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鹏︱历史的两个身体：娜塔莉·戴维斯与她的新文化史研究

“新文化史”的出现，让马丁·盖尔这样的草根在曾经写满了精英的历史中实现逆袭，进入大众视野。作为一种被冠以“新”字的历史书写方式，新文化史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其时无论是在社会领域还是在知识界，都涌动着一股变革的力量。二战后得以重建的丰裕社会已经显现出乏力和疲态，一度稳固的社会秩序逐渐成为人们自由流动的屏障。在思想领域，“后学”之风也在推波助澜，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击着西方人固有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

当时，从意大利到法国，从英国到美国，一批富有冒险精神的历史学家脱颖而出，决心挑战历史研究的既有路径。他们将目光从政治和经济领域转向文化领域、从社会上层转向普罗大众、从追求历史的真实转向探询历史的意义。历史的客观性原则让位于叙事的技巧，历史的宏观结构被微观的心灵世界所取代。这股创新之风因时因地而有着不同的称呼，它在意大利被称作“微观史”，在法国被称作“心态史”，在英国被称作“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则被称作“新文化史”。而上述那些筚路蓝缕的历史学家们，如今都已是殿堂级的人物：卡洛·金兹伯格、罗杰·夏蒂埃、勒华·拉杜里、林恩·亨特、罗伯特·达恩顿……当然，其中最引人瞩目的非娜塔莉·泽蒙·戴维斯莫属。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

将娜塔莉·戴维斯视为新文化史的象征或领军人物，首先要归功于1983年出版的那本给她带来世界声誉的《马丁·盖尔归来》。在这部堪称新文化史奠基之作的书中，戴维斯运用娴熟的档案和文本解读能力，重构了十六世纪中叶法国乡村众多小人物的个人史。这些人中有离家出走的丈夫、有深藏隐情的妻子、有精明能干的“骗子”、有觊觎钱物的亲戚……他们在以往的历史书中很难被看到，即使偶有记载，也是作为一个语焉不详的群体或类型，藏身于宏大叙事暗淡的背景之中，被抹去了应有的个性。戴维斯让这些“没有历史的人”粉墨登场，走上前台，像萨克雷笔下名利市场中的芸芸众生那样，讲述各自离奇曲折的故事，为他们在光怪陆离的世界和公共的话语空间中争得了一席之地。

戴维斯在这部书中还展现了一位长期置身学术体制边缘的女性历史学家理解和书写历史的独有方式。比如，用生动的叙事将看似破碎的材料连缀成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在没有史料作为证据时对事件做出合乎理性的推测、依据个体的情感和欲望而不是历史的趋势对事件做出解释、不再把追求真相而是把呈现意义作为历史写作的目的，等等。或许是戴维斯的理念过于前卫，《马丁·盖尔归来》出版后迎来的不是掌声和赞誉，而是批评和质疑。评论者指责戴维斯对史料过分解读甚至误读，认为她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去猜测人物的行为与动机无异于文学创作。总之，这部书混淆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很难称得上是一部严谨的历史著作。直到多年后新文化史这种范式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推崇，《马丁·盖尔归来》一书的经典地位才得以确立下来。

最新出版的《马丁·盖尔归来》中译本

戴维斯的这种遭际并非偶然，在她之前，卡洛·金兹伯格关于小人物的微观故事即便使用的史料再多，分析得再为深入，也被认为是对非典型个体的描述而不具有普遍性。在她之后，史景迁因运用文学资料和意识流手法对王氏内心世界的建构，更被斥为背离了历史学客观性的原则，与创造小说无异。或许我们只有将新文化史置于西方史学的发展脉络中，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其意义和价值。

二战后，西方史学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折。第一次发生在六七十年代，标志是从政治史转向社会史。第二次发生在八十年代，标志是从社会史转向文化史。在这一被称作“文化转向”的过程中。历史学经历了一次重要重塑。一方面，历史学越来越社会科学化，它愈发依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拓展自己的疆域。如同第一次转向中，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于推进社会史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样，在“文化转向”中，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新文化史的兴起至关重要。戴维斯与另外一位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罗伯特·达恩顿，就都曾与人类学家格尔茨在普林斯顿大学有过密切合作，并深受其影响。具体而言，人类学对新文化史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首先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的影响。人类学上的文化强调的不是习俗和制度，而是象征和意义。格尔茨曾指出，人类时时刻刻处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而文化就是这些意义的承载物。对文化的研究重点不在探索规律，而在寻求意义。其次是人类学文本解读方法的影响。格尔茨认为，当人类学家面对广义上的文本时，比如眨眼睛或者斗鸡活动，不能仅仅满足对其表象的揭示，而是要挖掘其深层的象征意义，此即所谓的“深描”。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他们应当像在田野中调查的人类学家那样，从琐碎的史料中发现意义，或者在史料阙如的情况下去建构意义。《马丁·盖尔归来》一书无疑体现了上述两种影响。

另一方面，历史学越来越远离宏大叙事，体现出细碎化和边缘性的一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转向之后的历史学与后现代史学有着难以厘清的关系。尽管渊源有所不同，但双方在实践上却走在了一起。它们都放弃了建立在启蒙理性主义之上的“大写历史”（History），转而关注各种被忽视和被压抑的“小写历史”（histories），为那些隐藏在结构和规律之下的群体和个人发声。两者也都放弃了从中心看问题的视角，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远离中心的边缘，以此来挑战现代史学强大的规训和控制能力。在戴维斯笔下，不论是边缘中的女性、冒名顶替的骗子、请求赦罪的犯人、生死抗争中的奴隶，抑或在两个文化世界中游走的穆斯林，无不体现了碎化和边缘的特点。由此，历史学的疆界得到了极大扩展，历史学的面貌也得到极大改观。客观性、史料、论证和普遍性不再被视为历史学的要素，也不再被认为是一部成功的历史著作的标志。相反，个体意识、记忆、叙事和偶然性事件成为历史学家再现过去的有力武器。

可以说，新文化史的出现让人们对历史学的性质、史料的作用、历史知识的限度、历史学家的责任都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认识，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戴维斯等新文化史实践者对这一领域的开拓和推动。作为一位勤奋多产的历史学家，戴维斯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穿梭于不同的研究领域，在女性史、影视史、跨文化史中都颇有建树。但不管研究的对象和主题如何，戴维斯都能将之统摄在新文化史的主旨和意涵之内，以边缘的视角从特殊的个体中展现历史的多种可能。不过，戴维斯也没有故步自封，而是不断挑战自我，去竭力展现更为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势。在2006年出版的《骗子游历记：一位16世纪穆斯林的双重世界》（中译本《行者诡道：一个16世纪文人的双重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戴维斯的这一追求。

《行者诡道：一个16世纪文人的双重世界》

《骗子游历记》考察了一位被欧洲人称作“非洲人利奥”的穆斯林哈桑·瓦赞在两个文化世界——北非的伊斯兰世界和欧洲的天主教世界——之间的经历和遭遇，全书内容复杂，视野宏大。较之戴维斯以往的著作，该书在研究空间上超出了作者所熟悉的法国史领域，延及整个地中海世界；该书在类型上也超出了新文化史的范畴，体现了跨文化、跨国甚至全球史的特征。与之前那些主题单一的著作相比，该书糅合了认同、全球化、文化遭遇（cultural encounter）、文化混杂（cultural hybridity）等众多主题，体现了戴维斯全新的史学抱负。在这部颇具启发性的著作中，戴维斯着力倡导了一种“去中心的历史”（decentering history），即通过展现地方视角和地方叙事，来说明在一个全球互动业已形成的时期，没有哪个区域或哪种文化主宰着这一过程。作为两个文化世界的穿越者和联接点，“非洲人利奥”或者哈桑·瓦赞在进入或离开天主教世界时并不全然出于被动，而是有着自己清晰的文化策略。

虽然很难为《骗子游历记》归类，但该书沿承了戴维斯一贯的风格：近乎“没有历史”的小人物、边缘性的视角、生动的叙事，以及充满想象力的意义建构。因此，我们依然可以将该书看作是戴维斯在新文化史领域的一次全新尝试，一次融合了全球史的理念但又力图消除全球史的权力中心的尝试。戴维斯在史学上的这种进取心和开放性，来自她从未将历史作为一种封闭的话语体系的信念。在戴维斯看来，历史是过去与现在、普遍与特殊、边缘与中心、真实与虚构之间永久的对话。1987年，戴维斯在当选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时，作了题为《历史的两个身体》的就职演讲——题目显然仿效了中世纪学者恩斯特·康托洛维茨的经典《国王的两个身体》。在演讲的结尾处，戴维斯用形象的语言强调了对话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我心目中的历史至少有两个身体，至少有两个人在其中对话、争论，当他们用手指着自己的著作发表观点时，一方总是在倾听着另一方。”新文化史或许正是这样一种开放和多元的对话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