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边的错误》：如常流动的河水下隐藏着的崩溃

《河边的错误》是余华于198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以刑警队长马哲追查凶杀案为主线，描绘了一个离奇又诡异的小镇故事。2023年10月21日，《河边的错误》经过改编，登上了电影银幕。

幺四婆婆死了，被一个孩子发现了漂在河上的尸首。刑警队长马哲接到报案后进入侦查，这是电影与小说共同的开始。马哲破案的第一个线索在原著中是一个红色发夹，电影中则是一个收音机，二者均是凭借这一最初的线索慢慢抽丝剥茧，寻找到了当天经过案发现场的王宏、许亮等人，也都在剧情不到一半时就确认了疯子的凶手身份，通过后半程不断的推进让人期待着反转的出现。一个悬疑故事过早出现凶手，且凶手是智力缺失、精神失常之人，实在让人感觉其间有太多隐情尚未得知。于是众人跟随着马哲的脚步，仿佛便能一步步靠近真相。

《河边的错误》， 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小说文本塑造了一种“所有人都在反常之中”的氛围。在侦查的过程中，马哲与许多人的对话都传递出了一种强烈的违和感，这种违和感来自于马哲以外的所有人麻木冷血的反应、梦呓式颠三倒四的回答、随时失控的情绪以及脱离常识和社会规范的发问。第三个现场目击者许亮自从第一次目睹了幺四婆婆的人头后便陷入了三次去往河边、成为目击者的幻想中，他极端恐惧自己成为冤犯，于是两次自杀；而发现他自杀的邻居对警察嘟哝道：“自杀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幺四婆婆之后的死者是一个新婚丈夫，他的妻子，一个刚失去了丈夫的遗孀，怀着遗腹子，面对警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痛苦，发问的内容竟是对一个陌生人说：“你为什么没来参加我的婚礼？”

 “你为什么不来呢？”她惊讶地问。

这话让马哲也惊讶起来。他有点不知所措地看着她。

“你应该来。”她将目光移开，轻轻地埋怨道。

这样诡异的对话比比皆是。余华似乎试图用一起凶杀案打造出一个颠倒的世界，除了马哲以外，每个普通人都在轻描淡写地发着疯，他们在面对死亡时并没有恐惧。幺四婆婆作为最初的死者，是在原文中被刻画了一生的人物。她和疯子的怪异关系似母子又似夫妻，村中人每每都能听到从她家里传来的殴打声，然而：

“他打我时，与我那死去的丈夫一模一样，真狠毒呵。”那时她脸上竟洋溢着幸福的神色。

这一段扭曲的关系在电影中用了更加隐晦的方式来表现。片尾马哲模糊的梦境中，幺四婆婆跪爬在地上，在被疯子杀死前，本应充满恐惧的面孔却泛起了满足的微笑，令人不明所以又不寒而栗。

幺四婆婆是在电影中唯一一个保持了这种秘而不宣的欲望的人物。电影文本以她作为一种边缘群体的参考，保留了其余和马哲产生互动的角色，同时给他们添加了更多的支线，将书中反常的氛围加上了一层颠倒的外壳，即所有人看似都在正常地运转，但每个人都在拼命压抑着自己的反常。王宏是诗人兼老师，许亮是理发匠，马哲仍是刑警队长，这是他们白日的、能够体面面对大众的身份。同时，最初的证物收音机来自钱玲，她与王宏有不可告人的地下不伦情；许亮是性别倒错者，躲藏的女装癖，曾因流氓罪被判七年；而主人公马哲，他被困于曾经创下三等功的真实与虚幻中，即将面世的孩子有10%的概率会智力缺失。他们都面对着来自人生方方面面的某种不幸，等着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迎头斩下。

电影《河边的错误》剧照

在这种河下隐藏的崩溃之中，这个世界按部就班地运作着，如河水在照常流动着。异类们通过双重身份伪装着正常人。钱玲说，我们永远看不见月亮的背面。正面太亮了，背面太暗了。当自我内部的矛盾大到已经无力正常运转后，不被接纳的强烈不安感就会将人直接吞噬；而当内心更为真实的身份暴露后，大家都选择从“正常”走向疯或走向死。

许亮仍旧自杀了两次，一次服用安眠药被马哲救起，一次在警局给马哲送完锦旗后，戴着大波浪假发直挺挺落到了马哲的车顶。在社会中成为异类的恐惧超越了死亡本身，看上去如果不是马哲执意要探寻真相，如果不是这些人刚好都在那一天经过了河边，这一连串悲剧似乎就不会用如此暴力的方式赤裸地呈现。“河边的错误”是正在进行着的世界的错误，只等着浮出水面的那一刻。借由这一起河边的惨案，这些黑暗里的人被迫推到了光天化日之下，完成了黑夜与白天身份的移位，他们于是用真正的死亡报复了这起命运的作弄。事实上，他们已然在自己的内心中不容于世，马哲所探究的命案只是推波助澜。他们时刻恐惧着，惶惶不可终日，问题迟早会浮上水面。

不被祝福的情侣，被造谣的性倒错者，受虐癖的老婆婆，歇斯底里的妻子兼母亲，失去了三等功的刑警队长，被诅咒的世界。马哲以“马哲”这一理性的象征为名，代表着正常的、冷静的正义，然而在追寻真相之中，他的梦境与现实逐渐无法分开，正如马哲的孩子、疯子、马哲本人三者的关系也慢慢难以分辨。疯子在河岸边怪异地用石子堆在衣服上，他竟不自觉地同疯子一起脱下了外套，将石子依次码了上去。他枪杀了有智力缺陷的疯子；他和他的妻子说，打掉这个孩子吧，医生说了10%的智力障碍并不是一个很低的概率。也许在现实中，也许在幻梦中，孩子最终还是出世了，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孩子却做出了和疯子一样的动作。这是某种闭环式的隐喻，疯子或许是他的孩子，或许也是他自己，他在试图杀死的恶魔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疯癫的人，是一切的异常与人们极端的恐惧。

电影《河边的错误》剧照

电影以马哲的失控作为结尾，评价较为两极分化。如果是抱着看一个悬疑侦探片而去，它过于语焉不详，因此很难让人有一贯看到结尾真相大白时的爽感。与之相比，小说的收尾更完整。疯子因为杀人被关进了疯人院，然而疯人院外，颠倒错乱的对话与奇怪的脑回路显示出这个世界人人都是疯子。由这些疯子界定出的疯人院里关住了杀人的疯子，唯一一个从头至尾保持了理智的人，即马哲，他知道只有杀死疯子，这场无尽的杀戮才能结束。当他这样做了之后，公安局长和妻子一起要求他成为一个“疯子”来保全性命。他被千方百计送进杀人的疯子住过的疯人院，用以获得其余不是疯子的人们的宽恕。究竟谁才是疯子？马哲哈哈笑出了声，故事戛然而止。

如果用更为具体的词来形容，那么小说文本像精神病院，电影文本则是人类社会，前者是内，后者是外。人类如同穿衣一般自然地将正常人的伪装穿上，内心的困顿却随着这种体面更加脆弱。电影的改写将余华的原著落地到了一个不那么荒诞的世界，使痛苦变得更为具体化、议题化；它借着余华的主线故事，呈现出了一种精神状态和选择，并没有给出什么答案。正如文本中各色各样的人物面对的各种各样的困境以及最终的惨剧，它只是以非常混沌的方式呈现了千奇百怪的人生，可那又实实在在是一个个体在生命中所经历着的悲痛，因此我们看到了更多边缘化的空间，或言自己内心中边缘化的那一部分。不论是看完电影文本或者小说文本，当读者/观众回归到自己的生活里时，或许也会有更深刻的感受：许多事情本就是没有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