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大英帝国衰亡史》：英帝国衰落的他国之鉴

有关英帝国是如何衰落的探讨，史学界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除了对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等具体因素的评析外，还形成了英帝国主动解体、国际格局变迁、殖民地民族主义兴起等多种研究范式。相较此类侧重于单一线索的考察，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中西辉政的《大英帝国衰亡史》以描绘帝国衰落的实际过程为主线，将各类因素的影响统合于历史进程之中，如作者所言“以更宏观的文明史观点交叉探讨”书写一部综合性的帝国衰亡史。全书围绕“大英帝国为何会走向衰落”这一主题，贯穿四百年的时间跨度，对英帝国史上的一些重要节点做了精要点评，颇有值得思考之处。

延续传统史学的分析路径

《大英帝国衰亡史》一书按编年顺序展开，讲述了从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到二战结束后的帝国“故事”。作者并未脱离从政治、经济、外交等层面进行分析的传统史学框架，很显然，这些因素都在英帝国的衰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外交尤其是中西辉政关注的重点，这不仅与作者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治学背景有关，也受其在英国留学经历的影响。留学期间，中西辉政一方面专注于英国外交史的学习，另一方面阅读了大量英国保存的有关日本方面的一手材料，尤其是太平洋战争期间英国情报部门对日本所做的分析，这些经历使他深刻感到外交、国际政治和对外战略等国家软实力建设较之硬实力更应放在首要地位，这也成为其思想的根基之一。

该书前三章着重从外交方面对“不列颠治世”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分析，作者强调“外交造就的和平与力量造就的和平同等重要”，英国“权力平衡”的外交传统在其崛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在对帝国衰落阶段的讨论中，第七章即从对外战略的高度，尤其从英国与美国、德国的外交关系入手展开分析，其主要观点是英国偏离灵活的外交传统，对美国不必要的过分亲近与对德国不必要的过分敌对是造成其衰落，甚至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负有责任的战略失误。这一观点颇引人注目，是既有关于英帝国衰落的研究中未曾予以重视的。

中西辉政指出，面对19世纪末美国、德国迅速崛起带来的挑战，英国一方面选定美国作为盟友，在短期内急速调整政策，对美做出重大让步，另一方面敌视德国，联手法国、俄国构建“对德包围网”，由此使英国与试图突破包围网的德国陷入不断制造危机的恶性循环。中西辉政认为“如果对德国的让步能达到对美国让步幅度的一半，或许可以脱离这个恶性循环。”那么问题来了，为何英国会放弃其传统外交的柔软身段，一早就在美国与德国之间确立了敌友关系？作者给出的解释是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的影响，尤其是英国方面对盎格鲁——撒克逊一体性的信任。此外，英国对德国的抑制也是其不希望单一国家掌控欧陆霸权的一种“古老本能”，这意味着英国回到了旧日的空间感——基于一个欧洲岛国而非全球性帝国的视角，将距离上更靠近的德国，而非美国视作真正威胁。

但对于英国人所看重的盎格鲁——撒克逊一体性，其真实价值在中西辉政看来值得怀疑。作者对英美关系的潜在矛盾进行了梳理，从美国方面看，反英情感从建国之初一直流传下来，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国务院仍向其所属部门的官员发出要求，对英国的态度越是强硬，越能展现自己身为美国人的“国民义务”。此后，美国撇开英国单独发表《门罗宣言》的做法更是给英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中西辉政认为“这种敏锐的感觉与复杂的‘算计’能力是美国这个国家从一开始便具有的本质。忘却美国具有这个本质的国家，接二连三地成为历史上的‘失败者’，而第一个失败者就是英国。”到了19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的反英情感仍有迹可循，有参议员就将当时美国国内的经济萧条、社会动荡归结为“英国惹的祸”。美国开始真正展现成为世界大国的志向是在19世纪90年代中叶，这一时期特纳《美国历史上边疆的重要性》与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为美国崛起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加之金融业的快速发展，美国正式步入大国行列。随后而来的就是英美矛盾在19世纪末的全面爆发。1895年，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产生国境纠纷，美国以《门罗宣言》强迫英国承认他们的强制仲裁权，而英国则以不承认《门罗宣言》作为反击，列宁甚至在当时判断“美英战争无可避免”。而就在同一年，英国在南非与布尔人发生冲突，德皇威廉二世明确表示了对布尔人的支持。面对美、德的同时“夹击”，英国最终选择与美国站在一起，他们不仅接受了《门罗宣言》，还做出一系列重大让步，譬如将原本英美共同建设的巴拿马地峡完全交给美国；在阿拉斯加国境问题上打压加拿大人的要求；1907年英军从哈利法克斯军港全面撤退，表明英国在战略上全面放弃美洲。正如前文所述，这种对美国不必要的过分亲近与对德国不必要的过分敌对，在中西辉政看来是英国在世纪之交犯下的重大失误，不仅对国际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英帝国内部来看，作者引用英帝国史专家西利的观点，认为放弃巩固英帝国内部整合的决策从长远看剥夺了帝国重生的机会，“英国若欲具备能与美、俄抗衡的国力，唯有系统地整合散布世界各地的殖民地，重新整合大英帝国”，英国无疑错失了良机。

书中第五章、第八章则从经济角度展开分析，作者在列举产业精神衰退、长期贸易赤字等帝国衰退的传统解释时也提出了新看法，譬如正是工业家们热衷购买土地、投资农业的做法才使英国农业能够挺过19世纪70年代的危机，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勉强维持基本的粮食供给；在长期贸易赤字问题上，作者强调造成赤字的最主要原因是粮食大量进口，这一点与衰退的关联此前尚未得到重视。

在经济因素分析中，中西辉政最主要的观点是对自由贸易的重新评价，他指出英国并不是因为采取了自由贸易制度而掌握经济霸权，而是在已经取得了经济优势的前提下，借自由贸易之名要求海外市场开放。这一点学界早有关注，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一书对此做了详细梳理。产业竞争力下降带来的危机感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对自由贸易论产生了动摇，至19世纪末，为了维持自由贸易而不得不进行一些“封锁”的矛盾成了英帝国必须面对的现实。由此作者提出，衰退的根源在于一种“霸权大国的生存矛盾”，即为了维持自由贸易而动用其政治影响力来确保有利的“开放封锁”，事实上反造成一种“帝国过度扩大”，由此不仅产生一系列如防卫开支过大等传统意义上的帝国弊病，同时也削弱了帝国对殖民地统治的正当性，激起全球范围内的“大竞争时代”。

由此导向一个更加值得追问的问题，既然自由贸易已经成为负担，英帝国为何不能及时地改弦更张？事实上在19与20世纪之交，英国在长期经济不景气与布尔战争失败的刺激下，社会各领域都涌现出改革之声，却未能改变帝国衰退之势。中西辉政在第八章给出三点解释：首先，否定既有的成功经验本身就是一件困难的事，不仅既得利益者对改革的反弹较大，由这种“成功”记忆培养出来的价值观与行动模式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古典自由主义作为支撑“不列颠治世”的基石本身成了需要被克服的对象，白芝浩1873年就在《经济学人》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国特有的危险，在于无法修正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伟大制度与价值观。”其次，搞清楚需要改革什么、如何进行改革同样困难重重，如果对重点把握不当，不断涌现的新目标极易分散改革能量，甚至造成内部分裂。就英国而言，虽然对国家需要改革达成共识，但以自由帝国派为中心，推动“国家效率运动”的改革者们致力于“大英帝国紧密整合”，重视维护作为帝国纽带的自由贸易，由此就与站在产业界立场上，主张实施“关税改革运动”的张伯伦一派产生了分歧。在中西辉政看来，自由帝国派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意识到近代社会中，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国内产业才是维持国家实力与活力的基础，而以张伯伦为首的改革派虽然意识到了制造业的重要性，却难以克服自由贸易在英国民间广泛渗透且根深蒂固的影响。第三点解释是“戈耳狄俄斯之结”，也就是在纷繁表象下找到问题症结，并具备亚历山大大帝那样一刀斩断的魄力。作者认为这个症结就是“财政”，正是财政限制造成了改革的失败。一方面作为“贵族地主的堡垒”的英国议会难以通过增加对大地主课税等要求在内的税制改革，另一方面统治集团的“财政赤字妄想症”，也就是极力避免财政赤字扩大的观念同样阻碍了改革进程。这一“戈耳狄俄斯”之结最终被劳合•乔治斩断，他在1910年以“人民预算”之名推动了“由下而上的改革”，可惜却在随后到来的一战中难以为继。

强调精神因素的影响

至此，《大英帝国衰亡史》基于政治、经济等传统因素对英帝国的衰落原因进行了探讨，除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外，相较于传统史学著作，《大英帝国衰亡史》的新颖之处还表现在它对观念、心态等精神因素的重视，这也反映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历史研究的“文化转向”，即从制度分析转向文化领域。作者写道：“大国的兴衰，在国际社会上备受瞩目的除了国力和体制等结构性因素外，该国领导人和国民的想法、思考模式等精神条件，也被视为长期兴衰的关键。”作者认为精神活力的衰退以及向着“不道德的帝国”的滑落对帝国衰亡产生了直接影响。

书中分析英帝国崛起过程时就强调了精神要素。在国家层面上，作者提出“英国外交精神”这一概念，虽未给出明确定义，但通过对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外交特点的分析，大体可知作者所说的是一种留有余地，关键时刻能将“背信”转化为“正义”的灵活策略，这是在对利益的看重之外，对于“操作名分”的重视。在个体层面上，作者引用英国历史学家亚瑟·布莱恩特在《国民性》一书（Arthur Bryant, The National Character, Longmans, 1934)中的话：“正是我们的民族性中重视独立不羁的气概，才能找到更有价值的力量，也就是精神力量的源泉，而造就这个帝国。”中西辉政进一步将这点引向对英国历史上“个人之伟大者”的强调，如活跃于外交领域的威廉·坦普尔、詹姆斯·哈里斯、罗伯特·摩里尔等，正是这些敢于质疑、具有独立精神的个人成为英帝国发展史上的“中流砥柱”。这一论调使人不难理解中西辉政为何对精英统治怀有强烈的认同感，他认为自由与民主的价值必须有“独排众议的精神”才能得以存续，而这种精神不会产生于大众之中，“因此贵族才是民主主义的支柱，这是近代英国的思维所在。”

于是，“精英及其精神”成为作者解释英帝国衰落的重要线索。中西辉政认为，英国作为一个资源有限的岛国，之所以能建立世界范围内的霸权，依靠的是软实力与硬实力完美结合形成的“威信的体系”。“威信”这一精神要素在帝国统治中扮演了重要作用，而奠定这一体系基础的正是英国近代历史上的精英及其精神构造。随着精英阶层本身的衰落，“威信的体系”也受到冲击进而威胁帝国的统治。中西辉政从两个方面描述了这一冲击的发生，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精英的严重折损——“从牛津、剑桥大学出征的同学，大约每三人有一人阵亡”，作者认为“国民中素质最高者的大量牺牲决定了战后国家必然要发生变化，帝国也迎向充满幻灭与亡灵的战后”。其次，英帝国在中东事务中的表现被看作是向“不道德的帝国”的滑落。二战中英国为了确保中东利益，一方面在《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中承诺阿拉伯建立统一国家，一方面与法国签订《塞克斯-皮科协定》划分在中东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还为了向犹太金融家调度资金而发表“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中西辉政不客气地评价：“这是一种带有浓厚衰退期帝国所特有的精神色彩，即所谓‘日薄西山的不道德’。或许可说是劳合·乔治这个‘平民’政治家会出现的空虚而几乎不具绅士理想的做法”。这种精英及其精神构造衰退所产生的影响，作者引用沃尔特·李普曼的话：“在人类史上，无论是什么样的帝国，如果失去了支撑其中心思想和信念的统治精英，便没有仍能长久存续的例子。”

除精英外，社会其他阶层也都感受到了精神活力的衰退。作者认为1897至1902年是转变的关键时期。在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六十周年庆典上，帝国的声势在表面上达到鼎盛，实际上却是一场“令人感伤的壮丽庆典”，几年后女王的逝世带给人们一个时代已经终结的“丧失感”，布尔战争更使英国人陷入了“沉重挫折感”。在这场战争中，英国不仅遭到国际社会孤立，国内也出现大量反对声音，这场代价高昂的战争最终带来强烈的幻灭感与质疑，深深打击了人们对帝国的信心。这一切的影响，作者写道：“自古以来世界大国的衰退，大多先从几场边境小规模战争的失败开始，使得人们对自己的理念开始出现疑问或动摇，具有良心的精英之间，感受到自己的道义出现缺陷，因为造成‘气力丧失’与‘活力衰颓’，接着便带来统治欲望以及统治不可或缺的精神活力开始减退。世界大国绝不会因为大规模战争而灭亡。”回头看20世纪历史，布尔战争只是拉开序幕，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沉重打击更是造成“大英帝国的心神丧失”，年轻世代的“统治帝国的意愿”大为减退，战后“民族自决”风潮的兴起则从根本上动摇了“以文明统治异族的正当性”。

强调精神因素在帝国衰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李维的《罗马史》与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都对罗马公民的道德腐化、公民精神衰退做了细致描述。英国学者桑顿在对英帝国衰退的分析中也强调人们对帝国兴趣的骤减，对殖民地情感上的疏远所产生的影响。中西辉政对英帝国衰亡过程中精神因素的关注，并没有为帝国史研究开拓新的方向，其目的是立足本国国情，希望通过对英帝国历史上精神取向及其影响的分析，回应同时代的日本国民的困惑。这一点作者在前言中已言明，他写作该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追究“现在的日本所关心的社会的精神取向以及一个成熟大国的命运将与我们产生何种关联。”精神取向问题之所以重要，正如作者在另一本书中提到的，一方面是“日本盲目地实行以物质繁荣为目标的单一经济发展路线”是不可持续的，物质与精神的失衡最终会导致国家活力的削弱；另一方面正如许多欧洲历史学家所言，人的精神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中西辉政深受布克哈特影响，相信危机始于“人心的变化”。

将人物传记融入历史叙事

前文指出《大英帝国衰亡史》对“个体之伟大者”尤为关注，这也引出本书的另一大特色，即将人物传记融入历史叙事之中。中西辉政热衷于从历史人物的视角出发，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在关键时刻的走向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进行解读。他在前言部分引用迪斯雷利的话为这一做法进行辩护：“历史不值一读，但传记除外。因为只有传记是不含有理论的，唯一真正的历史。”不久前刚出版中译本的西蒙·沙马的《英国史》也表现出同样特点，即在叙述中将特定历史人物的个人经历同宏观的历史变迁结合起来。这一做法好比用一个家庭餐桌上的变化替代进出口贸易的枯燥数据，更加生动直观地展现“经济变化”的含义。从史学史的发展脉络上看，这也是对叙事史复兴的一种回应，如劳伦斯·斯通1979年在《叙事史的复兴》一文中所言：“群体文化乃至个人的意志，至少从潜在的意义上说，就像物资的产出和人口增长等非人格的力量一样，也是推动该变化的重要动力。”

相较于新叙事史将目光集中在普通民众身上的做法，中西辉政走的仍是传统叙事史关注主要政治人物的路子，他在书中选取了威廉·坦普尔、罗伯特·摩里尔、查尔斯·乔治·戈登、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温斯顿·丘吉尔等人作为对应历史阶段的“代言人”。这些选择当然不是任意的，每位历史人物都代表了作者对帝国命运变迁的解释。譬如书中对戈登传奇般一生的介绍，就紧密地与19世纪80年代英帝国应该继续巩固还是走向自由化的争论结合起来，戈登在苏丹的孤军奋战给主张自由化的格拉斯顿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派兵拯救戈登即意味着要保住苏丹，保住埃及，防止帝国向着“小英格兰主义”的方向滑落。虽然援兵到达时戈登已经遇害，但在迫使政府无法放弃埃及这一点上，他还是胜利了。劳伦斯的经历则充分反映了帝国“日暮西山的不道德”，他本人以在一战中成功煽动阿拉伯人对土耳其人进行“沙漠反叛”而闻名，但英国政府的背信弃义却最终使阿拉伯独立成为泡影，斯科特·安德森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一书对此做了精彩描述，非常值得一读。中西辉政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留给了丘吉尔，但不同于多数历史评价予以丘吉尔的褒扬，作者认为丘吉尔追求不惜一切代价的胜利实际上加速了帝国的分崩离析，在当时情况下，缩小对德作战规模，等待敌方疲惫或其它大国参战可能才是更优选择，动摇国本而获致胜利比战败更加危险。于是在传统“民族英雄”形象之外，丘吉尔又多了一个“帝国终结者”的形象。

将人物传记融入历史叙事的写法再次突显了中西辉政的基本史观，即认为在决定帝国走向的关键节点上，往往并非某项制度，而是身处其时其位的人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观点为其所主张的精英政治提供了基础，也反映他本人作为保守派学者的基本立场。这种写作方法也明显受到英国历史学者的影响，中西辉政非常推崇英国史学家撰写的面向大众的历史书，认为这些著作“不仅很好地把握历史发展趋势……他们深知‘推动历史前进的无疑是人类自己’，因此书中的主角并不是一件件的事件，而是以人物为中心，注重描写人物内心的心理活动。”《大英帝国衰亡史》一书的写作同样体现了这些特点。

以史为鉴的自觉

中西辉政长期从事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他始终强调“还原到历史”的重要性，认为历史是理解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因为“世间的很多事情，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在不停地重复历史”。《大英帝国衰亡史》显然也抱着以史为鉴的目的，虽谈不上是一本有分量的历史著作，不到20万字的篇幅决定了它在很多核心问题上只能泛泛而谈，但就对“英帝国为何衰落”这一问题的回答，和以他国失败经验为殷鉴的目的来看，这本书不失为一本成功之作。

中西辉政在书中常常借英国历史，或不时穿插的同时期日本境况，发表自己对大国治理的议论，提出大国长治久安必须具有超越“安定”、“稳健”等一般外交通则之外的“异端与风骨的维持者”；国家即使在大战情况下也应当对“不计代价求胜”这个选择审慎评估并极力避免，等等观点。进一步在后记中，作者总结了英帝国错过的三个重要历史时机：1、帝国衰退征兆明显的19世纪八九十年代，如果能统筹整合，重新规划散布于世界各地的殖民地，英国本有望成为二十世纪的超级大国；2、在滑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对德国的文化偏见以及固执于传统权力平衡政策，继而过度地建立“德国包围网”最终导致大战的不可避免，错失了使英帝国复苏的机会；3、二战中“不计任何代价”的口号需要反思，如何在危机之中使国家“未来的可能性”与其国力基础相平衡，以更长远的眼光制定当下决策始终是对政治家们的考验。

如果英帝国把握住了这些机会，历史的走向是否会有所不同？历史难以假设，不过未来仍可把握，以史为鉴这句话从未过时。在中西辉政的另一本书《看懂世界本质的思考术》中，他清楚地阐述了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很多人容易以为历史就是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的简单堆砌……我认为历史学真正重要的意义，在于我们从历史中能吸取什么经验教训。遗憾的是，在日本，这种以史为鉴思考人生、思考世界局势以及国家前途，甚至思考‘何为人类’这样深层问题的人还没有多少。”中西辉政之所以写作《大英帝国衰亡史》，其目的也不是在英帝国的棺材板上多打进一根钉子，而是结合日本当下面临的现实问题，从英帝国的兴亡命运中把握自身前进的方向，这也正是世界史研究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