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马勇荐书《大变局》：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复盘

本文选自《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序言，序言作者：马勇

《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作者：谌旭彬

旭彬的新书《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主要研究描述1861—1911年这50年间中国的改革进程。从大历史角度看，这50年虽然为时不长，但确为殷周以来3000年最为关键的历史节点。集中精力研究这段历史，弄清这段历史的起承转合与前因后果，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学术工作。旭彬的这部巨著，将编年与纪事本末诸多体裁综合运用，50个年份中的重大事件几乎都有着落，或者单独叙述，或者放在某一主题下述及，纵横结合，详略得当，引证翔实，叙事张弛有度，相信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这一段历史虽然过去了100多年，研究者也先后做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但是如何理解这段历史，如何将这段历史放在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进行叙述，这依然是学术界必将持续探究的问题。旭彬给出了自己的理解，许多说法极具新意，我也大致赞同。我想接续讨论的是，放在中国3000年历史长河看，这段历史究竟给我们留下什么实实在在的遗产，留下什么值得汲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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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实实在在的遗产就是中国终于踏上了工业化的路，中国终于从农业文明走出。这在今天一般人的感觉中可能并不是多大的问题，但从历史上看，这一点格外重要。我们知道，大航海时代到来后，全球产业就酝酿着突破，经过几百年的积累发酵，至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爆发，一个全新的时代由此发生。而此时的中国正沉溺于盛世想象中，对于英伦三岛的工业革命，以及欧洲大陆正在发生的变化，竟然毫无察觉。

20年后，英国人来了，他们很自豪地带来了工业革命的新产品和新成就，希望中国注意这些新趋势，开放市场，让英国这些新颖的工业品进入。假如那时的清朝统治者打开一扇紧闭着的国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会被改写。然而历史无法重来，清帝国竟然在英国工业革命100年之后才不得不开始自己的工业革命。旭彬的这部大书就从这儿开始。

耽搁了100年，又是在两次鸦片战争后开始自己的自强新政、洋务运动。于是中国这场工业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大的问题，缺少整体规划，也不知道变革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而且由于帝制时代一味施行愚民教育，这对于维护既成统治固然有效，但对于任何变革都设置了一个多元社会根本不会出现的障碍。旭彬说，愚民教育虽然有助于维持统治，但在变革时代，终究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诚哉斯言！据此就可以解释50年改革所遇到的麻烦，很多是历史留下的许多意识形态屏障。自己很难逾越。

然而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工业化终于在蹉跎了一个世纪之后开始了。此时的日本即将开始维新改革，西方资本主义仍然是英、法、美等几个大国。假如当时的中国像英、法、美所期待的那样打开国门，让外国商品自由进出中国，让中国成为自由贸易的区域，重回汉、唐、宋、元，或许，中国的市场能得到充分开放，经济实力也会迅速成长，成为世界经济中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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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我们从史料中不难看出，清廷开放的进程迟缓、低效，极不情愿。清廷主政者似乎根本不明白开放的意义，总觉得市场是自己的，不能轻易让渡给别人。至于别人的市场，那时的中国当然没有足够的想象力，不知道这也是可以共享的。于是西方人很快意识到中国如果不能像西方一样开放市场，那么中国的市场价值实际意义并不是很大。由此理解19世纪80年代中外关系日趋紧张，1894年的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更是激化了这一关系。

过往百年，讨论洋务新政的，不论基于什么样的立场，都承认这场现代化运动过于畸形，政府垄断了资源市场，至于增长的结果也基本上与民众无涉。民众没有从发展中获得好处，更不要说发展的普遍性。政府没有经过适度的改造，洋务新政其实就是让政府公司化，许多完全可以凭借市场可以解决的问题，清廷主政者出于维护统治利益的需要，宁愿不发展，也不会交给市场，更不允许民间私有资本的成长。

没有普遍性的发展，没有民众普遍性的富裕，人民游离于洋务新政之外，那么政府主导的“点线增长”便不具有多少实质性意义。如果重返19世纪下半叶，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最迫切问题是社会再造、国家再造，需要重建中国社会体制、国家体制。这一点，洋务时期的思想家就已有人看到了，冯桂芬、薛福成、郭嵩焘、郑观应等都有不少讨论；1885年，伊藤博文来华时，也与李鸿章就此交换过意见，明确表达过中国应该有一总体改革思路的看法。

实事求是地说，洋务新政也带给中国巨大变化。中国的工业化毕竟从零开始，有了一个很不错的起步，重工业、制造业、造船、航运、电报等基础性设施在那30年获得了巨大进步，沿江沿海的城市群也相继出现。我们后人一方面要看到洋务新政的本质局限，另一方面也不要低估这30年在50年晚清改革进程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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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无法假设，但可以复盘，可以讨论另一种可能。假如甲午战争不爆发，中国继续潜心于自己的建设，继续与世界诸大国保持经济合作、“政治亲善”，继续和平外交，成为世界尤其是远东政治格局的建设者与维护者。这种情形再走30年，中国内部的精神建设也会不一样，中国的经济基础也更扎实。到那时，不是强大的中国与外部冲突，而是中国不需要冲突，反而成了制止冲突、维护和平的力量。这样推演当然有点天方夜谭的感觉，只是如果我们复盘19世纪晚期中国政治走势时认为这并不是完全不可能。李鸿章主导的政治派别其实就是这样想的，中日两国拖至最后时刻开打，其实也有这方面的考量。

和比战难。严复说这是宋代以来中国人的一个最大教训。中日冲突还是发生了，然而如同两次鸦片战争一样，甲午战争并没有演化为全面战争，清帝国在不太失面子的前提下“止损”，与日本签署了“讲和条约”。

这场战争带给中国巨大的伤害，精神上的伤害长期一直都没有完全消解。至于属国、土地、赔款更是让中国人痛心疾首，革命由此发生，主要就因为不能接受这样的失败。

战争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但战争也让中国人开始惊醒，开始反思已经走过的路，中国历史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所谓“历史三峡”，都只能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很少有认为中国需要根本改变，他们中的大部分认为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但这些学习只限于坚船利炮、声光电化，至于体制、社会、伦理，中国不仅不必学，而且必须谨防这些东西影响中国。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当时中国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的普遍意识。

甲午战争后，中国人的观感很不一样了，孙中山、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这一大批激进主义者不必说了，即便统治阶层内部，也逐渐承认西方文化知识的有用性。本书第三十五章描写的朝野各界对甲午战争的反思很值得细读，光绪帝、恭亲王、李鸿章似乎都有幡然醒悟的感觉，这也为中国翻开新的历史篇章提供了契机。

我认为，《马关条约》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影响，并不是割地、赔款，而是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自由办厂。这个规定一举打破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管制，中国经济通过各个通商口岸与世界经济连为一体。既然外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办厂，那么中国的先富阶级自然可以褪掉红顶商人、买办商人的掩饰，直截了当变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所谓“历史之巨变”，其实就是社会重构、阶级重组，一个全新的阶级出现，“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被打破了，中国终于进入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轨道。此后十几年，政治上的变革、倒退，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发生初期资产阶级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博弈，分权运动、权利运动，中国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逻辑向前推进，新政、预备立宪、谘议局、资政院、责任内阁制等，都应该在这个历史脉络中进行理解。

很多年来，研究者基于时人的批评，大致都强调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变革如儿戏。我个人不认同这样的分析。国家体制变革是根本性变革，清帝国在之前漫长的时间里确实耽搁了、延误了，但我们不能据此以为1906年开始的预备立宪不可信，是拿国家前途开玩笑。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必须承认1904年的日俄战争，当时的外交困境迫使清政府安排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如果没有吴樾临门一脚，也不会让慈禧太后、满洲贵族看到宪政的力量。只是历史的吊诡在这关键时刻，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辞世，中国步入“后威权体制”，摄政王、隆裕太后、宣统帝“三人组”应该是清帝国200多年历史上最弱的班底。而中国资产阶级正在迅速成长，体制化的谘议局、资政院，以及那些非体制化的国会请愿同志会、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等，其活动力、影响力，远胜于清帝国的既成架构，清廷统治集团的决策逐渐变为被动反应，无法引领政治进程。终于，武昌首义，掀翻了清帝国270年的统治。

清帝国因改革而隐入历史，对于满洲贵族来说，固然有亡国之痛。但是正如顾炎武早就揭示的那样，有亡国有亡天下，一家一姓之消失固然可惜，但对大中国而言，清帝国没有了，中国还在。何况，晚清50年改革也为中国积攒了一些家底，留下了一些制度性思考。

至于民国是不是不如大清，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