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爱乐新晋圆号首席曾韵：我已做好重新上学的准备

柏林爱乐乐团发布曾韵成为新晋圆号首席的消息后，曾韵的三个社交APP——微信、Instagram、Messenger，瞬间炸了。一直到官宣后的第二天晚上，他才回复完所有的祝贺信息。

“不知是真是假，像做梦一样。”11月2日，首席考核结束不久，柏林爱乐便公布了结果，得知结果那一刻，曾韵整个人是蒙的。

去年6月，曾韵才考入有着450多年历史的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被巴伦博伊姆钦定为圆号首席。今年11月，曾韵又顺利闯关，考入有着古典乐界“第一天团”之称的柏林爱乐，成为继中提琴家梅第扬后，第二位敲开天团大门的中国演奏家。

这个喜讯很快传到国内，刷屏了朋友圈。

曾韵出生于1999年，出身于圆号世家，从爷爷到父亲再到自己，家中三代人吹圆号。11岁，曾韵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师从温泉教授，这份师生缘持续至今。目前，曾韵还在中央音乐学院读研究生二年级。

这位圆号之星是彻底的本土培养、中国制造，至今没在海外学府深造过。

“每一件乐器都有自己的性格。圆号低调、谦虚，需要它时，它必须站出来，有点像幕后英雄。”这是曾韵对圆号情有独钟的原因。

交接完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的工作后，曾韵便将转入柏林爱乐，成为乐团的终身圆号首席。

团里高手如云，曾韵笑说，自己已经做好重新上学的准备，站在聚光灯下，他坦承自己有压力，“如果没有压力，这个位置、这个状态是维持不住的。”

明年夏天，曾韵有望回国巡演，还将参加拜罗伊特音乐节，这个和瓦格纳息息相关的音乐节，是所有歌剧人的梦中盛典。

曾韵

【对话】 

人在考核现场，控制不住发抖

澎湃新闻：柏林爱乐的考试，是当天出结果并当天官宣？

曾韵：我们在考试结束大概一刻钟后，知道了结果，乐团当天决定得比较爽快。

考试分两天进行，第二天剩10个人，到第二天的第二轮就剩三个人了，三个人继续PK，最后从中选一个。

考试都是独奏，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吹莫扎特《第四圆号协奏曲》第一乐章加华彩，第二步是吹理查·施特劳斯《第一圆号协奏曲》，第三步是吹乐团里的圆号solo片段。

澎湃新闻：考试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曾韵：一点都不有趣！考完我马上跟一个邀请我来考试的朋友打电话，吐槽说人生再也不想有第二次这样的考试了，太恐怖了。

一方面考试之前的压力很大，要好好练习，好好准备。考试当天，上台前我还蛮淡定，经历过那么多比赛，也经历过入团考试，今天是showtime。结果一进去，感觉完全不一样。考试在柏林爱乐大厅，大厅很高，观众席是有纵深的，又宽又大，就像一座山。柏林爱乐的演奏家们就是考核评委，现场估计有上百人，基本都坐在远处，有的人甚至坐在山顶，威压感扑面而来。

澎湃新闻：如此煎熬的过程你是怎么挺过来的？

曾韵：第一轮一上去，整个人都在抖，我自己都控制不住。第二轮也是，理查·施特劳斯《第一圆号协奏曲》一开始是一段号角，我很自信，但从第二句就开始发抖。

第一轮考完出来，后台有吃有喝，我趴在桌子上，还是止不住发抖，心跳也快。法兰克福广播乐团的圆号首席那天也在，问：你怎么在抖？我说，不是我抖，是桌子在抖。所有人都能注意到你在抖。反正大家基本都是一样的状态。

澎湃新闻：紧张的情况下，怎么保持稳定发挥？

曾韵：我不知道自己吹得什么样。人生第一次在舞台上，我不知道我在干吗。说得粗俗一点，就像选美比赛一样。平时演出、比赛，貂皮大衣、西装革履，裹得严严实实。那天只有一点遮羞布，肚子不行，没有马甲线……就是那种感觉，完全做不了假。

我从小一直受到柏林爱乐的影响，建立起对音乐的概念、对音乐的热爱，到了那个舞台——柏林爱乐大厅，从卡拉扬开始，他们就一直在这里演出，我看的视频也是这里录的。而我此刻站在这里。

澎湃新闻：小时候想过会进柏林爱乐吗，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吗？

曾韵：真没想过。2019年，我去瑞士交换学习，教授说，你现在就应该去考柏林爱乐——疯了吗？我才19岁。身边人包括温泉老师也一直在鼓励我，其实我蛮抗拒的，孩子已经够可怜了，每天给我压力干吗？

澎湃新闻：你是怎么征服那些挑剔的演奏家的？

曾韵：可能是真诚吧，真诚是最大的必杀技。

我去柏林爱乐客座过，那几次吹得还不错，演了李斯特《第一钢琴协奏曲》、肖斯塔科维奇《第四交响曲》。同台的钢琴家蛮惊喜的，正好是我那一年参加柴赛时的钢琴冠军。我当时很紧张。我们一起连演了三天，还在后台聊天，心情稍微好了一点，这位朋友一直在鼓励我，感觉更自信了。

我当然会有紧张和不自信的时候。任何舞台表演艺术都是如此。比如陈佩斯演小品，那么搞笑，只有自己知道哪里失误了，包袱没响。因为都是临场发挥，没办法完全在家里创作好带过来。更不用说圆号，能不能把这个音吹出来，我都不知道。

曾韵昔日演出剧照

澎湃新闻：你的师哥梅第扬说，终于有人一起说中文了，他在你考团时有没有给建议？

曾韵：他也一直在鼓励我考团，从他口里说出来，我会感觉到慰藉，毕竟是柏林爱乐的，有一种达标的感觉。考试当天他也在，第二轮结束在后台看到他，他说不敢给我发信息，怕压力大。他也经历过考团，真的厉害，好像永远不会紧张，心态超稳。

澎湃新闻：你觉得柏林爱乐需要怎样的演奏家，需要怎样的圆号首席？

曾韵：他们需要对音乐非常敏感的人。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肖斯塔科维奇《第四交响曲》有大管solo，旋律怪异、诡诞、搞笑、诙谐，排练三次，演出三次，大管首席每一遍吹得都不一样，速度、演奏法、强弱对比都不一样，但每一遍都好听，太厉害了。演出时，演奏员们经常眼神瞟来瞟去，头转来转去，交流特别“浮夸”，但你能感觉到他们是发自内心在舞台上轻松玩耍。

欧洲乐团很有趣的一点在于，坐在后面的弦乐手是最“骚气”的。我现在所在的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也是这样，我经常坐在中提琴旁边吹，他们身上的“戏”简直要溢出屏幕，那种状态也会影响我。首席以外，从第三排往后，弦乐手们对自己身份的定位不会因为座位靠前或靠后而产生变化，每个人都是all in，都把能量扑到乐团里，后面的人拉得比前面的人还欢。

澎湃新闻：圆号首席要引领整个圆号声部，演奏家都很资深，比你年长，未来如何应对彼此的关系？

曾韵：圆号声部加上我是8个人，终于齐了。我已经做好重新上学的准备了，他们也开诚布公地跟我讲过，柏林爱乐是一个庞大的机器，新人进来必须要融入，不能一直跟机器抗争，想要特殊，习惯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必须改变。我说，外面的人想花钱买你们的建议都买不到，你们就直接告诉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蛮好学的，有人特别诚恳地和我讲这些问题，我会很幸福。

澎湃新闻：大家不会拿年龄、资历作为衡量标准？

曾韵：德国乐团基本都这样。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也是，圆号声部的同事基本都在40往上，跟我差两倍以上。年龄其实不是问题，大家交流起来都很年轻态。

能力最关键。柏林爱乐的首席进去时好像都蛮年轻，现在的首席斯蒂芬·道尔也是20多岁进去，之前的首席巴伯拉克，很有名的一个捷克圆号演唱家，进去时好像也是20岁左右，他吹得和所有人都不一样，声音清澈到一种境界。

曾韵

站在聚光灯下，必须要有压力

澎湃新闻：你和梅第扬都来自中央音乐学院，一个学校出了两个柏林爱乐首席，不可思议，说说你观察到的中国音乐教育的长处？

曾韵：首先来自一种庞大的、集体的精神力量。中国人很讲究勤奋刻苦，刻在每个人的校规里面，从幼儿园开始上各种兴趣班，从小就灌输这种概念。这和欧洲形成对比，德国人自己都讲：欧洲人太懒了，德国音乐学院很多亚洲人，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特别是韩国人，每个人简直都跟拼了命一样。这是东亚独有的现象。对于音乐来说是好事，手上的活好是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中央音乐学院一直给我大力度的照顾。我参加那么多次比赛，一分钱都没花过，都是学校报销的。学校每年都有一定额度让优秀人才去比赛，当然也有选拔机制，竞争压力也很大。

学校虽然在国内，但是会创造很多条件，有很多小妙招，让你与国际产生联系，比如可以参加夏令营、大师课、比赛、开音乐会。如果你要参加重要比赛或重要音乐会，学校会马上放假，好好练，当然你想上课更好，学校鼓励专业、文化课都优秀。

学校要求导师和学生紧密配合，制定出个性化的教育方案，和国际、国内的音乐市场产生联系，这一点很不一般，因为学院派和市场化完全是两个世界。

澎湃新闻：你现在还在中央音乐学院读研究生二年级，未来会继续和温泉老师上课吗？

曾韵：当然会，继续上网课。我们演奏的那种方法是很脆弱的，稍微一两天不练或吹得太多，马上就会有变化。温老师非常细心，啪，眼睛像X光一样，一看就知道哪里有问题，马上给你指出来。

我6岁和爸爸学圆号，11岁开始和温老师学。他把我从地方上一个规规整整吹得还可以的小孩，带到更高的平台，慢慢拓展视野，一直在把我往前推。我的性格是那种，如果没有人推我，我就躺平了。考完试我和温老师打电话，他特别兴奋，调门都高了好几度。

澎湃新闻：在柏林待了一年，你的德语学到了什么程度？

曾韵：高不成低不就，日常交流没问题，表达稍微长一点的事情，讲故事还是有压力的。我后来发现，啤酒一进肚，好像德语的状态就出来了，所以能力是有了，需要情绪来烘托一下。但肯定还要继续进步。

这里的酒文化稍微不一样，喝酒的速度自己调控，没有人劝你，大家碰过一次杯就不会再碰了，氛围蛮好，以嘴上叭叭叭聊闲天为主。

曾韵和演奏家朋友们

澎湃新闻：德国的生活、文化和中国不太一样，你都习惯了吗？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对比和发现？

曾韵：我从小在成都长大，11岁去北京，一个南方城市，一个北方城市，隔得那么远，口音也不一样，后来到全国各地演出，每个地方的生活也不太一样。那种“不同”我已经适应了。我还不是“柏林老油子”，很多地方没去过，但是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异，我已经适应，而且还蛮喜欢的。

柏林是一个酷酷的城市，因为独特的历史背景，有一种割裂感、伤痕感。柏林也是一个国际大都市，全世界的人都住在这里，想讲英语、中文、韩语、日语，你都可以找到人。交响乐团也是各个国家的人都有。

澎湃新闻：你喜欢摄影，演出之余会去扫街和City walk吗？

曾韵：相机已经很久没有打开了。在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我每天都要学歌剧。有的歌剧如比才或简单的意大利小歌剧，虽然圆号不难，但是你的和弦都是和别的声部在一起，必须吹得在味儿里面，必须学习前后文。

歌剧很长，动辄两三个小时。每次演一部新作品，我就要完整地听三四遍，看总谱，如果钢琴好我还可以跟着弹，但钢琴不好只能看，有时候看到一半睡着了，又得从头再看一遍。这个学习的过程，强度很高，压力很大。我算是打开歌剧的大门了，蛮喜欢的。

在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的一年，我得到了很多成长。这是一个歌剧、交响的双栖乐团，经常上午排马勒的交响曲，晚上演理查·施特劳斯的歌剧，脑子要马上转过来，二者的时间都很长，怎么节省和保存体力，让演出效果更好，有很多讲究，也给了我很多灵感。

团里的德国人都蛮有趣、蛮活泼的，严肃、严谨都是刻板印象。我要走了，大家都不舍，同事似乎都有标准回答：很为你高兴，但为我难过。

澎湃新闻：你原本在象牙塔读书，去年开始工作，如今又迅速上了一个新台阶，等于提前被拽进了社会。

曾韵：我内心很渴望普普通通上个班，安安静静做自己的事情，我喜欢音乐，在乐团工作挺好的。上次考完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我很长时间没跟人讲，后来学校问我才说考上了，媒体也开始报道。

我喜欢安静、平淡，但现在是信息时代，信息的更迭太快了。我有一种被强迫的感觉，可能每年都要做一个爆款，才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在之后的演出或跟其他音乐家的合作当中才会有优势。蛮难的，这不是我想做的，我想做的就是好好上班、好好吹号、好好练号。

曾韵与朋友旅游

澎湃新闻：你现在站在聚光灯下，变成大家追逐的对象，可能会打破原来平静的生活，会不会有压力？

曾韵：必须要有压力，如果没有压力，这个位置、这个状态是维持不住的。我这种岁月静好的老实人，突然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捡到手里，有很多事情必须去做，必须硬着头皮让自己开始享受。如果不做，相当于这个人没有信念感，没有使命感。

能成为郎朗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看过他很多次演出，不管演出前多忙，只要一上台，他就能迅速让你信服：这个人不会出错，我们坐着听就好，什么都不用担心。这是一种超能力。我暂时还做不到这一点，得继续努力才行。

澎湃新闻：作为柏林爱乐首席，你已经摸到职业天花板，周围会涌现各种美言，会飘吗？

曾韵：我还真希望自己能够飘一点，我太emo了，每天都emo。

因为工作量很大，需要学习的事情很多，世界太浩瀚了，怎么学都学不够。比如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我都想学，但都没学会。真希望每天有人跑过来说，你太棒了，我好开心。我喜欢找平衡，身边人都夸我好，我的神经就绷紧一点，身边人都说我差，我就尽力让自己觉得自己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