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晨评《樱与兽》︱从大象到熊猫：现代化转型背景下的动物与动物园

《樱与兽：帝国中心的上野动物园》，[美]伊恩·J.米勒，张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2023年7月，324页，108元

2023年9月16日，北京动物园发布了大象阿拉莉雅去世的消息。通常情况下，大象的平均寿命是六十至八十岁，阿拉莉雅去世的时候只有四十四岁。即便是在人工饲养的环境下，这头在1979年由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作为珍贵的国宝赠送给北京动物园的大象还是显得有些年轻。更何况，在它的故乡，斯里兰卡的锡兰象已经濒临灭绝。

大象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动物之一，它们有着丰富的情感和超群的智力，但是目前，因为人类生活的干预，大象的数量急剧减少。无论是斯里兰卡还是印度，大象在当地的宗教和文化中，往往有着特殊的含义。大象在佛教、印度教、耆那教中是极为重要的元素，大象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视为佛教的重要象征之一。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也会把大象作为珍贵的礼物赠送给其他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大象在动物园的生存环境往往是衡量一个现代意义动物园水平的重要标志。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动物权利保护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在史学领域也逐渐出现了所谓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与“动物转向”（the animal turn），西方史学界开始对传统的人类为中心的历史叙述方式进行反思，研究者所关注的历史主体从人类转向了动物。这种去人类中心主义化，更加强调历史发展过程中动物与人类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此同时，对于动物园的研究也开始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动物园作为现代城市公共空间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相关研究也得以日渐丰富。西方学术界对于动物园的管理体系，现代动物园如美国国家动物园（National zoological park）、柏林动物园、上野动物园的成立、展示（display），动物园与野生动物保护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相关的研究有伊丽莎白·汉森的《动物景点：美国动物园的自然展示》（Elizabeth C. Hanson, Animal Attractions: Nature on Display in American Zoo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加里·布鲁斯的《穿越狮门：柏林动物园的历史》（Gary Bruce, Through the Lion Gate: A History of the Berlin Zoo,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以及伊恩·J.米勒的这本《樱与兽：帝国中心的上野动物园》（Ian Jared Miller, The Nature of the Beasts: Empire and Exhibition at the Tokyo Imperial Zo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1）。

一、上野动物园与动物园的现代化转型

成立于1882年的上野动物园目前是国际上最为知名的动物园之一，也是日本第一座公共动物园。人们对于日本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总是耳熟能详——军国主义、战争、侵略、核武器、等等——但是本书的作者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伊恩·J. 米勒（Ian Jared Miller）却提供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上野动物园诞生于明治时期，正是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并屡起兵燹、摧毁东亚秩序的时代。尽管上野是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非西方的动物园——或者用作者的话而言，是世界上第一座在非西方帝国主义政权的势力范围内建成的动物园（《樱与兽》，第10页）。

上野动物园1896年平面图

现在的东京上野动物园

在谈论动物以及它们的命运之前，似乎需要了解现代意义上的动物园在西方国家是如何广泛地出现的。1752年在欧洲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第一所真正动物园（位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夏宫中），标志着人类对猛兽开始从猎取转变为饲养。动物园地位和作用转变，展现了动物和历史、动物和自然以及动物和人类之间的关系。1826年，英国伦敦动物学会（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成立，此后不久，英国的伦敦动物园（ZSL London Zoo）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家现代动物园，动物园的缩写zoo也始于伦敦动物园。所谓“现代”，是指动物园成立的初衷是在人工饲养条件下，更好地了解野外的相关物种，其目的是为了科学研究而不是贵族的赏玩。此后，许多国家（包括中国）都陆续建立了规模不等、风格各异的动物园，到二十世纪又建立了大量的野生动物饲养基地、各种各样的自然保护区。回顾近代以来，特别是西方国家对待动物和动物园的态度，可以发现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转变。法国学者埃里克·巴拉泰（Eric Baratay）和伊丽莎白·阿杜安-菲吉耶（Elisabeth Hardouin-Fugier）在《动物园的历史》一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动物园一直以来都是人类满足欲望的历史。十六到十八世纪的动物园是贵族阶级的爱好，是荣誉的象征。十九世纪，动物园是帝国征服的彰显。

在《樱与兽》一书中，米勒追溯了上野动物园的历史，告知读者在非民主时期的日本政府是如何利用动物来支持其各种政策，动物园在此过程中通过动物的搜集、展览和宣传起到了形塑帝国公民的作用。米勒在写作中较为全面地使用了东京动物园协会的档案，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上野动物园的动物展览是伴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脚步一步步逐渐扩大的。

1871年12月23日岩仓使节团开始出访欧美十二个国家，访问团的成员包括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口尚方、久米邦武等人。久米邦武编写了《特命全权大使欧美周游纪实》，在书中多次描写了使节团在欧美各国参观动物园等展览复合体的经历。日本政治精英们受到了欧美的启发，日本国家博物馆和上野动物园在1882年正式开放。上野动物园最初只有少量捐赠的宠物，包括一只兔子、一只纽芬兰狗（Newfoundland dog）和一只睡鼠（dormice）。此后，随着日本逐渐向亚洲国家伸出侵略的触角，作为侵略者的日本士兵和日本人开始将殖民地的动物带回日本进行展览，动物的数量大大增加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明治天皇与猩猩苏西

二、大象、战争与上野动物园

数千年来，人类一直以某种形式圈养动物，这些动物可能是马、牛、羊，也可能是禽类或者用于陪伴和狩猎的猫和狗。在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和古罗马的壁画上，经常有珍奇异兽出现，这表明人类已经有意识地搜集一些动物用于观赏。在殖民时代，随着西方国家对非洲和亚洲众多国家的殖民，有着狩猎习俗（hunting heritage）的部分国家比如英国和美国，热衷在非洲捕猎大象获取珍贵的象牙。

继伦敦动物园后，美国在1859年成立了费城动物学会并于1874年开放了费城动物园，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动物园。进入二十世纪，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保护动物的必要性。比如后来成为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园长的威廉·坦普尔·霍纳迪（William Temple Hornaday），早年间他为了吸引公众关注哺乳动物灭绝的危机，收集了美国最后二十余头野牛的标本并公开进行展览。随着越来越多的动物园在世界各地建立，动物的繁育、展览和动物园的现代化转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动物不再被关进铁笼子，而是生活在园方竭力打造的类自然环境中。

有趣的是，很多现代动物园的建立和大象都有着直接的关系。传统的观念认为，没有大象，动物园就不是动物园（Margo DeMello, Animals and Socie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21，p.103）。1930年，日本动物学家小泉丹前往欧洲考察，他认为：“要想被认可为二流以上动物园，必须拥有象、河马、狮子、虎、熊、白熊、骆驼、鸵鸟、长颈鹿、鳄鱼、海豹等，此外还至少要有一种类人猿。”大象身躯庞大、性情温和且富有智慧，象房的建造和大象的展览格外考验现代动物园的整体水准。以中国为例，北京动物园和上海动物园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改建都和大象有关。1953年尼赫鲁赠送了一头大象，但是由于中国当时缺乏建造“象房”的技术，只得向苏联求助。1954年6月，北京市园林处举办动物管理人员训练班，聘请苏联莫斯科动物园主任萨斯诺夫斯基和兽医奥列安德诺娃来华在西郊公园讲学。他们来到中国的另一项任务是帮助中国规划设计新型动物园。萨斯诺夫斯基和兽医奥列安德诺娃两人先后前往北京和上海指导动物园的建造和设计工作，特别是“象房”的规划设计。与北京市动物园相似，上海动物园开始动工建设的缘由是为了安置云南赠送给毛主席的大象“南娇”。

对上野动物园而言，最有名的大象是“花子”。1943年日本秘密对上野动物园的动物进行了系统性的屠杀，上野动物园的三只大象花子、Tonki、John拒绝食用下毒的土豆，最终都被活活饿死。而它们因为擅长拟人化的表情一直是上野动物园的大明星。1949年泰国重新赠送了一只大象给上野动物园，这只可爱的小象被取名“花子”，一直活到2016年。

上野动物园屠杀动物后的祭祀现场

在战争中，动物的作用是多种多样的，一战中有广为人知的军犬斯达比（Stubby）中士，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马发挥了重要作用，数量庞大的马和牛等牲畜代替机器进行耕作。西伯利亚集体农庄约有十四万余匹工作用马（几乎占所有马匹的百分之二十）被动员到军队。

在日本对外侵略的过程中，动物以及上野动物园又被用作日本军事机器的宣传。上野动物园里展示着日本南下掠夺而来的动物，还有从中国东北劫掠而来的虎豹。正如米勒所言，上野动物园此时扮演的更像是一个殖民地知识的掮客。1937年上野动物园特意购买了一只孟加拉虎来宣传第二年的虎年。上野动物园发行了七万套以老虎为形象的明信片——老虎和士兵杂糅的形象象征了日本不断扩大的侵略战争。从气势如虹的老虎到源源不断流入上野动物园的殖民地动物再到被大规模屠杀的珍稀动物，仅仅只过去数年。动物从承载知识的载体、公众目光追随的客体变成了战争的炮灰和虚伪的“慰灵”对象。米勒用冷静而辛辣的笔触勾勒了战争背景下，人和动物的异化。曾经的在都市生活中被人为构建的“自然”成为了残忍的“祭坛”。日本的孩童在给动物园园长的信中表达了深深的哀痛和为动物们复仇的信念，英国人和美国人是必须被摧毁的对象。极为讽刺的是，下达屠杀动物命令的是逃脱战争罪责的甲级战犯，战后吉田茂内阁时期的文部大臣大达茂雄。

上野动物园展览的军马

1937年的上野动物园地图

三、熊猫与战后上野动物园的转型

米勒在书中反复探讨一个问题，那就是动物园的功能究竟如何。西方世界的动物园是观照自身的一面镜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将动物园的动物当作了宣传机器，战后，这些动物的身份随之发生了变化。战后，泰国和印度先后赠送给日本两只小象，一只叫花子，一只以尼赫鲁总理的女儿英迪拉命名。在大熊猫到来之前，大象是上野动物园最受欢迎的动物明星，截止到1952年美国结束对日单独占领，仅花子和英迪拉就接待了超过一千万的观众。

上野动物园从和裕仁天皇紧密连接的“东京都上野恩赐动物园”变为吸引儿童的乐园。1970年代以后，上野动物园因为持续半个世纪的熊猫热而广为人知。米勒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介绍了日本的“熊猫热”与生态现代化的局限。稍显遗憾的是，米勒使用的文献主要是《上野动物园百年史》、夏勒《最后的熊猫》、中川志郎（上野动物园园长）编写的《大熊猫的饲养》（ジャイアント心ンダの飼育）等，一些重要的官方档案和研究成果比如家永真幸和中国学者的论著没有提及。米勒认为熊猫外交开始于1950年代，赠送给苏联的平平和安安是“最成功”的熊猫外交。事实并非如此，面向公众和旨在进行舆论宣传的熊猫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尽管成功是一个虚幻的概念，但是中日熊猫外交无论从时间跨度、数量、还是面向公众的影响力似乎要远超过苏联。

1972年10月28日抵达上野动物园门口时，“康康”和“兰兰”第一次亮相。  上野动物园官网 图

尽管中日官方外交一度关闭了大门，但是中日之间始终保持了民间往来。上野动物园早在1954年便和北京动物园建立了动物交换关系。1956年日本上野动物园又向北京动物园赠送了一只雌性非洲狮“里比”和幼犬“梅莉”。日本一些地方动物园比如北海道旭川动物园、神户王子动物园、鲭江市动物园、天王寺动物园、名古屋东山动物园也和北京动物园也建立了动物交换关系。从1950年代开始，日本方面也试图通过高碕达之助、西园寺公一等途径向中国请求转让大熊猫，均未成功。米勒认为上野动物园之所以“陷入”与中国的大熊猫的交换，原因是世界各地的动物园都在争夺这种动物，从时间线上来看，似乎可以再讨论。

从1972年开始一直到1982年，中国先后送给日本四只大熊猫：兰兰、康康、欢欢和飞飞，上野动物园又先后诞下三只熊猫。熊猫引发的热潮也推动了日本战后第一次中国热的产生。中川志郎是中日熊猫外交的灵魂人物，早年毕业于宇都宫农林专门学校，毕业后成为上野动物园的兽医，在伦敦动物学会进修后成为饲养科长。1971年裕仁天皇参观了伦敦动物园的大熊猫（应该是姬姬），日本社会再度将目光投向了大熊猫。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赠送了康康和兰兰给日本，将之视为对田中政府的支持和中日友好的象征，中川志郎担任了饲养组的组长。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熊猫一直是中日双边关系中重要的纽带。兰兰于1979年去世，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同年访问中国时，中方领导人表态赠送欢欢给日本。1982年为庆祝上野动物园建园一百周年，访问日本的中方领导人表示会再次赠送一只大熊猫飞飞给日本。中国选择将这种珍稀动物赠送给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者，实际上是对自己在冷战时期传统外交观的一个突破，利用熊猫这个载体向西方世界传达善意。

当地时间2023年6月23日，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旅日大熊猫“晓晓”和“蕾蕾”迎来两岁生日，大批粉丝赶来为它们庆生。

中国的熊猫外交实际上仍遵循着将动物作为外交礼品的馈赠给他国的传统，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局限。时至今日，大熊猫仍被视为中国外交的晴雨表，但是它们是国家间开展外交的载体，也是感情的纽带。今天的动物园更多地带有保护动物和教育公众的职责，如何开展动物丰容、保障动物福利以及开展相关研究成为重要的课题。新中国的动物园在建立之初深受苏联的影响，近些年来在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发展理想的同时，在动物园兴建中不断发展出动物保护、科普教育、科学研究、休闲娱乐四大功能。动物不再是隔着玻璃的“展品”，各国动物园也试图模拟动物栖息地并教育公众如何在的自然栖息地保护它们。《樱与兽》一书虽然略有遗憾，但是米勒以上野动物园为切入角探讨了“生态现代性”这一概念，追溯了日本社会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末大众消费文化的转变，对于日本史和动物史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