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团体如何参与公共决策

日本政商亲近具有很长的历史传统。1946年，吉田茂出任首相，提出了“经济主义中心”的政策，许多企业团体为了国家经济实现复兴，纷纷响应“吉田路线”，逐渐出现了以经团联、商工会议所、经济同友会为首的经济团体。其政商关系不仅得到了延续，而且经济团体在不断的发展中与官僚与政党形成了紧密的“三角”关系，开始了参与公共决策的行为，创造了二战后的诸多“经济景气”。

通过聚焦日本经济团体参与公共决策推动“经济景气”实现的视角，对于商会组织参与公共决策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日本经济团体参与公共决策的历史进程

二战后的日本经济复兴和增长是世界经济史上的重大奇迹。被称为“日本奇迹”的时期，从1946年开始，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此期间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日本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受到泡沫经济破裂的持续影响，进入了较长时间的经济低速增长时期。日本经济团体通过长期的公共决策参与，极大地影响着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

1.战后复兴时期（1945-1953）

日本战后初期，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日本经济团体除了推动国家产业和经济重建的同时，还要联合各大企业团体满足美军朝鲜战争的物资订单需要。据统计，从1950年到1953年，美国对日本的特需订货一共为23.9亿美元，占日本总出口额的50.6%；其中1951年占总出口额的43.7%、1952年则为66.1%、1953年为63.5%，也为之后日本的高速发展奠定基础。

2.高速增长时期（1954-1973）

在此期间，日本政府实行了“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与国民工业发展政策。经济团体在此过程中通过提供国家基础建设、交通规划以及旅游服务业的相关政策建议，协助企业获得新的市场和技术，实现了GDP年均增速保持在10%左右的经济增长奇迹，也推动日本在这一时期较快地实现国家工业化。

3.经济稳定时期（1974-1991）

由于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影响，日本的经济受到了较大的冲击，经济团体推动了“阳光”与“月光”多元化能源政策以及“技术立国”政策的出台，推动了国内产业调整以及“新能源”领域的探索。同时为抑制国内通货膨胀，推动企业员工工资稳定政策的实施，有效缓冲了危机的影响，再次实现GDP增速稳定在5%左右，高于同期欧美国家3%的平均GDP增速。

4.低速增长期（1991至今）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时期。一方面，日本经济团体开始着力推动建立全球经济伙伴关系，21世纪初推动日本与15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和12国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实现了日本产品的关税取消率达到95%，签署国工业品自由化率99.9%，极大地提升了日本在海外市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日本经济团体积极关注国内社会问题，在应对环境、教育、移民以及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上进一步引导政府出台“国民健康计划”、“少子化”以及“再生教育”等社会保障政策，履行更多社会责任。

二、日本经济团体参与公共决策的方式与影响

二战后日本的公共决策参与方式建立在国内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同时依据本国国情并充分吸纳了西方的官僚政治模式，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广泛参与国内社会与国际交流活动，掌握最新政策动态。日本经团联以及经济同友会等团体制定了《企业行动宪章》以及《自我评价方法》等鼓励企业参与社会服务的相关制度条例，推动其会员企业在服务社会方面做出行动，响应政府公共服务的战略要求，在服务社会的同时获取民众对于政策的新需求。在国际交流中，积极推动与其他国家在全球经济议题上的合作，掌握最新政策动态。

二是以向政党提供政治献金的方式强化政商纽带，提升政治地位。政治献金是日本经济团体经常使用的手段。政党或议员需要政治资金为自己的竞选服务，凭借背后的强大财力，团体可以为政治人物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帮助他们达成政治目标，政治人物当选后，作为进入国会的新官僚群体，自然会尽力制定符合团体的政策。日本经济团体通过提升在公共决策中的地位，强化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纽带，也为企业利用其他方式参与政府决策提供了可能。

三是以发布建议书与报告书等方式，优化政策的制定。经济团体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渠道向政府提出意见。它们通过发表“建议书”或“报告书”，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观点和需求，同时以“政策智囊团”的角色解决政府在决策中所遇到的困难。政府会认真考虑这些报告和意见的内容，并对其进行适当的反馈。

四是联合强大的社会与政党影响力向官僚施压，推动决策的形成。日本经济团体擅长以其影响力明确政策议题，然后逐步将其推上政治官僚的议事日程。例如2009年，在日本关于是否出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政策中，由于TPP对农业领域的开放要求较高，这正是日本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因此，日本政府对于是否参与TPP一直保持着犹豫不决的态度。2010年11月1日，日本经团联、经济同友会和商工会所召开紧急会议，并通过广泛的社会媒体推动议题被政府官僚所重视，最终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并得以实施。

日本经济团体长期参与公共决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是维护并发展了日本的政商关系。它们通过向政党捐献政治献金，影响政党选举模式，推动了公共决策的倾斜，同时提升企业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推动政府完善企业相关法律与营商制度，创造了企业与团体参与公共决策的良好环境。

二是推动日本经济在战后的高速增长。日本经济团体通过参与公共决策，协调国内企业资源，推动政府经济政策的实施，稳定了国内经济的发展，更是创造了战后至今日本GDP平均年增长率在战后达到了3.43%的增速。在国际市场中，不断开展国际交流与分享，进一步扩大海外的直接投资与出口，推动“高精尖”产业在国际保持领先，塑造了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方向。

三是促进企业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它们对社会民众进行政策沟通与交流，定期开展研讨会与政策宣讲，影响民众的政策观点，同时通过企业宪章规定引导企业关注社会问题，提升企业责任意识，促进企业对社会持续贡献。推动了社会的决策参与和响应。在经济团体参与决策的过程中，推动了政治、经济与社会三方面的相互影响，最终塑造了“经济景气”的实现。

三、日本经济团体参与公共决策的经验带给我们的几点启示

二战后经济团体参与公共决策的实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日本战后的“经济景气”创造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认为有以下四方面的启示。

一是要进一步优化企业营商环境。日本政府在战后通过实施改革，包括建立了一套透明、公正的法律与制度体系。在这种政府支持、法律保障与社会民众响应的良好环境下，日本广泛的经济团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才能起到了关键的桥梁作用，它们代表企业和市场，向政府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和建议，塑造了良好的战后“经济景气”。

二是要持续推动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良好关系。政府与经济团体保持良好关系，能够帮助双方更加准确便捷地获取对方信息，感知对方的态度，减少中间环节成本，集中资源完成国家各项目标。同时，经济团体与政府之间建立起合法有序的沟通渠道，可以防止团体中企业做出偏离国家政策目标的破坏性行为。但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必须保持适度的距离，一旦企业和政府互相勾结，造成权力寻租和权力滥用，将会给国家经济带来严重危害。

三是强化商会团体的组织协调力量。日本经济团体在参与和影响社会活动中展现出了显著的组织力，它们充分利用了民族文化中强调和谐与团结的特性，展示出高度的团结，将企业的力量整合在一起，并与日本的社会结构深度融合，构建出一致的行业立场，与政府进行即时的沟通，推动形成政策的一致性。

四是强化企业内部文化的正面塑造。日本经济团体主动参与公共决策，积极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与政府形成共同协作、高度配合的局面，根本原因离不开熔铸在日本社会根基中的企业家精神，其中所包含的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思想，在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中被不断发扬光大。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商会参与公共决策的过程也会面临着各种挑战，如何维系常态化的健康的政商关系、如何行之有效地参与决策、如何有效提升公众信任度以促进政策实施的效果，推动经济景气常态化的实现，需要在未来的实践中不断探索与解决。

（作者袁方成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商会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郭申佑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商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