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希望：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成年（节选二）

编者按：我国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以来，计划生育政策何去何从，仍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事关千万中国家庭乃至人类命运的重大现实决策议题。美国知名的中国教育问题研究专家冯文（Vanessa L. Fong）于1997-2002年，在中国大连对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多位青少年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观察访谈，写成《唯一的希望》一书，探讨了独生子女在一个过去历代习惯大家庭模式的社会中成长的情形与体验，考察了何种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力量塑造其成长经历，并分析了独生子女身份对于青少年的主体性、体验、渴盼所带来的影响。以下为书中节选内容。

“独生子女不懂顺从”

“哈佛学生一定都无忧无虑吧。”1999年，当我正在辅导职业中专生刘洋时，他说。“他们都是人生赢家啊，所有的门都对他们敞开。”

“不一定啊。”我回答。“即使是哈佛大学的学生也不可能样样都心想事成。我知道许多人都为自己的课业、人际关系、课外活动和求职感到担心和不愉快。每年哈佛都有学生自杀。”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刘洋问。“如果我考上了哈佛，我就什么都不担心了！就算在一件事情上失败了，名牌大学的学生还有许多其他的成功机会呢！”

“他们的确比世界上大多数人有更多的机会，但他们也有更高的期望，所以即使是小小的挫折也可能是毁灭性的。”我说。

刘洋的堂姐唐海荣是一位二十六岁的妻子和母亲，她说：“现在独生子女这么多，这种问题也会在中国更常见。我们听到的中国学生自杀的报道越来越多了。独生子女都被惯坏了，不知道怎么处理失败。他们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期望落空时就束手无策了。他们习惯了当家庭中最重要的人，一到社会上变得没那么重要，就适应不了。”

“不是所有的独生子女都是这样！”刘洋反驳。“我就不是。这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个性和能力。我的一些朋友在刚开始工作时受不了别人的批评，但我不会这样！”

“你算是比较好的独生子女。”唐海荣委婉地说。“但是我知道的大多数独生子女都被宠得很厉害。”

“但是你也来自一个小家庭。”我对唐海荣说。“你只有一个弟弟。为什么你会和独生子女那么不一样？”

唐海荣说：“虽然我只有一个弟弟，但我知道了我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家里有了什么好东西，独生子女会当即认为它属于他们。他们预设他们最有权利优先得到最好的东西，也习惯性地认为自己能得到好东西。他们不习惯关心别人或照顾别人。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兄弟姐妹，就会不一样。例如，如果有人给我妈送了一个漂亮的皮革钱包，我并不会天然地认为这是我的，因为它可能更适合我弟弟。我一直照顾我弟。有时我给他洗碗。他也照顾我。有了什么好吃的，他不会都吃掉，会留些给我。兄弟姐妹之间习惯了与其他人共同生活、互相分享，愿意为了全家人享更多的福而自己吃苦。但是独生子女不是这样。”

“这种差别对独生子女进入社会有影响吗？”我问。

“当然有！”唐海荣回答。“独生子女不懂顺从。在家里，每个人都让着他们。在学校，他们可以和别人打架，但不用担心。他们可以只和喜欢的朋友来往。但在社会上，你必须对有权的人毕恭毕敬，哪怕心底里讨厌他们。在学校里，如果你惹恼了朋友或让朋友丢了面子，很快就能跟朋友和好。孩子们很容易原谅别人，这方面问题不大。但在社会上问题就大了，如果你让某人丢了面子，那个人就会对你永远有意见。我办公室最近聘用的两名文员是独生子女，很明显他们与其他人不同。一次，大家吃完午饭，老板没洗饭盒，他的饭盒放在其中一个独生子女职员的饭盒旁边。这个职员不给老板洗，并抱怨说他该自己洗！最后，另一名员工洗了它。”

“这么点儿小错重要吗？”我问。

“小错会酿成大错！”唐海荣说。“独生子女不知道韬光养晦，以免惹恼上司。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讨好上司，不谈论上司过错。各地的年轻人都必须从底层开始起步，需要学很多的东西，但独生子女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只是希望尽快出人头地，展现自己的能力。但是他们这样做会被解雇的。聪明的办法是只在关键时刻运用自己的能力，而在其他时间一定要给足上司面子，不要显得自己其实比上司能干。社会关系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难题，特别是对独生子女更难，因为他们没有过和兄弟姐妹之间互相给予和索取的经验。社会关系是一门终生要学习的学问，没有人会真正掌握所有要领，但是独生子女要落后很多。当老板犯错的时候，独生子女可能会批评老板，而不是把批评压在心里，虽然这样心里不舒服。即使批评得对，老板也会解雇他们，因为老板很在乎面子。”

“但这不是独生子女的错！”刘洋反驳。“这只是显示老板素质低！当我这一代人当了老板，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因为我们素质高。”

“不对。”唐海荣说。“这永远不会改变。这不是素质问题，而是中国文化问题。中国人一直都在乎保护自己的面子。就像中国古代一样，即使臣子向皇帝提了正确的批评，皇帝也会因为丢了面子而一怒之下处决了臣子。之后皇帝会采纳那位臣子的建议，因为皇帝知道自己的想法是错的，臣子是对的。”

“独生子女没有适应环境的能力”

我在观察学校班级时，注意到学生经常因学业或社会关系的挫败而流泪。虽然一般来说男孩比女孩、年纪大的学生比年纪小的学生更少哭泣，但有时即便是18岁的男孩也会哭。在一个高中的高三班级里，每周都有几起哭泣事件。眼泪通常引起同学的同情而不是嘲笑。然而，教师更倾向于斥责学生缺乏适应环境的能力。教师们抱怨说，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所教的独生子女比前些年所教过的非独生子女更为高傲和敏感。“如今，所有的学生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父母期望他们成为最棒的人，所以不能忍受失败，一旦考了低分就会哭。”一名名叫彭逢春的中年高中老师在1999年告诉我：“当然有些学生要比别人得分低一些。在全国所有班级都不可能全部学生都始终拿到满意的分数。独生子女无法适应自己的环境。当我80年代初开始教学时，学生在得分低的时候会觉得难过，但是他们都仍然有能力承受。”

在高三英语教科书上有一篇课文以简化浓缩的笔法改写了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戏剧《威尼斯商人》中法庭审判的高潮片段。一位名叫刘红颜的英语老师很有创新精神，她经常对“应试教育”表达不满。在1999年，她决定把授课方式改为让学生们自愿分组表演这个片段，以此作为尝试“素质教育”方法的良机。喜欢英语的学生们很高兴能有机会参加这项新颖的活动，热切地自愿组成小组，我也给他们提供了指导。刘红颜说到周末每个小组将在全班同学面前演出，表现最好的团体将在家长会上表演。表演者们在午饭时间和放学后每天都花好几个小时背诵台词和排练，并且设计道具和身体动作，来让表演更加生动。

学生们在45分钟的英语课上进行了表演。全班同学都很喜欢看演出，在剧情严肃的时刻很投入专注地观看，在幽默夸张的时刻则放声大笑。到下课时还有一个小组没有表演。当那个小组的成员发现没有足够的时间表演时，情绪很低落。扮演故事叙述人的刘娜和扮演夏洛克的女孩周波哭了起来，后来一整天都很难过。

“我花了很多时间记台词，连睡觉时都在背诵它们！”周波啜泣着说。“我们排练得那么好，我非常希望班上同学能看到我们准备的成果。别人能演，我们不能，这不公平！”

刘娜告诉我：“我父母在家长会上看不到我表演会很失望的，何况我还是英语课代表！”

刘红颜提出要让那个小组在家长会上表演。有些组员有兴趣，但其他组员表示他们因为不能在同班同学面前表演感到很难过，已经对演出丧失兴趣了。张雅蓓说：“我再也不想再看这些台词了。”

刘红颜告诉我：“我们在这个小组可以表演之前用完了时间，我对此感到内疚。但是我觉得这些学生反应也太过度了。他们应该把这看作是一种学习经历，帮助他们锻炼自己适应环境的能力。将来他们在生活中会遇到很多次努力工作但劳而无功的情况。但他们都是独生子女，习惯于父母尽可能地给他们创造展现自己能力的机会，一旦到学校得不到这样的对待就忍受不了。”

1999年，在一次高中教师会议上，管理人员江风来警告教师要谨慎行事，不要让学生们有太大压力。他说：“现在所有的学生都是独生子女，所以在心理上不健康。全国各地都有一些学生仅仅因为类似于被老师叫到教室外面罚站的小事就自杀了。”

“我很担心我的女儿。”何鸿的母亲在女儿2000年参加高考的几个月前告诉我。“我知道我很幸运有一个全心全意投身学业的女儿，还有很多人因此而羡慕我。但是我担心她如果遇到挫折将无法适应。我的同事的女儿在高考考砸了以后疯了。现在她整天就呆在她房间里，嘴里念叨着：‘我想上大学’。”

受宠精英的世界

在其父母经历过父爱母爱匮乏的情境下，我在大连城区认识的独生子女确实显得太受宠爱了。然而，当把他们与其渴望成为的第一世界的精英做对比时，会发现他们的要求和期望并无任何异常、不合理或过分之处。2002年，在完成本章初稿之后，我向本章提到的一些独生子女和家长读了关于第一世界育儿做法的一些中译版描写。在此过程中，我了解到若以中国标准看，第一世界的成人与儿童都显得备受娇惯。

1998年，意大利的总和生育率为1.2，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伊丽莎白·克劳斯（Elizabeth Krause）、简爱·施耐德和彼得·施耐德（Jane Schneider and Peter Schneider）发现，渴望升入城市中产阶级的意大利人不断增长了育儿成本，促使意大利生育率骤然下跌。克劳斯在其1997年的田野笔记中描述了意大利独生子女母亲卡洛塔如何感觉到再生一胎会造成大的负担，而后引述了她的话：

“什么东西都得是名牌。去年爱丽丝（当时准备升入三年级）有一个价格30000里拉（18美元）的便宜书包。所有的孩子都会看她，所以今年我花了130000里拉（78美金）给她买了有美少女战士图案的背包，就是中学生常用的那款。不然你会被当作底层或贱民（意大利语为genterella）,被人瞧不起。”

“啊。”她的婆婆插话说。“大家其实都是底层呢。”

“的确是。”卡洛塔说。“但是每个人都想掩饰，想要人前显贵。”

“在中国也是这样。”卢晶的母亲告诉我。“富裕的父母会给孩子买名牌货，倒不是因为这些东西有多好，而只是为了炫耀。有些孩子总是向父母抱怨说他们用的东西不如同学的好，父母就会竭尽所能地给他们买任何想要的东西。但同学们仅仅因为一个人背了便宜的书包就鄙视她是不对的。”

“如果其他人都用一个名牌东西，我也想要。”卢晶告诉我。“多花点钱买名牌东西是很值的，名牌东西更结实耐用。但我不会要求买个人民币624元（78美金）的背包！这太奢侈了。”

2002年，意大利最高上诉法院裁定一名30岁的男子起诉他的父亲胜诉了。他父亲是一名著名的70岁的医学教授，拒绝给儿子每月的抚养费，因此被起诉。这位男子有自己的财产，拿了法律学位，身体健康，自己还有信托基金，但由于无法找到符合他的高期望的工作尚处于未就业状态。法院裁定，只要“劳动条件不符合他的特定资质、态度和实际利益，在一个有限时期内可以合理地预期他能找到符合期待的工作，父母资助与家庭经济条件不发生冲突”，他就能享有索取父母资助的权利。

“儿子起诉老爸来要钱真是可耻。”郭达的父亲告诉我。“但是在中国，他们用不着起诉，因为父母甘愿一辈子养活自己的孩子。要是我有钱，我愿意一直抚养儿子，只要他需要我。但是我的工厂都快破产了，我都不知道能不能领到养老金。所以郭达只能靠自己了。”

“在中国，父母都愿意给孩子钱。”郭达同意父亲的说法。“我表哥都30岁了，父母出钱给他办了婚礼、买了房。但当我30岁的时候，我不想给父母添负担。到时候是该我养父母而不是他们养我！”

许多大连城区的人虽然愤恨日本曾经殖民过大连和中国，但认为日本为一个曾经贫穷的亚洲社会如何能够迅速发展现代经济并跻身于第一世界树立了榜样。尽管日本获得了中心区域的地位，但日本却为总觉得“落后”于美国、需要“复制”美国的方法来提高或至少维持本身在全球阶序中的地位感到困扰。像中国一样，在日本现代化文化模式的迅速普及导致生育率降低、父母对子女加大投资、教育体系竞争极为激烈并需要人们保持持续学习状态。基于洛伊斯·皮克（Lois Peak）关于日本从家庭育儿过渡到幼儿园育儿的观察，安妮·艾里森（Anne Allison）写道：日本母亲对孩子很宠溺，尽管她们承认“把儿童作为家庭的中心、母亲心甘情愿地沉溺在和一个受宠的依附者的关系之中”（这种宠溺行为被日语称为amae）对于学生的行为导向有害无益。基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实地调查，艾里森发现，她儿子的学前班同学们的母亲每天早晨花费25-45分钟准备非常精美的午饭便当（obento），让孩子带到学校。根据她于1988年至1991年在日本的研究，玛丽·怀特（Merry White）发现父母在十几岁的孩子身上进行了大力的投资。她写道：“许多中产阶级的母亲被迫以低廉的工资从事兼职工作，来为孩子们的奢侈需求买单，比如让孩子上学习典雅餐桌礼仪的课程、度假旅行、以及交付孩子因尽情冲澡、开灯至深夜、打电话煲所耗费的大量水费、电费、电话费。许多父母因此而负债，需要通过分期付款来购买钢琴、电脑或摩托车这类能为青少年提升身份的物品。“

荀金和她的父母告诉我说，上述日本做法让他们想到了中国的家长，但日本家长的行为更“极端”。

“这些妈妈花很多时间为孩子们准备午饭便当是挺好的。”荀金说。“我妈永远不会花这么多时间为我做这件事。但是我也不需要她这么做。这太浪费时间了！”

她的妈妈笑言：“我要是像这些日本妈妈一样有钱又清闲，可能我也能做到。我知道中国的一些阔太太不必工作，每天除了费尽心思给孩子做好吃的、买各种各样的东西，她们也没什么其他要紧事可干。”

“荀金请我们给她买一台电脑，等我们攒够钱就买，因为电脑可以帮助她学习和找个好工作。”荀金父亲说。“但是谁会借钱给孩子买钢琴和摩托车？这太过分了。”

美国父母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顶端，有条件宠溺孩子和尽可能满足自己需求，比起日本和中国父母可有过之而无不及。青少年对私人空间、零食、免于劳务的自由、学业和事业上的他人认可的需求很少成为美国学者关注的焦点。美国学者更倾向于关注阻止一些青少年实现每个美国人都预期自己可获得的社会经济成功的因素。米哈伊·奇克森特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和他的合作者研究了为什么许多在刚上高中时被老师认为“有才华”的青少年未能发掘自己的潜力。他们让两个著名的美国郊区高中的249名学生在1985-1986年学年期间在一周内的任意时间随手写日记。作者引用了一个名叫桑迪的学习很好的14岁女孩在周五上午8点35分写的日记：

我很讨厌我的妈妈。我就要去上学了，现在我本该在那里。我的小弟弟想骑他的自行车上学，妈妈让我给他车锁。我还以为她的意思是要开车送我去上学。到了该走的时候，我上楼说：“我们走吧。”她开始吼我：“你怎么没坐公交车去？你为什么这么恨我？为什么你要尽力破坏我的生活？”我们大吵了一架，然后她开始哭泣。她说你走路去学校吧。那有约2英里的路程。我根本没办法准时到达。所以我现在还在家里，上学迟到了。

当天晚些时候，桑迪写她的母亲“收拾行李离开了”，导致桑迪担心她不会再回来了（尽管母亲当天晚上回了家）。 桑迪给父亲打了电话，父亲从工作单位赶回家，开车送她去了学校。她躲进了学校卫生间的小隔间里哭，没有去上课。奇克森特米哈伊与其合作者以桑迪的日记来例证，阻碍她追求学业成功的一个因素是“她的大部分注意力或心理能量都被如何在家人和同龄人中求得生存发展的问题占据了。”

不过，刘娜和她的父母关注的是桑迪和她母亲都显得太不理性了。

刘娜的父亲说：“那个女孩应该走路或坐公车去上学。一到学校她就该去上课，而不是去厕所里哭。但她妈也不理性。她干嘛要又吼又哭呢？她是一个母亲，可行为像一个孩子。为什么她把她女儿的自行车锁给她的儿子呢？也许她更喜欢儿子。”

“这个女孩真的被宠坏了。”刘娜说。“她妈妈告诉她坐公车或走路，这是合理的。如果我是她妈，我也会生气。但她的妈妈不应该大喊大叫，也不应该哭，她应该好好解释说她只是想让女儿更自力更生一点儿。”

刘娜说：“那个妈妈因为一点小事就对她女儿大喊大叫，真是太糟糕了。如果我生气，我可能会和这个女孩有一样的行为。中国的父母对子女更宽容。孩子可能会气得跑掉，当妈的不会！”

奇克森特米哈伊和他的合作者发现，他们的样本中的青少年把大部分时间用于休闲娱乐而非做家务、学习或工作赚钱上。大连城区独生子女及其父母告诉我，中国的高中生和这些美国样本中的优秀学生用于做劳务活儿的时间量大致相等，但不管是多么受家长宠溺的中国高中生在休闲娱乐上花的时间都要少于后者。他们告诉我，他们更愿意生活在一个竞争不那么激烈的体系中，这样即便一些学生用于休闲娱乐的时间多于学业上的投入，也依然可被视作拥有别样的天分。

王松的母亲不赞成，“如果一个孩子没有天赋，父母更应该让孩子少花时间做家庭杂务，把更多时间用来学习。他们应该为孩子请家教，送孩子上私人辅导班。让孩子做家务和干工作是为了训练他们独立，而不是为了干扰他们学习。”

王松的父亲说：“美国的做法更好，可以让孩子们学习到多方面的知识。但他们花那么多时间娱乐休闲，这对中国学生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父母和老师不会允许这样，因为竞争太激烈了。中国学生必须花全部时间学习。”

“美国学生可以把那么多时间用来娱乐休闲，还能学业成功，真不公平。”王松说。“我希望中国也能这样。这样我们就会更快乐，可以通过听音乐、看电视以及和朋友一起玩来培养我们的能力，而不是花费太多的时间在学校学习无用的东西。”

芭芭拉·施耐德（Barbara Schneider）和大卫·史蒂文森（David Stevenson）发现，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青少年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青少年相比，怀有更不切实际的想要获取高等社会经济地位的雄心，远远不如后者务实。有研究者分析了“青年与社会发展斯隆研究”的结果，发现在1992-1993年被调查的3891名美国青少年中有17％的人期待成为医生或律师，尽管医生和律师只占美国劳动力的不到1％（根据1990年美国人口普查）。在20世纪90年代，雪莉·奥特纳（Sherry Ortner）研究了她的1958年毕业的高中校友，发现这些生育率低的“生育低谷”家庭在养育“X代”（译者注：也即被遗忘的一代）的子女时怀有很高的期待。几位父亲告诉奥特纳“他们刻意宠爱孩子，希望孩子能迷恋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并为了得到这些事物而努力拼搏”。

“那些父亲初衷很好，但他们的孩子真的会努力吗？”当我向何鸿讲述奥特纳的文章以及施耐德、史蒂文森和斯隆研究的研究人员的工作时，她问我。“或者他们就像中国的私立学校的学生一样，这些学生的父母每天开车送他们上学，会让他们认为自己优于别人？”何鸿接着说，她和她的非重点高中的同学们都期望得到高薪的专业性岗位的工作。“没有人想在工厂工作。”她说。“即使是那些不好好学习的人都说他们会想办法赚钱。”

“在中国也是这样。”何鸿的母亲说。“大多数中国的家长不想让孩子受苦。当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受的苦太多了。但是，如果从没受过苦的孩子遇到困难，他们将怎么承受？”

“在中国，我们的孩子也想成为医生或律师，或者做其他白领工作。”何鸿的父亲说。“我们年轻时对工厂工作感到满意，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一直往上走，进入白领阶层，不要在工厂上班或者做其他的低层次工作。一对夫妇结婚之后，他们会精打细算过日子，省下钱来为孩子们创造好的条件，让他们能好好学习。孩子习惯了过好日子，就想要做白领工作，过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