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读书》“换帅”风波

【编者按】

2007年，《读书》杂志经历更换主编一事，曾被媒体和业界关注。作为这一事件的重要亲历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原总经理樊希安在新书《美术馆东街22号：三联书店改革发展亲历记（2005-2014）》中用一篇文章讲述了“换帅”始末，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经授权摘发其中部分内容。

2007年春天，《读书》“换帅”的想法正式提出来。这里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国出版集团面临整体转制的新形势，对各单位的管理和要求更加严格；二是新闻出版总署为了加强对刊物的管理，一再重申期刊主编必须由单位内部现职人员担任的规定，如有违背者限期进行整改；三是汪晖、黄平的工作更加繁忙，有时还较长时间出国访问，他们对办刊确实有点顾不过来，已流露出“去意”。

坦率地说，刊物“换帅”是我提出来的，我是“始作俑”者。有人把“换帅”归结为三联领导前后任之间关系所致，是后者对前者做法的否定，这样的说法没有根据。

我所以将《读书》的问题提出来，完全是从管理刊物的角度、从刊物长期发展的角度提出问题。这个问题在2006年下半年就提出来了，一方面为了稳定，一方面也是没有考虑好合适接替人选，就被“搁置”下来。到了2007年春天的新形势下，这个问题的解决不能再拖延，便提上了店领导班子的议事日程。因为伟民同志1998年10月就调入三联书店工作，对情况熟悉，问题也看得准，他对“换帅”的提议予以支持。我俩意见高度一致，并就此向中国出版集团有关领导做了汇报，得到了领导的支持和认可。

《读书》“换帅”并不涉及我对两位主编的看法，说白了，并不是因为我对两位主编有看法才提出“换帅”的。在为数不多的接触中，我对汪晖、黄平印象良好，两人学养丰富，温文尔雅，对办好《读书》尽心尽责，付出许多心血。他们又都是学界有影响的学者、专家，受许多人推崇。我也读过他俩写的著作，确有独到见解。我从心里尊敬他们，有时也为没有更多的交流、达成心灵默契而遗憾。

《读书》“换帅”提上议程之后，因为要开店务会研究，要处理好有关事项，要物色接续人选，消息是难以保密的，我们也没打算保密。我们分别征求了店里老前辈、老领导范用、倪子明、王仿子、仲秋元、沈昌文、董秀玉、林言椒等人的意见，他们一致表示同意。我们还在刊物内部人员中征求了意见，多数人同意调整，也有人表示汪晖、黄平把刊物办得很好，和大家处得有些感情，不同意“换帅”。

在这种情况下，店领导班子反复研究，为审慎起见，暂不提出具体的运作方案。刊物内部有人将此消息“透露”给汪晖、黄平。6月16日，内部有编辑在博客上暗示《读书》更换主编。所有这些，使汪晖、黄平产生了一些误解，为我们接下来的工作造成了困难。我受伟民委托，几次找汪晖、黄平研究此事，但都因他们工作忙难以成行。

2007年6月25日，店领导让人事部门负责人潘建、唐思东征求黄华、舒炜、夏丽英、郑勇等中层骨干的意见，他们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有的同志还提出：“有人把事情捅到外面去，应该处理，要借这个事儿提醒大家，写博客可以，但不能把工作上有关的事写上去。”在征求各方意见之后，店里基本形成接替人选的方案，但还想征求一下汪晖、黄平意见再定。

由于迟迟不能和汪晖、黄平见面，我和伟民同志2007年6月2日拟定的《谈话提纲》也迟迟派不上用场。正在思量如何推进之际，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有人在网上发布消息，称将于6月30日在上海国安宾馆举办《读书》十年（1996——2005）文选座谈会。会期一天，参加人有汪晖等全国各地学者二十余人，名单上有《读书》杂志两名编辑，还邀请了多家媒体参会。对这样一个和三联书店有重要关系的会，三联书店领导竟没一人知情！我分管《读书》，也没有人给我说过这件事。会议主办单位虽是上海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而非《读书》杂志，但出《读书》十年文选却不让三联书店领导知道，这有些说不过去。店里有同志把网上会议通知下载复印交给我和伟民，我们对此有一些想法，这就促成了调整刊物主编进度的加快。事实上，媒体上已在炒作《读书》“换帅”这件事，正在形成“山雨欲来”之势。

最早登出《读书》杂志“换帅”消息的是《新京报》。《新京报》记者张弘在孟晖博客上获得《读书》酝酿“换帅”的消息后，对有关各方面做了采访，在《新京报》文化新闻头条做了报道。报道全文如下：

今日，《读书》杂志编辑孟晖博客写文章暗示《读书》即将换前主编。三联书店副总经理樊希安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回应，由于《读书》订户量下滑严重，他们正酝酿调整。《读书》前主编沈昌文证实曾被征求意见，他赞同更换主编。《读书》两主编汪晖、黄平表示本人未听到换帅消息。

当事人

汪晖、黄平不知要换帅

《读书》杂志编辑孟晖6月16日在博客中暗示《读书》将更换主编，她在回答博客访客提问时写道：“马上会听到让你意外的消息的”，“我想，我非常幸运的事情之一，就是能够在汪晖和黄平的手下工作”。记者就此联系了孟晖，她回绝了采访。

记者即向《读书》杂志主编黄平、汪晖求证，黄平称刚从上海回来，不知道有什么消息，也没有看到孟晖的博客。汪晖也表示不知此事，“我目前还在主编《读书》，不知道有人员调整”。

管理层

樊希安： 正在想办法调整

《读书》杂志上级主管领导，三联书店副总经理樊希安没有正面回答主编调整问题，但他称《读书》确实遇到了困难，今年的订户量下滑严重，引起了管理层的注意，正在想办法调整，“我们正在酝酿，目前确实没有定论”。

前任们

沈昌文： 我赞同更换主编

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读书》前主编沈昌文肯定了消息的真实性，“我听到过传闻，说《读书》要换主编。三联书店的领导前不久来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同意更换主编”。

而沈昌文的接任者，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董秀玉表示，“是汪晖、黄平自己想辞职了，他们出‘《读书》精选’丛书的意思，就是对这十多年《读书》的总结。但是，由谁接手主编正在讨论之中”。

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读书》创办人之一的范用表示不知情，但支持更换主编的做法，“我不知道《读书》有人员变动，但是我希望《读书》能调整得更容易读懂。现在的《读书》，我只有少数文章能读懂，希望《读书》调整以后，学术性不要太强，姿态放低一些”。范用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表达对《读书》不好读的看法。

范用还推举了自己心中的主编人选：“如果要调整主编人选，吴彬就可以，她编《读书》有几十年了，李学军也行。”

紧接着，其他一些媒体也跟进做了报道。

作为回应，汪晖6月26日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刘净植的专访，对话文章发了整整一个版。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只显示一下这篇文章中的标题。

大标题：汪晖谈《读书》 坚守思想空间

小标题：

▲ 如果所有最重大最深刻的问题我们都不能去触及，这叫什么人文精神？那不是把《读书》变成消费品吗？

▲ 对《读书》风格的争论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 反思性的文化到底还有多少存在的空间和余地？

▲ 十一年来，《读书》的印数大概在九万到十二万之间起伏，今年也并没有所谓的“订户量下滑严重”。

▲ 我们需对自己十一年做过什么有个总结，也希望能够缓和地完成过渡。

▲ 坚守这个空间，无论是我们继续做，还是别人来做，我希望中国有这样的空间在。

在这洋洋洒洒的几千字的专访中，汪晖“隔空对话”，回应了三联书店“换帅”的做法（这些看法双方私下没有交流），而更多的则是谈他对“读书”风格、理念以及主持《读书》十一年来对办刊的看法。前者只是在我们三联书店内部引起反应，而后者就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围绕《读书》现有风格在网上引起众多争论，从此“换帅”风波在网上蔓延，形成互联网上的一个“事件”，而新闻媒体的推波助澜，也把《读书》“换帅”这件本来不大的事推到了“风口浪尖”。三联书店在这种状况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在中国出版集团和上级有关部门支持下下定决心，加快《读书》“换帅”进度，以尽快平息这场风波。

在联系不上汪晖的情况下，我们积极和黄平沟通。我通过短信和电话的方式，把店领导班子调整《读书》主编的初步想法告诉黄平，并通过他转告汪晖，征求他们对调整主编人选方面的意见。其间，我和黄平做了多次沟通。后来我们终于联系上汪晖，并邀请他于7月3日上午到店里讨论《读书》改组问题，向汪晖表达了改组的意愿，并征询他的意见。

7月9日晚上，三联书店领导班子就《读书》杂志主编调整召开专题会议，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汪晖、黄平意见的汇报，分析各种利弊，最终确定了调整时间、接任人选、相关跟进工作一揽子调整方案。这个方案的要点： （1）尽快调整；（2）副总经理、副总编辑潘振平接任《读书》主编，吴彬任执行主编，贾宝兰任执行副主编。张伟民同志责成我就上述内容和汪晖、黄平沟通，并亲笔起草了沟通《要点》，内容如下：

汪／黄先生：

一、昨天晚上三联班子认真研究了你们两位包括黄先生短信传来的意见，结果是原定意见不变。今天我们将在内部宣布这一决定，对于双方未能在过渡时间问题上达成一致深感遗憾，再次请你们对我们的决定予以理解。

二、我们原来商定，两位先生离开，以你们提出不再任《读书》执行主编的方式为好，请问你们是否能明确表达这一意愿？如果不能，三联只好回避这一提法。

三、希望我们双方都能从维护《读书》和三联利益的大局出发，客观、冷静地处理此事，不要把我们内部协商的问题包括分歧公之于众，引起媒体的争论和炒作，那只会给双方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希望我们共同面对可能出现的情况，通过双方的积极努力，把震动降低到最小程度。

而在此前后，黄平托李学军给张伟民带来一封信，伟民同志在店领导班子成员中做了传阅。黄平信全文如下： 三联书店张伟民书记并三联社委会各位领导：

你们好！

《读书》编辑部下一步怎么安排，我没有任何权利干预出版社领导班子集体决定，只是希望再次明确提出一点意见供你和社委会参考： 无论什么安排，都要以开好十七大这个大局为重，建议十七大后再出台新方案。

我在今天下午曾经发给你们一封信（因为没有老张的手机号码，故发到了老樊的手机上让他转）：“老樊并转老张： 强烈建议三联领导不论何种关于《读书》人事改组方案一定等到十七大以后再出台。《读书》内外关注者众，难保媒体及网络不炒作，甚至恶意‘上纲’。为确保十七大以前不出差错，特请慎之又慎。黄平”

晚上我又发了一封短信：“不论三联领导班子怎样决定，我无权干涉，只是时机把握上务请以大局为重，确保十七大前不出岔子。黄平又及。”

为表示郑重，我再次把我的上述意见写出，供你们权衡，希望引起你们的高度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黄 平

                                                             2007年7月9日

7月10日早8点05分，我和黄平通了电话，黄平讲了三点意见： 一是“保留”“十七大”之后再动的意见；二是不再担任《读书》执行主编“不能由我提出”；三是对第三点没有异议。我和黄平通话后即和汪晖联系，结果对方电话不接、发短信也未回。鉴于这种情况，我于下午2时07分，把沟通《要点》用短信方式全部发给汪晖。后经过有关人员从中联系，我们和汪晖约定当天下午到其所在的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办公室进行沟通。

此事即使过去了十多年，我对当时沟通的场面仍记忆犹新。在媒体高度关注、网上已在炒作的情势下，我们不能不慎重。我和张伟民两人一同前往，在人文学院的一个小会议室见到了汪晖。双方会面的气氛还算良好。落座之后，伟民讲了有关情况，然后由我具体沟通。我一句话都没多说，只是照起草好的意见念了一遍。内容如下：

一、关于不再外聘主编。

两位学者兼《读书》执行主编已有11个年头了，在你们辛勤操持下，《读书》这十多年得到了较大发展。在今天所以要改变这种主编外聘方式，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三联书店转制为企业的要求。

目前，随着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三联书店即将由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生存和发展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必须在坚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注重经济效益，努力做大做强。主管单位每年都跟班子全体成员签订双效业绩考核责任书，图书、期刊利润都要在上一年基础上有所递增。面对激烈的竞争，单位的经营压力越来越大，需要刊物主编在办好刊物、增加社会影响的同时，承担起重要的经济责任。

2.强化经营的需要。

《读书》杂志近几年，尤其是这一两年来销售量出现下滑，2006年利润下降了28万元，今年1—5月，实际销售册数下降了52668册，平均每月下降1万册以上，比去年同期下降12.56%；净收入减少186879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3.48%，这在经营上是个严重的信号，已引起店领导班子的高度关注。因而要改变目前的这种状况，靠现在的体制会遇到一些困难。

3.着眼于《读书》长远发展和队伍建设的考虑。

除了加强刊物的经营管理，不再采取外聘主编的方式，也有利于刊物的长远发展和队伍的培养、更新。此外，这样做也符合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期刊主编应由主办单位内的现职在编人员担任”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读书》主编的酝酿人选。

谁来接任主编，经初步酝酿由潘振平担任。潘振平在店内分管周刊，有办刊经验，在学界也有影响力。执行主编，《读书》杂志编辑部的吴彬是比较合适的人选。吴彬很早就进入《读书》担任编辑，一是资格老，经验丰富；二是在思想文化界有一定影响，人望较高，有比较丰富的作者资源。

三、关于对两位执行主编履任期间的评价。

两位学者兼《读书》执行主编11个年头了，当时三联决定聘用两位学者的做法是正确的。两位学者为《读书》的发展呕心沥血，做出很大成绩，《读书》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学术品位提高，社会影响扩大，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对两位执行主编的辛劳和贡献，以及为刊物发展做出的不懈努力，我们非常感谢。两位执行主编和编辑以及店内的同志合作十分愉快，也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我们希望两位学者能够一如既往地支持《读书》，为它的发展壮大做出贡献。我们也一定会继续尊重你们，注意采纳两位的意见和建议。

汪晖话不多，但明确表示了自己有一些想法。不久，在《南风窗》刊登的“《读书》事件四人谈”，汪晖讲述了这次见面的情况：“7月10日，他们再次表示要见面商谈，主要内容仍然是重申： 根据改制的要求，第一，主编不再聘兼职；第二，中国出版集团领导看了《新京报》报道后十分重视，要求从快解决，也不留过渡期，以免舆论的蔓延。”“我对他们说： 无论对于编辑内部外部还是社会舆论都无法让人信服，它生成的动荡会伤害《读书》杂志。在这三个背景下我们不可能同意三联书店领导提出的由我们主动提出辞呈的建议。”在这一过渡期的问题上他和黄平意见一致。这一问题成了双方意见不一致的焦点。此外，还有一时难以消除的误解。当时情况是沟通过程完成了，但沟通效果不好。离开清华大学，我和伟民心情都很沉闷： 也只能这样了，有些误解待日后慢慢消除吧。回到店里之后，就调整方案公布后引起的社会影响，我们也进行了预估，提出慎重对待、谨言慎行的原则。此时网上的议论日渐增多，本来这只是正常的人事调整，不意间却成了关于《读书》风格、办刊倾向等等的争论，这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我和伟民同志一致意见是： 我们只是为了加强经营管理而调整，而不介入杂志风格、倾向和社会思潮方面的争论。实话说，当时我也听到一些对《读书》杂志内容的反映，包括有人认为，汪晖、黄平主事后《读书》离大众化越来越远，离学术化越来越近了。有人认为《读书》现在择稿用稿有“小圈子”倾向，太偏于某种社会思潮了，云云。比如作者魏英杰就曾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认为：“以《读书》杂志当前的编辑方针，读者反映以及市场情况，确实有些危机。简单说汪晖时代的《读书》杂志，文字晦涩难懂，思想上过于‘左倾’，致使许多读者不满，乃至出现订户数量严重下滑现象。对此，汪晖等人必须有所反思，或者主动让贤。”而这些都不是三联书店“换帅”的理由。谁当刊物主编都会有自己的风格，不能求全责备，更不能乱扣“帽子”。当然，兼听则明，为了把《读书》杂志办得更好，我们应该听取不同方面意见，尽量避免上述议论讲到的这种情况。

为了慎重起见，三联书店在对外宣布《读书》杂志主编调整方案之后，专门起草了面对记者采访的意见，供领导班子各位成员遵循。我因分管《读书》杂志，接受记者采访较多，对所有采访都“照本宣科”。现在我还保留着答记者问的“这个材料”。具体内容如下：

三联书店负责人接受采访，就《读书》杂志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记者： 最近有媒体和网站在议论更换《读书》杂志主编问题，三联书店对此有何考虑？

三联书店负责人： 大家知道，《读书》杂志自1996年起，聘请社科院学者汪晖、黄平先生兼任执行主编，负责刊物的编辑工作，一直延续至今。前几年，由于两位学者的研究、教学工作十分繁忙，他们曾经表示在适当的时候辞去执行主编的愿望，但三联方面一直没有提到日程上操作。目前，三联书店面临中国出版集团整体转制的新形势，集团对各出版单位的管理和要求都更加严格。《读书》是中国出版集团主管、三联书店主办的一份重要期刊，应当符合出版总署关于期刊主编须由主办单位现职人员担任的规定，避免刊物编辑工作与其他工作特别是经营工作脱节。为此，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就优化《读书》杂志管理方式问题，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了深入的调研。

记者： 三联书店打算如何调整《读书》杂志的管理方式，今后谁来主持杂志的工作？

三联书店负责人： 这是当前读者和一些媒体关心的问题。首先，我要说明，提出研究这一问题，完全是基于优化管理方式的考虑，以便适应中国出版集团和三联书店转制的需要，全面加强《读书》杂志的内部建设，改善经营管理，规划和促进《读书》的长远发展。最近，我们就此与汪晖、黄平先生多次进行磋商。汪晖、黄平先生对此表示理解，也表达了他们的意见。

基于上述情况，经三联书店领导班子研究决定，汪晖、黄平先生不再担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由三联书店一位副总经理、副总编辑任《读书》杂志主编，两位《读书》杂志资深编辑任执行主编、执行副主编。

记者： 《读书》更换主编后，对刊物今后的发展有何设想？

三联书店负责人： 具体方案恐怕要由主编和执行主编、副主编提出。我只能说点原则的意见。首先，《读书》是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杂志，这一办刊宗旨和定位不能变。其次，《读书》要一以贯之地坚持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独立思考、兼容并包的办刊理念和品格，成为广大知识分子和读者讨论研究问题的园地。第三，《读书》既要“固本”也要“求变”。所谓“固本”，是指要坚持《读书》之所以为《读书》的那些本质的东西，发扬光大《读书》创办28年来各个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所谓“求变”，是指要与时俱进，伴随时代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内容和形式。一个刊物，只有创新求变，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读书》是一份在知识界有巨大影响并被广泛关注的杂志。长期以来，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等各界读者以及媒体，一直热情地关心、支持《读书》。三联书店和《读书》杂志十分感谢大家。我们一定以不懈的努力，争取把《读书》办得更好，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记者： 您能否谈谈对汪晖、黄平两位学者主持《读书》杂志编辑工作的评价？

三联书店负责人： 概括地说，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富有成效。在两位学者主持下，《读书》坚持了既定的办刊宗旨，杂志的论题与社会现实联系得更加紧密，讨论的深度和广度有了新的拓展，发展了一批新的作者和读者，进一步扩大了《读书》在国内外的影响，等等。当然，他们的工作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正如汪晖先生所说，他从没觉得《读书》是理想的或完美的。我们也注意到一些读者对《读书》的意见。汪晖、黄平先生主持《读书》杂志编辑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发生的变化，是一个有目共睹的实事。11年来，两位学者有各自繁重的本职工作，在百忙中不辞辛苦，为《读书》的编辑工作及刊物的成长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宝贵贡献。借此机会，我代表三联书店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深深的敬意。

《美术馆东街22号：三联书店改革发展亲历记（2005-2014）》，樊希安 著，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