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养浩，一个耀眼的济南文化符号

　　张养浩1270年出生于济南，那时候是至元七年（元世祖忽必烈年号）庚午，南宋朝廷还在临安支撑着。他逝世的时候是1329年，元天历二年己巳，逝于陕西抗击旱灾的任上，享年六十岁，逝后归葬家乡济南柳云庄。在漫长的岁月里，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杰出的散曲作家，鲜知他的为官和为政。柳云庄那座坟墓埋住了太多有关他的信息。他在《元史》有传，不足两千字，只有行踪大略，没有思想轨迹可循，以至后来的我们只能从他的著作《三事忠告》《归田类稿》和56首散曲中解读他的历史贡献。他出生的次年，即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占据着中原的蒙古统治者改国号为“元”。从这个历史阶段上说，张养浩就是“元”人，而不是南宋遗民。

　　细读张养浩，济南是他的出发点，也是他的归宿地。在六十年生命中，他几次从济南出发，又回到济南；再出发，再回归；他是一位真正把根脉留在济南的文化巨星。研究济南文化历史，张养浩是一根重要的支柱。不知什么原因，当我们津津乐道于那些文化过客的时候，却忽略了这位本乡本土的伟大作家和政治家。解读张养浩，济南是他的起点，也是我们叙述的起点。

　　张养浩墓

　　毕生致力民族和谐的政治家

　　张养浩生活的时代，民族矛盾激烈冲撞。元朝统治者把社会人群分为四等，分别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色目人是跟随蒙古贵族征伐的西亚及欧洲人，汉人和南人是划江淮分居的汉族民众，这一分野严重地撕裂了中华文化的社会。没有国家的和谐，就没有良好的经济发展，张养浩告诉元朝统治者要“重民”，他说“国之所以昌，四夷之所以靖，朝廷之所以隆，宗庙社稷所以血食悠久者，微民不能尔也”。一开口就抛出了国家治理的根本命题。他在说，国家昌盛，四海安宁，宗庙社会能够绵延不绝，全依赖于普天下的民众。此言即出，就把那四个人群的分层给否认了。

　　1289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张养浩走上仕途，那一年他20岁。完全是一个机缘，在此前一年，他行走于今天的济南明府城一带，泉流纵横，柳荷染晴，偶然一瞥，见到了耸立的白云楼，那是为元朝开国立下战功的张荣的府第。他仰慕英雄，写下一篇《白云楼赋》，没想到这篇赋被山东按察使焦遂看到，羡他文华出众，荐他为东平学政，是当时的教育局长。元朝立国初年没有科举制度，元朝统治者治国亟需汉族知识分子，就采取荐官的举措。三年后，张养浩从东平学政职位上离任，去了大都，他是抱着追求学问的心态去的，在京师拜见了当朝的文化大家姚燧，甫一露面就被举荐为礼部令史，继而又被中书省平章政事不忽木推荐为御史台掾吏。他在御史台坐了三年，28岁时转任中书省掾属，八年后，36岁选授山东堂邑县尹，即现今的聊城市堂邑镇。堂邑旧时为县治。张养浩重新回到山东，成为一方主政。县尹的职位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底层人民，也考量着他为民和施政的良心。他的施政心得为“牧民忠告”讲善待民众；“风宪忠告”讲官员的风纪、守则和作风；“庙堂忠告”讲为政之道；合称《三事忠告》。从这三个层次的忠告上看，他向历史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历史的答卷从来是交给人民的。他对堂邑县的施治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元代酷政的治理。由于民族矛盾无法化解，元朝统治是残酷的，即使汉族知识分子走上县尹的官位，旁边也要安排一个蒙古人或色目人监督施政，这个监督者的职务叫“达鲁花赤”。比如至元年间的平章政事阿合马就是乌兹别克斯坦人，他利用发行货币之权敛财，富可敌国，落得被刺杀的下场。张养浩决心打破元朝统治者对汉族人民的专治，堂邑县的达鲁花赤设立了一个“朔望参”制度，规定每月初一、十五两日，已经获得释放的“罪犯”仍然要到县衙汇报自己这半个月内的行径。张养浩了解到，这些所谓的“罪犯”不过是犯些小过错的汉族百姓，完全是酷政。而堂邑县有一个恶霸叫李虎，勾结达鲁花赤，鱼肉乡里，人民恨之入骨而不敢言，成为当地的黑恶势力而不入刑。他查实李虎罪行，毫不犹豫地出手正法，并废除“朔望参”。这是对元朝统治制度的一次冲撞，他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主政堂邑三年，恢复了那里的农耕生产，经济复苏，民生乐道，秩序井然，卸任后堂邑人民为他立“去思碑”以资怀念。

　　锦云庄旁锦云湖

　　用儒家文化改造“马背”文化

　　元朝统治者以马背文化的信念征服天下，执政后仍津津乐道，然而马背上的精神碰到中原的农耕文化一筹莫展。农耕文化是以儒家理念作为道德和行为准则的社会共识，于是元朝大量使用汉族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治理。我们发现一个历史现象，无论是元还是清，都是少数民族走上华夏政治舞台，一旦走上这个舞台，他们的马背和刀枪都不好使了，纷纷滚鞍下马，拜倒在中原儒家的庙堂之上。所以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一个阶梯一个阶梯不断渐进的，从来没有中断。

　　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张养浩获得了一个机会，担任太子文学。这个“太子”不是武宗的儿子，而是武宗的弟弟，后来承袭帝位的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那一年张养浩三十九岁，他向爱育黎拔力八达详细讲述了儒家治国的道理，深深地影响了这位未来的君主。四年后，这位“太子”继承皇位，拜张养浩为礼部侍郎，下诏在全国重修孔庙，翻印儒家经典供朝臣阅读，同时恢复科考。一系列的举措都来自张养浩当年的文化灌输。他祭起儒家文化的大旗，从一个局部开始改造着元朝的治理结构，既有胆略又有创建，由此一步步走向国家高层。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这一年他与礼部尚书元明善共同开创了元朝的开科取士，结束了任人唯亲的提攫制度，打开了为国家输送人才的渠道。济南的张起岩就是通过这次考试一举夺得状元。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张养浩捍卫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从本质上说仍然是捍卫着一个民族的和谐。他说，“尝谓爱民者无过于天……王者知其如是，凛凛焉未尝不以民生为重，闻其害则除之，睹其利则举之，牧守非其人则易之。”他把爱民、重民看作是天道，君王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一切诏令应以重民为本，凡是不利于百姓的事就要铲除它，凡是有利于百姓的事就弘扬它，地方官员（牧守）做出于民不利的事就换掉他！其实就是儒家的仁政和德治。

　　廉政不亏心于民

　　张养浩49岁擢升为礼部尚书，50岁任参议中书省事，进入元朝的中央决策机构。从20岁任东平学正开始，在官40年，政绩卓著，既有基层的治理经验，又有高层的决策智慧，他是一位面对拜命，常常自省的官员，他说，“拊心自省，有何勋阀行能，膺兹异数？苟要其廪禄，假其威权，惟济己私，靡思报国，天监伊迩，将不汝容。”是说，扪心自问，你有什么殊勋或者行品与德行得到这样的官禄呢？凭着这样的权势，如果只想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思报国，上天的监督无处不在，绝对不会宽宥你！

　　他永远对职位怀有敬畏心，说，“士而律身，固不可以不严也，然有官守者，则当严于士焉；有言贵者，又当严于有官守者焉。”这是他的“风宪忠告”。风宪者，人身作风的优良规则，即今天精神文明建设在元朝时的表述。他指出，读书人明白道理就不能放纵自己，不能不自律；为官的人因为有责任在身，应该比读书人更严格要求自己；有向朝廷进言权力的监察御史们，因为你监督别人，更应该严格率先垂范。

　　自律而生廉。廉者为官才能体恤民之艰辛。“重民”不是一句空话，而在朝野生生息息之间，他在任上进一步忠告，“普天率土，生人无穷也。然受国宠灵而为民斯牧者，能几何人？既受命以牧斯民，而不能受公廉之心，是不自爱也，宁不为世所讥耶？况一身之微，所享能几？厥心溪壑，适以自贼。”这是自省后的自律。他在说，普天之下，民众无涯，为什么选你做了民众的官长呢？既然受命，就要有爱民之心，公廉之心。一个人身微，需求也微，如果贪心像沟壑一样难以填满，虽在官位，无异于贼！

　　好一个“适以自贼”，他把为官的贪欲与贼比量，官之贼比盗之贼更让人民不耻，在为官的道德层面划下了一条警戒线，这种自警自戒自律在历代官员中是少有的。张养浩不是在官场说漂亮话，他发出了由衷之言。再看他的散曲《双调·折桂令》：“想为官枉了贪图，正直清廉，自有享衢。暗室亏心，纵然至富，天意何如？白图甚身心受苦。急回头暮景桑榆，婢妾妻孥，玉帛珍珠，都是过眼的风光，总是空虚！”这是来自800年前一个济南官员的警示，细细读来，耐人寻味，甚至切中今天某些枉法者、贪欲者的心灵，雷轰电劈，鞭辟入里，照彻所有蜕变官员的灵魂，也让我们看到一位挺立在浑浊风尘中的廉官形象。

　　给历史留下一个谜团

　　就在张养浩步步走向仕途辉煌之际，却在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急流勇退，从参议中书省事的高位上退了下来，辞官回到家乡济南，那一年他53岁。朝廷不明就里，于次年（1323）召他出任吏部尚书，被他以丁父忧力辞；这一年，登基才两年的英宗在元中都被刺杀。元泰定元年（1324）泰定帝登上皇位，召他为太子詹事丞兼经宴说书，怕他不就，特派了两位他的在京好友规劝，这一次他给了好友面子，登上了赴京的航船，船到通州，他突然“犯病”，说去不了了。两位好友面面相觑，只好把他留下，结伴回朝复命。等人家走了，他乐了，写了一首非常俏皮的曲子：“干送行，谩长亭。被恩书挽回云水情。才到燕京，便要回程，你好自在也老先生。”他和朝廷开了一个玩笑。朝廷仍然没有放过他，在他五十六岁那一年（1325）召他出任淮东廉访史，他第三次辞官。不久再召为翰林学士，他第四次辞官。元泰定三年（1326），他57岁，泰定帝盯上了他，非要请他出来不可，又派人到济南，这一次所授的官职史上记录不详，他也和朝廷杠上了，第五次婉辞。转眼到了泰定五年（1328），他59岁，朝廷先召他为翰林侍读学士，他六次坚辞。同年又召他出任西台御史中丞，他上演了七辞。

　　临高官厚禄而不就，张养浩在济南的家乡避居十年，为何？《元史》上没有答案。“七辞”成为历史佳话，也成为历史之谜。无数研究者希望揭开其中的谜团，怎奈他是一位说话很有尺度的官员，他留下大量的文章，也留下了精彩的散曲，唯独没有一句发牢骚的话。他的辞官必然有无法道出的隐情，甚至与当朝相左的意见，他有为国为民的政治主张，但是难以施展，儒家文化的核心观念就是不同流合污，既然世道混浊，不如拂袖而去。陶渊明是这样离去的，好在还为历史留下了一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留言。张养浩不说话，自有他的环境所迫，他倾心仕途却不愿意和一群贪官污吏为伍，爱着这个国家却看着它无可奈何地衰落下去，从他不经意的一首散曲中，可以窥知他的心路历程：“在官时只说闲，得闲也又思官”（《双调·沽美酒兼太平令》），足见他心理上的矛盾。他进一步唱：“往常时趁鸡声赴早朝，如今近晌午犹然睡；往常时秉笏立丹墀，如今把菊向东篱；往常时俯仰承权贵，如今逍遥谒故知”（双调，燕儿落兼得胜令）。他又唱，“那的是为官荣贵，只不过多吃些宴席，更不呵安插些旧相知；家庭中添些盖作，囊匣里攒些东西，教好人每看做甚的”（《中吕·朱履曲》）。他终于摆脱了去官的矛盾心理。

　　60岁那一年，陕西省遭受连年大旱，赤地千里，灾难关头朝廷第八次想到他，召他为陕西行台御史中丞。在人民饥寒哭号之际，他没有再推辞，毅然拜命，奔赴关中救灾，在救灾任上逝世。

　　张养浩安息在小清河畔他的家乡柳云庄，他是地地道道的济南人，一生讴歌着他的生身和养身之地，为家乡留下五十余首散曲，他给历史的留言是：“青史内不标名，红尘外便是我”（《双调·新水令·辞官》）。他是济南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值得济南青山铭记，绿水长歌。（济南时报·新黄河 作者：孙葆元 摄影：郭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