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社会的孩子，如何找到出路？

题图：来自网络

县中为什么会塌陷？

为什么说超级中学制造了全民教育焦虑？

县城陪读现象为何盛行？其背后根源是什么？

在人口流动大背景下，乡村家庭对教育的需求有什么变化？

“双减”政策实施后，分别在城乡学校产生了什么效用？

“双减”之后，不同阶层家庭的课外管理有什么变化和差异？

非教学任务为什么在县乡学校大量增加？

人口流动给县域职业教育带来了什么新任务？

乡土社会的孩子如何找到出路？

华中村治研究团队的一次大胆探索

田野调查研究的典范

文 | 杨华 雷望红 等

来源 | 《县乡的孩子们》

《县乡的孩子们》是在武汉大学贺雪峰教授指导下，由杨华、雷望红领衔的华中村治研究团队集体创作。这是一部全面揭示县域教育运行状况、聚焦县乡学子困境与前途的调查研究著作。作者们通过对县乡学校、家庭、教育管理部门及基层社会的全方位调查，以案例的形式呈现学校的运转、教师的想法、家长的诉求、学生的心态、政策的执行等教育一线状况，探寻县域教育的现状、问题、前途。

书中重点探讨了社会各界关注的教育热点问题， 比如超级中学、县中衰落、分班管理、校长治校、学生沉迷游戏、校园欺凌、非教学任务大增、青少年抑郁、家校关系、陪读妈妈、“双减”政策及其执行、 普职分流、寄宿制、“教育新城”等。

书中提出了县中、乡校、村小的教育发展模式，认为三者构成当下的县域教育体系，既公平又有效率，明确反对对小规模学校过度投入。书中对超级中学跨区域招生进行了批评，认为超级中学制造了教育竞争压力和全民教育焦虑。书中对“县中塌陷”做了深刻解剖，认为县中承载着县乡大多数孩子的希望。本书以社会学的视角，从时代变迁中阐明教育环境、教育政策、教育需求、教育运行等方面的变化， 涉及县域教育的方方面面，在生活经验中关注县乡的孩子们，是中国教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创新。

该书是继杨华教授的《县乡中国》之后又一部县域田野调查研究的力作。《县乡中国》是一本县乡政治生态白描书，被读者赞誉为“了解基层的教科书”，自2022年4月出版以来，已发行13万多册，引发各界读者广泛关注和好评。著名媒体人罗振宇评论道：“这本《县乡中国》，就把中国大地摊给你看，把一个个基层干部的心态分析给你听，你会发现，这个国家的可爱之处、这个国家的活力来源已经就在这些事实当中。”我们今后还将陆续编辑出版县乡中国系列图书，该系列图书的核心逻辑就是扎根中国大地、关注县乡问题，并提出建设性的、可操作性的解决思路。

现摘录书中几处片段，以飨读者。

01

陪读妈妈

陪读妈妈在陪读过程中始终处于精神紧绷状态，她们放弃自己的工作来陪读，对子女教育抱有极高的期待，希望通过自己和子女的共同努力，改变家庭的命运。但并非每个孩子都能如母亲所愿考上好的大学，尤其是当一些孩子在学习上不够努力时，陪读妈妈就会非常失落，认为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以下是 D 县 Y 村两位陪读妈妈的真实感受：

陪读妈妈的精神压力很大，妈妈放弃所有来陪你，结果你学习上不努力，妈妈就会很生气。如果最后考不上好的大学，这么多年的陪读就白费了，对妈妈的打击很大。

（ZLY，1982 年生）

陪读妈妈有压力，主要是小孩成绩上的压力。

小孩考试，我比小孩还要紧张，好像自己要去考试一样，心里怦怦直跳，担心她考不好。我和其他陪读妈妈交流，很多妈妈都有这样的感觉，有些妈妈连饭都吃不下去。都希望小孩能够考好，考得不好，（陪读）妈妈心里就很失落。别人在背后都会说，那么多年，陪在身边，结果成绩还不好， 别人就认为肯定是你没有管好。

（ZM，1985 年生）

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极容易产生叛逆心理，父母越管得严，子女越容易叛逆。

如此一来，陪读妈妈与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就很容易紧张。这种紧张的亲子关系轻则表现为子女经常和陪读妈妈斗嘴，重则发展为吵架，甚至是比较严重的对立。D 县 Y 村“80 后”的陪读妈妈 WP 给我们讲述了她和女儿一次比较严重的冲突：

我女儿成绩一直比较好，有一年因为家里在种植木耳，我就让她奶奶帮忙带了一段时间，我回到村里去种植木耳。我每天都打电话问婆婆，女儿今天表现怎么样。婆婆说很好、很乖。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过了一段时间我不放心，还是自己去县里陪读。到晚上该睡觉的时候，我也装着睡了，结果发现女儿躲在被子里玩手机，我一气之下就把手机给砸了。那一次我冲她发了很大的火，问她为什么那么不听话、究竟还要不要读书，骂着骂着我自己坐在那里急得哭。女儿看到我哭了，也知道自己错了，说妈妈我会努力的。

陪读妈妈不仅要面临陪读过程中较为紧张的亲子关系，而且还可能遭受各种委屈。更为重要的是，她们往往要独自面对这些负面情绪，没有人可以帮忙化解。D 县“80 后”的陪读妈妈 ZLY 说：

我这几年在家带小孩，自己都快抑郁了。有话都没人说，也没地方可说。遇到困难，没有人可以沟通。跟老公说了也没用，他那么远，说了也帮不了我，还增加他的负担，一般就不和他说。也没有朋友可以说，天天在家带孩子，哪里有朋友？同龄人好多也不在家，在家的都是上了年纪的，也说不到一块。只有自己慢慢排解，有时半夜睡不着，我就一个人在（村委会）广场上走来走去，排解一下压力。

02

被超级中学“击败”的县中

除学生个人外，普通高中、县级政府、市级政府三个教育主体中，哪个是参与省域竞争的最佳主体？这个最佳主体一般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第一，高考指标是既定的，也就意味着是稀缺的，竞争就会十分激烈，那么在优秀学生、优秀师资、其他软硬件等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要想在激烈竞争中胜出，教育资源就得集中配置；第二，教育资源的配置又要能够保证大多数学生低成本参与竞争，即不能为了集中资源而抬高学生的家庭教育支出，从而形成对无能力支出学生的教育排斥。

从这个意义来讲，地处乡镇的普通高中只满足第二个条件，它可以让辖区学生低成本参与教育竞争。但是乡镇各类学校教育资源稀缺，竞争力不强。因此，就单个学校而言，一般的中学不是独立的参与主体，而实力强劲的中学可以作为独立的主体参与省域竞争。那么，在县域，县级政府要参与省域竞争，就不能指望每所高中都能出教育政绩，而需要集中资源打造几所“高考航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县中。一般中西部区县资源有限，一个区县只能支持一两所县中发展。发展县中满足前述两个基本条件，一方面，能够集中全县资源备战高考；另一方面，乡村优秀高中生进城读高中虽然成本较乡镇高，但一般家庭能够承担得起，因此额外增加的经济负担不重。到市一级，优质资源更多，如可以将全市的优秀学生、老师集中到一所学校，办好这所学校就可以出教育政绩。但问题是，集中到市一级学校读书的学生人数少，竞争压力大，学生家庭需要额外增加教育成本以参与进入市级学校的竞争，这样就会排斥没有能力额外支付成本的学生家庭，特别是农民家庭。

但是，随着跨区域招生的放开，一些省会城市的民办教育集团、超级中学、重点中学通过各种渠道、措施，在全省范围内“掐尖”招生，从而将各县最优质的生源集中到少数学校，这带来以下结果：一是县中的生源质量得不到保证，高考成绩下滑，县级政府的教育政绩阙如；二是优质学生外流，并加快了优质师资外流速度，县中教育质量进一步下降；三是县一级没有教育政绩，意味着市级政府也没有教育政绩。县市政府都很着急，县级政府面对优质生源、师资外流问题无能为力，但是市级政府还有回旋余地。市级政府的应对办法是集中全市的优质生源和师资打造市级“高考航母”，在招生上全市“掐尖”。这样，县中发展的颓势虽不可挽回，但是多数优质考生还留在本市，市级学校仍可以出教育政绩。每个市都这么做，就意味着省域高考竞争的主体从县级政府变成了市级政府。

市级学校作为教育竞争的主体，意味着学生需要通过市级学校参与全省高考竞争，会导致如下结果：第一，市级政府有教育政绩，而县级政府没有教育政绩，县级政府对县中的投入就不会非常积极，县中进一步衰落；第二，初中学生要参与全市的竞争，县域教育竞争的压力向初中下移，加剧县域内的教育焦虑；第三，初中升学竞争加剧，初中压力加大，学校就会加强班级的分化管理，对大多数成绩一般的学生不利；第四，县中衰落，县域没有教育出口，一些家庭就会从初中甚至小学开始就将子女送进地市以上学校就读，以提高考上市级重点高中的概率。这样就会使县域小学、初中生源流失，留下来的多是走不出去家庭的学生，破坏县域中小学正常教学、管理秩序，最终的结果是县域的初中和小学跟县中一样陷入衰落。

03

后记

华中村治研究团队最初是做村民自治和村民选举研究的， 除了少数调查会访谈中小学教师，很难触碰到乡村教育问题。后来我们的研究拓展到乡村治理和农村社会学，乡村教育是农村社会的一部分，也就成了我们调查和撰写村治报告的重要内容。2017 年前后，乡村教育成为我们独立的研究主题，专门有博士论文聚焦乡村教育，专题调研开始兴起，研究视域也从乡村扩展到了整个县域。

2020 年下半年，我们承接了一个关于产教融合的研究项目，通过在广西、湖南、浙江等地职业院校开展一个多月的调研和探索，成功打入县域职教研究领域。随后几年，县域教育调研成了我们研究团队的常规调研，专门研究队伍从三五个人发展到 20 余人，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同人就更多了。2021 年 9 月，我们团队组织了70 余人的队伍，分赴河南、湖北、湖南三省九县就县域教育作了为期半个月的专门调研，对县域幼儿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及中职中专教育进行了全方位调查，撰写了70余万字的调研报告。

这几年我们的县域教育调研除了产出调研报告、随笔和论文外，还就县域教育相关问题撰写了数十篇政策咨询报告，有十余篇次获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涉及“教育新城”、教师流动、义务教育均衡、普职分流、免费营养餐、留守儿童“跑妈”、返乡陪读、青少年手机游戏、防溺水、教育公共服务等主题。

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我们越来越感到当前学界对县域教育的现象和问题严重缺乏调查研究。即便有少量经验研究，也多集中在教师、教材、教法等教育内部问题上，缺乏教育与社会、政府、市场、管理等多元关系的视角，因而研究主题较少、研究视域较窄、研究层次较浅。

鉴于此，在贺雪峰教授的鼓励、支持和指导下，我们组织专业力量撰写了这部著作。这是典型的集体学术的成果，是华中村治研究团队关于教育研究的一次大胆探索，主要的调查者和作者包括杨华、雷望红、夏柱智、孙敏、李永萍、尹秋玲、齐燕、易卓、罗茜、肖琳、齐薇薇、朱茂静、安永军、王旭清、雒珊、袁梦、宋丽娜、王子阳、邹蓉、张一晗、胡晓映、邓碧玲、何志逵、徐亮亮等。本书的立意构思、初步编撰由杨华、雷望红、易卓、尹秋玲、孙敏、李永萍、王旭清完成。

作者简介

杨华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2007 年开始从事农村调研，在全国近20个省市调研，累计调研时间超过1400 天。在《管理世界》《政治学研究》《开放时代》《经济学家》《读书》等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陌生的熟人》《县乡中国》《乡争》《大后方》等专著7部。根据《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刊文统计，全国45岁以下青年社会学学者近五年CSSCI刊物他引排名第一名。

雷望红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在全国各地开展田野调研，累计调研时间超过700天。在《公共管理学报》《中国青年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县域教育研究专著《迈向均衡的实践》。在《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中国青年报》和观察者网、澎湃新闻网等重要媒体发表教育时政评论文章40余篇，多篇阅读量达10万+。

专家推荐

自改革开放以来，迅疾的现代化在改变乡村面貌的同时，其与大规模城市化的时空叠加，也使乡村社会在某些方面或某些领域陷入了相对的困顿之中，原本一直就因城乡隔离的二元体制而处于弱势的乡村教育遭遇了更为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县乡的孩子们》围绕县中、乡校、教育与城镇化、留守儿童、陪读妈妈、青少年抑郁、校园欺凌、家校关系、“双减”及撤点并校等一系列中国民众尤其是农民兄弟无法回避的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试图在描述问题的同时给出尝试性的但同样严肃的回应。掩卷之余，既令人唏嘘不已也促人深思无限。

——周晓虹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本书是社会学对县乡教育的讨论，比新闻报道更深入教育本身的问题，比教育学的分析更贴近社会生活的逻辑。更为可贵的是，本书的材料全部来自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书中的故事和人物真实而生动，呈现出乡土社会的孩子、家长和老师们复杂的社会处境，令人动容，发人深思。

——周飞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本书以 " 县域教育发展 " 为主线，以案例和故事的形式，探讨了县域教育中的诸多现象，涉及学生沉溺游戏、青少年抑郁、陪读妈妈、“双减”政策及其执行、校园欺凌、寄宿制、非教学任务大增、教师流动、民办学校“狂飙突进”等问题，这都是一线教师或亲身经历或要面对，并亟待全社会关注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书中对上述问题做了深刻剖析，分享了一些解决上述问题的案例和经验，值得一线教师阅读学习。

——李鹏程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博白县龙潭镇龙潭二中校长

阅读这本书

中小学管理者、一线教师。中小学管理者和一线教师可以从书中理解自己的教学、管理行为，可以看到一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由此找到教学、管理学生的正确方向。

各级教育部门管理者、政策研究者。本书有近几年的大量鲜活经验和案例，教育部门管理者从书中能够了解情况、吸取政策建议，以制定更符合县域教育实际的政策和管理措施。

学生家长、社会大众。学生家长最关心自己孩子的教育，他们有了解教育体系、教育政策、学校管理、教师行为等基本情况的需要。

师范生。这本书可以帮助即将毕业或刚进入一线的师范生了解和理解基础教育的大概知识和理论框架，让他们对自己即将开展的工作做到“心中有底”。

各级领导干部。各级领导干部关心辖区内的教育问题和教育政绩，要推动相关政策、项目、措施，就要了解相关情况。

基础教育研究人员。本书可以给教育学研究界打开一个全新的视野，提供丰富的研究问题、主题、观点和灵感。

通过高考走出县城的各界读者。读本书可以找到当年自己的影子。

原标题：《乡土社会的孩子，如何找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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