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松芳︱民国奇女子余美颜的上海行

1928年4月19日午夜二时许，因在穗港一带放浪无羁十余年而有“奇女子”之称的广东台山籍女子余美颜，由香港乘坐加拿大皇后号邮轮赴沪，在途经温州海口时，从容投海身亡——留下了遗书、遗函及“告妇女界同胞”的公开信，于公于私都甚有交待。正是这些从容的遗留，引发舆论的关注甚至炒作，当然包括大报大刊和“大人物”的评论，从而使得这位“奇女子”之“奇”，由先前基本属于负面的“离奇”，一变而为特立独行的革命之“奇伟”，也正应和着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后的主流话语。

有别于政治上的革命性，余美颜的故乡广东在文化上甚为保守，她的“奇女子”故事，主要存在于坊间传闻及市井小报，像《民国日报》这样的报刊所载甚少；像《珠江星期画报》前此一年所作的长篇连载《稗官新著：奇女子外传》（太璞著），捕风捉影，绘声绘色，实属荒谬低俗，令人难以卒读。至此，舆论场则更是完全转移至沪上——穗港前此不多的相关报道，徒充以《申报》为代表的上海报章的背景材料而已。

《申报》先行

限于当时的通讯条件，待到邮船数日之后抵沪，并将余美颜蹈海的消息按法律程序呈报有司，沪上首屈一指的《申报》始于4月24日第十五版“本埠新闻”刊发报道《浪漫女子深夜投海——恋爱不遂行动乖异，遗书至女界同胞》，虽托言采写自乘客，然所叙十分翔实，如说其所乘船舱情形，便十分具体：“伊由港向兴昌轮船公司买大餐楼船票二张，与女友分住八十九及九十一两号房间，船票银共洋三百六十元。”由此大大增强了报道的可信度。至于其投海缘由，自非一时半刻能得究竟，故仅在其致女界同胞书之外，略叙其身历而已。《申报》并全文刊发其《致女界同胞书》，倒颇显词采风流，且足以动人警世：

颜不幸生于此青黄交接时代，自小凭媒妁之言，听父母之命嫁夫远适外国，数年未谋一面。少识之无，误解自由，竟堕落而任性妄为。在此污浊万恶之社会，浮沉十载有奇，虽阅人甚多，终未能结陈朱之好。前虽钟情渤海九少，山盟海誓，务达比翼，奈为家长所阻，终失所望。既无人生乐趣，留此残生，亦无所用。决然立意毕命，离此污浊世界，还我清净本来。我佛慈悲，当肯援吾魂以归正道也。回忆前事种种乖谬，罪不容诛。上违父母之命，背夫私逃，开女界不敢为之风，而行女界奇耻大辱之举。一思前非，万死不能蔽其辜。但今已如大梦初醒，非死无以赎其前愆，亦无以唤醒女界各同胞也。颜既饱受社会之痛苦，孽虽自取，但亦由社会所造成，愿诸姑姊妹勿以颜之丑行而相为提倡，当以颜为女界之罪魁。今虽身投浊流，亦不能赎罪于万一也。望女界同胞等有如颜之行为者，急宜猛醒回头，早登彼岸，勿蹈颜辙，而取不良之结果，贻万世之羞为幸。语云：一失足便成千古恨。颜事已矣，与世长辞，望吾女界同胞急起直追，唤醒群众，勿再蹈颜之不良结果为幸。

在稍后的报道中，才根据广州《国民日报》等早期的报道，补充描述了一些奇闻佚事。如余美颜因驰马市廛，被拘至警署，处以五圆罚金，便掏出十圆大钞，弃置而去。更令人惊诧的是，她曾于炎热夏日，赤身裸体横陈于酒店卧室门口，旁若无人，谈笑自若。凡此种种，不仅为广州官厅所不容，避往香港，复不见容，于是辗转来沪。又说她自认曾与除土耳其外的三千世界各国男子交接；粤中某局局长与其春风一度后，被索金二万之巨，以无凭无据拒付，余氏便扬言说：某氏下部有一黑痣，便是铁证，如不允所求，当相见于法庭。这个可怜的局长只好如数付款。因此得以挥金如土，到手辄尽——“总其一生挥霍，为数约一百三十万金，诚令人闻之咋舌焉。”（万花《余美颜遗闻》，《申报》1928年4月28日，十七版）　　

补充报道纷至沓来，关于其遗物的报道，颇可想见其人——其品质之讲究，不可徒目以为荡，实可目以为奇。所遗服饰，均是质料高贵，缝工极精。特别是衬衫一件，“制有淡青莲色软缎，纤腰窄胸，想见绰约身材，展览之余，犹觉脂粉撩人，如乍出红闺者也……昔日红妆青骑挟缰绝驰之浪漫性情，睹其遗物而益信矣”（《劝君莫惜金缕衣：奇女子余美颜之遗物衬衫…女舄…襟花…发网》，《申报》1928年5月4日，十五版）。

其实，前此近一年，余美颜亦有来沪；《申报》的报道虽然只是提前报道了余有意来沪的消息，但其引述自港访沪者之说，对余美颜在港情形、来沪缘由，言之甚详，令人读之有如亲历，殊胜穗港的报道——其中所谓“字头友”，即今日俗称的黑社会大佬：

奇女子者，即粤中大名鼎鼎之余美颜女士也。余女士举止阔绰，装束入时，且为交际界名花，以是人多以奇女子称之，而女士亦自承焉。日前由粤抵港，朋辈为之洗尘，大有山阴道上之概。日出入于各大旅社，引起港政府之注目；先由华民政务司派役传署问话，继由警察司派探传署问话。闻传问之最大原因，据警察方面言，渠与一种俗称字头友者，往来不绝，恐其有妨本港治安，故加以警诫，非欲与之为难也。

下面详叙其与警方周旋，时间地点等，俱言之凿凿，颇资增信。周旋到最后，余氏反诘警方说：“我在港未犯法，何故屡加干涉？今后如余再来港，当如何？”警方回答：“如不犯法，固可自由，惟汝须自慎，勿与字头友往来可也。”虽不复限制其自由，但仍限期出境。故有“闻女士已购定船票，准备来申，且一般洗尘者，又纷纷为之饯行云”（杏雨主人《行将来沪之奇女子：亦是情场失意人，闻欲显身沪银幕》，《申报》1927年7月1日，十六版）。

可惜沪上报纸对其到来竟未予跟踪报道，不知何故；待其蹈海之后，始见民国以研究性学著称的网红级教授张竞生博士在文章中提及：“连日在民众日报及青光上看到奇女子余美颜的蹈海自杀消息，使我有无穷的感慨。当去年这个奇女子来上海时，我友偶然与之同行，到上海向我说及‘你是否要一看奇女子’，我漫应之，而终于无缘得见一面。距今不久，又有一友向我谈及外间说我与‘奇女子’定然会过。我誓言未曾。他说这真可惜，即自优先权为介绍人。翼（翌）日来说她已往香港好久，候其来再图谋。殊知‘奇女子’竟蹈海而死了！”

沪上誉慨

为“奇女子”之“奇”正名，张竞生可谓个中之最，对报章所载余美颜种种事迹或传闻，皆目之为奇——她短褂匹马，逍遥广州市上，至于被公安局所禁，一奇也；在香港客栈“出浴返房，一丝不挂”，致被港绅仇视，二奇也；挥金如土，三奇也；奴蓄男子，四奇也；逃入佛门，五奇也；蹈海自尽，愈觉其奇妙无穷——而对凡此种种之奇，更认为“实有伟大的价值”！并以西方价值观为佐证——在那个时代，是足资佐证的：“可惜，她不生于欧美，则短褂匹马，不但免为公安局所驱逐，而且得了‘女英雄’的徽号。又可惜她不生于日本，则浴后不衣而返房，干卿何事！至于挥金如土，更觉可儿。据说被其诱惑者数千人，可见其迷力的伟大无比。取浪子之财，供美人挥霍，故我说她真是可儿也。” （《“奇女子”余美颜蹈海自尽竞生》，《情化》1928 年第一卷创刊号，61-62页）

后来的爱国七君子之一，此际正领导着上海任银行业工会，且曾大力支持北伐战争的章乃器，在其去年11月创办《新评论》半月刊连续发表评论，正面评价余美颜，乃至于大唱赞歌。如陈走崖的《论余美颜》（《新评论》 1928 年第十二期，35页）说：余氏是一个纵欲者，但也是旧礼教的反抗者，同时也是旧礼教的牺牲者。背夫而逃非其罪，恋爱情人无不对。遗书谓误解自由，其实是真自由者。纵欲也非其一人之过。我们除了佩服她的勇气之外，只有惋惜。惋惜她没有真正的爱人，惋惜她行动出轨。章乃器甚至亲自上阵，将余美颜的行为提升到“革命”的高度，更符合当时的主流话语：

余美颜在现社会道德的信条之下，当然是一个堕落者。但是她的堕落，完全是环境造成的。倘使她起初就能够得着一个美满的配偶，我敢说她就不至于堕落。倘使她在过她的独身生活的时候，社会上没有一班以女子为装饰品而同时肯化钱去置办那装饰品的人，她也不至于堕落。

怪诞不经的性行，往往不过是环境刺激的反应。倘使一个人照了社会的信条做去经过相当的时间而仍得不到一般人的谅解，同时又得不到应得的成效，自然就会因为愤恨的缘故而照一般人以为是“倒行逆施”的方法去做了。这是很自然的应有的反动。

余美颜之所以自杀，近因固由于恋爱挫折，而远因则由于新旧思想的矛盾。她的绝命书上把“背夫”“背父”当做自己的“罪大恶极”，可见她一面虽然觉到非如此不可，而一面却又觉到不可如此。她有了革命的行为，而没有革命的认识。她是犯了“不知而行”的病。（章乃器《关于余美颜的几句话》，《新评论》 1928 年第十二期，37页）

无论猎奇抑或辨诬，各方对余美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背景，都未曾提到或者根本不了解。余美颜出生、成长的广东台山，乃中国第一侨乡，由于美国的移民限制，特别是1882年排华法案通过之后的严苛形势，俗称金山客在美华侨，要想携妻带子，简直难于上青天。而国内的父母亲人，又无不希望华工出国前成亲，即便已身在国外，也得娶个媳妇，以为种种维系，于是就出现新娘抱着公鸡拜堂的奇景，这在晚清民国的台山四邑地区屡见不鲜。由此造成的人伦悲剧，在一首首《金山谣》中得以呈现：

啊！嫁女嫁给金山郎；

嫁给金山来的皮箱，想有多少箱，就要多少箱。

有女莫嫁金山郎，十年九年不同房；

床柱结了蜘蛛网，灰尘积满半张床。

（琼·菲尔泽《驱逐：被遗忘的排华战争》，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123页）

高颜值、知诗书且甚有心气的余美颜，如何长期忍受这种望不到尽头的苦虐日子？更何况娘家还助纣为虐！关于余美颜身世行实，相对靠谱的报道说，“美颜赋性聪慧，口齿伶俐，十龄始就学于荻海女校，娇小玲珑，一目十行，师器重之。不三年，为文已清顺可观。又二年，解吟咏，出口成章，词意天然”。如此，自然好逑者众，而“澄夫（美颜之父）系旧家庭人物，因命美颜辍学，无事不准外出。若辈所施其伎俩，徒呼负负而已”。尔后，贪于金山客的“多金”，棒打她与渤海九少这一对鸳鸯，将其许配于开平的谭祖香，却不料“商人重利轻离别”，“结褵二月，即作劳燕分飞，生离死别，为人生莫大之伤心事，而况远涉重洋，新婚之少年夫妇乎！”而其家婆犹自恶言相向，美颜只有“对镜自怜，以泪洗面”（《奇女子余美颜》，《新银星》1928年第一卷第二期，29页）。

好不容易熬到家婆病逝，得以悄悄离家出走去广州，谁知却无端而罹牢狱之灾：“美颜抵广州之日，即前海军总长程璧光被刺之翌晨。当时美颜身穿奇服，行动亦怪，公安局警察以其形迹可疑，便拘入第四区署。”好在她还有一位当县长的姨丈，将其保释并留养。但谭家闻讯，反提美颜之父，保守的余父盛怒之下，追到广州，不把女儿接回，反而虎毒食子，竟向公安局提告其女，令其再陷“牢狱”——判入习艺所一年——相当于“劳改”（《当代唯一奇女子》，广州《民国日报》1928年5月4日）。这也等于将其推上了“绝路”——在那个年代，女子至此，已是别无选择，除了堕入青楼，大概还是堕入青楼——以余美颜这种激进的另类方式。

对余美颜的遭遇，沪上媒体基本持悲叹的态度，而粤地的媒体继续保持猎奇的小报趣味。比如，《天趣画报》在1928年第二、三、四期，连续三期以《浪漫之奇女子》为题，刊登其倚椅全裸照而不置一辞，实属恶趣。《珠江》杂志1928年第二十一期刊发了红蔷薇发自香港的《奇女子蹈海始末记》，所附余氏遗照，眼含忧郁，气质动人，然行文格调犹是小报趣味，因而其所谓首刊之遗书，也令人难以置信。在两地纷纷搬演的奇女子故事中，上海这边偏重感慨警世，如著名的广舞台新编的《广东奇女子余美颜投海记》，就颇动人（详参《申报》1928年6月9日二十七版报道）。神仙世界男女剧社排演的《浪漫女子投海记》，也是连演月余，颇受欢迎（详见《申报》1928年5月14日至6月26日二十三版的各期广告）。北四川路老靶子路的上海大戏院也排演了《风流奇女子》，并招徕学界中人观场——“优待学界每座两角”，可见品味不俗（《申报》1928年6月9日，二十六版）。而广州新景象戏班排演的《余美颜投江记》，虽由一代名伶薛觉先主演余美颜，不知是广州当局保守过头，还是戏班真有嫌“下作”——“演至强迫离婚另寻夫婿一段，随意恋爱，淫荡不堪入目”，竟遭禁演，以维风化，而且措辞极严：“倘敢抗违，定予严惩不贷。”（《梨园杂纪：禁演余美颜投江记》，《海珠星期画报》1928年，八期）

传奇演绎

真正掀起奇女子余美颜故事高潮的，不是报道，不是演戏，而是时新的电影，且主事者，乃同样有奇女子之称的广东籍影星杨耐梅。之所以会由杨耐梅来成就《奇女子》这一部传奇电影，有其个人的性格特质的因素，有上海的环境氛围，也是粤人独特的电影基本谱系所致。

在中国早期电影业中，广东人举重轻重。在为“广东文物展览会”所撰专文《广东人与中国电影》（1940年）中，当时的电影业大佬罗明佑说：“我们可以安全的说自最初的中国电影至最近的中国电影，悉由广东人领衔演出，情形恰当我国的革命……广东对中国电影的贡献是无匹的。”所言并无多少夸饰（广东文物展览会编《广东文物》，香港中国文化协进会1941年出版，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翻印，846-847页）。对此，法国当代著名学者白吉尔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68页）一书中也指出，这是“由于广东人能熟悉当代世界的发展状况（这无疑应归功于他们与海外团体所保持的密切联系），所以他们往往能迅速地采用新技术，吸收新思想”。

杨耐梅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走上银幕的。由于富家独生女生活养成的乖张与豪放，加上与家庭绝裂后的“江湖闯荡”，以及同乡之感，使杨耐梅这个奇女子与余美颜这个奇女子容易“对上眼”——做出成立电影公司投拍处女作的创举。

其实，这么好的故事，其他电影公司也想过要拍，只是苦于找不到杨耐梅这么好的主演。如电影界大佬、著名洋场小说《歇浦潮》的作者、大中华百合电影公司总经理朱瘦菊就说，他的公司的导演们也曾纷纷建言拍摄，但他觉得“奇女子之奇，不奇于放浪形骸，广罗多士，而奇于其能冒天下人之不韪，毅然为所欲为，不以人言为依违”，这种人物，如“古人谓灵气所钟，不作大圣大贤，便为神奸巨猾，不为忠臣节妇，乃成名优名娼，以宣泄其胸中郁郁不平之气；所谓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这种角色，远不是一般的演员所能胜任的。确而杨耐梅，“系出旧家，聪明好学，顾所偶非人，平居郁郁，脱幅既占，乃得暇电影以宣泄其胸中不平之气，盖亦奇女子一流人物”。因此，她来主演，“堪云铢两悉称”；她的公司来拍，自是成功底定（朱瘦菊《述杨耐梅》，《北洋画报》 1928 年第五卷第两百四十六期，二版）。

《申报》则从另一角度佐证主角人选之难得——当时国中不多的几个实力派女明星如张织云、宣景琳等，嫁人的嫁人，息影的息影，只剩杨耐梅与毛剑佩二人尚活跃于娱乐界，而毛又正移情京戏，因此，唯余的大牌影星杨耐梅，自然是惹起万般期待，“有如大旱之望云霓”（《杨耐梅新片今日开映》，《申报》1928年9月27日，二十四版）。

由于电影《奇女子》的拍摄，无论是出于影片宣传还是舆论的导向，对余美颜的评价愈趋正面。如干白的《记〈奇女子〉》（《申报》1928年6月14日，十二版）说余美颜天生奇才，诚不能以常人目之；《奇女子》亦香艳，亦浪漫，然在描写香艳浪漫之中，皆含有悲剧的暗示，关系于社会教育甚大。旬月之后，又再撰文作进一步的申说（《为奇女子说几句话》，《申报》1928年7月12日，二十一版），于杨耐梅及余美颜可谓“有情有义”。

其中鼓吹最力者，则非另一广东人、后来的大导演蔡楚生莫属——当然，蔡刚赴上海发展不久，且任该片副导演，怎么鼓吹都是应该的，即便如此，我们从中也可看出蔡的价值取向及才华表现。他先在《新银星》1928年第二期刊发的《余美颜：水银灯下之奇女子》，对余美颜的评价可谓“再创新高”：“美颜真不可多得之奇女子也……其所以成为奇女子者，在在均为此黑暗人世间之旧家庭，恶社会……等所造成，而彼向此黑暗人世间之冲突，正具勇敢与牺牲之精神，而有不可埋灭者在。其勇于冲突，与迅于觉悟，实非常人之为。”堪称反封建的烈女！杨耐梅之拍烈女故事，自然也值得大力表彰了：

于此艺术暗晦之时期中，毅然以兹新旧潮流所冲激演成之大悲剧——奇女子——摄为影片，诚可谓有心人也。盖其剧旨虽为描写美颜事实，而其重心乃在揭发社会之罪恶，间虽少及浪漫之处，维其写浪漫也，乃益见美颜之出于孤愤，而昭示此人世之绝望，将使观众见银幕上之美颜，而了然于其死，乃为时代潮流而牺牲，而迥异于常人之死，其描写社会内心能为是之彻也。故不特无诲淫之弊，而其含教育性亦至伟大。

随后又在北京《世界画报》头版撰文，一反坊间以杨耐梅感于奇女子余美颜事而成立公司筹拍影片的传闻，说她是“因感于国产影片之不振，乃思作一鸣惊人，春间遂自办耐梅公司于海上，会广东奇女子余美颜投海自杀，女士以其事之新奇惨痛，乃决摄为该公司处女作”，如此又抬高杨耐梅及此片在当时及电影史上的地位，并表彰剧本，乃“经大剧家以艺术手腕，删繁就简，制为曲折入胜，不落平淡”（蔡楚生《杨耐梅与奇女子》，《世界画报》1928年第一百五十期，第1页）。

从《申报》刊布的剧情看，确实不同凡响。先突出于美艳（余美颜剧中之名）在婆家被横施挞楚的不幸遭遇，从而使其出走具有十分的正当性和正义性，所谓“鼓其勇气逃出此万恶之家庭”。此时，正好其家婆被其恶侄毒害，嫁祸于她，遂遭无妄牢狱之灾，性情由是大变，“出狱后乃一为人所不敢为，以与此恶社会作不惧的冲突”。尽管如此，却得以巧遇不计前嫌、情深款款的邹文澜，因而摈弃铅华，力改前辙，两情缱绻中共盟白首，却又遭邹父棒打鸳鸯，复兼误会，悲痛之余，遂遁庵为尼。邹后往寻，又被庵方误为社会上人，反将于逐出，至此可谓尽断其生路（《耐梅公司新片奇女子之一幕：耐梅公司新片奇女子本事》，《申报》1928年10月9日，二十四版）。如此改编，较其本事，情节更集中，冲突更合理，立意也更高；后人再叙余美颜故事，更多有引剧中事以为实事者，可见其影响。

但对这一改编，著名作家周瘦鹃看过电影后，在《上海画报》头版头条发文，却是有赞有弹。当然先赞主创人员，无论主演杨耐梅、导演史东山（应该提一提副导演蔡楚生才够眼光）、摄影石世盘，“皆个中老斫轮手也”，但又嫌其轻描淡写，对这一“久已脍炙人口的荡佚飞扬的故事”刻画未能尽致，“必须加以更热烈之点染，始称其为人”。一些配角，更嫌表现不到位。如与余美颜并称四大天王的另外三人，“但见其憧憧往来，言笑不苟，似与荡妇女之个性，相去远矣”。对电影以孤坟丰碑为结尾，周文澜与邹可成并立墓前作凭吊状，也颇不满，认为还不如摄一海景，较为含蓄——“余美颜之死，尚在疑似之间，则此一片大海，滚滚长流，自弥足耐人寻味也。”最夸奖的，乃是电影放映之时，杨耐梅间中登场唱主题曲《忏悔词》——玄色背景，圆月中天，下烛孤树，槎枒有奇致；杨耐玄衣长裾，凄婉绝伦：“蜂蝶忽来清净地，无边佛法竟无灵，向前前无路，退后后无门，哎呀，你叫我这畸零人，除了茫茫大海何处去藏身。”（瘦鹃《银幕上之奇女子》，《上海画报》1928年第四百零二期，第1页）

以此，亦可知周瘦鹃先生才是真正的老斫轮手，识见高明，洵属公允，也堪称现代电影批评史的佳构。文中所说的《忏悔词》，也同样是现代电影主题曲中的佳构：

萧森秋气暮云平，踽踽穷途欲断魂。说什么莽莽乾坤大，偌大乾坤容不得人。我是生长名门好女子，婚姻专制误双亲。个郎待我无情义，两日夫妻便出门。从此消息深沉将我弃，声声姑恶最难听。人世事，多苦辛，不信殷忧便送此身。天赋人权须保守，飘然含泪孓身行。恶鬼从来工射影，一场大祸起门庭。叹我深闺娇弱女，银铛铁锁度朝暮。从兹一死由侥幸，却不道魔劫重重随后生。放浪形骸聊自遣，须眉拜倒石榴裙。春去秋来颜色改，阿谁是我意中人。俗子纷纷何足数，忽逢渤海解温存。多情忽被无情妒，剑斩情丝寸寸分。我志在保全人骨肉，缁衣披剃入空门。蜂蝶群来清净地，无边佛法竟无灵。向前前无路，退后后无门。哎呀天呀！你叫我这畸零人，除了茫茫大海何处去藏身！（宋痴萍、冯子和《奇女子忏悔词》，《北洋画报》1928年第五卷第二百四十六期，第2页）

杨耐梅演唱奇女子忏悔词之装束(《世界画报》1928 年第一百六十四期）

《奇女子》1928年国庆献映后，好评如潮，杨耐梅乘势再开电影女明星携片大规模巡回放映兼登台演出之先河，从1928年10月到1929年1月中旬，先后巡演了宁波、青岛、天津、北平、 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使她这个奇女子再增奇气：“一纤纤女子，行踪遍全国，诚不愧奇女子也。”（范范《杨耐梅芳踪游移》，《罗宾汉》1928年11月10日）。更奇的是，她在国内巡演之后，复又从新加坡开始南洋苏门答腊、阿沙汉、把东、大阿齐、日里棉兰、直武芽、武吉丁宜等地的巡演，也是备受欢迎（佚名《杨耐梅来沪始末记》，《影戏生活》1931年第一期）。

然而，年余的巡演，海内海外所历城市甚夥，唯独没有中国现代电影最重要的策源地之一的广州；官方禁影禁戏，却禁不住人们的缕缕情思和省思：

珠江江水毓英奇，巾帼生来性不羁。

百万金钱供浪漫，三千面首混华夷。

红妆轻骑行无定，俗礼迂防破亦宜。

底事从容轻蹈海，烟波浩渺系人思。

（金友石《吊奇女子余美颜》，《学生文艺丛刊》1930年第六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