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视角下的明清制度与社会

2023年10月29日，由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主办的“多元视角下的明清制度与社会”青年学者工作坊在沪召开。来自上海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香港大学、武汉大学、宁波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等多家机构的近二十位学者参加了会议。

与会者合影

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王皓副教授主持了开幕式。上海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宁镇疆教授在欢迎辞中表示，学术发展创新需要对话与交流，以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发展，本次工作坊为诸位青年学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交流机会，希望借此契机，打通明清时段各分支领域的学术联系，期待与会学者能够切磋学问，共同进步。

在专题报告环节，报告人围绕着“文化与人群”“制度与文献”“风俗与信仰”“贡赋与社会”等四大主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一、文化与人群

张怡雯（宁波大学历史学系）首先报告了论文《从行轮之议到测绘实践：〈上江图〉绘制始末考》。张怡雯提出，早在19世纪末，英法列强均有意开发长江上游航运，但限于技术，仍有犹豫。供职于徐家汇天文台的法国人蔡尚质（Stanislaus Chevaliev），自行测绘了长江宜昌至屏山段江道和沿江地貌，即《上江图》，这也是首部基于现代测绘技术的川江地图集。由此又可见，19世纪末在华外侨与母国殖民政府的关系：列强在远东地区，特别是在中国长江流域的利益争夺这一时代背景下，个人科学考察往往会被纳入母国殖民活动之中。与谈人就中国海关与徐家汇气象台的关系、蔡尚质的科考行动与母国新耶稣会之关系、《上江图》测绘过程的经费来源等问题与报告人进行了交流。

阮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报告题为《晚清武童的餐食与浙南山区社会——以〈同治七年阙翰鹤武童试应试簿〉为中心》。该文利用阙翰鹤登记武举经营活动的《应试簿》，梳理了武童的餐食特征及饮食结构，可以发现，考试期间武童们的蛋白质摄入丰富且荤素搭配，通过与同时代不同区域民众对比可知，这样的餐食摄入水平是超出同时代中国其他民众的，乃至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工人群体不相上下。在既有研究基础上丰富了对清代中晚期武举群体的认识，进而探讨武童餐食所反映的浙南地方社会。与谈人就文中提及物品分类方式、银钱比价数据、账簿的解读与利用等问题展开了评论。

第三位报告人林秋云（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论文以《名伶、洋场才子与晚清上海的梨园文化》为题。其在文中指出，晚清上海才子与伶人的交往颇具特色，与以往历史时期及同时京津地区大为不同。一方面，戏园经营面向市场，伶人更加注重提升个人演艺素养，以求经济回报；另一方面，上海受到西方文化影响较深，注重交往礼仪的同时，也在公共舆论场域多有发声，营造出了较为平等的才子、伶人关系，甚至出现了“造星”的趋势。才子与伶人的关系变化，也是两种人群在近代地位升降的绝佳体现。与谈人认为，西方思想对洋场才子的影响这一观点颇具新意，值得探讨，相关史料弥足珍贵，还需进一步深入挖掘。

二、制度与文献

第二组共有三位报告人。余璐（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报告题目为《明代文官考察中的罢黜有额惯例》。其以明代内外察出现的罢黜数目为引，指出明代京察大致从成化、弘治以后，逐渐形成了一种前后相沿的罢黜额数，但从实录、文集等资料来看，时人评论此现象要远滞后于现象出现的时间，大致嘉靖中期方才出现。嘉靖朝的内外黜额均有提升，大抵翻倍，此一时期，舆论对罢黜“必求足额”“不失常额”多有不满，正是时人对滥黜多黜的担忧，方才令该惯例得到关注，进而被记录下来。然而考察有额的惯例并未废止，反而延续至明末，并催生出了抚按察前类劾、科道拾遗例额等惯例。与谈人的评论主要围绕几个问题展开，如被罢黜之后的官员如何处置？是降调还是回籍？相反地，迁转官员是否存在限额？并对“官不久任”现象与罢黜有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第二篇论文是唐佳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国朝典故〉纂辑刊刻考——兼说明代子史丛书的编纂与国朝史书写的兴起》。作为明代首部编辑本朝官私史料的大型丛书，《国朝典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编纂细节、流传情况、文本源流在此文中得到了较好梳理，尤其是发现了关键的朱当㴐辑本，邓士龙对此本进行增辑、抽换、删汰、调整，方才形成了目前较为流行的《国朝典故》版本。明代小说、野史等文献的大量出现，以及国朝史意识兴起、出版业日渐发达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促成了《国朝典故》的问世。与谈人认为，唐佳红以文献为切入点，最后将点落到史学上，将文章拔高到了一定的高度，同时可以适当添加表格以增添文章的条理性，以便读者更加直观地了解相关信息。

叶鹏（上海大学历史学系）的报告题为《明清学额制度的起源及其嬗变》。他认为学额最初的概念其实是指生员定额总数，原本生员数量较少，随着生员名色增加、生员数量膨胀，逐渐发展出了各种限制措施，规定严格的每次考试入学人数便是手段之一。学额制度在晚明至清初的百余年中逐渐成型，原本较为波动不定的入学名额，逐渐被统一的固定数目取代，这也是明清制度极其显著的差异表现。与谈人就文章引用的书目版本注释条目，以及奏书刻印日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三、风俗与信仰

第三组的首篇报告是尹敏志（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明洪武初年庶人祭三代礼考》。文章提到中国古代重视祖先崇拜，祭祀礼仪系统而复杂，洪武初曾规定：品官祭四代、庶人祭二代，不久即改为：品官祭四代、庶人祭三代。但为何发生这一变革？何时发生变革？尚不清楚。尹文选取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宋刊明公文纸印本《汉书》纸背文书中的2件温州卫文书，分析了明初庶人祭三代礼变革的相关问题。文书内容主要是洪武六年千户所下发祭祀礼仪帖文，允许庶人祭三代，并颁“祀先图式”，后世常以为的洪武十七年胡秉中制定庶人祭三代礼有误，明人笔记、类书与清代方志记录多有附会。与谈人针对“日用类书”概念在文中是否适用等问题展开了交流。

华烨（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带来了题为《明中后期徽州的风水空间与宗族社会——以婺东济溪、大畈之水口纠纷为中心》的报告。所谓的“水口”指的是分布在坟茔、聚落水源出口的关口，宋明以后逐渐成为地方社会极为重视的风水象征，民众常常通过购置土地、种植林木等方式刻意营造风水景观。华烨选取了明中后期婺源东乡大畈村、济溪村之间的水口纠纷为例，深入考察了不同人群围绕水口形成的竞争关系。由此又发现，水口不仅在物理空间上成为了村落边界，也在社会心理上成为了秩序界限，推动了晚明地方社会对人地关系的新阐释。评论人认为，这一研究能够深化我们对明清聚落与宗族等问题的认识，并就明清的风水观念进行了讨论。

邵小龙（宁波大学潘天寿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的报告主题为《共生成为可能：试论山西神祠元明壁画中的宗教关系》。其选取了山西洪洞广胜寺水神庙、新绛稷益庙和高平仙翁庙三座神祠的元明壁画为研究对象，发现壁画中的神佛布局能够体现佛教信仰与民间信仰的地位差异，反映了外来信仰与当地信仰的融合、兼并，并且挖掘出了原有主神被其他神灵取代的历史事实，还原了彼时不同宗教、不同神祇的融合与对抗。同时，邵小龙也强调了图像资料在研究神祠空间时的重要作用。与谈人就全真道是否影响了当地庙宇的分布提出疑问，邵小龙认为当地庙宇多由士绅管理，与全真道存在联系的可能性不大。

蒋宏达（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以慈溪师桥沈氏族谱内收录的《师桥地境图》为研究对象，报告了题为《礼俗化的历史与历史化的礼俗：〈师桥地境图〉中的风水与传说》的论文。《师桥地境图》蕴含丰富的乡村礼俗信息，蒋宏达择取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个礼俗意象：太极图、新浦庙和沈师桥，力求剖析风水、传说背后的复杂历史意蕴，并进一步呈现区域社会内礼俗与历史的交融。与谈人就文中涉及的风水问题提出，当地风水是否具有成文规范？是否有一套完整的礼仪系统？报告人指出，在近期考察走访的过程中可以发现，慈溪乡村社会中的原有系统已被打破，原本的礼仪体系恐难见全貌。

四、贡赋与社会

最后一组报告人的论文聚焦于贡赋体制与区域社会。刘怡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首先报告了题为《14-16世纪赋役册籍中土地数字的意义及其转变》的论文。明代中叶江南地区的赋役改革是具有极强学术深度、极富工作积累的领域，前人讨论多将之置于江南重赋的问题脉络中，侧重于考察官民田科则的均平手段，对于土地数字的变动尚缺乏详细分析。文章展现了苏松的赋役征收从粮长制到粮区制的变化。与谈人围绕赋役册籍中的土地数字如何解读，嘉靖时期赋役摊征标准调整，为何赋役征派会出现从属人到属地的变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胡宸（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报告题为《跳出官私之分：明代景德镇烧造贡瓷差役分配研究》。胡宸从官手工业、私手工业的传统区分之外另辟蹊径，试图从国家资源配置及其变化的角度切入，观察传统手工业的发展。景德镇瓷器在明初多为临时性贡纳，与其他由工部统一调配的手工业活动存在较大差别。除例当应役的匠户外，雇役匠、窑户、里甲户、军匠均广泛参加到了贡瓷烧造当中。15世纪后期，景德镇贡瓷生产出现向典型官手工业转变的趋势，但因财政压力而未能成功，最终呈现“官搭民烧”的局面。评议人就窑户、匠户的应役实态，苏杭织造与景德镇贡瓷在国家资源汲取过程中的异同展开了讨论。

赵士第（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带来了题为《清前期制钱的“搭放—回笼”机制述论》的报告。学界以往多关注于清代铜钱的制度设计、铸造、流通、银钱比价等问题，对于制钱的“搭放—回笼”体系所论甚少。清代主要继承明制，调整了“搭放—回笼”机制，此制度在乾隆时期逐渐完善。清廷虽有多种方式发行制钱，但铜钱大量下沉至基层，回笼成本极大、效率极低，与制度设计初衷乖违。与谈人认为文章中清承明制尚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并交流了制钱搭放的手段、不同区域的体制差异等问题。

杜颢（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汇报主题为《清代滩涂垦殖西进与边疆社会转型：以钦廉沿海为中心》。此文利用档案、方志、日记等史料，梳理了清代钦廉沿海滩涂垦殖的历史，并着重讨论了王朝国家推进滩涂垦殖活动、边疆社会文化转型等问题。钦廉沿海滩涂资源丰富，但清代以前垦殖不兴，随着国家统治力量的介入，钦廉东部沿海滩涂逐渐得到开发。中法战争后，垦殖活动进一步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边疆危机与财政危机共同作用下，垦殖活动成为区域社会文化转型的关键推力。与谈人认为，目前文章偏向国家视角，地域特色尚可继续挖掘，且文章涉及中法战争、中越关系，应适当补充外文相关史料。

主题报告结束后进行的是小组总结与圆桌讨论环节，各位与会学者畅所欲言。总的来看，本次工作坊有三新：一是挖掘新资料，如张怡雯利用了大量法文资料、尹敏志使用了静嘉堂文库藏纸背文书等等；二是利用新方法，人类学、地理学、艺术史、档案文书学等相关的研究方法相互交叉；三是引入新视野，各位报告人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能够基于新史料，发现新问题，或是“老题新作”，在已有深厚学术积淀的问题上再添新见。工作坊虽然划分了四大主题，但不同组别的论文也有一定交流与呼应，与会学者抱持相近的学术旨趣，共同研讨明清制度与社会的变迁，寻找新的学术“兴奋点”，激发学术灵感。本次工作坊集中展示了上海及周边地区明清史研究的青年力量，为继续加强明清史不同分支研究者的学术联系与交流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