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9.2，周轶君做了一档不被定义的节目

“我这个人本身就是个媒体，就是一个传播的介质，我看到了，听到了，综合它，面向我的受众，呈现出来，特别简单。”

作者 | 赵皖西

编辑｜谭山山

题图 | 受访者提供

第一次录完《第一人称复数》之后，周轶君失眠了。

以往她参加一些谈话节目，主要是做嘉宾，“脑子还能偶尔偷偷懒，歇几分钟”。这一次，她第一次在一档谈话节目中担纲主持人，录制过程中脑子高速运转，完全不能停，得时刻注意调节现场气氛，控制话题的走向和节奏。那天下午录制结束，回到家以后，她感觉自己大脑皮层过于兴奋。

周轶君作为嘉宾参加《圆桌派》第六季。

除了高强度工作带来的兴奋，另一个原因是，她发现“这竟然是可行的”。根据以往的经验，一个谈话节目得控制女嘉宾的数量，最好不要超过两个；而全女性或者以女嘉宾为主导的谈话节目，可能会不好看。但这次的录制经验，让她知道了另一种新的可能性。

在《第一人称复数》第一季的八期节目里，话题天南海北，深入浅出，作为一个导演和主持人，周轶君发现，自然而然地，人们会在其中看到更多的女性。

小时候，周轶君的梦想是当一名相声演员。她说不清楚是因为什么，但她觉得笑是有感染力的，能让观众瞬间释放，表演的人也会感到自己似乎很有力量。“有时候，喜剧让你笑，不是因为它说了一件荒谬的事情，而是它说对了，它把这件事情最本质的点儿说出来了，让你看到了其中的荒谬性。它非常接近某种本质和真相。”周轶君说。

本科毕业、埃及留学之后，周轶君作为新华社记者常驻中东地区两年，采访过阿拉法特、阿巴斯、亚辛等中东关键人物。她用另一种身份和视角，去接近她喜欢的喜剧所能暴露的本质和真相——甚至可以说，更加直接而剧烈。

《中东死生门》周轶君 著

中信出版社 2017-7

后来，她离开记者的一线岗位，出书、做纪录片、录访谈节目，职业生涯历经了纸媒、电视、网络媒体等不同媒介形式的迭代。但她觉得，载体不断变化，内容却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我这个人本身就是个媒体，就是一个传播介质，我看到了，我听到了，我综合它，面向我的受众，呈现出来”。“包括现在做《第一人称复数》，我也是在展现女性、展现观点。”周轶君说。

在新周刊“2023年中国视频榜”启动前，我们采访了周轶君，希望她谈谈从新闻记者到纪录片制作人、访谈节目主持人的变化。此时此刻，她正在法国拍摄《他乡的童年》第二季，感受巴黎秋日的光影、风雨和彩虹。她说，做什么工作都累，工作状态永远不是我们最自然的状态，但“在出发地和目的地之间，在路上的感觉、能够自由奔跑的感觉，应该是我最喜欢的”。

以下是周轶君的自述。

周轶君在法国巴黎拍摄新节目。（图/@周轶君）

“我们关心的是所有事儿”

在筹划《第一人称复数》的《闲聊全宇宙》这一期节目时，我跟毛尖老师交流，她的建议是：“你（与其）讨论女性幽默，不如展现女性幽默。”这话说得特别对，这个节目想表达的，就是“我们不要被定义，而是更多去展现”。

我们不希望这个节目是一个封闭的、仅仅讨论某一特定领域的议题的节目，而是更多地从人的视角出发，讨论一些我们关心的事儿。可能因为节目上恰好谈论这些事儿的女性比较多，所以我们的节目被定义为一档女性节目，其实不是的。

找选题是第二难的事情。作为一个主持人，首先我自己得对话题感兴趣，如果我对这个话题无感，到现场就没什么可交流的。另外，我还要感受一下别人对这个话题有没有兴趣，然后考虑怎么去拓展、延伸它。

《这就叫性骚扰》这两期谈的是一个热点话题，我觉得让大家知道“性骚扰是什么”这件事太重要了，所以希望在第一期就让更多人看见它、讨论它。

告诉孩子关于身体的边界。（图/《第一人称复数》）

我们也讨论一些比较小的话题，比如“知识分子穿搭”。我们觉得这是可以摆上台面来讲的，不是说聊巴以冲突就“高了”，聊穿搭就“低了”，任何话题都可以拿出来聊，就看你最后延伸到哪儿，里头有没有可供大家分享的思想性。

更多的话题，是我们从静水深流里头打捞出来的。比如《万物有灵》，讲动物性和人性；最后一期《看脸》，我们讲犍陀罗、讲雕塑的美。这些都不是很时尚、很流行的话题。

我觉得，关心人类以外的事情是一种进步。像国外的BBC、Discovery，国内中央电视台的《动物世界》……这些节目很早就开始关心动植物。其实，我们把人跟自然放在一起关心，这就是中国最古老的“天人合一”精神。我们难道不应该去关心自己生存的环境吗？

人类不能没有动物。（图/《动物世界》）

工业文明带给我们的，更多的是对自然的过度开采和破坏。由于近些年来的经历，我们开始有了这种反思，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下下一代跟大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和谐，这跟我们的整体发展目标是吻合的，所以我觉得它是一种先进的理念。与此同时，我们没有忽略人，忘记社会上人的一些焦虑、人的一些困境。

找嘉宾是比找选题更难的事。有时候，我们是先有了好的嘉宾，才反过来去定选题的。第一季这些嘉宾里，没有特别大的明星，我们更在意这个人说得有没有意思、有没有带来一些新意。我们非常期待真正有输出的嘉宾。

《闲聊全宇宙》那期是最早录的，我记得那天录制现场的氛围特别欢乐。我跟张越老师、毛尖老师、小鹿，都是女性，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声调、音质都不一样，有点像四重奏——四件不同的乐器发出共鸣。

四重奏现场。（图/《第一人称复数》）

我也很喜欢讲人工智能那期。那期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牛津大学数学系出身，在人工智能领域深耕多年；另一位是美国生态学博士、大数据专家、卫星遥感专家、生态系统专家，现在在做人造卫星，帮助中国的农民种田。

这期我从开录第一秒到最后一秒，都没有“我是主持人，不能冷场，需要找话题”之类的想法，因为两位嘉宾配合得非常好，都讲得非常棒。他们有非常多的第一手经验，而且语言表达很好，能把自己的观点清晰地表达出来。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一个人表达得好，是因为TA口才好，我越来越体会到，不是因为口才，而是因为TA有思考。开机了，TA能在镜头前说得很好，那是因为TA在日常生活中不停地思考这些问题。这样的人才是好嘉宾。

“我这个人本身就是个媒体”

因为过去做记者的背景，我特别相信第一手的经验、第一手的现场。我希望到现场见到人、见到事情，感受到氛围，闻到气息。实际上，在我如今这个年纪，我的好奇心还是很旺盛的，想知道很多事情的细节。

人在每个年龄阶段，都应该有特别多的好奇心。我现在看一些网络节目，会觉得自己看到的内容很多、量很大，但其实真正被关心的事情并不多。很多事情明明在那儿，但没有被照亮，没有人关心。所以，我希望能讨论一些真正值得关心的内容。

《他乡的童年》算是我从记者转型到纪录片领域的关键节点，我走访芬兰、日本、印度、以色列及英国等五个国家，其实也是一种呈现，帮助中国观众更深入地了解教育问题。

（图/《他乡的童年》）

就是在从事纪录片工作的过程中，我认识了导演任长箴。江湖传闻，任导是纪录片领域的“老中医”，有任何疑难杂症，都可以去找她。因为她有经验，她特别能知道你的困难在哪里，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应该给你提供什么帮助。

当时，我正在做一个纪录片，觉得有很大的问题，但不知道怎么破解。有朋友给我介绍了任导，让我去问问她。很巧的是，她在疫情期间看过《他乡的童年》，而且写了整整一页的笔记，关于什么地方是可取的、什么地方是不可取的，以及什么地方是需要改进的。我很惊讶，她这么一个有经验的导演，还这么用功。后来我看到了她的笔记，说得很到位，我还挺感动的。我跟她聊天，完全被她的语言魅力感染。她看问题特别本质，能切入到最深的那个东西。

《第一人称复数》的三位主创，从左至右依次为任长箴、张越、周轶君。（图/受访者提供）

纪录片《碳路森林》是我和任导的第一次合作。工作过程中，我发现我俩之间有一种非常好的分工和互补：我可能擅长想选题，比较天马行空，她特别注意技术和质量的把控；我比较温和，她有时候很直给，在工作中我们有时候会有完全不同的意见，会有摩擦，但终究可以相互包容。

拍完《他乡的童年》《碳路森林》之后，我的生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比如，我发现，我在别的国家观察到的一些教育方式，不可能完全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复制，但我会理解它为什么这么做。我的生活经验告诉我，那种方法虽然好，也不是绝对的。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中国人“中庸之道”的高明之处，取中不是让你在中间画一条泾渭分明的线，而是让你不停地修正自己的方向，最终找到那条最适合你的道路。

再比如，拍完《碳路森林》后，我会跟孩子们普及环保意识；我现在去咖啡厅喝咖啡，经常会自带杯子。我知道这些行为改变不了太多，但是必须从这些微小的地方开始去做。

（图/《碳路森林》）

所有的片子，都把我带到了我从未认知的领域。我带着问题进入，结束时，其实带了更多的问题回来。但这些问题会慢慢细化，我会不停地在生活当中给自己寻找答案，又会不停地修正自己的看法。

现在我做访谈节目，喜欢听各种各样的人说一些特别有见地的内容，和她们聊天，跟着她们进入某一个现场，这可能是我做节目的一个私念。

《第一人称复数》是一个全方位的节目，没有什么限制和框架，着重于经验和观点的输出。实际上，节目中主持人的角色也不是特别强，大家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没有明确需要有一个人挑起话题，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去中心化的效果。

周轶君。（图/受访者提供）

我从新闻记者转做纪录片导演，再到如今开始做访谈节目，媒介形式发生了一系列迭代，呈现的内容或许会有些变化。

以前做新闻报道的时候，我更关注事实本身，尽可能把我看到的、听到的东西不加主观色彩地写下来；做纪录片，则是带着我的主观视角，去关注那些我觉得值得被观众看到的内容；做谈话节目，我更看重观点的输出，让受众的心灵通过这些观点得到某种慰藉和鼓励，它可能是某种哲学，也可能只是生活中的一些小建议。

然而，无论载体如何变化，它们对我来说并没有特别大的改变。我这个人本身就是个媒体，就是一个传播的介质，我看到了，听到了，综合它，面向我的受众，呈现出来，特别简单。

“女性主义不是一种理论，

而是一种实践”

我在节目中提到，读上野千鹤子的书籍对我最大的触动，是她展现了好多女性生活的可能性。我们节目想呈现更多女性的形象，让大家听到更多女性的声音，也是想让大家知道，性别不是定义一切的标准。

做记者时，我没有因为自己的性别得到更多优待，大家相互之间都是职业竞争关系。在加沙采访的时候，出于安全考虑，我需要戴头巾、穿罩袍，我知道自己作为女性在当地受到的待遇是不一样的，但也仅仅觉得这是一个工作的附加条件，没有深入地去想这背后意味着什么。回国之后，我可能又因为女记者这层身份被大家关注。

周轶君一直在路上。（图/《锵锵行天下》第一季）

以前看我的职业偶像意大利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的书，坦白说，我没有那么强烈地意识到这是位女记者，只觉得她做得真棒。没有一个人能像她一样，在采访之前看完比她身高还高的资料，有机会跟采访对象待上七八天，而且问问题那么犀利。这种犀利，可能跟她是女性有关——我没有看到过一个男记者像她这样去工作——但更可能跟她本身的性格有关。对我来说，法拉奇更像是一个职业偶像，并不仅仅是一个性别偶像。我从她那儿更多习得的，是一种“你要去经历，你要去发现”的精神。

（图/《繁华世纪：第一女记者法拉奇》）

女性遭遇的各种困境、各种相关社会性话题，我很有可能是做了妈妈以后，才开始思考得更多。成为妈妈之前，我觉得我遇到的女性身份问题是个案；但成为妈妈之后，我更能理解很多社会性的问题、大家普遍的处境。

奇妙的是，我女儿的女性身份意识比我早得多，也强得多。她现在十岁多，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性别平等意识。比如她特别喜欢踢足球，在她们学校，低年级还能选修女子足球课，到了某一个年级就没有了，她很失望。我跟她说：“你去跟学校提建议啊，你们自己去组织（女子足球队）啊。”她回答：“对啊，学校有男子足球，为什么不能有女子足球？”于是，她去提了建议。当然，后来学校也安排了女子足球课。

在谈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她会很自然地说：“女孩子也可以做啊！为什么不行？”她天然地就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明确她应该去争取更多。我对她没有太多说教，我觉得可能是我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她。她看到妈妈在工作，做这样那样的事情，可能会意识到，她的角色跟男性是平等的，没有什么事情是男性可以做、但她不可以做的。

周轶君。（图/受访者提供）

关于女性主义，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新的表达，假如波伏娃写《第二性》的时候，把女性主义的事都讲完了，为什么还会有上野千鹤子呢？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谈论女性主义呢？

事实上，不可能有一个人把话全说完了，人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诠释和表达，这个表达背后有跟这个时代的人相符合的语境。女性主义是一个永恒的议题，它可能需要一再地被人提起，哪怕是一种重复。

到今天为止，我还在想，其实对我来说，女性主义不是一种理论，它是一种实践。它不在于我怎么去定义它，而在于我们怎么去体会它、叙说它、实践它、分享它。

校对：杨潮，运营：鹿子芮，排版：赵皖西

原标题：《豆瓣9.2，周轶君做了一档不被定义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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