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隔雾看花：近代中国人对代议制度的困而后知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杨国强教授新著《两头不到岸：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3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年），将清季民初这一以“变法”为关键词的过渡时代，置于“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之中而通观前后”，细致还原了由科举停置、变法立宪、革命共和与新文化运动串起的“一变再变”、“以变应变”以及其间的种种身不由己和仓促惶遽。

2023年6月1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史学论坛邀请到杨国强教授作题为《隔雾看花：近代中国人对代议制度的困而后知》的讲座。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章清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戴海斌教授、张仲民教授、孙青副教授、周健副教授、章可副教授、曹南屏副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洁研究员等数十位师生参与讲座。本文系演讲整理稿，末附部分问答的简要记录。

杨国强《两头不到岸：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3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

引言

章清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近代史研究或许与其他断代史研究存在一些区别：若是发掘一批未被利用过的档案文献，并加以利用完成研究，似乎并没有那么困难。当然，这个说法并无贬低史料之意。但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读懂史料，从字面解读深层的含义，进而研究近代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与人物，而不单是从字面上引证史料。在这一方面，杨国强老师的研究给我们做了示范。今天的讲座聚焦于代议制度这一重要问题。接下来有请杨老师为我们讲授：《隔雾看花：近代中国人对代议制度的困而后知》。

主讲

杨国强教授（华东师范大学）

谢谢章清老师的表扬。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近代中国人认识与实践代议制度的过程。

十九世纪中叶以降，中西之间的交往与交冲是由战争开始，并由战争交错。故此后几十年中，中国人对通商、传教以及西人带来的诸多事物表示排拒。而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最初十年，一代代中国人对西方代议制度的向慕与推崇，言之津津，聚成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今天就这一话题，我准备了三个问题，想和大家分享。

讲座现场

一、晚清七十年之间中国人对代议制度的长久远望和心向慕之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1911年的革命推翻了帝制，随后是新造的共和为中国移来了彼邦的代议制度与代议政治，期间历时七十年。

置身于中西交冲的历史过程之中，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人就开始了对代议政治的观察和认知：1843年魏源著《海国图志》、1846年梁廷枏著《海国四说》、1848年徐继畬著《瀛寰志略》。这些最初“开眼看世界”的书都是借助地理学知识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知识。而这些著作也都提到了西方代议制度，称之为“巴厘满”。如魏源记“英吉利国”（即英国）的政事，“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公议乃行。大事则三年始一会议，设有用兵和战之事，虽国王裁夺，亦必由巴厘满议允。国王行事有失，将承行之人交巴厘满议罚。”（魏源《海国图志》）他在一个由夷夏分中西的时代里，以越出夷夏之界的态度纪实地叙述了一种不同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并且称之为“公议”，又明白地表达了对其意中的推许和赞赏。稍后，同样在用心远看海国的梁廷枏与徐继畬先后著《合省国说》、《兰仑偶说》与《瀛寰志略》，于“英吉利国”的“巴厘满”、“米利坚合众国”的“议事阁”等物事有了更详备的记述。而其间为人注目并容易引出心头回响的，大半也俱在“视听自民”（梁廷枏《海国四说》）和“聚众公议”（徐继畬《瀛寰志略》）一面。

魏源著《海国图志》

更有代表性的是七十年代的刘锡鸿。刘锡鸿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被称为“保守派”，出使英国时与郭嵩焘之间矛盾甚深。刘锡鸿曾经引“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为古今之理论说时务，但又不由自主地为彼邦的议会政治所吸引，而于其所作的《英轺私记》一书中言之津津，“凡开会堂，官绅士庶各出所见，以议时政。盖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其令，斯力无不殚也。”作为一个以儒学为归依的士大夫，他未必已经轻易地接受了“夷狄之道”；但在其意中，西人的“议院”显然是一种能够与中国人的道理相对应的东西，并且是一种可以比较、可以判断和可以亲近的东西。

欧西的议会政治产生于欧西的历史过程之中，因此自有其形成于欧西历史的因果、法则和学理：上与下、贵族与国王、社会与政府之间争斗，在此过程中代议政治产生与发展，其要义为将政府的权力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然而从魏源、梁廷枏、徐继畬到刘锡鸿，其共同瞩目于议会政治，并用中国文化中的“视听自民”、“上下同心”与“无隔阂之情”来诠释。中国人用这种选定的视野来看欧西的“巴厘满”，此视野背后的关注和关怀出自中国社会自身的问题。

明清之交，顾炎武认为郡县制度在一千八百多年的演变后，明代中国的吏治已是管官的官多，而管民的官少，在此“积尊累重”之下，便是底层社会与朝廷之间的层层阻隔。迨清承明制，既是别开一代，又承接了明代的这种积弊。随后二百年间，由事实而催生思考，这种积弊便常常进入对时务的议论中，成为一代代人都要面对的问题。

道光初年贺长龄辑成《皇朝经世文编》，在“吏政”一目下收录两百余篇条陈当世利病的文字，其中居于重心的论说，便是上下的否隔和官民之间的否隔。官与民“上下之情隔阂不通”，而致“奸宄所以易生而民之多辟”。天下的不太平以儒学的道理来相度都是大病。故二百多年之间，从顾炎武的《郡县论》到冯桂芬的《复乡职议》，都反照了一代代士人生当“方今郡县之弊已极”中（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而以一腔经世济时之志谋想“真能亲民，真能治民，大小相维，远近相连”的愿想（冯桂芬《校邠庐抗议》）。

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

中西之间能够比较是因为其背后有夏商周三代留下的理想政治。此后数十年里，沿此一路延伸一路诠释，又更有“西人之上下议院，即《洪范》谋及卿士庶民，《王制》爵人刑人与众议之，《孟子》‘国人皆曰贤’”一类比附而贯通的言之凿凿。（庄建平编《近代史资料文库》）从欧西议会制度的本来面目相比，中国人的比附和比较，都是不能存其本象的。然而正是借助于这种比附与比较，以及背后的关怀和关注，君权社会中的士大夫能够了无障碍地走近民权政治中的代议制度，他们留下的文字便成为近代中国人认识代议制度的开端。

对于中国人而言，“巴厘满”的吸引力自始即在民本一面。但甲午中午战争以割地赔款为结局而留下的创巨痛深，使得在其中的中国人举目东望之际，又会在欧西的议会政治之外，看到日本学欧西而自造的议会制度。随后是以刚刚过去的那场战争为映照，来省视这种欧西与东邻共有的议会制度，由此又衍生出另一种理路：虽然这些论说仍然以上下同心为议会政治之大用，但其着眼处已不在立足于苍生的民本，而在立足于国家的图强了。由此，“东西各国”的立宪政治和议会政治，便成了“安得不弱”的中国不得不变法的理由、动力和范式。

以欧西议会政治的由来和归旨为其本来面目，则中国人的这种“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的理路，实际上依然是在对议会政治作臆解和别解。但甲午中日战争留下的剧烈震荡一经推演，便会非常轻易地转化为说服力，使这种理路能深入人心。同魏源那代人相比，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他们立足于国家，立足于富强。由此观之，近代中国的民主、民权、民治，是由富强召唤而来。就议会政治本乎民权至上而言，这些以国家为至上的道理应该都在正解之外而别成一路，但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多数人最容易共鸣和最能够接受的，却正是这种以国家为至上的议会政治。所以，这一套道理既因甲午战争的冲击而起于庙堂之外，十年之后又借日俄战争重为演绎，并声势恢张地灌入了庙堂之内，使得君权也不能不跟着走。1906年清廷下诏预备仿行立宪，其后设宪政编查馆，地方设谘议局、北京设资政院，地方改官制，加之前一年停科举、兴学堂，整个中国开始大变。问题在于，其时中国人并未真正知晓立宪制度的本意，但已经仓促开始预备仿行立宪。对于社会而言，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搅动。因此筹备立宪依欧西的“上下同心”而预想中国的“朝野同心”和“官民交勉”，实际上变成“朝野交震”与“官民冲突”。

从朝廷一面来看，出自庙堂的议论大半愿意取法中央集权的日本，其预想的要端之一，是借立宪改造兵制。“咸同军兴”时，由团练蜕生的勇营在敉平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取代了绿营，使得本属朝廷所有的提调和指挥军队的权力移到了疆吏手中，就清代的祖宗家法而言，这是一种从“内重外轻”变为“外重内轻”的颠倒。故此时朝廷希望借宪法的新道理已有五十年积久的老问题，从督抚手里“收此统帅之大权”，以重建朝廷和地方的“内重外轻”。这一道理虽因筹备立宪而形成言之侃侃的阐述，却在此前成立的练兵处更早得到运用。迨筹备立宪而改官制，练兵处变为陆军部而取代旧日的兵部，此后由陆军部派生的军谘处（府）后来居上，这一过程中始终以中央集权为宗旨一以贯之，着力于撕破五十年间疆吏统辖和管束军队的状态。

从地方一面而观，是绅士群体在这个过程中的崛起。由于明代绅权扩张，导致清初着力抑制绅权，遂使此后近二百年间的绅衿大体上皆能以安分为本分。但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内战延续十余年之久，地方官困于筹饷募兵，不得不引绅士相助，扶起绅权。由此一变，于是此后五十余年里地方士绅越来越主动地进入赈济、河工、团练、助饷、民教冲突、设厂开矿、维护利权与开新守旧之争等地方和国家事务中，并因之而获得了一种不断伸张的绅权，形成了一个不断积聚活力的绅界。在这个过程中，绅权常因地方利益而与代表国家权力的地方官冲突，随着绅权的不断伸张，冲突日趋加剧。

清末新政为营造富强而筹备立宪，各省设立谘议局，官绅关系又为之一变。朝廷所期望的谘议局之用在于提供舆论。然而绅权在五十余年的积累与扩张后，沿“各属合格绅民公举贤能”的朝旨而聚合于谘议局，使得原本分处“各属”的在籍绅士在观念上由个体连成了集体，并使得每个省都有了自己合法的绅界领袖，两者都会促成绅士依省份为界域的自相认同和以省城为中心的共趋归拢。地方意识由自觉转化为自发，便成了一种分省而立的地方主义。由于这种地方主义，被朝廷一厢情愿当成“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之枢纽”的谘议局，实际上自始即立于“中央集权”的对立面。朝廷筹备立宪，以中央集权为本意，而绅界经由谘议局而楔入筹备立宪，则以地方主义为本位。虽两面都在规划立宪，但形成了地方主义与中央集权的直面相对与两头之间节节扩大的裂罅。

时逢朝野各倡立宪又互争立宪之日，各省之间虽因不同的地方利益而彼此界分厘然，并且愈加固化。但针对“中央集权”，分省的绅权彼此沟通交汇，形成资政院与谘议局之间的纵向呼应和谘议局之间的横向呼应。

1910年10月3日资政院第一次举行开院礼

清末筹备立宪虽以“救亡”为举世共识，但一旦筹备立宪行之于中国，则国会犹不可见，而其本性中的权力消长和权力重组，已牵引这个过程的重心由“救亡”移动到内政中的权力变动，并在未入宪政轨道前，使得筹备立宪无从协力，而轻易地变成了朝野之间各行其是地相互争斗。如胡思敬对宣统初年朝局的论述：

其时亲贵尽出专政，收蓄猖狂少年，造谋生事，内外声气大通。于是洵贝勒总持海军，兼办陵工，与毓朗合为一党。涛贝勒统军谘府，侵夺陆军部权，收用良弼等为一党。肃亲王好接纳勾通报馆，据民政部，领天下警政为一党。溥伦为宣宗长孙，同治初本有青宫之望，阴结议员为一党。隆裕以母后之尊，宠任太监张德为一党。泽公于隆裕为姻亲，又曾经出洋，握财政全权，创设监理财政官盐务处为一党。监国福晋雅有才能，颇通贿赂，联络母族为一党。（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

这种“亲贵尽出专政”的局面打破了清代二百六十年里的祖宗家法。一方面，权力聚于亲贵，是在权力消长和权力重组中实现的，以筹备立宪为名目又实现于筹备立宪的过程中；另一方面，权力的消长和重组之所以会聚于亲贵，是因为当日的庙堂已没有了政治中心和政治重心：辛丑年李鸿章死，次年刘坤一死，相隔六年光绪帝与西太后接连死亡，此后一年张之洞死。这些人从19世纪一路走来，在四十余年身当重寄，成为中国政治重心所在。因此，他们在八年内次第谢世，消失于中国政治之中，留下的便是一种没有重心的巨大真空。若加上其间因奉旨开缺回籍而消失的袁世凯，则这种突然出现的政治真空会变得更大。在他们之后，继起主国政的载沣虽贵为监国摄政王，而其性格暗昧软弱。时当天下滔滔之日，他并不具备调度筹备立宪的足够心力和臂力。身处政治真空中，近在咫尺的亲贵各自手臂远伸，在权力的消长和重组里各成一局。清末的亲贵专政所表达的并不是君权的强大，而是君权的衰弱和破碎。最终使得诏书中“用符立宪政体”的责任内阁异化为实际上的“皇族内阁”，与之相对应的，便是天下的普遍失望和普遍共愤。

在朝廷之外并和朝廷形成对比的，是同在筹备立宪过程中的地方群体的众众而谋与众众而啸，其用心用力尤在召唤国会，由此促成了光宣之交的三次“谒阙上书”的国会请愿运动，对自上而下的筹备立宪带来自下而上的冲击和余波不绝的震荡。这个过程发端于东南而集结了十六个省的谘议局，又以其九个月之间前后相接的迭连请愿为感召，延展而及“各省政团商会”和“外洋侨民商会”，并得到正为亲贵集权所扼苦的多省疆吏的呼应，最终演变为朝野之间的对峙和对抗，随之而来的是中国人对国会的认知更加深化。

“谒阙上书”虽以国会请愿为题目，但对于深入其间的人物来说，这个题目一开始其实并不清晰。此前一年，郑孝胥、张謇、汤寿潜曾联名电请朝廷“决开国会，以二年为限”，但其陈说中则只有意愿而全无理路。他们并不知道在中国开国会的“适当之办法”，但他们又都是当时先倡国会请愿的人。因此，国会请愿运动匆匆而起，其声势和内涵曾不相对称。

但由此形成的合群共鸣和四面呼应，则将国会推到了举世瞩目的高处，以此与朝廷相争。为向天下人说明应当速开国会和必须速开的理由，原本没有清晰理路的国会请愿运动因而有了清晰的理路。彼时身在日本的梁启超对此言说最多，总括他所发表的言论，要点有三：其一，他将政府视作一种恶；其二，国会的内涵、本义、属性正是在对这种恶的抑制和规束中产生和形成的；其三，相比于筹备立宪前后的朝野议论，这种用政府的恶来反衬国会的善，以国会监管政府为当然，将“议院最重要之职务在于代表民意、监督政府”作为中国立宪政治的应有之义。这些论述更接近于西方代议制度的本来意义。

为了对抗朝廷，国会被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以此开端，“国会请愿同志会”作《意见书》陈述宗旨，其言论已不再讲“朝野同心”与“官民交勉”，重在陈述国会之代表民意和政府的本性“专横”，与两者之间的不能不相抗衡。在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认识代议制度的漫长过程里，这是一种显然的和根本性的转变，并一路远播，广罩于清末中国的舆论界。因此，当滦州兵变后，朝廷仓皇颁布《宪法十九条》，其中国家政治的重心已在一夜之间全归于国会。严复曾非常怀疑“宪法十九项条款”，在他看来“根本不是宪法，不过将专制政权从皇帝转移到未来的国会或现在的议会。这种事决不会持久、稳固，因而不是进步的。”（《严复集补编》）严复实际上是不相信那个时候引西学以大伸国会的一套道理在当日中国的实际可行，从而不相信这套道理可以真正造就宪政。虽然严复比当时多数中国人更懂西学，但此时却置身事外，成了不合潮流的少数。以后来的历史对比，严复自有一种先期预见。

清末最后几年里产出的这种以国会为主体的理想和悬想、学理和演绎、信仰和期望之间的交错，既是匆迫形成的，又在舆论中拢聚和固化，为尚未实现的中国宪政构成了理路和定势。因此，当清代的君权坍塌后，这种形成于清代的理路和定势便留给了后来的时势和世运，成了民初中国营造宪政的路向和范式。

《宣统帝退位诏书》

二、代议政治在民初中国由仓猝而起到山穷水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1月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三个月之后，民国政府迁往北京，孙中山“辞政”，举袁世凯自代。武昌起义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帝制，此事实虽使得革命一派在南京政府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手握北洋军权又得西方各国支持的袁世凯，实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政治军事强人，“势力莫之与敌”。孙中山的“辞政”即是在这种比较下实现的。从革命一派的立场看，袁世凯由清末最后一个总理大臣转身而来，其势力实际是在君主制下形成的。以民国为本位，袁世凯属于异己。

1911年革命军在位于武昌阅马场的湖北军政府门前的合影

袁世凯宣誓就任大总统

由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决定，将“统治全国”之权归于总统。对于内阁制，彼时任总统的孙中山曾明言：

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循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胡汉民自述（1879-1936）》）

当总统由孙中山变为袁世凯后，“置信推举之人”变成了深被怀疑提防之人。不过，孙中山让渡的仅是总统之权，不包括议会之权。所以与“辞政”同时，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用来约束继任的袁世凯。此间相隔不过三月，总统制已然变成了内阁制。

在《临时约法》为中国人铸造的政治结构里，约法能限制行政、司法两个机关，但不能限制立法机关，国会由此成为约法之外的存在。对此，陈恭禄称之为“参议院跃为太上政府”（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李剑农称之为“拘于一时环境”而成其“对人立法”（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相较而言，当时梁启超的理解更为深刻，言称“此制本万国所无。有之，则晚清之十九条宪法信条始”（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4册）。他正确揭示了《临时约法》的源头，并后知后觉地表达了与严复相近的看法。不过，“十九信条”是在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催生扩张国会权力的舆论影响下形成的，而梁启超作为当时为国会作舆论鼓吹的主要人物，实际比“十九信条”的贡献更大。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清末最后十年里，革命一派更相信武力，既反对筹备立宪，也反对国会请愿，所以他们很少在立宪的道理下功夫。但在后来的历史中，造化随时势而走，最先为中国造宪政之人，实际上是前十年对宪政毫无研究之人。由此，晚清留下的很多道理就成为他们非常容易接受的知识来源。从这一层面看，清末的舆论鼓荡实际在民国初年实现。在当时的革命一派中，宋教仁是公认的最有宪政意识和宪政理想的人，但章士钊晚年追忆，民国初年从英国留学归来，到北京拜访宋教仁（因为他们都是湖南人，很早便相识），宋教仁捧出一叠简报，都是章氏五年内发表在京、沪报纸以政党、内阁、国会、政体、国体为题目的文章。（《章士钊全集》第8卷）以报章做论述，其深度和学理都是有限的，此事实正说明宋教仁的西学知识并不具足。后来章太炎描述宋教仁的宪政知识，“当革命未成时，群目宋教仁为将来之政治家，然宋氏仅知日本之政治，处处以日本之政为准，如内阁副署命令，两院决可否，矜为奇异。不知此二制度，中国已行于唐、宋。”（章炳麟著、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这也说明了宋教仁对国情的不具足。西法一面的不具足，容易造成的是中国人择取外国的成例时没有定见，不能一以贯之；国情一面的不具足，容易造成中国人在移节西方时没有本原，不能自立主体。作为那时革命一派最富宪政理想之人，这两种不具足都是深刻局限和矛盾，而宋教仁所具有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又说明民国初年的宪政正是从这种局限和矛盾开始的。

由于这种矛盾和局限，在立法过程中，他们一方面是在为中国立根本大法，另一方面，他们以袁世凯为对手、异己，自处于国民政治的一方，把北京政府作为主要对付的对象。作为立法者，他们需要法的神圣性和至上性；同时他们也自信能够为中国造出法的神圣性和至上性。如梁启超所说，“当时勾心斗角以争辩于一条一句一字之间，以为将来一切政象，皆为此区区数十条之所支配”。（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4册）后来李剑农也说，“当时的参议员”都以为“只要黑字写在白纸上，经过议会多数通过的法律，便是神圣，可以镇压一切恶魔；便如铁笼，可以防困一切猛兽。”（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不过，章士钊晚年回忆中，认为宋教仁其实是被剪贴的报纸所误而死，正是说明宋教仁太相信法的神圣性了，但法实际没有那么神圣。作为政治斗争的一方，他们手中的立法权又被引来对付北京政府。亲历这段历史的张国淦后来总括说：“其实孙为总统，统治权非属孙不可，故用总统制。袁为总统，群思抑袁，故改用内阁制。因人立法，无可讳言。”（庄建平主编《近代史资料文库》）若以他们正在营造法的神圣性为对比，这种法随人走的随意操弄，显然正是作为重器的立法权对法的神圣性的摧折。所以民国初年的立法，实际是不相信法的神圣性的人在为中国制造一种神圣性，由此产生的约法带来的是震荡和危机。

时人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呢？清帝退位、南北统一，南方省份基本都在民党的掌握中，李烈钧为赣督、柏文蔚为皖督、胡汉民为粤督、谭延闿为湘督、胡景伊为川督，而湖北黎元洪、江苏程德全、浙江朱瑞、福建孙道仁，虽不是民党，但和民党关系很好。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看似高掌远跖，实际对南方诸省常怀戒心。当时召开国会，议员半属民党，依仗着南方都督势力，频向袁世凯挑拨，是“群思抑袁”的结果，其后国会的挑拨，则是约法赋予的权力，以立法权压制行政权。此时袁世凯不再是个人，而是代表北京政府，由此引发的矛盾和对抗牵动四面八方。

这里可以从两个方面而观。一方面，袁世凯在这种抑制下过得很颠仆，是强人居于弱势。袁后来倾吐了很多苦恼，说这个东西不准，那个东西也不准。虽是一面之词，但后来被证实大部分为事实。一个更为具体的例子是，刘成禺追忆同张一麐的对话，以当时的周边人和旁观者为立场，写照了那段历史里，《临时约法》之于袁世凯有如符咒敕令的情状：

项城民元事事依照约法，君尚记临时参议院各部总长三次全案不能通过之事乎？一日君与张伯烈、时功玖谒项城，项城召予同席，共议解决之策。项城曰：约法将政府捆死，如第四次全体不通过，我只有对全国人民辞大总统职。君与时、张谓项城曰：大总统当细看约法，自有办法。项城乃取约法从头至尾朗诵一遍，曰无办法，无办法。君与时、张曰，请大总统再研究，项城乃召法律顾问施愚、李景和列席商约法中提阁员一条，皆曰无办法。君与时、张谓约法所附但书，无不得如何之条，即可出入办理。今有内阁总理赵秉钧在，各部总长或派人代理，或次长护理，并不违背约法。项城曰：善，约法中尚如此之微妙乎。乃大宴君等于内室，予以陪宴。此时项城尚在约法中讨生活，无违背民国意。（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

这个故事说明，袁世凯的总统身份依约法而产生，并因约法而合法，所以袁世凯不能不自守于约法之内。而悬为文字的约法，实际是经过国会议员的解释，这一过程往往会把国会议员的意志强加给约法。

另一方面，袁世凯居总统之位，他的举动牵引着政局。因此，国会抑制袁世凯，时常会带来政治动荡。民国政府北迁以后，先由唐绍仪组阁，后由陆征祥组阁。国会以票决否定内阁组成为手段，以显示自己在立宪政治中的存在。由此造成的中国社会在一段时间里实际上没有政府，如此的国家危机慑动人心，使曾经久在中国人理想政治之中的国会一时光华全失，成了立宪政治中最先被“集矢”而攻的对象。

当时黎元洪以革命元勋兼民国副总统身份通电全国，称“六部改组，竟成泡影，谁为厉阶？遂使莽莽神州陷于无政府地位。国之不存，党于何丽？筹思及此，五内如焚。推厥原愆，皆因误解共和，漫无界说，宪章不振，秩序纷如，内讧不已，外患斯乘，不有法律，何能齐国”，然后说道，“既以大势上戴一人以为主权之代表者，则于此等遗大投艰之时，当然予以莫大之信任，决不当一方面以民国南北统一第一次之伟人，而戴之为代表；一面又相疑以专制之魔王、拿破仑之苗裔，而仇敌防之”，最后又说，“惟有诉请各都督共扶纲维，以救危局。自兹以往，大总统主持于上，各都督维持于下，并请参议院诸君速为赞同”。（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黎元洪作为武昌起义的代表人物，其说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风波。

但国会居于政府之上的政治结构不变，争论便常有，风波便常起，国会由此成为天下人痛骂的对象，七十年中所期望国会俨然已变了样。此外，一种说法归结于，当时的政党（民党）坏，所以国会坏，国会坏所以政府坏。《临时约法》以国会管制袁世凯为初心，以袁世凯为首的政府反而得到了更多的同情与信任，这是一种历史的调侃。不过，同情袁世凯并不等于喜欢袁世凯。章太炎说，“夫国人之所以推项城者，岂以为空前绝后之英乎？亦曰国家多难，强敌乘之，非一时之雄骏，弗能安耳。”后来又说过，“俄、日协商已急，项城在或可保长城以内，易以孙、黄，则黄河以北皆失矣。”（章炳麟著、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章太炎并不喜欢袁世凯，但又认为处外患四围的艰难时世之中，中国需要一个能够提调国事的强有力者。又有梁启超说的，“中国今日固俨然共和矣，民权之论洋洋盈耳”，是以今日理应“稍畸重国权主义，以济民权主义之穷”。（上海经世文社辑《民国经世文编》）

就实际政治而言，南北议和之后，袁世凯既被举为共和中国的国家元首，那他的一身已关乎中国的统一与分裂、国权与民权、中央与地方、有序与无序。由此形成的是民党在共和之内，袁世凯也在共和之内。因此当革命一方以袁世凯作为对头时，那些痛骂国会的言论，反而证明了在世人心目中，身为总统的袁世凯代表了国家、国权、中央、统一和秩序。在这种深度矛盾中，民党与袁世凯的对抗实际能够自成一种主张，自有一种立场，但当时多数人将其归于：以地方对抗中央、以分裂对抗统一、以无序对抗秩序。民初中国苦于乱世，世人莫不渴望太平，这种用政见造震荡的事显然不会为人喜闻乐见，由此自以为代表民意的国会实际与民意之间形成了深深的隔膜。

虽然当时民党与袁世凯同在共和政局之中，而民党以袁世凯为对手，二者之间的矛盾无从消解。章士钊后来追述清末民初的人事和政事，其中一节说南北议和之后，张继对孙中山、黄兴说，“倘吾以北人而膺参议院议长之职，世凯以便于诱惑，或者喜与吾接。即不然，议长入府计事，无见拒理，吾不难手揕其胸，为吾党了此残贼，从而四督举兵，天下指挥可定。”（章士钊著，章含之、白吉庵主编《章士钊全集》第8卷）后来张继真的做了众议院议长，袁世凯漠然视之，根本不把他当回事。这段话的可靠性在于章士钊跟张继、黄兴都很熟，由此说明了民党与袁世凯之间矛盾不可调和。

1913年宋教仁被刺杀案与政府善后大借款成为议会争论的焦点，民党与袁世凯的冲突也随之达到顶点。从三月间民党一派称，“吾党健儿为驱除共和魔慝，保障民国前途，计当发挥吾党固有之侠烈精神，出最后之手腕，鞭巨石以入海，遏长江使断流”（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到七月间“东南人民迫不得已以武力济法律之穷”的宁赣战役横绝而起（孙中山著、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后又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被北京的东风一触即溃。政争和宪政共生于民初中国，但是最后宪政容不下政争，所以曾经为中国创立宪政治的民党，沿积久之势而走到了立宪政治之外。

后来张謇描述这段历史，认为袁世凯之所以后来得人拥护，其实是因为宋案和善后大借款以来，民党四处挑动。（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1卷）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以公民团的名义包围国会，强制选举，成为中华民国总统。之后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剥夺国民党员的议员资格，一时广涉四百三十多人，占国会议员的大半，国会不复存在。接下来再造就政治会议，修改内阁制的《临时约法》为总统制的《中华民国约法》。新的《中华民国约法》以集权于总统为要旨，袁世凯事实上成为中国的独裁者。这个过程前后相间，废国会、取消政党、大变约法，已使立宪政治之所为立宪政治的内容和旨义都已不复存在。所以，就历史事实辨历史的段落，显然是始于南京临时政府的立宪政治历经政潮重重震荡之后，作为一个前所未有的过程已至此而断。

此后北方的安福国会，南方迁移的国会以及助成曹锟贿选总统的国会，都是由武人豢养，并依附于武人，从而都不是共和立宪本意中的国会，真正的代议政治在这里断掉了。

对于立宪政治来说，这是一种因外力的碾压而不得不断。同一个时间里，政局之外的中国人看世变，引为感慨的是，“比者国民党人已为政府所遣散，如此大事，而全国阒如，此上可以征中央之能力，下可以窥民情之伏流。顾三年以来，国民党势如园中牵牛，缠树弥墙，滋蔓遍地，一旦芟夷，全体遂成荒象，共和政体，名存而已。”（王栻编《严复集》第3册）而使旁观的外国人印象深刻，并以为“真正值得注意的”，也是这种“击溃国民党一事似乎没有引起任何见得到的愤激，甚至没有听到一声抗议”。（【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尼·莫里循书信集（1912-1920）》）他们为多数中国人对立宪政治解体的平静和冷漠而感到诧异，然而这种诧异又真实地反映了自民国元年开始的立宪政治实际上与多数中国人之间的陌生、隔阂、遥远，如同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利害不能相及和彼此无从感应。因此就共和政体应当是民主政体而言，这种政体在断裂之后，大众平静而冷漠，以两者之间反差之大，明白地昭示了立宪政治在中国的这段历史，同时是立宪政治内在地造就了自己失败的历史。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对欧西的立宪政治从远看到近观，从比附到认知，从评说、向慕到效法，七十多年间，由此而成了信从，使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政治全无窒碍地移来了立宪政治，与之同来的，还有那一代中国人的希望和憧憬。然而从1912年初到1913年的夏秋之交，前后不过一年半，作为一个实际过程的立宪政治已在民初中国走到了尽头。一个七十年，一个一年半，以此七十年比对一年半，其间的矛盾无所贯通，便成了具体的历史过程对于学理和愿想的讨问。

民初的立宪政治是失败的过程，但这个失败的过程并非没有留下一点历史痕迹。与立宪政治的实际过程起于七颠八倒，最后又匆匆收场相比，其间随急迫匆促和七颠八倒而来，又在时论、文告、政令、演讲、宣言、课本中被四面播扬的种种派生于共和的观念，则挟其世界潮流的本色而进入彼时的社会思想，为中国人构成了一套区分政治之有道和无道的形而上。

梁启超说，“汝不见袁世凯之偷作皇帝乎？其所弄手法，固曰经过国民之投票不愿意要共和也，经国民之投票推他做皇帝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8册）这在两千年之前是天命所归，而现在袁世凯“偷作皇帝”，则以“国民之投票”为合法，前后之不同，具体演示了一个断送掉立宪政治的人物，又不能不借用附生于立宪政治的观念和手法。

梁启超

在袁世凯之后是皖系当政，徐树铮说，“自民元以来，政府为国会操纵，闹得天翻地覆，曷若自个组织，简直和编练军队一样，我有子弟兵，则操纵在我。”（庄建平主编《近代史资料文库》第2卷）于是经过一番操作，遂有了安福国会。他本意非常痛恨国会，而又不得不自造一个国会，其两头的矛盾与袁世凯一样，也越不出立宪政治留下的观念。在他们之后，曹锟贿选，并花了很多钱。当时一个经手的银行经理在回忆录中说，“曹锟本人为了贿选总统，花费了约350余万元”，其意中的道理在于“我竞选总统是根据约法，受各界所推，谁捧我都由他自愿，但我也不叫朋友们白效力，人要讲情分重道义。”（王毓超《北洋人士话沧桑》）曹锟以金钱作“情分”和“道义”，实际购买的是约法给予的合法性。

更加典型的例子是，当时武人通电中的种种修辞，全是立宪政治的。齐燮元说“中华民国者，乃四万万人之公物”，孙传芳说“法律神圣，不容假借”，卢永祥说“中华民国之诞造，胎原于民意”，郭松林说“共和国家，民为主体”，冯玉祥说“夫共和国家，原以人民为之”，孙岳说“立根本之大法，树民治之先声”，吴佩孚说“以民意为从违，纳群纶于轨道”，张作霖说“共和国家，主权在民，神器之尊，惟德能守”。他们之间互相痛骂，则又有“不遵民意，一意孤行”，“于国为罪人，于民为公敌”，以及“独夫”与“旧时代之枭雄”。（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第4册）这些话说明一个失败了的代议政治的过程，同时也留下了很多东西，并在此后也没有消失，实际仍然影响到今天很多观念。这是一个历史的矛盾，也是值得我们深思久想的一种历史现象。

三、近代国人对代议制度的困而后知

由于时间限制，第三个问题只能讲个大概：近代国人对代议制度的困而后知。经历这一段历史后，在二次革命后至北伐战争前，中国人对代议制度产生很多思考，现在无法详细展开，只能分享可供大家思考的三个方面：

第一，立宪政治以人民为主体，但是人民不了解立宪，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晚清梁启超和孙中山都已经看到了这个矛盾，所以梁启超讲“开明专制”，孙中山讲“训政”。民国初年，梁启超将“开明专制”转化为“保育政策”，将人民当作幼儿园的小孩子。孙中山的“训政”则讲的更加具体，也是将人民当成小孩子，如同周公辅成王，成王即是小孩子。老百姓是主体，但这个主体不知道立宪，所以在给他们权利之前，先要训练他们。他们讲了很多东西，其实今天想想也未必有什么道理，但这些作为一个问题却始终留到现在。

第二，共和立宪是在清末造成的社会解体当中实现的。晚清没有人讲中国是一盘散沙，民国却人人都讲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社会是在解体。两千年我们形成了一个公共信条，但这个公共信条依附于皇帝。他分析皇帝是一种形式，皇帝的真正含义，实则代表的是一种集中的权力。皇帝没有了，可以有总统。但是推翻帝制时，连同皇帝一起推翻的就是公共信条，以及维持公共信条的一种集中的权力。中国儒学中皇帝作为个体的皇帝有其缺陷，所以“诤君”，可以批评与建议，有些话甚至可以讲得很难听。但皇帝作为一个抽象代表，就不能不忠君，“忠君”和“诤君”成为儒学的两个概念。王朝推翻以后，公共信条应该是国家。但国家是抽象的，军阀通电中人人都在代表国家。不像皇帝，皇帝是不能抽象的。与此相关联的就是从反专制开始的推翻帝制，到这个时候开始反思专制的合理性。因为大皇帝倒了以后，无数小皇帝比大皇帝更坏。在推翻专制制度后，反而向往重建一种集中的权力。

第三，深刻认识中西之间的不同。这个问题迄今无人注意，却真实存在。梁启超说，

盖代议制在欧洲确为一种阶级，而在中国则无可能性。盖必有贵族地主，方能立宪，以政权集中于少数贤人之手，以为交付于群众之过渡。如英国确有此种少数优秀之人，先由贵族扩至中产阶级，再扩至平民，以必有阶级始能次第下移，此少数人皆有自任心。日本亦然，以固有阶级之少数优秀代表全体人民。至于中国则不然，自秦以来，久无阶级，故欲效法英、日，竟致失败，盖因社会根底完全不同故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集外文》）

章士钊说内阁政治以代议范围而言，实际上是多数专制，若国中从来没有阶级，“不重尊卑上下之分，国中一部分人，平起而操政治之大权”，议会中占少数者就容易生他的不平之气，“议会外之感情”尤其难以控制。（《章士钊全集》）他的意思是，代议政治与立宪政治实际在有阶级的社会中更容易产生。比如英国，国王向贵族征兵要钱，后来贵族虽同意交钱，却要求监督钱款用途。所以从监督财政开始，国内大小事务全部交由这个团体负责，由此形成上议院。它的形成改变了社会中的政治运行方式，到大众接受后，推广到下议院。日本能够参与到明治维新、进入代议制度的人也是少数，因为代议政治最后是一种教化政治与教育政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和责任。

谢谢大家，我讲到这里。

讲座现场

总结

章清：感谢杨老师对这段历史的精彩解读。我想这无疑是理解近代中国政治走向乃至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我看来，其实远远不止七十年，直到开始训政、再开国会，是四十年代的事情。如果再联系后面的历史走向，这都是我们理解近现代中国政治走向和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问题。就像我在讲座开始时所表达的一个想法，讲座中所涉及的一些史实与人物，同学们也许在学习近代史时都有所接触，而重点是如何解读，选择哪些事例，尤其从哪些问题入手，去解读其中关键性的论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这个时代。我想，杨老师的演讲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对于包括代议制在内的西方诸多问题的认知，我们都可以从杨老师所说的“错解”与“别解”角度把握。进而分析认知如何真正进入实践，又因何缘故出现问题。对于这段历史，我们或许都会做类似于“失败的历史”或者“共和幻象”此类的评价。但重点是如何选择一些角度、事例与言说，去分析当事人的认知，这是最关键的。另外杨老师讲座所引出的许多话题，在我看来也给我们在座的诸位年轻老师和同学们提示了很多研究课题，去丰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问答

孙青：想请教杨老师一个问题，您讲的这几个段落，比如说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到甲午战争以后，到辛亥革命前后，再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很精彩地勾勒代议制度在时人观念中的一些核心的变化。我想问一下，晚清重视代议制度的官员，可能在舆论中比较着重讲其“通上下之情”，民初时“民”的地位也抬得非常高。在您的研究中，“民”和“下”（的含义和范围）有没有变化，在晚清“上下之情”的“下”是不是指“民”，这个概念有没有扩充过？这是我的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西方的立宪政治有两个面向，一个是内阁和国会，还有一个就是联省自治，民初联省自治还有一个省宪。就像您刚才所说，军阀崛起后谘议局式微。我想请问联省自治有没有一个很长的脉络，为什么后来就不提了呢？代议制度搞到最后好像就是内阁和国会，是一个中央政府的事，大家不怎么讲联省方面的问题，那么联省有没有一个长的历史过程？

孙青提问

杨国强：第一是民权在晚清甲午战争之后实际上分成两段。它起先引起朝廷接受的是“君民共治”，但这个“民权”实际上是假的，目的是富强。所以梁启超说我们不讲民主讲民权。民主牵涉到“民作主”，民有权。但这个过程到了国会请愿那几个月就大变了，变成国会至上，国会和政府对立，整个思潮变得很明显。正是后来的思潮造成民国的这种取向。民国初宋教仁把国会地位放得这么高，人家也没提出异议，一直到这种上下之间失衡，造成重大的政治动荡以后，才开始怀疑。所以联省自治在中国永远是成不了的。因为中国是讲统一的，中国人的政治观念肯定是大一统，联省自治是逼出来的。后来中央政府没有了，然后有些省还自治，湖南等都搞过一段。但是首先在当时中国，一个省的自治难以实现，要十八个省一起自治还可以。民初各方面的人最反对国家分裂。但是后来很奇怪，像最初反对国家分裂的章太炎，后来在一段时间内也不得已支持过联省自治。这时国内的政治情势已经陷于中央没有政府，一时有五个政府，五个政府等于没政府。所以联省自治虽然很热闹，其中过程很复杂，另外还有一些政客在里面搅动实施，还有军人想割据。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戴海斌：杨老师讲到关于代议制度的困而后知的话题，我学到很多东西。最后讲到代议制度是一种教化政治，对采取这种制度的主体要求是非常高的。胡适说民主制度是一种“幼稚园政治”，说民主可随时随地开始，民主运行无需高深的知识程度，其实有他的语境和所指。代议制民主背后，实际上也有一个所谓的阶级与贵族制的支撑。但是一般人在理解的时候，往往搞不清楚民主和平等的界限。我想到一个问题，所谓“困而后知”，这里讲到的是民国前期的情况。晚清已有人注意到代议制背后的非平等因素，但解读方向可能跟和杨老师是反方向的。比如章太炎有名的《代议然否论》，讲代议的时候，就特别强调他的阶级性、贵族性，并且是从批判性角度讲的，好像1908年就已经写这个文章了。杨老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戴海斌提问

杨国强：实际上它恰恰印证了梁启超和章士钊的话。梁启超和章士钊说代议制度实际上是贵族性质的，只是事后看到的。章太炎早就看到了，他讲的就是代议制不平等。但是梁启超和章士钊是至民国发生这么大问题后再反思，代议制度搞不起来，实际上是中国缺乏阶级，需要上层阶级能够代议，然后形成一套规矩，推广下来。你说像美国原来不是每个人都有选举权的，很多都是受限制的。我们都认为不合理，但从某一方面来看，这可能正是合理的地方。我们现在如果要搞代议制度，凭什么有代议资格的是一批人，其他人没有代议资格，（中国）做不到的。原来是他有身份，他是贵族，他有田产，现在都没办法证明。胡适讲的“幼儿园政治”，实际上胡适有些话是大而化之。你说“幼儿园政治”是对的，但是正因为是幼儿园政治，所以孙中山要“训政”，梁启超要“保育”。你按照胡适的讲法，一个幼儿园大家都不要管了，全都是幼儿，自己会形成一个秩序。你不相信，把5岁的小孩放一房间里去，不知闹成什么样子。胡适就是会说这种话，他实际上对国情不太了解。胡适的历史功底不深，所以他讲的很多话是不大持正的。

讲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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