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诞辰110周年｜从荒诞中找寻意义

荒诞既是一种人生境况，也是一份在世体验。伴随着现代性的萌芽与奠基，宗教与科学的此消彼长把人抛向无限的宇宙，人类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自身的渺小，并开始意识到理性的局限性，进而认识到人的有限性、存在的偶然性，荒谬这朵被遮蔽了两千年之久的奇葩开始慢慢展露出它的真容。随后的几百年间，这朵奇花在无数园丁的培育与呵护下变得娇艳欲滴，绚烂夺目，甚至对整个思想森林都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因为它不仅是对僵化思维模式的摇撼解构，也体现着主体意识对既有理性逻辑的超越与扬弃。其中，最伟大的园丁无疑是20世纪法国思想家、文学家阿尔贝·加缪，这位有着迷人外表和深刻灵魂的美男子这样定义这株奇异的花朵：清醒的理性对其局限的确认。

阿尔贝·加缪

无处不在的荒诞

《庄子·田子方》中讲过一个关于孔子的意味深长的故事，说有一天孔子终于见到了自己特别崇敬的思想家——温伯雪子，却看着对方一句话也不说。后来，困惑的子路问老师为何这样做，孔子回答说：“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在孔子看来，像温伯雪子这样大道存身之人，只要用眼睛一看就知道了，也不需要再用语言了。在如今传世的加缪相片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一位目光深邃的哲人形象，只看一眼便知这不是一个凡人。正是加缪，有史以来第一次将荒诞提升到了哲学和美学高度，并对之后所有的文学和艺术流派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西西弗神话》

在著名的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1942）中，加缪对荒诞进行了精微独到的论述。首先，他清醒地指认了作为感觉的荒诞的无处不在：荒诞感，在随便哪条街上，都会直扑随便哪个人的脸上。这种荒诞感就这般赤裸裸叫人受不了，亮而无光，难以捉摸。更为荒诞的是，一切伟大的行动和思想，其发端往往都微不足道。伟大的作品往往诞生于街道的拐弯处或饭店的小门厅。归根到底，机械般的日常生活所引发的厌倦、无聊和忧虑触发了这种人生的荒诞感，这便有了加缪那段著名的文字，他用最普通的现代人的生活图景绝妙地表述了现代人日常生存状态的荒诞性：

起床、乘电车、工作四小时、吃饭、睡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依靠同样的节奏重复下去。不过某一天，“为什么”疑问油然而生，于是一切就在这种略带惊讶的百无聊赖中开始了。

当然，身为文学大师的加缪并不满足于通过随笔阐释荒谬，他在同一时期创作的著名小说《局外人》（1942）让人更加真切地体认和触摸到荒诞的真面目。小说主人公默尔索作为生活的“局外人”，深感生活的虚幻、无聊和厌倦，对外部世界的一切都抱着漠然的态度，他已然成为自己的陌生人。母亲的死亡，情人的爱恋都不能激起他内心的波澜，相信看过《局外人》的读者都无法忘记它的著名开头：“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在此，默尔索对自己的生命抱着一种听之任之的冷漠态度——这是人类意识到自身存在的荒诞性，却又无可奈何而被迫采取的一种消极的生命姿态，冷漠的表象下透射出对世界的荒谬本质的彻悟。然而，正是对荒诞的醒悟使默尔索的麻木、消极和冷漠获得了高度的哲学意味，荒诞感被人格化了。

于是，荒诞在一个上帝已然历史性退场的世界中迎来了大爆发——在萨特以日记体沉思人对世界的偶然性和不可知性的《恶心》（1938）中，在博尔赫斯现实与虚构交错、幻影与梦境交织的《环形废墟》（1944）中，在贝克特梦呓般对白所希冀到来却永远都是进行时的《等待戈多》（1953）中，在尤内斯库科幻气质与狂热叙事并进中人退化为动物的《犀牛》（1960）中，在约瑟夫•海勒“只有疯子才能获准免于飞行”的《第二十二条军规》（1961）中……荒诞以绝望、恶心、虚无、异化、黑色幽默等各种面目不断出现，犹如川剧中的变脸，令人目不暇接，但它们对荒诞的表达都指向同一个中心，即意义的缺席。而在加缪的《局外人》中，这种被人格化且具有高度哲学意味的荒诞达到了文学性的巅峰。在后世读者心中，《局外人》就是荒诞文学的巅峰之作。

在加缪所建构的世界里，人的生存没有了目的性、必然性、神圣性和无限性，非目的性、偶然性、琐屑性和有限性成了生存的真相。于是，我们看到以加缪为代表的荒诞文学无情地抹去了诗意的神话，残忍地揭示了人类生存的真相——生存降格为活着，而这活着就是活着的唯一依据。这无疑沉重地打击了人类的自尊，以非理性的重炮摧毁了人类几千年来建立起来的形而上学的精神大厦。残酷的是，这些特点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的今天，并在碎片化的微时代呈现出放大的趋势。

我反抗故我在

加缪的伟大在于，他不仅深刻洞察到荒诞的本质，而且他为那些在荒诞中苦苦挣扎的人们指明了一条道路：反抗。在加缪看来，应当以反抗去对抗荒诞，人类只有在与其阴暗面永恒的抗争中，才能重拾生存的尊严。如果没有这样的反抗，荒诞只能把人引向自杀，这将仅仅是一种逃避与屈服。由此，加缪生发出一种宏愿，他希望从个人孤独的处境中走出（尽管他笔下的人物都是一个个孤独的个体），与更广泛的人类连为一体——他要把单个的“我”扩展至集体的“我们”，将个体独自一人的内心抗争引向一群人共同的全面奋战。于是，他写下了那句振聋发聩的名言：“我反抗，故我们存在”。这种反抗将使一个人走出他自身的孤独与个人逻辑的困境，他依然为自己而奋斗，同时与他人并为他人而战。这正是加缪对人类的大爱，也是他真正的理想主义之所在。

《局外人》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再回看他的《局外人》，便多了一份同情之理解与理解之同情。一个人与周遭世界的疏离、隔阂与格格不入，乃是源自于他对社会通行准则的蔑视，从而成为社会中的“异己”，这正是加缪所推崇的“反抗哲学”。他说：“一个能用歪理来解释的世界，还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这种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与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诞感。荒诞本质上是一种分裂，它不存在于对立的两种因素的任何一方。它产生于他们之间的对立……它不在于人，也不在世界，而在两者的共存。”在此意义上，荒诞感非但不是麻木不仁的近邻，而是它的反义词，正如加缪在《局外人》序言中对默尔索的积极评价：“他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著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

窃以为，加缪全部作品（无论是小说、戏剧还是随笔）的核心要义正在于这种反抗哲学，它让加缪为这个无意义的荒诞世界注入了意义，正如他的动人自白：“我一直坚持认为，这个世界并无超凡的意义。但我知道这世界上的某种东西是有意义的，那就是人，因为人是唯一提出了生而有意义的生灵。”因此，加缪始终在寻找人类身上无法磨灭的人性，这是他一生汲汲以求的目标。如此看来，瑞典皇家学院授予加缪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可谓一语中的：“就加缪个人而言，他已经远远地摆脱了虚无主义。他那严肃而又严厉的沉思，试图重建已被摧毁的东西，使正义在这个没有正义的世界上成为可能，这一切都使他成为人道主义者。”在获得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加缪在瑞典乌普萨尔大学发表了题为《艺术家与他的时代》的著名演讲，其结尾处的话语振聋发聩：

美……在长远或短暂的期限内，都只能为人类的痛苦与自由服务。……是成千上万的孤独者激起、活跃、保持了这希望，他们的行动和作品每日都在否定历史的边界及其最粗俗的表象，以便让始终受到威胁的真理在一瞬间闪出光辉，而这真理是每个人为了大家树立在各自的痛苦和欢乐之上的。

凡是读过加缪作品的人，都不难对苏珊·桑塔格在《加缪日记》一文对他的评价心有戚戚：“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用加缪自己的话说，“艺术家真正出于对同类的爱而进行辩护”。这份深厚的爱意，将加缪与世界、与他人、与自我联系在一起，使他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没有成为一个局外人，而是以一个反抗者的姿态，为所有人射出“一支最刚劲的自由之箭”。

要知道，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加缪不仅支持阿拉伯人对平等生活的追求，而且从1937年到1957年的整整二十年，他一直关注着阿拉伯人的生活境遇，他比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更了解他们的苦难，也更愤慨法国政府政策上的无能。加缪认可阿拉伯人的独立诉求，但他无法接受他们为达成此目标而使用的手段：向无辜者展开恐袭。加缪坚持认为，真正的正义不会在暴力中诞生，而必须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与信任。在如今这个战争依旧频仍的动荡时代（尤其是近来再度爆发的巴以冲突），加缪的真知灼见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对此，加缪一生的友人与敌手保罗·萨特为他撰写的悼文表述得最为准确和感人：

他在本世纪顶住历史潮流，独自继承了源远流长的警世文学，警世作品也许堪称法国文学的最大特色。他以那种固执的，既狭隘又纯洁的，既严峻又耽于肉欲的人道主义，向这个时代种种巨大的、畸形的事件展开胜负难卜的战斗。但是反过来，他以自己始终如一的拒绝，在我们时代的中心，针对马基雅维利主义和拜金的现实主义，再次肯定了道义的存在价值。

地中海思想

对出生于北非的加缪来说，西北欧与地中海构成了相对的两个世界。在西北欧阴郁、专横和令人绝望的世界里，彻底的荒诞、冷漠与绝望吞灭了人的存在。而到地中海，感性的欢快与荣耀让人时刻感受到生命的力量。于是，我们看到成年后的加缪不断回到他阿尔及尔的故乡，并骄傲地告诉人们：“你会爱上阿尔及尔的，是那些大家一眼就能看到的东西：每条街拐角处都能看到的大海、有些炙热的阳光、人身上的肤色之美，在这种肆意袒露与献祭之中，又总是浮动着一缕暗香。在巴黎，你会怀念广阔的空间和鸟儿飞翔的翅膀；在这里，你至少是心满意足、别无所求的，你可以真切丈量出自己的财富。”

《反抗者》

这便是加缪在《反抗者》（1951）中推崇备至的“地中海思想”的渊源，这一思想的精髓在于坚持对人的信念，对生活的热爱，赞美这个世界和生命的美好，但是也对这个世界的阴暗面——荒诞，有着清醒的认识，而拒绝盲目乐观。不难发现，“地中海思想”吸收了古希腊生活智慧中节制、中道的思想，与中国传统儒道思想的观点如出一辙。古希腊人的思想总是坚守着限度的观念，没有将任何事物推向极端，无论是神圣之物还是人的理性，这又与我国先哲老子告诫世人物极必反的思想异曲同工。因此，《文学杂志》主编让路易·于这样形容，在《反抗者》中我们看到的是加缪那颗“希腊的心灵”，它赞美地中海的阳光与大海，相信对生命的热爱能够驱除对生活的绝望，始终坚持与现实中的各种阴影和恶进行不懈的斗争，始终憧憬着一个充满地中海般光明的世界。

是的，这位绝世美男子有着一颗“希腊的心灵”。他无数次赞美地中海的阳光与大海，相信激情与爱能够驱除绝望。多少次他回到地中海礁岩边的古城——蒂巴萨，坐在港口的一家小咖啡馆里，眺望远处的地中海：“浩阔的海面上是正午时分的寂静。一切美的存在都会为自己的美而感到自然的骄傲，眼前的世界，四面八方都在显示出这种骄傲。面对这样的世界，……为什么我要否认生命的欢乐呢？……我无法不让自己索要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正在给予我的生命的骄傲。在蒂巴萨，我所看见的就是我所相信的，我不会固执地去否认我用手触摸到的、我的嘴唇所亲吻到的东西。”人世之上没有幸福，晨昏之外没有永生。从荒诞走向反抗，除了阳光、亲吻和荒野的芬芳，一切都微不足道。

加缪曾在随笔《谜》（1950）一文中这样写道：“我所依靠的是对阳光的本能的忠诚，我出生在阳光之地，那里的人们数千年来都懂得向生活敬礼，即使是在痛苦之中。”正是这份“地中海思想”，让加缪虽然早早饱经生活之苦，却从来不怨天尤人，而是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同时，他的人生观积极而不诉之于恨，从未曾对人性失望，“在人身上，可赞之点多于可鄙之处”。“我对人关心，我对人类绝无轻视态度……在我作品的核心，总有一颗不灭的太阳。”这颗不灭的太阳正是得自于他北非地中海畔的生活体验，串联起他的全部作品的内在激情，将人类的真实情境在阳光下暴露无遗，进而层层摧毁自欺的帷幕，直指人性、人生乃至世界的根本荒谬，再逐步引领自觉的新人通过反抗踏上自由之途。

如今，以加缪为代表的荒诞文学的热潮早已褪去，但荒诞依然在人的日常生活和世界的各个角落随处可见，在这个被碎片化和人工智能双重裹挟的时代继续变幻着它的种种面目。这不是世界末日，而是人类在经历了理性的二度高涨，以及非理性的蓬勃发展之后，面对世界时的清醒意识和冷静姿态。当然，面对无处不在的荒诞，冷眼旁观或一笑而过都是不够的。如果荒谬的人生和世界的一片阴影，那么对荒谬的讨论本身，终将引领我们重归阳光之下。因此，加缪反对自杀的反抗哲学在任何时代都显得弥足珍贵，成为他留给后世的不朽遗产。进而言之，在荒诞中找寻永恒，从虚无间生发意义，向无聊处借取灵感，问闲暇时可有创新，乃是贯穿现代人一生的真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