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的六国会议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锡兰（今斯里兰卡）曾经在科伦坡组织了一次六国会议，试图促成冲突双方展开直接谈判。长期以来，关于中国针对六国会议的应变，学术界有着两极化的评价：国外学者大多认为中国在会议上完全受制于印度；国内学者则普遍认为中国的处置可圈可点，俨然成了一桩难解的公案。不过，结合近年公布的新材料，以及当时舆论的报道，有理由相信，历史的真实面相要比目前的认知复杂得多。

1962年11月30日出版的《时代》杂志封面，国际舆论当时普遍认为中印冲突的走向，将取决于毛泽东与尼赫鲁的博弈。

抢占先机

1962年10月20日，中国发动对印自卫反击作战后，外交形势颇为紧张：作为当时两大强权的美国和苏联都作出偏袒印度的表态；印度的前宗主国英国更是异常活跃，不但积极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还考虑派遣军事顾问团相助；连原本反对“麦克马洪线”的台湾当局，也频频向印度示好，企图拉拢其加入“反共战线”。

事实上，中国对于这种困难局面，早有估计。7月11日，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汇报边界形势时，便表示：“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一要进一步揭露尼赫鲁的真面目；二要争取国际上正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的是非问题。”可见，毛泽东认为打破外交孤立的办法就是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如何才能争取到这种支持呢？据时任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副司长张彤回忆，毛泽东考虑到“美国、苏联要在这个问题上大肆叫嚷，而且也可能造成一些亚非国家的误解和疑虑”，所以决定在自卫反击打响后，中国军队在东段越过实际控制线（即“麦克马洪线”）后，只打到喜马拉雅山脚即停止前进，然后“主动撤退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周恩来后来对此概括道：“我们付了血的代价是为了争取人心。”

果不其然，中国发动大规模反击后，迅速引起亚非国家、尤其是不结盟运动成员国的强烈关注。阿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由埃及和叙利亚于1958年2月合并组成，1961年9月叙利亚退出后，埃及仍沿用这一名称）、坦桑尼亚先后向中国施压，前者要求立即撤军，后者建议由一个“三国委员会”调查中印边界。有见及此，周恩来于11月15日主动向25个亚非国家领导人发出公开信，将中印边界冲突的缘由以及中国的主张告知各国，并表示：“中国政府热烈欢迎并且衷心感谢友好的亚非国家的领导人推动中印双方直接谈判而不介入纠纷的公正努力。”这一表态透露出中国当时的复杂取态：一方面尽力争取亚非国家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也对第三方的介入保持警觉，确保其扮演的是调解者而非仲裁者的角色。

11月18日，此前一直保持强硬态度的尼赫鲁在发表国内讲话时，忽然一改口风，声称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纠纷。毛泽东得悉后，判断此举意在争取国际社会同情，遂决定先发制人。19日晚，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尼驻华大使苏卡尼，提议正在日本访问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回国途中能来北京一趟，商谈中印边界问题”，周恩来还透露“想进一步采取积极步骤”。11月20日，中国政府宣布将在中印边界全线单方面停火，并逐步将中国军队撤退至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以后20公里。

11月21日凌晨，周恩来再度约见苏卡尼，表示停火撤军的决定已经顺应亚非国家的要求，希望印尼能够抓住这一良机进行斡旋。就在当天，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向周恩来提出，由几个与中印两国均保持友好关系的亚非国家举行会议，磋商促进中印和解的办法。这一建议很快得到周恩来的赞同，称之为“建设性倡议”。

11月24日，周恩来在人大常委会上表示，当前的外交形势明显有利于中国：第一，从各国政府的表态来看，有33个国家立场倾向中国或者保持中立，公开支持印度的则有50个国家，与1959年中印第一次边界冲突时相比，已经摆脱了被孤立的困难局面；第二，中国宣布撤退至实际控制线以后20公里，此举令中国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有利于迫使印度回到谈判桌前：“我们后撤，它不后撤，在全世界面前，它就更输理了，我们就更有理了……现在亚洲、非洲的舆论，已经多数主张中印直接谈判，又有一部分主张开会。它如果拒绝谈判，又前进，它就更被动了。”

基于这种乐观的判断，中国积极响应由锡兰召集印尼、阿联、加纳、柬埔寨、缅甸组成的六国会议。12月3日，周恩来会见即将前往科伦坡出席六国会议的苏卡尼时，表示：“现在是友好国家做工作的时候……科伦坡会议有很多工作可做，可以呼吁印度正式停火，双方设立隔离地带，可以促成中印直接谈判。”

为了抢占先机，周恩来更特派外交部副部长黄镇为特使，赶在六国会议开幕前，将周恩来的亲笔信交给各国领导人。黄镇此行十分顺利，先后与5位总统，4位总理，7位外长和大使进行会谈，其中缅甸领导人奈温将军、印尼总统苏加诺、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均表示“理解中国的立场”。回国前，黄镇还委派张彤以及驻锡兰大使谢克西作为观察员，留守科伦坡密切关注会议进展。鉴于中国对会议的大力支持，东道主锡兰的舆论甚至称，周恩来已经占得“有利条件”。

1955年万隆会议时的（左起）印度总理尼赫鲁、加纳总理恩克鲁玛、埃及总统纳赛尔、印尼总统苏加诺、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这五人后来成为不结盟运动的“五巨头”，其中四人参与了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调解工作。

走向失控

相较而言，印度对六国会议的态度则消极得多。11月19日，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部长梅农夫人表示“此刻举行会议是没有帮助的”，11月25日，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再度表示六国会议不合时宜，也不希望“第三方卷入印中冲突”。得知六国会议势在必行后，印度才决定派出两路特使前往各国游说，但《印度时报》颇为悲观地指出，此举只不过是临急抱佛脚，“并不会在一夜之间带来新德里迄今未能谋得的同情和谅解”。作为特使之一的梅农夫人在回国前甚至抱怨称：“在仰光、雅加达和金边关于中印冲突存在很多误会”，“西方国家对印度在同中国的边界争端中的立场似乎比亚洲国家了解得更清楚”。

12月10日，六国会议在科伦坡开幕，阿联代表萨布里率先提出一个与印度主张类似的提案，不料引发缅甸的强烈反对。奈温表示，反对会议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只同意做一般性的呼吁。据张彤透露，奈温之所以坚称“不同意搞决议”，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在幕后施加影响的结果——会议开幕前，周恩来曾经向张彤发出指示，称中央对六国会议的意见是“不搞什么决议”，张彤迅速向奈温转达了这一讯息。结果，奈温果然在会上提出，由于中国持有异议，所以他本人“不同意搞决议”，更提前返国。

西哈努克亦响应中国的意见，也决定提前离开，仅留下外交部长宋双继续参会。在缅甸和柬埔寨的反对下，六国会议起初未能达成任何共识。张彤之所以能够纵横捭阖，主要得益于情报工作的周密，据当时派驻科伦坡记者组的穆广仁回忆，使馆人员事先通过各种关系搜集情报，中国实际上在大会开幕前，就已经得到几个国家将要在会上提出的文件。在对各国的立场了如指掌的情况下，中国自然得以利用各国的分歧来管控事态的走向。

然而，尽管中国竭力对六国会议施加影响，但这种干预其实是有限度的。事实上，与会各国都表现出对大国干预的高度警惕，阿联提出，会议过程应严格对外保密，因为会议一旦公开进行，难保大国不会横加干涉，迫使各国改变原本的立场。就连奈温也认为，在会议结果告知中印两国之前，各国代表应严守秘密。随着会议的进行，这种抗拒外界干涉的意识愈发强烈，一度听从中国意见消极对待会议的西哈努克，最终还是决定在决议中署名，他事后解释称，此举乃是为了维护不结盟阵营团结的大局，不得不以少数服从多数。

由于六国存在如此强烈的自主性，印度开始担心六国会议的主张会脱离中印两国的诉求，因此印度政府新闻处指出，即便六国会议最终达成一致，中印两国也显然不可能因此就接受六国会议的结果。1962年12月31日，班达拉奈克夫人抵达北京，从她在欢迎宴会上的讲话来看，六国会议亦背离了中国“不搞决议、只作呼吁”的诉求，她虽然承认六国会议的决议——“科伦坡建议”——并非仲裁，但她却同时指出，该建议可以构成缓和局势的“一个平等和公正的基础”。路透社当时就指出，使用“基础”这样的的字眼，实际上已经多少超越了调解、呼吁的范畴，无异于将该建议作为中印谈判的先决条件。

事与愿违

当时中印谈判之所以未能举行，原因在于印度坚持中国军队应撤退至“1962年9月8日线”，而非中国主张的“1959年11月7日线”。1959年第一次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为缓和局势，周恩来于当年11月7日向尼赫鲁提出，中印两军从东段的“麦克马洪线”、西段当时的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1960年4月，中国军队单方面履行了这一建议，并且在撤出地区停止了巡逻。1961年起，印度逐步全线向中方一侧推进，在西段建立43个军事据点，在中段入侵了乌热地区，在东段也越过“麦克马洪线”。由于长期停止在边界进行巡逻，直到1962年8月，中国边防部队才发现中印边界的异动。在多次要求印军撤退未果后，中国军队率先恢复在西段进行巡逻，9月8日又重新在东段建立哨所，与印军形成对峙。10月20日，中国军队发动自卫反击后，在东段突破了“麦克马洪线”，在西段扫除了印军的43个据点。因此，印度坚持中国军队撤退至“9月8日线”才能展开谈判，实际上就是希望保住1959年11月以后侵占的中国领土，这当然是中国无法接受的。

然而，“科伦坡建议”却主张：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军队按照其承诺撤退至“11月7日线”以后20公里，印度军队则停留在原阵地。在中国军队撤退后形成的隔离地带，由双方商定的民政点进行管理。也就是说，印度不但无须像中国军队一样后撤20公里，甚至能够通过设立民政点的方式，重新占领以前蚕食的中国领土。

这样的“调解”必然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弹。1963年1月2日，当班达拉奈克夫人将“科伦坡建议”的内容告知周恩来后，周恩来罕有地当场表达不满：“会议对中印冲突真相的认识是有偏差的……我坦率地告诉阁下，可能在发生中印冲突以后，我们让步太多了，引起对方无止境的要求。如果我们当初在冲突发生以后就站在原地不动，也许中立国家斡旋，会要求双方让步百分之五十对百分之五十。”

1月3日，六国会议印尼代表、外长苏班德里约加入会谈。期间，周恩来再次表示“科伦坡建议”关于中印边界西段的安排明显偏袒印度，“这对我们有些难堪”。苏班德里约对此坦承：“的确，我们这一建议不能满足中国的要求。我们的确非常欣赏中国主动停火和主动后撤的措施，这使小国感到安心，因为小国就其本性来说，总是害怕大国的……从公平的观点说，可能会问为什么提出要中国后撤，而不要印度后撤。从我们的观点来说，我们提出要中国后撤并不是要中国放弃其领土，而是为了要谋求实现脱离接触作为谈判基础。这是向军事上强的一方提出的。”

可见，六国会议之所以作出偏向印度的决定，其考虑并非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是在小国畏惧大国的情绪下，六国倾向于同情与照顾实力处于弱势的一方，中国主动作出的让步，则在不经意间为他们的“锄强扶弱”提供了借口。因此，周恩来显然未被说服：“如果拿这一建议来考试，你们及格了，我们就不及格了。人民会通不过，我这总理得撤职。因为这一建议仅要中国一方面承担义务，而未要印度承担任何义务。”

但是，尽管对“科伦坡建议”极为不满，但周恩来却并不打算全盘推翻，这是因为：一来，六国代表反复表明“是设法调解而不是仲裁”，“会议不能起一个法庭的作用”，因此该建议并无法理上的约束力，中印双方都有权对此保留己方的看法；二来，在中国看来，通过第三方斡旋的渠道来打开中印谈判的僵局，在当时仍属必要，毛泽东在与班达拉奈克夫人会谈时，便提到“现在看来，朋友们的奔走还省不了”。

因此，周恩来于1月4日向班达拉奈克夫人提出中国对“科伦坡建议”的“两点解释”，表示中国将有条件接受“科伦坡建议”作为中印谈判的初步基础，但前提是印度须就中国的以下两点解释达成谅解：第一，中国将在中印边界全线后撤20公里，印度亦应在全线保持军事驻地不动，而非仅仅在西段；第二，在中国军队撤退后形成的隔离地带中，只要印度不在其中设立民政点，中国也不在这些地区设立民政点。显然，“两点解释”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印度以设立民政点的方式，重新控制西段侵占的中国领土。班达拉奈克夫人当时对此并无异议，并答应将向印度如实反映中国的立场。

然而，当班达拉奈克夫人在新德里会见尼赫鲁后，却又另外发表了一份对“科伦坡建议”的“澄清”，其中指出：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军队撤出后形成的隔离地带，“将由双方民政点进行管理，这是科伦坡会议建议的一个实质部分”。不难看出，“澄清”与“两点解释”其实是针锋相对的。1月14日，班达拉奈克夫人致函周恩来，一改之前的态度，劝告中国不要保留“两点解释”。而她之所以有这种转变，实际上与印度的施压有关，她事后亦向周恩来透露，这份“澄清”其实“是由印度政府准备好的，用的是印度政府的语言”。难怪此前疑虑重重的尼赫鲁在“澄清”公布后，随即一反常态，公开宣称接受“科伦坡建议”并“没有什么害处”，又表示建议“大体上同印度的立场是一致的”。

196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国边防部队在撤退时，应将缴获的武器交还印军。在中方的精心维护下，这些装备大多保持完好。但在印度看来，此举“实际上是对印度军队的一种侮辱”，“中国人交还的大量武器只能表明印度遭受了多么惨痛的失败”。

化解危机

收到班达拉奈克夫人1月14日的劝告信时，中国尚未得悉“澄清”的内容。周恩来考虑到“印度政府对于科伦坡会议的建议也可能有它的解释”，所以再次作出让步，表示中国将保留“两点解释”，但不会将其作为中印谈判的先决条件，“中国政府希望中印双方的不同解释不致阻碍中印官员迅速会谈”。

但在“澄清”公布后，中国很快注意到其内容竟然与印度的解释近乎一致，于是意识到“科伦坡建议”不但无法促成对等的直接谈判，还成为印度一再压迫中国让步的筹码。由此一来，中国的态度出现逆转，认为已无必要急于举行中印谈判。2月21日，周恩来致函班达拉奈克夫人，表示“中国政府希望中印官员会晤能够迅速举行，如果一时不能举行，中国政府也愿意耐心等待”。在3月4日致尼赫鲁的信中，周恩来也不再强调举行谈判的迫切性，而是表示“愿意耐心等待”。

眼见六国会议的成果即将化为泡影，班达拉奈克夫人于3月7日再次致函周恩来，劝说中国不要保留“两点解释”以促成中印谈判。4月20日，周恩来在回信中重申“我们没有旁的办法，只能耐心等待”，“中印谈判一时不能举行，局势也不会恶化到危险的程度”。

4月21日，萨布里展开访华之旅。期间，他终于向周恩来透露六国会议采纳印度的看法作为“澄清”的原因：“印度在这次冲突中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打了败仗，而中国则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取得了胜利。因此我们觉得印度应该比中国得到更多的帮助。”

周恩来向萨布里坦承，中国对于“科伦坡建议”可谓“始料不及”，因为该建议不但“超出了调解的范围”，而且“是不公正的”。在周恩来看来，如果印度坚持以全部接受“科伦坡建议”及“澄清”作为中印谈判的先决条件，“这就表明印度政府不准备为谈判留有余地。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的调解努力是徒劳的……即便谈判能够举行，谈判的前途也只能是破裂；这样，反而会使目前和缓下来的局势重新紧张起来。与其造成这样的不良后果，中国政府宁愿耐心地等待”。

结果，萨布里被周恩来说服，表示：“科伦坡建议只是建议，总不能作为裁决。如果我在同印度的会谈中发现谈判可能导致破裂，我也同意还不如不谈。”4月27日，萨布里在印度接受媒体访问时，声称“谈判应该在什么基础上举行，应该由两国政府去决定”。连立场最亲印的阿联都已经意识到“科伦坡建议”不可能成为中印谈判的基础时，这份建议的最终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安抚六国的失望情绪，周恩来于12月19日向阿联总统纳赛尔提出，六国会议仍有着积极作用，应当保留这一机制——以后印军越界时，中国将告知六国，请六国“设法将印度劝回去”，如果印度置之不理，“那时我们才实行自卫反击”。不过，尽管得到保留，但其作用实际上已被架空，只有在中国提出请求后，才能介入中印纠纷，再也无法越俎代庖。这也反映出，中国对于六国会议的运作其实是不甚满意的，周恩来就曾经对西哈努克表示：“如果科伦坡会议再次开会，我们有一必不可免的要求，即中印双方必须派出最负责的代表列席会议，说明双方的意见与立场。”

不过也要看到，中国接受这种安排也有相当的代价。据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耿飚回忆，在发动自卫反击前夕，周恩来考虑到国际观瞻，决定事先必须向印度政府递交照会，但如此一来，就不免暴露了中国军队的意图。经过精确到分秒的计算，最终不顾外交礼仪在深夜翻墙将照会送到印度驻华代表手中，方才既避免了不宣而战，又兼顾到军事保密。若再增加通知六国这一系列环节，无疑将严重影响中国行使自卫权利的自主性。

纵观中国针对六国会议的外交因应，明显存在一个从主动策划到被动应变的过程，中国积极推动会议的召开，初衷在于利用外界协助调解，却不曾料到会议的进程逐渐失控。无论是在公开层面的停火撤军，抑或是私下进行的沟通联络，都无法实现希望六国会议“不作决议”、促使印度展开直接谈判的既定目标，反而为六国会议一再要求中国作出让步提供了口实。这一略显进退失据的应变无疑昭示着，在处理双边领土纠纷时，必须谨慎对待第三方的介入，尽管六国会议各国在当时而言均有强烈的反帝倾向，在这一意义是中国的朋友，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亦同样存在对大国根深蒂固的偏见，让其独力进行“调解”，事实上无助于纠纷的最终解决。

（本文首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8期，原标题《中国对一九六二年科伦坡六国会议的因应》，作者陈力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作者对原文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