翱翔在历史的天空——纪念黄时鉴先生逝世十周年

黄时鉴先生长期任教于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是我国中外关系史和蒙元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从1980年代中叶开始，黄时鉴先生在杭州大学历史系开启中西关系史的学术实践，1993年杭州大学沈善洪校长布局中韩关系史研究后，又将视野扩展到大航海时代以来的东西交流史研究，在浙江大学（杭州大学）中外关系史和蒙元史学术研究、学科开创和人才培养上筚路蓝缕、既开其先，卓有贡献。

黄时鉴先生辞世已有十年。当今，“一带一路”研究已成显学，全球史框架下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十年时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但却有足够的时间沉淀，帮助我们置身绵绵不绝的现代学术史中，回溯黄先生当年以强烈的学术使命感，站在全球史视野所展开的学术研究，估量其学术实践的价值所在。今天，随着时间推移，愈显其识见高远、抱负雄阔。

一、粟特之谜

八十年代初期，我就读的杭大历史系文博专业尚在初创阶段。文博专业创立者毛昭晰先生传承竺可桢先生当年在浙大的办学理念，课程设置文理兼修，不拘一格延请四方名师。专业课开设生物系动物学、植物学和地理系地质学等课程，还从省内外请来专家讲授中国古建筑史、玉器鉴赏等课程。基础课则与同年级的历史学专业同修。

当年历史系是法国史、宋史研究学术重镇，拥有沈炼之先生、徐规先生等学界大家，还有黄时鉴先生等一批正处于学术研究勃发期的学者。中国历史通史课程是基础课，黄先生讲授的是其中的元史。

我班班主任是79级学长黄成老师，刚刚毕业留校，有时就住在我班的男生寝室。晚上备课之余，一起“侃大山”，聊起系里的先生们如数家珍，讲到黄先生的元史课，对其学者气度和道德学问，更是啧啧称赞。每堂课后，学长们意犹未尽，总是期待着下一堂课。元朝是游牧民族所肇建，立朝时间短，在通史课中属于小课，这激起了我的好奇。

等到黄先生授课，一下子就明白了班主任老师的所赞所叹。回想当年给我们讲课的先生们，常常会有“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的感受。黄先生讲学，把元史放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交汇的坐轴中心，论述纵横捭阖、扣人心弦，考辩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徐徐展开的是一幅中国历史上独具世界性与文化多元化的大时代图景。

这次在浙江大学竺可桢中外关系史论坛（2023）暨黄时鉴先生逝世十周年学术纪念会上，78级学长、著名宋史学者包伟民等师长也都忆及当年同学纷纷前来旁听先生课程的趣闻。

1985-1986年间，黄先生第一次出国到澳大利亚访学。回国后，黄先生的学术研究和教学由元史全面转向中外关系史，开始倾注精力讲授古代中西关系史课程，同时，他的学术研究进入黄金时期。这背后有他的学术思考和抱负。

清末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先进的中国学者开始收集、记述和研究海外的史地。黄先生认为，“究其原因有二：一是面对西方殖民势力的各种活动，爱国的知识分子关注祖国的边事和命运；二是中外联系的增多，开阔了知识分子的眼界。”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国门再次打开，在中外关系史或者说东方学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又有条件开始和西方学者一样，做出“预流”（陈寅恪语）的学问，登入学术的堂奥。

1987年秋季，黄先生开始在杭大历史系培养中西关系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我有幸师从先生成为门下弟子。他的学术视野里，有一种世界眼光，每每将中国放在世界的大历史之中加以检验，形成自己的观点。听先生课，时时如电光一闪，穿越洞穴，体悟到历史演进不可逆的内在逻辑。

黄先生说，粟特研究是个很有学术意义的课题，并确定其作为我研究生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公元四世纪初到八世纪上半叶，粟特建立了中国和欧亚之间完善的商业贩运和贸易网络。大唐盛世走向衰败的“安史之乱”，其故事的主角除了唐玄宗和杨贵妃，另外两位主角安禄山、史思明就是粟特人。就是这么一个曾在欧亚大陆几个帝国之间呼风唤雨的族群，“安史之乱”之后，渐从史籍中消失。

图片引自北大荣新江教授论文《四海为家——粟特首领葬礼所见粟特人的多元文化》

粟特研究谜团重重，潜藏深意，涉及大量的文献、人物和史事。怎样在扑朔迷离、晦暗驳杂的史料中，抽筋剔骨还原事实，理清逻辑关系，使得场景重构、人物再现，感受掩藏在时间之河深处历史脉搏深沉的律动？

在我准备研究生论文时，有天黄先生介绍世界著名汉学家和语言学家谢弗传奇般的学术生涯后，交给我一本用复印件装订的厚厚书籍。平整的褐黄色封皮，一看就知道是先生自己包装的。先生说，这是谢弗英文版的汉学名著《撒马尔罕的金桃》，是研究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经典巨作，对于粟特研究很有帮助。他要求我每次上课，交出一段翻译文字，长短不限。

《撒马尔罕的金桃》涵盖唐朝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许多学科专业知识。以我当时的英语和专业水平，有如破译“天书”。那时我每周去先生家上课，先生都会当面批改我的作业。就在循循善诱中，我渐渐开悟辨析史料、考证名物之道。敦煌出土文书也是黄先生给我指向的资料宝藏。

当年大学教研经费十分拮据，为了学生广开眼界，系里专门为研究生调研留出费用。按照黄先生的教学安排，1989年秋我北上访学。北大荣新江教授、南大魏良弢教授不仅热情指点论文写作，临别还赠送有关粟特研究资料，至今感念不已。

虽然毕业后没有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但是对于后学者来说，无论是治学还是从事其他工作，这种基于史料（事实）说话的态度与训练，会培养你终身受益的价值观和方法论。黄先生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了我，至今时刻提醒我，无论是人生态度还是职业精神，必须保持对于一切事物应有的敬畏之心。

二、大漠长河

黄时鉴先生与其弟子龚缨晏合著的《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论著。在其序言中，黄先生写道：“雪球越滚越大，天地浑仪转动，场景引人入胜，情况扑朔迷离，终于峰回路转，见得新村。尘埃落定，大地廓清，呈现出来的是历史全景。”这既是先生对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心路历程的描述，也是对自己学术思想的总结。

黄先生善于把宏大的历史叙事和精妙的史料考辨、无中生有的想象力和缜密的论述完美结合，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堪称力透纸背。80年代中期先生访学澳大利亚，在其学术生涯中具有重要标志意义。黄先生用英文发表研究成果《波斯语在元代中国》，详实论证波斯文是蒙古文、汉文外第三种官定通行文字。这是一项继伯希和、哥提欧和劳费尔之后的重要研究，马上引起了国际东方学界的关注，国际权威“大百科全书”将其收入条目。先生用自己的学术实践证明：放在国际学术界的范畴加以审视，即使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研究条件比较艰苦，中国学者一样能够做出“预流”的学术成果。

“板凳可坐一生冷。”就在上个世纪末，经过十余年的呕心沥血，1998年黄先生出版了《东西交流史论稿》。论稿收录文章二十七篇，其中八篇属于中国各代中外关系史，四篇属于马可·波罗研究，三篇属于中伊（朗）关系史，五篇属于大航海时代以来的中欧关系史，七篇属于中韩关系史，涵盖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丝绸、瓷器和茶叶是中国历史上最具特色、最受重视、最有影响力的三大出口商品，烧酒（阿剌吉）在中国的传播乃是中外物质文化交流史的一个重要篇章。黄先生对此都有精彩论述，使得沉埋在时间深处的历史脉络重现于世，成为业界不可或缺的学术基础。

“飞马亚洲”地图最早见于出版于1581年-1585年的《旅程圣迹》，黄时鉴先生论证图中马尾标注的Quinsay即为杭州

研究过程中，黄先生妙用语言学“审音与勘同”方法，常常得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结论。其在《阿剌吉与中国烧酒的起始》中，通过大量语言学资料比勘，论证“作为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的阿剌吉，在元代传入中国时先后为汉语和蒙古语所借用”这一饶有兴味的现象，犹如老吏断狱。《中国烧酒的起始与中国蒸馏器》一文，对甘肃榆林窟壁画酿酒图的内容、画风和题铭，深究穷索，显隐释疑，对李约瑟观点提出不同判断，成为蒸馏酒（现在通称为白酒）元代传入中国的重要佐证。

黄先生的论著，可谓“大处深远，小处曲折”，读毕令人回想，意犹未尽。但于我个人理解，收录在《黄时鉴文集》中“我和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一文，虽然写在上个世纪末，但其在先生文集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分量。先生强调，治史学人要做“预流”的学术，就必须密切注意和善于运用新材料。

上个世纪20年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了殷墟甲骨、流沙坠简、敦煌文书、内阁档案、四裔遗文五种新材料。到了世纪之末，先生思考后以为，新材料又增加了许多，至少可以列出以下五个方面；史前遗存、历代考古、清代档案、海外文献、外销遗物。先生结合《辽与“大食”》《茶传入欧洲及其欧文称谓》研究，生动阐释了学科交叉特别是语言比勘对于解决历史研究难题的突破性作用。

先生晚年编著出版了《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中国三百六十行》《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影像》三书。他的研究更多聚焦在中外文化交流背景下的社会百态、市井生活，运思行文则从雄浑苍劲转为畅达沉郁，反思文明分合、人性善恶等问题，折射出他晚年学术生涯新的探索。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黄先生治学的座右铭。在《东西交流史论稿》序言中，先生以诗一般的语言，就此壮美诗句与其治学精神作了酣畅淋漓的阐述。黄先生和一代又一代投身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学者一样，一生学海耕耘，为后学者前行铺路，为学术大厦增砖添瓦，不正是构成了一幅现代学术史“大漠长河”的壮美画面吗？

三、此中有大美

黄时鉴先生在其人生的最后岁月，放下学术研究，全心照顾师母李知非女士。先生说过此中缘由：“当年师母主动放弃上海的大都市生活，跟随我去了边疆，担惊受苦，担起了照顾家庭的全部担子，让我集中精力做好工作。现在我有许多研究课题，有些已经在做，但是她身体不好，我的精力顾不上了，接下来我要好好照顾她！”

黄先生照顾师母生活之外，书法是每日必修的功课。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成为了每天吟读书写的“课本”，并集书法作品出版了《人间词话引句录》。书名由饶宗颐先生题写。全书所收诗词总计五十三首，以王国维的引句及其原著作为主体内容，将其列为“境界最上”“气象超胜”“推许七家”“采颉其他”“三境句释”“长调典范”六章。前言论述王国维阐发的诗词境界和美学思想，字不及百，精妙无比。

引自黄时鉴先生《人间词话引句录》

书中章节起承和书法作品刊用新章十一枚，有“观堂引句原词”“人间词话引句”“词以境界为最上”“大江东去”等。黄先生谋篇布局、写好印稿，在其楼下印章店挑选普通印章，指点店里师傅篆刻，布局章法皆守法度。文中另钤闲章两枚，一方阴文汉印“日利”，一方阳文八思巴文元印，乃先生家藏。一切以平常心，这是一位真正的学者的大境界。

十年前晚秋的一天上午，我接到黄先生的电话。先生在电话那头告诉了他的病情。先生的语调一如往常的平静，叙述一如往常的清晰。最后，他说：“还有件事情，我现在去住院，比较放心的是，给你师母找到了好保姆。这个保姆和师母比较合得来，不光可以照顾吃住，还能陪着去楼下晒晒太阳、散散步。我可以放心去住院看病了！”

听着先生的叙述，我百感交集。先生已经清楚知道自己病情的严重程度，但他放在心里第一位的是把师母托付好，并且还能如此冷静地陈述。这需要怎样参天悟地的人生境界！

下午赶到黄先生寓所，先生把我引到阳台坐下，侧身拉上推门，把门关紧，拉上门帘，回头笑着对我说：“师母不知道我的病情，她有时耳朵还是蛮灵的，不能让她听到。”阳光从窗外洒进来，把我们笼罩在暖黄色的光影里。端坐先生面前，听先生细细把前期诊断和接下来的住院安排讲完。

一时无话，不知怎么我提起这个话题：“黄先生，记得您曾讲起，有段时期欧洲对中国有‘南京人、南京话’的称谓。”听完我的问题，黄先生就像20多年前在他家授课一样，娓娓道来。朱明王朝发迹江南，南京长期作为第二政治中心存在。因应这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 中世纪大航海时代的欧洲人，在描述中国的书籍中，曾以南京人泛称中国人，用南京话指称中国话，甚至把中国出口的丝绸称作南京缎。就像有唐以来，世界各地多将与中国或与其有关的物事以“唐”相冠一样。

黄先生一边写下“南京人”“南京话”和“南京缎”的葡萄牙语单词，一边发音示意。他还特地起身到书房，找出一本16世纪出版的葡萄牙地图册，翻到一张把现在渤海湾、黄海和部分东海区域标注为南京湾的地图，详细描述给我看。

在温暖的阳光下，在黄先生家的阳台里，我听完了先生的最后一课。这是个平常而又不平常的下午！联结起我们二十年前的杭大校园生活和此后绵延不断的回忆！先生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让我明白了中国文化“敬天爱人”的真谛！

黄先生在“相远以迹 相契以心——义天和他的中国师友”一文的末尾，写下如下文字：“‘心契’之说毕竟向人们昭示了一种文化交流的崇高精神和正确途径，使我们看到‘心契’的文化交流是历史上美好的一页，是历史发展的生命力。而且，它又是人心的一种向往，使人民期盼未来会有更多的‘心契’交流，引导人类走向普世的光明和福祉。”

今天，当我们穿过喧嚣嘈杂的时间之潮，重读这段文字，更能感受隽永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