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提篮桥监狱，细说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在谷歌地图上，提篮桥监狱没有名字，只是虹口区东南角一大片方方正正黑色蓝色的屋顶。

1903 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拿着 6 万两白银在这里竖起高墙，建了监狱。

110 年里，这里关押过普通犯人，也关过进步文人、革命志士、汉奸，甚至日本战犯，在不同的语境里，它被称为“死亡之城”，“远东第一监狱”，以及“东方巴士底狱”。

在更久远的清朝乾隆年间，有条名为下海浦的吴淞江支流途经这里，下海浦旁边有个为渔民祈福的下海庙，为了方便香客进香，建了座宽 六 尺长三丈的小木桥，被称作“提篮桥”——香客们总是提着篮子，带着贡品。然而那是很久之前的故事了，监狱让这个地名的意义被永久改变。

“最早的提篮桥监狱，大门开在现在长阳路 111 号，后来逐步扩建，1916 年开始，监狱逐步向东向北扩展。到1935年，监狱基本定型，现在马路的南面是长阳路，北面是昆明路，再旁边是中山路，三面是马路。”在提篮桥监狱工作了四十多年的徐家俊拿出一张纸，给我们画当年监狱的示意图，“后来监狱地方大了，就把昆明路到长阳路这一段马路围在监狱之中，作为监狱的组成部分。”

自鸦片战争，上海的土地开始被外来者割据。英国人最初建起了这个监狱，管理者却不断易手，从公共租界工部局、侵华日军、汪伪政权和国民政府，到最后被新中国接手，提篮桥是近现代中国的缩微胶片，也是通往文明的另类桥梁。

1937 年，监狱遭日机轰炸，图为改建者正在查看监狱被破坏的状况。

研究监狱史的荷兰学者冯克认为“监狱是全世界都迷恋的有威望的象征”。在伦敦，本顿维尔（Pentonville）监狱于 1842 年投入使用，在首都伦敦的建筑中，是除了议会以外最昂贵和现代化的地方，而“监狱改良的历史，也是一部全球化史”。

提篮桥监狱诞生于 100 多年前的改良运动浪潮里。19 世纪末，出国考察的中国士绅记载风土人情之余，对监狱也颇多着墨。1876 年，工商界人士李圭在环游世界时，对美国监狱推崇不已：环境整洁，有食堂，被褥七日一换，生病可以治，狱中还有放风的地方！“故凡游览其中者，非特不觉其为监狱，即犯人监禁日久，亦忘其身在监狱也。”1890 年出使英国的薛福成，提到英国监狱亦满口赞誉，“牢狱亦亢爽洁净，不致釀为病疫，且设学堂、书库、庖厨于其中”。他们不仅为监狱的设施惊叹，而且还对西方牢狱的管理和“文明教化”方式印象深刻。西方监狱相比清朝方苞《狱中杂记》所描述的黑暗无人道的恶劣环境，有天壤之别。

1887 年，会审公廨（会审公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外国租界内的司法审判机构）的英国鉴定人在报告中指出：工部局对监狱的控制“有益于文明，以便中国了解这种不动用野蛮方法的惩罚也是有效果的，而野蛮的惩罚盛行于中华帝国。”

1903 年 5 月 18 日，上海提篮桥监狱启用，它的正式名称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监狱”，由于它位于“华德路”（后来更名为长阳路），也被称为“华德路监狱”。

提篮桥监狱狱房外的楼道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现代新式监狱，因地处租界，在报章亦被称为“西牢”。

相比中国士绅对西式监狱的推崇，中国民间社会对“西牢”的第一反应却是惊恐。上海滩两大报纸《申报》和《新闻报》都报道了租界监狱中的黄胆病“惨烈”情形。当日，《申报》甚至发表评论“何以西狱地甚清洁，并无凌虐索诈情形，而染病丧生者，竟较中国各狱为尤甚耶？”坊间流传着许多“西牢酷虐已甚，如此者大都九死一生”的传闻。提篮桥监狱启用后，一个名叫宋访泉的纵火犯听说自己要被关进西牢三年，竟然选择了“自缢于捕房”。

从 1901 年到 1906 年，《申报》就没说过西牢什么好话，经常撰文细数西牢种种弊端：洗冷水澡，被其害者无不受病；坐卧皆席地，犯人多患足肿；吃得不符合华人习惯；不能入内探视；语言不通，“情意隔膜”。

提篮桥监狱围墙，拍摄于 20 世纪 30 年代

1904 年 10 月《申报》报道：“关在公共租界牢房里的罪犯，每人每餐只给一碗饭和一些水。食不得饱，以致死亡人犯时有增加。”1906 年 5 月 4 日，华德路监狱罪犯因不堪狱官虐待和饮食粗劣群起抗拒，被狱官当众毙死 4 人，伤多人。

1906 年 5 月 18 日，《申报》在头版刊载了《论商改西牢事》，借宋访泉事件评论西牢“华人犯罪者，不畏中狱而畏西牢，且一经押入，实亦瘐毙者多而生全者少。”这篇文章引起了工部局的注意，工部局不止一次开会讨论，认为报道失实影响恶劣，甚至有人提议提出法律诉讼。这场冲突，经过交涉，最后，《申报》派记者参观西牢，又在 6 月 18 日的报纸上发了一篇充满溢美之词的公关稿才告结束。

这次舆论转向至关重要。此后，清政府改良狱政的实质性措施出台。1907年，清政府通过了一项监狱改良法令，要求各省会城市和通商口岸应至少有一所模范监狱，按照扇形或十字形设计建造；刑部也支持给予刑罚和改良平等的地位。

几年后，清政府自行建造的第一座现代监狱，是位于北京半步桥的京师模范监狱，于宣统二年（即 1910 年）动工，1912 年才竣工。未落成而清廷覆亡。

旧时提篮桥监狱狱房内的状况

鸽子笼和进口锁具

当时的监狱改良潮里，大部分中国模范监狱都以伦敦本顿维尔监狱为蓝本，但监造提篮桥监狱的英国人咨询了新加坡和蒙特利尔当局，最后参考了美国监狱的布局建造囚室，将传统木门换成了铁栅栏。

“两排囚室，每一个都是鸽子笼般大小，背靠背，三面是墙，一面是镂空的铁栅栏。逃是肯定逃不出去的。”徐家俊打开一张历史照片，指着铁栅栏门上的锁说：“这是英国霍勃·哈脱公司制造的锁具，锁有三档锁舌，钥匙有十几厘米长。

从监狱启用到现在，锁我们没换过，一直用到现在。它是精钢的，掉在地上铮铮作响，声音很清脆。”

上世纪 20 年代时期的提篮桥监狱外观

监狱走廊被分为内走廊和外走廊。两道走廊之间有铁丝网罩住，透过铁丝网，上层楼可以看到下层楼，一位看守巡查可以看三层， 夏天空气能上下流通。

“以前英国人管理的时候，还设了更表，看到表走到这个地方，就拿钥匙开一下，总控制室有个标记，走到这一圈以后，它要你在这个地方打一下，这也是当年进口的，为了防止看守偷懒，让看守不停地走。”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为扩展场地，把两道走廊间的铁丝网拆掉了，再用钢板水泥封死。这样走廊宽了。”徐家俊说。

1934 年时，提篮桥监狱大门的外观

1933 年，提篮桥监狱进行了一次重大扩建，扩建后的监狱有一幢“十”字状监楼专门关男性外国犯人，另有一幢“一”字形楼专门关外国女犯。“西人监”和关押华籍犯人的地方隔开，有电梯，每间囚室有 8 平方米，配有固定的单人床、小桌子、凳子，甚至有抽水马桶和灯。采光和通风也较好。外国犯人会受雇为园丁和洗衣工，所有犯人身穿蓝色哔叽囚服，不佩戴任何囚标。“以前里面还有一段给犯人送水送饭的小铁轨，现在拆掉了。”徐家俊说。

“西人监”相对于华人监狱，伙食要好很多。平时，外籍犯人有面包、茶、蔬菜、汤甚至牛排供应，口味甚至会考虑犯人的喜好。在工部局档案里有一份 1935 年 6 月，招商投标承办华德路监狱外籍囚犯所需食品目录：椰菜、洋葱、马铃薯、俄国咸鱼、牛肉、大麦、麻油、鲜果、青果、橘子等。

华籍犯人的衣服根据服刑时间长短，颜色、款式各不相同，干的活主要是制作垫子、服装、印刷品等，上海工部局的所有印刷品都是在监狱内印制的。

1946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提篮桥监狱关押了一批日本战犯。关押日本战犯的“十字楼”狱房

几乎自华德路监狱投入使用开始，拥挤和疾病就相伴而生。最严重的一次是 1916 年脚气病流行，接着是 1917 年流感大流行，而肺结核一直存在，普遍而持久。

1920 年进行了一次为期 18 个月的特别调查，结果发现 65% 的长期徒刑犯人都患有肺结核，其中 18% 在入狱时呈急性发作。因为过度拥挤，工部局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对监狱进行巡视后批准释放在押的病囚。

1917 年 6 月，有一名复旦学生金国宝参观了提篮桥，写下了“参观西牢及感化院记”，他对监狱里的洗衣房颇感兴趣。“室内设两机，其一内盛沸水。衣入其内，疾旋之。为杀微生虫之用。数分钟后，取出另入一机，不数分钟，则水已滤出。”还看到另一个房间里，放着一台秤。罪犯每月要称体重，大多数都是增加的，减少的人“请医生研究其所以然而治疗之”。那正是监狱内为了防止传染病蔓延而采取的措施。

提篮桥监狱“十字楼”穹顶图

监狱犯人的健康问题一部分原因也是食物的缺乏。由于犯人的健康和预算，分别由公共卫生署和工部局负责，两者之间常常步调不一。1932 年后，由于政局不稳，伙食质量进一步降低。1939 年，监狱不得不在犯人的膳食中加入鱼干碎屑以加强营养。1941 年，在严密的医学监督下，作为一项节约措施，监狱实行了为期三月的“削减定量试验”，即所谓“吃磅饭”，在罪犯规定的囚粮基础上每天逐渐减少，一直减到最低量，观察犯人的口粮最低限度。当时吃磅饭的罪犯，面无血色，脸部发青，有的在过磅时站不住就晕倒了，即使送医院，不久也就死去，致使死亡率达到最高点。

在华德路监狱的整个历史中，没有任何犯人越狱成功。最严重的一次事件发生在 1929 年 4 月 9 日，59 名死刑犯等候处决已经两年，趁看守进囚室提押犯人去洗澡的空当，夺了看守的枪，企图越狱。

结果越狱未成，四名印籍看守死亡，一名英籍看守受伤，开枪的死囚自杀。这次事件之后，巡查的看守人员都一律不准把枪带入监舍，必要时只准带警棍。还有一次是在 1948 年，轰动上海的金砖大盗陈元盛与同监室的三人在监狱医院向男护士借来钢锯锯条，把窗口铁栏杆锯断，用医用胶布粘好，外涂墨汁。在 1948 年 8 月 24 日，偷偷逃跑，陈元盛直到 8 月 30 日才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被抓获。

原标题：《百年提篮桥监狱，细说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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