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早期现代化实践的时代意义与独特价值

今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和政治活动家张謇诞辰170周年。

11月4日，由江苏省委统战部主办，中共南通市委、南通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纪念张謇先生诞辰170周年座谈会及由南京大学、江苏省张謇研究会主办的第七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在本届学术研讨会开幕式的第二阶段，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江苏省张謇研究会名誉会长罗一民率先作题为“张謇早期现代化的时代意义”的主旨演讲。

以下为演讲摘录。

张謇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拓者、引领者。他在家乡南通所开创的现代化事业，无论对南通，还是对全国；无论是对当时，还是对当下乃至将来，都有着极为珍贵的时代意义。梳理总结百年前张謇现代化的实践和思想以及后续传承，对于搞好今后的中国式现代化，有着独特价值。

一、 对当时中国现代化的示范意义

张謇在南通的现代化事业，起始于1895年创建现代化工业企业——大生纱厂，拓展于后来的实业、教育、文化、公益、城建等各项现代化事业蓬勃兴起，集大成于1921年前后“全国模范县”和“中国近代第一城”最终形成。当时南通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示范引领作用十分明显，主要表现为：

（一）“模范县”的成效和影响。

今日南通  本文图片均来自 “张謇与现代化”微信公众号

张謇所开创的南通早期现代化是全方位的。

在经济建设上，张謇本着“大工、大农、大商”的现代化产业思想，用现代企业制度、现代科学技术、现代融资手段、现代经营贸易方式，创办了一系列以大生纱厂和通海垦牧公司为主干的、涵盖一二三产的各类经济实体，形成了中国当时最大的民族产业和资本集团。这不仅促使偏于江海一隅的落后县域快速腾飞崛起，使南通一跃成为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最高的中小城市，而且直接助推引领了全国的现代经济发展。

中国第一所民办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堂”

在文化建设上，张謇一手兴办现代文化事业，一手构建现代教育体系。1903年，中国第一所民办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堂”开学；1905年，中国第一个民办博物馆“南通博物苑”诞生；1912年，中国最早的私人设立的对公众开放的图书馆“南通图书馆”建成；1913年，创办《通海新报》和翰墨林书局等现代新闻出版机构；1917年，建设全国第一座民办农用气象台“军山气象台”；1919年，创办全国第一所现代戏曲学校“伶工学社”，并建成现代化大剧院“更俗剧场”。同年还创建了中国最早的“中国电影（影戏）创造股份公司”，并将所拍摄的艺术片《四杰村》等送往美国纽约放映。张謇是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先驱和集大成者。他一生创办了近四百所学校，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从普通学校到职业教育、特种教育，几乎无所不包。他还成立了教育会、劝学所等几十个现代教育研究团体和机构。著名的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在考察南通后，由衷地赞叹道：“南通者，中国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

杜威1920年6月在南通与张謇的合影

在社会建设上，与当时南通城市现代化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同步，张謇在大力加强社会管理、改善社会风气的同时，大力创办现代化的社会公共事业和社会保障体系。1913年，创办大聪电话公司，建成南通市区电话网络；1916年，建设唐家闸公园和市区东、西、南、北、中五座中国最早对公众开放的园林；1917年，创办通明电气公司，形成从唐家闸到中心城区的供电系统；1917年，成立南通公共汽车公司，开辟港闸、城区等多条公共汽车线路。与此同时，南通也初步形成了现代化的医疗养老、慈善扶贫等社会保障系统。

1916年，建设唐家闸公园

在生态建设上，张謇在城市的总体规划建设时，就考虑到生产、生活、生态的合理布局，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他比世界著名城市规划大师霍华德还早三年提出并践行“花园城市”理念，构建了“一城三镇、城乡相间”的现代生态城市格局。他还对南通的“五山”封山育林，在市区街道、公路两旁栽种行道树（他在农商总长任上，主持制定了《森林法》、《造林奖励条例》，设立保护奖励基金，并将“3.12”定为植树节）。他还成立“长江保塌工会”等社团，发动社会各方保护长江生态和水系。

 在政治建设上，张謇紧跟政治文明时代潮流，以政治建设促进和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他用足用活中央政府关于地方自治的方针政策，成立商会、农会、慈善会、教育会等各种社会团体，充分动员以地方士绅为骨干的各种民间力量参与地方治理。他于1908年破天荒地发动民众选举，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省以下“议会”——通州议事会，并亲任议长。议事会及随后成立的自治会，设立了测绘局、调查户口事务所、法政讲习所、清查公款公产事务所等一系列“准政府”机构，干了许多“州官”该做的事。他还首创发行了地方自治政府公债，建立了维护治安的警卫队，出钱改造政府的监狱、驻军营房，建妓女改造所和戒毒所等。

南通早期现代化的各方面业绩，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仿效。在工商界，无锡的荣德生、上海的穆藕初、天津的范旭东、四川的卢作孚（被誉为“四川张謇”）等著名实业界人士，纷纷学习借鉴张謇的经验，在办好实业的基础之上，推进本地的文化教育公益事业和城市建设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在教育文化界，文化名人蔡元培、黄炎培、梁启超、陶行知等，要么对张謇的文化事业倍加赞赏，广为宣传，要么与他联手合作开展现代文化事业。特别是在城市建设和治理现代化方面，南通更成了各地的“示范生”，引领了当时的区域发展。1923年3月17日的《密勒氏评论报》评论道：“南通为扬子江北岸之商埠，……以其为中国人所经营之商埠，故年来变化之速，革新之进步，实堪为吾人注意也，而有中国模范城之称。观此城，亦可表率中国人建造革新之能力。”主管中国海关的英国人赫德在其《海关十年》报告中，也称赞南通“是一个不靠外国人资助，全靠中国人自力建设的城市，这是耐人寻味的典型。”日本人鹤见祐辅则由衷赞叹：“不能不说张謇先生的事业，是中国400余州县里面成绩最卓的一个。”“如果中国有十个张謇，有十个南通，那么中国的将来就会很有希望。”

张謇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爱国主义精神集中体现在他对现代化强国理想的追求之中。他的理想就是使中国早日实现现代化，让中国成为“世界文明村落”的重要一员。他在尝试了各种现代化的推进途径后（包括全国性的政治、经济），深感“中国政界亦无有为我发展之地者，为志在求一具之治。”于是，在1915年秋，他毅然辞去农商总长，回到家乡，全身心地投入到南通的现代化事业之中，一直到1926年去世。在人生的最后十多年，他几乎全都在南通的土地上辛勤耕耘着，并育出了地方现代化的累累硕果。但是，张謇全心全意投身于南通的现代化建设，并不仅仅是为了南通，也是为了推动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为全国打造一个可资学习效仿的“示范区”和“样板田”。正因如此，与他同时代的大学者胡适才说：张謇当了几十年的开路先锋，造福一方，而影响遍及全国。而当代的文化人余秋雨则赞叹：张謇当年用南通现代化的案例，向全世界发表了一篇“南通宣言”，宣告中国人是能够搞现代化的。建筑学界泰斗吴良镛院士则将南通称之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二）思想理念的超越和领先

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精神的力量是永恒的。张謇的现代化思想理念，与他的现代化实践成效，同样具有突出的示范引领意义。遍观古今中外，卓有成效的优秀企业家数不胜数，腰缠万贯、甚至富可敌国的企业家也为数不少，但几乎仅凭一己之力，将一个不起眼的闭塞小县，打造成为举世瞩目的具有一流现代化水准的明星城市，恐怕唯有张謇一人。这种超凡的业绩，来自于不同凡响的精神力量和思想理念的推动和引领。张謇关于现代化的思想理念，显然已领先于同时代一般中国人的认知。

首先是宏阔的世界眼光。张謇虽然只是来自传统社会的一介儒生，但是由于他能识古通今、融汇中西，特别是能立足于时代前沿“睁大眼睛观世界”、“紧跟世界潮流，融入现代之时”，因而他具有极为宽广的世界眼光。他历来认为“办一个县的事情，就要有一个省的眼光；办一个省的事情，就要有全国的眼光；办一个国家的事情，要有世界的眼光。”为了践行他的爱国精神和强国理想，办好中国的事情，他不仅练就了世界眼光，而且将世界眼光用来审视和指引自身的现代化事业。

他的世界眼光主要表现为：

一是以全球的视野观察变化着的世界经济社会局势，为贫弱的中国、偏狭的南通寻找可能的发展机会。他深知，“不明世界大势，不能解决一国问题”。他创办大生纱厂的目的，一是为了顺应现代化工业潮流，以现代化的手段解决国计民生问题；一是为了与日本等列强争夺纺织市场以“堵塞漏厄”，全是着眼于世界形势。正如他所说：“今日我国处列强竞争之时代，无论何种政策皆须由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于竞争之会。”张謇甚至于对某一项具体纺织业务的定夺，也要考虑世界局势。他曾在1916年5月致信自己的同科进士和合作伙伴、如皋实业家沙元炳：“欧战不停，正我国行兴染料之机”。要沙利用当地“靛业有名”的条件，抓紧谋划纺织染料的开发生产。

二是虚心向世界先进发达国家学习。张謇晚年在回顾总结他在南通的现代化事业时，表示自己能取得一定的成功，主要是“对于世界先进各国，或师其意，或撷其长，量力所能，审时所当，不自小而馁，不自大而夸。”也就是说，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尽力而为，对先进国家的好东西尽量学习，看到差距不气馁，取得成绩不自高自大。他在1903年去日本考察七十天，利用一生中唯一一次的出国考察机会，全面细致地研析和借鉴了日本及西方强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的现代化经验。回国后，便在更高的起点上加快了自身的现代化事业，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三是开放包容胸襟。有了“世界眼光”，不仅能看懂世界，也能容纳世界。与封闭保守的传统官僚和士大夫不同，张謇对外部世界持十分开放包容的态度。他力主和践行“请进来”和“走出去”，把现代化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机器设备、人才专家乃至文化理念等请进来，并在自己亲自走出去的同时，把自产商品、社会信息、城市形象、优良传统等传送出去，实现与世界的对接与融合。南通是当时对外来的生产要素、文化元素吸纳最多的中小城市，也是最早把城市故事、英文广告、精良绣品、电影作品等推送到西方国家的“模范县”。

其次是先进的文明标准。正因为张謇以宽广的视野观察世界，因而才能以世界上的先进文明为标准来看待中国的现代化。他认为，用科学的“观察世界之眼光”来看，追求先进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世界经济之潮流喷涌而至，同则存，独则亡，通则胜，塞则败。”中国要富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向世界先进文明看齐。他认为“世界的进化，国际的竞争，绝不是旧理论旧法子可以办得到的，至少方法是一定要学习欧美日本了”。他把世界各国看作是由各个村落（国家）所组成的，而“文明村落”则是代表先进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他建立一个“新新世界”的理想，就是“以一隅与海内文明村落相见，此或不辱我中国。”所以，他在推进南通现代化的过程中，处处以先进文明为标准，竭尽全力提高城市文明水平。首先表现在物质文明方面。他经过潜心研究，认识到外洋之强在于“学”，其工业因“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才得以“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其农业则讲求土宜物性，以机器广种植、兴水利。因此，他不遗余力地倡导通过学习世界先进的物质文明，把中国建设为富强繁荣的现代化国家。

1920年，位于美国纽约第五大道的南通绣织局分局

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代“大儒”，张謇没有仅仅把学习现代文明局限在“师夷长技”的“器物”层面，而是在精神文明方面，也提倡向先进国家看齐。他主张学习吸纳西方的人文精神、科学理性主义、重商思想、法治意识等，并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打造“一等文明国”。为推进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体制变革，他还主张仿效日本等国的“立宪”、“中日较近，宜法日；日师于德而参英，宜兼取德英；法美不同，略观其意而已。”

在追求先进文明（也就是现代化）的过程中，张謇认为必须坚定不移，勇往直前，不能含糊，不能妥协，不能半途而废。他在1903年考察日本时，就从日本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与世界竞争文明，不进则退，更无中立，日人知之矣”。因此，张謇在开创现代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始终以先进文明为标准，高标准、高起点推进，一方面不管遇到什么艰难困苦或挫折阻碍，总是坚韧不拔地朝着心中的理想目标努力。正如他的儿子张孝若所说：“他总是握紧了两个拳头，抱定了一个主意，认准了一个方向，直视和往前走，总想打通了这条路，去造一个新世界。”

中国最早的博览会——南洋劝业会

最后是超前的现代意识。思想意识是行为实践的先导。可以说，张謇的事业跨越了一个时代，他的意识也超越了一个时代。他之所以能创造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第一”，就是因为他有着不同寻常的超前意识。他的现代意识是极为深刻而超前的。当大多数人还在旧时代中浑浑噩噩、抱残守缺时，他已是有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技术理性等现代性理念。“现代性”是人类经过种种重大变革而形成的现代新型社会的基本特质，即“现代化”的本质属性。所谓现代化，实际上就是指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以现代性为引领，不断进行突破性改变的历史进程。它是发端于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延续至今并通向未来的时代变迁。张謇在南通早期现代化事业开拓中，总能有意无意的以现代化的眼光来待人和事，以现代性为准绳来衡量各项事业的成败得失，并以此确定南通早期现代化的目标定位和路径选择。张謇早在1886年推动家乡发展桑蚕时就有“议仿西法，集资为公司”的尝试。1895年后，更是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乃至人的现代化的系统思想。正如他的儿子张孝若所说：“父亲的思想事业很有创立的精神，看事常看早十年，做事必须进一步，思想要有时代性，实业要应着世界潮流，没有顽腐的成见。”

（三）地方治理的创新和保障

南通早期现代化的示范引领作用，最重要、而又最容易被忽视的，是治理现代化对各项现代化事业的保障。

所谓治理现代化，就是用现代的治理方式、治理能力、治理体系，去整治和管理国家。对于其他各项现代化而言，治理现代化起着根本性的保障作用。如果没有治理现代化，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现代化就无从说起。张謇在南通的早期现代化之所以能获得一定的成功，最关键的就是发挥了地方治理现代化的先导和保障作用。

治理现代化是对传统、陈旧的治理方式的突破和革新，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政治变革。现代化后发型国家和地区，由于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现代性”积累不足，难以自发的走上现代化道路，需要以强劲的政治力量来突破顽固守旧势力的阻碍。因而，通过政治变革推行政治或治理的现代化，几乎是后发型现代化的第一位前提条件。

张謇当年在南通并不是官方委任的主政者，他不能直接操纵政府机构开展地方治理现代化。他的关键之举和核心路径就是打着“地方自治”的旗号，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张謇在早期创业过程中，经历了许多磨难，也遇到了主要来自于政治方面的种种阻力，他痛切地认识到，中国的实业、教育等方面的现代化难以展开，“抉其病根，则有权位而昏庸者当之矣。”为此，他一方面积极投身全国性的政治活动，以变革政治；一方面在家乡开展地方自治，以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他在1903年去日本考察后，就清晰而尖锐的认识到：“今人民痛苦极矣！求援于政府，政府顽固如此；求援于社会，社会腐败如彼。然则直接解救人民之痛苦，舍自治，岂有他哉”。

所谓地方自治，是近代以来出现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主要用于平衡地方与中央权力、调动地方积极性发展地方事业。地方自治思想发端于英德等国，盛行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于20世纪初传播到中国。1907年9月，清廷谕令民政部“妥拟自治章程，请旨饬下各省督抚择地依次试办”。张謇本就有感于“官之贼民”“暗弊而不足与谋”，一旦看到朝廷名义上倡导试行地方自治，便只争朝夕地认真干了起来。他的自治蓝图是：“内而耕凿食衣技工商贾行旅负贩，男男女女，幼幼老老，抉翼教诲，治疗存向，济助救恤；外而水陆津梁车船庐馆及于纳税当兵，所为自存立、自生活、自保卫，以成自治之事，罔勿及者”。

1908年，张謇在筹办江苏咨议局的同时，在南通成立了全国最早的县级“议会”——通州议事会，并亲任会长。通州议事会及随后成立的地方自治会，破天荒地以士绅和民众的力量，取代了地方政府的许多职能，主导了当地的政治生活，全方位的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他在创办现代化的社会公共事业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成立现代社会组织，培养现代社会意识，进行现代社会变革，使南通逐步形成了新的社会生态。张謇巧妙而又充分地运用了地方自治政策和自身的特殊身份和经济实力，使南通的地方自治和政治变革几乎突破了清王朝所能容忍的极限，从而使南通的地方治理现代化走在全国前列，并保障南通的整个现代化走在全国前列。南通因此也一跃成为全国响当当的“模范县”和“中国近代第一城”。

二、 对当代南通现代化的奠基意义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后人的成功离不开前人的业绩。张謇当年在南通开创的现代化事业，为后来南通的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南通市委、市政府率领七百多万江海儿女，立足早期现代化雄厚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基础，本着“传承先贤伟业，续写时代辉煌”精神，瞄准“两个率先”（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强、富、美、高”（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文明程度高）的目标，守正创新，接续奋斗，开创了当代现代化的新局面。

新中国建立以后，南通依托张謇时期的丰厚基础，在许多领域走在全国前列，成为著名的“纺织之乡”、“建筑之乡”、“教育之乡”、“体育之乡”、“长寿之乡”。本世纪初，南通立足改革开放以来的丰富成果，从挖掘保护张謇历史文化遗存入手，打“张謇牌”，弘扬张謇精神，光大“中国近代第一城”，提出了“五个新南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政治清明、社会和谐、人民安康）的现代化建设目标。依据“依托江海、崛起苏中、融入苏南、接轨上海、走向世界、全面小康”的发展思路，南通先是在小康社会建设方面取得了领先性成果。江苏省委、省政府于2003年制定了全面小康指标体系，2009年，南通市比省定要求提前三年达标。2010年，南通所辖县（市）全部达标，成为全省江北首个县（市）小康群，形成了“经济满堂红、生态满眼绿、精神文明满堂彩”的“南通现象”。

在全面小康建设达标后，南通不失时机地向基本现代化目标迈进。2009年11月，中共南通市委召开六次全会，以“乘势而上，加快转型，奋力开启基本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为主题，对基本现代化建设进行了系统部署，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形成了具体指标体系，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城市等各个领域的现代化建设。

在推进经济现代化方面，依托“中国民族工业发祥地”基础，以工业化为主体，以民营经济和开放型经济为“双引擎”，激活创新创业城市基因，为经济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本着打造“江苏民营经济第一大市”的奋斗目标，多年来南通民营经济发展始终走在全省前列。在对外开放方面，传承张謇“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精神，面向全球吸纳发展资源，开创性的举办多届“世界大城市带发展高层论坛”等国际交流活动，促进利用外资连续多年实现“撑杆跳”，外经、外贸在全省领先。

在推进城市现代化方面，传续张謇“一城三镇、城乡相间”城市空间布局理念，促成“一主三副两轴”城市总体格局。以濠南路片区整治提升为突破口，使整个老城区呈现出现代城市的新模样。濠南路是张謇时期实业、教育、文博、城建发祥地，改造后的濠南路，成为展示南通近代风貌、延续城市文脉的窗口，并使老城区与快速崛起的新城区交相辉映。同时苏通大桥、洋口港等重大基础设施相继建成，张謇所开创的港航事业实现了新的飞跃。

在推进社会、文化现代化方面，秉承张謇崇文重教和统筹协调理念，一方面持续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在全省率先完成省定教育现代化任务；一方面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开展“五城同创”，连续多次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同时，注重先进文化对人和社会的教化作用，积极开展“中国近代第一城”研讨宣传和城市精神大讨论活动，提炼出“包容会通、敢为人先”的南通精神，打通传统与现代化的连接通道，形成市民的新时代精神风貌。

党的十八大以来，南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在战略层面上，丰富拓展新世纪初南通市委关于构建“小金三角”的战略构想，进一步提出发挥战略叠加优势，更好承担起沿江向西、沿海向北传导上海、苏南辐射功能，打造重要战略支点。在工作举措上，聚焦实业强市，把1899年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开工投产的5月23日设立为南通企业家日，先后推出评选张謇杯杰出企业家、创办张謇企业家学院、举办通商大会等系列举措，以实体经济为支撑，交出了一份充分展现“强、富、美、高”鲜明特质的答卷。

一是“经济强”的实力更加彰显。2020年，南通地区生产总值跨过万亿元台阶，成为全省第四座万亿之城。2022年，地区生产总值1.14万亿元，列全国大中城市第23位、地级市第9位，所辖县（市）区经济总量均超1300亿元，全部进入全国百强县（区）。疫情发生以来的三年，经济年均增速5.2%，高于全国1个百分点、全省0.2个百分点，在全国24个GDP万亿城市中列第5位，在江苏省4个GDP万亿城市中列第1位。

二是“百姓富”的成果更加丰硕。2022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59605元、30819元，收入倍差缩小到1.93:1，好于全省2.11:1的水平，居民人均存款余额全省第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中上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高考成绩保持高位均衡、全省前列，实现国家卫生城市“五连冠”，照护保险、“链式养老”等做法全国推广。

三是“环境美”的底色更加鲜明。2022年，国省考断面水质优Ш比例达100%、全省第一，PM2.5平均浓度25.9微克/立方米、全省最低，重点建设用地和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均达100%。长江南通段水质总体保持Ⅱ类，江豚戏水成为常态，五山地区滨江片区生态修复成为全国样板，“南通之链”滨江绿道、“缤纷百里”沿海绿廊加快建设，获得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等称号。

四是“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标识更加凸显。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夺得“五连冠”、实现“满堂红”，荣膺全国双拥模范城“七连冠”，南通博物苑成功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公众安全感全省第二。“一枚印章管到底”“一支队伍管执法”成为全国典型，全力打造“万事好通”营商服务品牌，在2022年江苏省营商环境评价中列第3位、较上年提升3个位次。

回顾百年来的南通现代化进程，我们十分欣喜地看到，张謇当年“建设一新世界雏形”的志愿，正转变为更加可感、更为丰富、更高水平的现实模样。我们正阔步前行在中国式现代化大道上，依稀可见先生当年的足迹，张謇早期现代化的丰硕成果，依然为我们今天所用。

三、对当下地方现代化的启迪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张謇所开创的南通早期现代化事业及后来的接续传承，对于当下正在开展的中国式的地方现代化，有着重要的启发借鉴意义。

（一）以实体经济为重心。实体经济是整个经济大厦的基础，也是经济现代化的立足点。对于一个地方来说，没有实体经济，就没有建立在经济现代化基础之上的教育、文化、社会、城市等各方面的现代化。张謇当年本着“国非富不强”和“富非实业不张”的理念，兴办各种实业，大力发展以“大工、大农、大商”为主干的现代实体经济，成就了南通早期现代化的辉煌。今天，我们在地方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依然需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发展实践表明，任何一个地方的经济都会表现出丰富性和多元化，不可能是单一的，但必须以实体经济为重心。目前，我们在推动地方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按照二十大报告要求，“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同时，要对传统实体经济改造升级，使之具有更多的现代化特点，特别是要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发展。

（二）以本地特色禀赋为依托。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中国国情特点，地方上的现代化应以本地禀赋特色为依托。所谓地方禀赋，包括两个方面的特有资源：一是指地理、气候、环境、物产等自然资源条件；一是指历史传承、文化积淀、城市风貌等人文资源状态。当年张謇开创南通早期现代化，就是立足于特殊市情，充分利用了本地适宜种棉纺纱、围海开垦等独特的自然条件，以及江海民众（移民）开拓进取、坚毅勤劳等人文品格，从创办大生纱厂和通海垦牧公司着手，在发展中国最早、最具规模的现代实业基础上，全面推进了南通各方面的现代化建设。进入新世纪以来，南通也充分利用“有江、有海、靠上海”等自然条件，以及“中国近代第一城”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传承，创造了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成就。事实表明，用好本地的禀赋资源，也就是发挥本地优势，利用“你无我有，你有我优”的条件，在差别化竞争中取胜。充分利用本地特有的禀赋资源，推进具有本地特色的现代化，是地方加快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三）以城市现代化为龙头。城市是人口、产业、市场资源和生活实施的集中地，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现代化必然代表和带动整个地区的现代化水平。城市现代化具有三大基础特征：一是现代化的动力特征，表现为用什么样的手段、方法、技术路线和产业层次来获得发展；二是现代化的公正特征，表现为城市共同富裕的水平及其对于贫富差异和城乡差异的克服程度；三是现代化的质量特征，表现为城市“文明程度”和“生活质量”及其对于物质和精神需求的相对差距，其中包括物质支配水平、环境支持水平、精神愉悦水平和文明创造水平的综合度量。张謇所推动的南通早期现代化，之所以能获得一定的成功，就是因为依据吴良镛称赞的“整体社会改良”的城建思想，精心打造了“中国近代第一城”，以城市现代化影响和拉动了整个地区的现代化。

依据历史的经验，我们今天在开展地方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应发挥城市现代化的主导带动作用。一是要使城市现代化具有高水准、高质量，示范引领整个地方的现代化；二是发挥城市现代市场资源配置中心和生产力要素辐射交融作用，拉动和促进区域经济现代化水平提升；三是以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先进成果，引领和促进地方现代化的整体跨越。

（四）以地方治理现代化为保障。治理现代化对国家和地方的现代化建设起着根本性的保障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南通早期现代化的经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具体部署推进治理现代化。党的二十大，围绕现代化的总目标，再次强调了治理现代化的问题。治理现代化属于政治建设，实质上就是依据现代法治理念治国理政。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若要全面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以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为先导。南通早期现代化能走在全国前列，就是因为张謇打着“地方自治”的旗号，全面提升了地方治理现代化水平。

 地方治理现代化涉及到许多内容和任务，但最核心的就是治理的法治化。法治是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和重要标志，依法治理是现代文明国家的根本性要求。离开法治，所谓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善于运用法治理念、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国家和地方，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对此，张謇当年也有着深刻的认识。张謇认为，将传统的“人治”变为现代的“法治”，可以“以之治地，地必逞能；以之治人，人必就范；而治地治人之人亦常受治于法律。”也就是说，依法治地，地可结出硕果；依法治人，人和社会就会规范有序；依法治官（“治地治人之人”），官就会在法律的框架内律己奉公。说到底，就是依照法律管理社会生活，规范被治者和治人者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就能以治理现代化保障和引导各个方面实现现代化。

（五）以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为取向。地方现代化说到底，就是惠及整个地区和全体民众的现代新型生活和生产形态。因此，它的全面性、均衡性、普惠性的特征十分突出。首先，他必须协调发展，包括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乃至两个文明之间等。其次，它必须追求共同富裕，普遍提高生活水准，使人民群众公正地共同享受现代化发展成果。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也是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点。

张謇在推进南通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特别注重统筹协调。在产业发展方面，他以大生纱厂为基点、为主轴，按照“大工、大农、大商”的发展理念，创办了一系列工业、农业、服务业企业，形成了门类齐全、相互配套的产业链。在城乡发展方面，依据“一城三镇、城乡相间”的规划布局，一面以中心城市的现代化带动乡村的发展（包括建立现代化的垦牧区），一面以发展起来的乡村，为城市发展提供优质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及广阔的市场空间。在区域发展方面，他先是以唐家闸、天生港等工业、港口重镇，并以沿海垦牧产业的布局，形成新的交通线和乡镇连接点，带动通海地区的发展；再以南部地区（俗称南三县），与北部地区（俗称北三县）互动共促，最终形成区域发展较为平衡的态势。在两个文明建设方面，他以实业和城建等物质文明为基础，大力兴办教育文化事业，大力树立现代文明风尚，使南通的精神文明建设亦领先全国，被外国人称之为“理想的文化城市”和“中国教育之源泉”。

张謇在“共同富裕”的问题上，也有着深刻的见解和独到的做法。“贫富相资，治安相共”，使人民共同过上富裕安康的生活，是张謇的一生追求。但他认为，“平等在起点，不在终点”。由于人的先天禀赋后天努力及所处环境不同，最终不可能在生活待遇上人人相同。他主张先“安富”，让富人安心办实业，既自己赚钱致富，又回报社会；再“振穷”，让穷人和贫困地区振兴起来，走上富裕道路；最后是“恤贫”，用民间慈善和国家抚恤的办法，使没有生存能力的贫弱者也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由此可见，共同富裕并不等同于同时富裕、同等富裕。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其他人富裕，可以使大多数人都进入富裕状态，但不能实现无差别的同等富裕。

得益于张謇实践和精神的传承，南通在进入新世纪后，在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业绩。我在第四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对此论述到：“大力弘扬包容会通、敢为人先的新时期南通精神，奋力推进跨越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开创出速度效益双双领先、外资民资比翼跃升、江海开发联动突破、城乡县域整体跨越、三个文明协调推进、农民市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既快又好发展局面，南通成为长三角发展最快、活力最足、潜力最大的城市之一。”

张季子荷锄图

总而言之，我们今天正在按照党中央的要求，依据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建设总体布局，整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正在以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保障和促进整个现代化建设；正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着力提升现代化文明水平，促进社会和人的现代化。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依然可以从张謇当年的开拓性、创造性的现代化探索中，获取宝贵的经验和灵感。

（本文作者罗一民系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江苏省张謇研究会名誉会长。以上内容转自微信公众号：张謇与现代化，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文章原标题为：罗一民|第七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主旨演讲:张謇早期现代化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