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邓小平讲话的武昌火车站：高铁时代百年老站的坚守与转身

100年前，这座车站只有一条线路，从武昌至蒲圻。100年后，它是京广干线三个特等站之一，日均通行列车超过200列。

它就是位于武汉市武昌区城市中心的武昌火车站（以下简称“武昌站”）。

曾几何时，武昌站曾用名“武昌南站”，时至今日，“南站到了”“买南站的车票”仍是老一辈武汉人心中难以抹去的时代记忆，寄托着这座城市对一座老站的深切关怀。

1992年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抵达武昌站，开启了视察南方的第一站。邓小平在一号站台上短暂停留的半个小时，意外留下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等经典论述，也让这座百年老站至此立于改革开放的时代潮头。

此后，运送旅客数量的大幅提升，数次扩容改造，武昌站见证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铁路提速、提质的大发展，直到21世纪中国大踏步迈入高铁时代。

高铁，终究是当下武昌站无法回避的挑战——在武汉目前三大车站的格局中，武昌站是唯一不通高铁的车站；尽管地处城市腹地，交通便利，但正是受制于地理位置的局限，武昌站本身扩展空间也极其有限。

武昌火车站党委副书记冯庆勇近日面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直言高铁确实给普速客运列车带来了巨大冲击，但无论如何，武昌站在老京广线上重要的地理位置不会丢失，这条线路更不会就此空下来。

在冯庆勇看来，高铁开通得再多，以后也不可能将货运线路全部转移到高铁线上，因此，当老京广线承担的客运量逐渐收缩的情况下，货运既有线路就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武昌站也将在发挥铁路物流通道的作用上大有可为。

武昌站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关工委”）常务副主任谈大中认为，武昌站的衰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衰弱，而恰恰是中国铁路飞速发展的写照，高铁在整个武汉铁路客运系统当中逐渐占据主导，武昌站正是这一时代转型的见证者。

发展才是硬道理。

改革开放40年，这座百年老站仍在用它的坚守和一次次“转身”，为这句经典论述践行。

百年老站的“前世今生”

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送旅客734万人，同比增长6%。其中，武昌、汉口、武汉三大车站共发送317万人次，同比增长16%。

这是武汉铁路在“十一”黄金周期间的亮眼表现。

在中国的铁路版图上，纵贯南北的铁路线中，京广铁路的地位和作用至今无可替代，立其中而牵两端的城市便是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

1906年京汉铁路通车，武汉跨入铁路时代。《武汉铁路百年》一书的作者汪瑞宁曾这样描述武汉：它是坐着火车穿越历史而来的城市，每一段钢轨，每一个车站，都是一段革命史、奋斗史和城市发展史。

在当今武汉的铁路版图中，武昌站又在三大车站中独具历史厚重感——1917年2月10日，武昌站的前身通湘门车站正式投入运营，位于现在车站南端道口附近。到2017年，武昌站迎来了百岁诞辰。

71岁的老铁路人谈大中成为了这段百年历史的反复诉说者。已经退休十数年的他，现在是武昌站关工委常务副主任，他的工作就包含了向青年员工讲述武昌站的历史演变。

据谈大中介绍，当年的通湘门车站仅有一条站线，一所小票房，站级为二等，车站业务量少。

1936年9月1日，从武昌开出了直达广州的第一趟列车，此时，烧煤的蒸汽火车时速和现在的电动自行车差不多，仅有35公里，从武昌到广州要44个小时。

第二年元旦，武昌总站开站，撤销通湘门车站。1950年，武昌总站改名武昌南站。1957年10月，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京广铁路连通，车站迁至今址，又名武昌客站，1975年7月正式改名为武昌车站。

然而，“南站”这一称呼并未随着新站的建成而消逝。在谈大中这辈人心中，“南站”的记忆犹新，这一称呼仍被一些老武汉人沿用至今，直到现在，很多武汉人还把武昌站附近称为“南站地区”。

这种对过往名称无法忘怀的群众记忆，也从另一面彰显火车站对武汉这座城市的影响至深。

1968年和1981年，武昌站进行了两次站场扩建，规模逐步扩大。官方数据显示，1969年时，武昌站日均发送旅客仅0.4万人次，而到了1985年，该站日均发送旅客已达1.8万人次。

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间节点，对武昌站来说，非比寻常。1992年冬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抵达武昌火车站，开启了视察南方的第一站。

同一年，谈大中从新疆兵团调回武汉，进入武汉铁路系统工作，他始终认为，从1992年开始，整个铁路、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都在逐渐提速。

“虽然1978年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但是铁路方面一直存在相对封闭的问题，现在人们议论高铁，只是感受到铁路运行速度的升级、装备的升级，这里面更隐含着我们铁路人思想观念、管理方式、员工素质的升级换代。”谈大中如此对澎湃新闻总结道。

一号站台上的半小时

1992年发生在一号站台上的一切，令一代武昌站职工难以忘怀。

杨涛，50岁，现为武昌站客运值班主任，今年10月底即将正式退休。除了负责重要接待，杨涛的日常工作都奉献在一线服务旅客。

1992年，24岁的杨涛已经怀孕六七个月，是当时参加接待邓小平的人员之一。

在杨涛的记忆中，1992年的春运特别漫长，一直持续到那年的3月10日。“我们提前做了准备，但只知道有接待任务，并不知道哪位首长要来。”根据她的描述，当年的武昌站只有两层楼，一楼供旅客出入，二楼用于公务，有两个贵宾厅。接到任务后，她和同事一起仔细清扫了一号贵宾厅。

不知道接待谁，只知道有重要任务，这是贵宾室接待的常态，多年下来，杨涛早已见怪不怪。但1992年的那一次，对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她来说，仍不免有期待。

那时，武昌站的站舍环境条件较差，没有电水壶，杨涛他们就用煤气烧水。烧完水后，防疫部门要进行检测。房间每天定时打扫，打扫完，公安部门还要重新把沙发、窗户等各个角落全部检查一遍。

“检查完了之后，站内工作人员给贵宾室上锁，公安人员还要再上一层锁，我们如果再去打扫，要通知车站的内保人员，请他们来开门。”杨涛坦言，每次只要有上了级别的任务都会做足准备，但1992年那次至今都是最高规格的一次接待。

据《湖北日报》报道，1992年1月17日，中共湖北省委接到中央办公厅的保密通知：邓小平同志拟于近期到南方检查工作，1月18日上午将到达武昌火车站。湖北省委决定，由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钱运录到车站迎接。

1992年1月18日上午10时20分，一声汽笛长鸣，邓小平乘坐的专列缓缓驶进武昌火车站。邓小平在陪同人员的搀扶下，缓缓走下火车，等候在站台的几位省领导立即快步向前迎接，热情握手问候。邓小平告诉大家，他只在车站作短暂停留，连休息室也不必进了。

邓小平在武昌站一号站台上仅停留了短暂的30分钟，却发表了一番出人意料的讲话。

《湖北日报》曾援引2002年3月出版的湖北省委省直机关刊物《机关党建》的一段记载，当时湖北省委领导同志原想把邓小平接到宾馆，既没带录音机，也没带记者，甚至连一张纸都没带，秘书们也被留在了站外，根本没有做记录的准备。

钱运录急中生智，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盒，在撕开的烟盒上飞快地记起来。一个烟盒记满了，老人的讲话仍在继续。钱运录焦急地环顾四周，突然发现商亭里有一个空着的大烟盒。他就在这个大烟盒上飞快地记下：“发展才是硬道理”；“能快就不要慢”；“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杨涛现在回忆起来仍有一些遗憾，但人生有这样的一段经历也还是令她感到自豪。虽然没有亲眼见到邓小平，但往后20多年来生活中发生的变化让杨涛感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体会到当年站台上那短短半小时对她及上十亿中国人的意义。

南下务工人流的兴起

改革开放，武汉铁路正式迎来发展的春天，武昌站成为了最忠实的记录者。

同样作为邓小平视察南方首站的亲历者，武昌站退休职工刘小平见证了武昌站近40年的发展。时任客运值班员的刘小平当时负责一号站台的检票放行工作，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1979年，15岁的刘小平顶父亲的岗到武昌站当客运员，当时唯一的候车室里只有木头椅子，三个站台上的雨棚都是木头柱子，每天的列车只有十多趟，客流量几千人次，一些列车到了春节甚至就停运了。

邓小平南方讲话后的第二年，1993年的春运，武昌站创下发送、到达客流共10万人左右的纪录。

作为列车南下的重要交通枢纽，这一时期的武昌站客流飞速增长，主要以四川、河南、安徽南下广州的打工者居多，涌现出“农民工”这一群体。

刘小平当年在站前广场维持秩序时都是扯着嗓子喊、拿着哨子吹，三天吹坏一副哨子成为她至今的记忆。那时的绿皮车每趟都严重超员，旅客甚至只能直接从车窗跳下车，否则“下车的下不来，上车的也上不去”。

“90年代初期一直到2003年都是这样子的。”据杨涛回忆，当时候车室里的旅客放行完了以后，他们掉下的东西特别多，一趟车走了，站台上全是腊鱼腊肉，因为“人上去了，东西都挤掉了”。

武昌站最近的一次扩容改造始于2006年。到2007年12月，极具荆楚特色的“楚王宫”造型的武昌站开门迎客，其4.9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最多可同时容纳8000人，是老站房容量的近3倍。此后，从武昌站出发到上海、南昌等地的D字头动车也开始来回穿梭，客流最高峰时日发送旅客15.5万人。

因工作关系需经常乘坐火车的刘伟（化名）从2006年调到武汉后，就一直居住在武昌站南广场附近，他亲历了此次扩容改造的过程。

“武昌站以前门口有一座高架桥，因为新站改造一夜之间就拆了。”这样的速度让刘伟颇为惊叹，他还记得2008年5月12日那天，武昌站东广场前的福安街还正在施工打桩，当时他听同事说“地震了”，他还以为是打桩打得他头晕。

刘伟真正感受到了武昌站站房升级后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现在进站比以前方便，过去没有天桥，上站台都是要先走到一个地道里，然后听工作人员喊从哪个楼梯上去是哪个站台，而现在的候车环境也比原来好多了，候车室容量大，虽说不一定每个人都有座位，但至少不会到处都是睡在地上的旅客。”

2010年，武昌站实行了互联网售票和电话售票，增设了54台自动售取票机，火车票的预售期也延长了，原来春运时提前几天带着小板凳、带着铺盖彻夜在售票厅排长队买票的场面，永远定格在了胶片里。

高铁时代的挑战与转型

武昌站90后客运员姚磊出生于铁路世家，从小住在车站附近的他，对武昌站充满感情。铁路系统的职工历来一到假期就特别忙，他的父亲常年在火车上奔忙，只要逢年过节，姚磊一家便很难团聚。

在姚磊的记忆中，陪伴他童年更多的是窗外每天经过的火车，一听到火车的声响，他就会对着窗外喊“爸爸”。“以前武昌站的列车都是大铁皮，我见证过蒸汽机车、绿皮车、红皮车、特快、直达，到现在的动车、高铁，我可以说是跟着武昌站一起长大的。”

2009年12月，随着武广高铁的开通，武汉车站投入使用，隶属武昌站管辖，武汉就此形成武昌、汉口、武汉三大站的车站格局，武汉站替武昌站分担了接送高铁的使命。

此后的近十年，正如姚磊亲历所见，他这一辈的铁路青年职工无疑与中国高铁的飞速发展结下不解之缘。

刘伟也对澎湃新闻回忆起他在2009年武广高铁刚刚开通不久后乘坐去广州的高铁经历，那时整个车厢几乎都是空的。而就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10月1日当天，武汉站发送旅客13.5万人次，刷新建站以来的最高纪录。

相对而言，高铁时代下的普速客运列车正在收缩。2018年5月16日，随着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生产力布局调整，武汉站单独划分，不再由武昌站所管。

“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每年加一些高铁列车，就会减少几趟普速列车。”武昌站党委副书记冯庆勇已是工龄超过40年的老铁路人了，他告诉澎湃新闻，所谓的收缩是指现在乘坐普速列车的旅客确实比以前少多了，特别是一些短途线路，高铁则更加方便快捷。

“现在去广州不提前买高铁票的话，很难有座位。”刘伟认为，这种变化说明人们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更愿意选择速度快、耗时短的高铁出行。

除了车速的大幅提升，高铁在服务上更体现出专业化，其中最令冯庆勇影响深刻的就是高铁站的设计，已经有了很多类似机场的标识和服务意识，互联网售票、闸机检票、人脸识别等技术的更迭换代也越来越多地向高铁站倾斜。

即便如此，姚磊仍能感受到武昌站为适应潮流做出的一系列改变。他发现，以前武昌站加车加的多半是普快，即使武昌站不通高铁，但现在加车也会加速度相对更快的动车。

另一方面，论服务，武昌站也并未安于现状。

澎湃新闻从武昌站了解到，为提升服务质量，武昌站从2014年起推出了包含有“节日问候、特色语音广播、文明宣传”等6大板块的33项车站广播内容。随后的几年里，车站相继推出了中转换乘、快速进站、军人专用候车区等一系列新的服务举措，逐渐完善、建立起了一整套标准且专业的服务体系。

2017年12月，武汉未来铁路枢纽规划(2016-2030年)获中国铁路总公司和湖北省政府批复，火车站布局有了大动作。

根据规划，武汉客运系统布局将规划形成武汉、汉口、武昌、新汉阳以及流芳、天河北站“四主两辅”客站布局。其中，新汉阳站、流芳站、天河北站为新建火车站。

规划明确，武昌站以承担枢纽普客始发终到及通过作业为主，兼顾部分武黄（冈）、武咸城际动车作业。

冯庆勇告诉澎湃新闻，无论如何，武昌站在老京广线上重要的地理位置不会丢失，这条线路不会就此空下来。在冯庆勇看来，高铁开通的线路再多，以后也不可能将货运线路全部转移到高铁上，因此，当老京广线承担的客运线路收缩的情况下，货运既有线路就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武昌站也将在发挥物流通道的作用上大有可为。

姚磊最后一次看到蒸汽机车从他家窗外经过时，他还在上小学，那些被客运逐渐淘汰的内燃机车、电动机车依然存在于铁路工人的日常作业中。“如果说哪天真的看不到这些老机车了，肯定会想它们的。”

而对于铁路常旅客刘伟来说，武昌站意味着“回家”。“武昌站站房设计是典型的楚文化风格，看到它我就能知道，我又一次回到了湖北，回到了武汉，回到了武昌的家。”这是大多数造型相似的高铁站无法带给他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