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观察丨堵住出生证明签发漏洞，让作恶者无机可乘

连日来，湖北襄阳健桥医院院长被举报“倒卖出生证明”一事，引发广泛关注。最新消息显示，涉事医院院长叶有芝和相关工作人员在内的7名嫌疑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目前已查实，涉案人员今年以来贩卖了5份出生证明和配套疫苗本，至于被举报贩卖婴儿的情况，还在调查核实中。

同时，另一个问题也引发关注：出生医学证明是户口登记机关进行出生登记的重要依据，如果被违法买卖，很有可能成为被拐人口洗白的通道；国家卫生主管部门多次强调要加强对出生医学证明的管理。那么，如此重要的一个证件，为什么成了叶有芝等人的敛财工具？

2020年12月，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联合发文明确，出生医学证明签发机构通过妇幼健康信息系统接入全国一体化平台，签发出生医学证明时，可应用一体化平台实人认证（人脸识别）功能，通过“刷脸”比对新生儿父母身份证件等方式加强识别核验，确保“人”“证”一致，防范拐卖儿童和非法领养儿童的不法分子冒领出生医学证明。

但严格说，该规定缺乏强制性，只是代表一种“可”改进的方向。同时，它是在“做好出生医学证明电子证照应用推广”的背景下提出的，也即主要是为了方便出生证明的应用。这导致它的实际防范效果较为有限。此案中，叶有芝等人在今年依然还能够贩卖5份出生证明，或就能说明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近几年对于出生医学证明的管理引起了更多的重视，但目前仍缺乏全国性的管理办法，这在客观上使得不同地方的实际管理强度可能存在落差。像近年来爆出的几个贩卖出生证明的案例，就大多指向一些偏远地方的中小医院。

所以，根据所暴露的一些现实问题，尽快建立全国性的出生证明管理规范，避免因为规则不完善和地方治理差异而放大管理漏洞，应该引起重视、加快脚步。

有专家指出，为防止出生证明买卖，“电子出生医学证明应该是迫在眉睫了”。比如，可以仿照身份证，实行全国联网。但这涉及另一个问题，即出生证明的买卖，分为两种情况，既有“真人假证”，也有“假人真证”。如果本身办理的是“真证”，甚至像此案中连疫苗接种等信息都能够做到全套真实，恐怕仅是实现证件电子化，也未必能够完全杜绝买卖行为。

这或就有必要思考另一个问题，即如何有效监督和制衡医院在出生证明上的“签发权”？

之前被查处的相关案例显示，出生医学证明虽然是重要证件，但其签发过程却远没想象中的那么严肃。比如，在有的医院，整套签发程序几乎完全由一个人负责，“既管理着证明，又掌握着公章，原本应该由接生医生、出生医学证明信息员等不同岗位的医务人员值守、审核、把关的几个环节，完全成了摆设”；

还有的，“连住院手续和病历都不需要，仅需身份证即可办理出生证明”。此次案例中，当院长亲自下场主导这门“生意”，就更无所谓内部的监督与制衡了。这种几乎“裸奔”的状态，当然容易助长猫腻。所以，出生证明从信息登记到签发完成均由医院说了算的状况，或需要改变。

同时，医院获得签发权限，也应该有更高的门槛要求，并明确退出机制。此事中的医院就曾因违反工作流程、虚假宣传以及工作人员资质不足等问题多次被罚，可谓前科累累。这种情况下，其出生医学证明签发权限是否早就该被限制？

理论上说，出生医学证明的真实性在登记户口环节需要被相关部门鉴定。但由于前端足以炮制出“真证”，这种事后鉴定的有效性其实已受到明显影响。

当然，对于一些有着一定特殊性的出生证明，如户口登记地和出生地不符的情况，在鉴定上更审慎一些，或完全可以找出破绽。比如，登记机关不仅可以咨询开具证明的医院，也有必要向当地的卫健部门进行核实。此案中，院长叶有芝就曾交代卧底人员，在办理户口时，尽量要求户口登记机关向医院核实而不是管理部门，或能够反映出一些问题。

出生证明贩卖法律责任认定上的模糊性，也放大了一些“黑手”铤而走险的侥幸心理。暗访中，叶有芝曾坦言自己“犯的是死罪”，但这很可能只是一种便于自己叫价的话术。因为，拐卖人口罪的处罚上限虽然是死刑，但伪造、贩卖出生证明在现实中的处罚，实际很少按照人口拐卖罪来认定。

可以参考的是，同样是明码标价出售出生证明，2017年湖南汝城县两所卫生院的院长，均是以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到2年不等，其中一名还是缓刑。也就是说，尽管贩卖出生医学证明，确实可能直接给人口拐卖犯罪提供方便，但实际的定罪依然量刑较轻。考虑到这两者的相关性，对于贩卖出生证明的行为，在定罪上是否应把人口拐卖责任也纳入考量，或值得审视。

现出原形的“叶有芝们”必须付出该有的代价，但如何杜绝出现更多的叶有芝，并将潜在的“叶有芝们”绳之以法，依然需要从出生医学证明登记和签发的程序完善上去寻求答案，要从源头上让作恶者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