的理念，向学生们宣扬和平。

某次活动后，周轶君问他：“活动成功吗？”这位老师回答道：“我很高兴，但我深知自己所有的努力不过是大海里的一滴水。”

虽然是大海里的一滴水，可他和他的同事们仍然在自己的工作中矢志不渝地坚持促进和平，这让周轶君对他们深感敬意。

周轶君又想起她有一次在加沙买短袖，老板为她优惠了几十元。她开始不明所以，有天穿上短袖时，才发现，她选的这件短袖上，印花写着“和平”。

部分参考资料：

周轶君 ｜ 离上帝更近

图片来源：《离上帝更近》、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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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26岁我在加沙，目睹了一个国家的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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