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育飞读《编织的艺术》︱萧穆的“双城经验”与近代桐城派研究断想

《编织的艺术：萧穆日记中的书籍与文学世界》，徐雁平著，凤凰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224页，72.00元

桐城派研究是近年来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的热点，却也招致研究者的过度耕耘，核心研究领域已现“烂熟”之态。为追求学术的“尖新”，险窄偏刁类型的研究日渐兴起。外加现行学术评价机制青睐所谓宏观的分析，更促使研究者挥别个案研究。至于今，对桐城派中人物基本史实及个体文学成就的考察，往往被烙上落后和陈旧的标签，除非它指涉方苞、姚鼐、曾国藩等知名人物。

重要历史人物对桐城派的贡献，显然是这个文学流派享有巨大声誉的关键，不过相关研究早已表明，桐城派的发展并不能简化为一些“点状”历史人物串起的线条，而应是众多大小文人携手撑出的“满天星斗”。遗憾的是，现行的文学史研究仍偏好重要作家、重要作品，桐城派中那些科名较差、地位较低的文人，只好成为“被牺牲的局部”。中低层文人本是桐城派这座辉煌文学大厦的“沙石”或是“通风口”，是桐城派持续发展的关键，但迄今很难被学界的目光所“照亮”。

萧穆（1835-1904）便是这样一位身处底层的桐城派文人。徐雁平最新出版的《编织的艺术：萧穆日记中的书籍与文学世界》，从微观史和书籍史的角度，把萧穆推到了文学史和书籍史舞台的中央。通过审视多达七十二册的《萧穆日记》，徐雁平以书籍和文学为媒介，发现萧穆是近代桐城派文献的重要“吞吐口岸”。萧穆在安徽桐城的书籍活动，透露了桐城派在“龙兴之地”崛起的密码，可概括为这一文学流派发展的“桐城经验”。此后三十多年时间，萧穆在上海的“书里活”生涯，则构成桐城派近世转型的“上海经验”。桐城与上海，是萧穆生命中最重要的“双城”，基本涵括了他的一生；“桐城经验”与“上海经验”，则是桐城派发展史的两个阶段性总结，堪为桐城派古今转变的缩影。

由此，《编织的艺术》导引我思考这样三个问题：小人物萧穆的人生，何以蕴藏桐城派兴盛与转型的密码？在桐城之外，以上海这座中国近代化的典型城市为“装置”，给萧穆的人生与理想作细致的绘描，会给中国近代文学里那些模糊的“小读书人”带来普照之光吗？以一百多万字的萧穆日记为基础，作者采取何种办法，才不致辜负材料，并将个案研究引向对前述两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一、“桐城经验”和“上海经验”

萧穆是谁？一般读者恐怕茫然，即便是古代文史研究专家，也难免犯嘀咕。这并不奇怪，在“庚子五大臣”之一的袁昶（1846-1900）眼中，萧穆是“橐笔游诸侯间以治生”的人，可见是一个落魄的文人。至于今，文学史关于萧穆的记载十分简略，除去介绍《敬孚类稿》外，所论寥寥。然而，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却把萧穆放在一个可观的位置。1962年，钱穆在《学术与风气》一文中，更视萧穆为1828年以来有“时代之业绩”者，位列杨守敬和吴汝纶之间。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史稿·文苑传》稿本，萧穆附于吴汝纶下。

更早之前的同治元年（1862），安徽人李濬为萧穆《敬孚类稿》作序，称桐城“一时文章、气节、经济之士，或死王事，或避他乡，风流尽矣……桐城后起之英，无不推敬孚者”。萧穆被视作桐城“后起之英”，仰赖的不是功名，也并非古文辞章，而在于他孜孜不倦地“打捞”桐城文献。这里所说的“文献”，主要是书籍，正是《编织的艺术》讨论的焦点。

该书第一章《咸同时期桐城派的“本土生长机制”》主要利用萧穆咸同年间的日记，通过“书籍重构一个萧穆所经历的基层文人世界”（第3页），揭示桐城县内文化生态与桐城派发展的关系。徐雁平总结出桐城派在桐城的基本生长机制，即桐城蕴藏多重人际关系交织的人文网络，网络所及的各个家庭均保有桐城派文献，形成“家家桐城”的特殊文化生态。这个文化网络中，桐城派书籍的生产、流通及再生产活动十分频繁。在编选、过录、传抄书籍的过程中，内部形成一整套运作书籍的“手艺”。“手艺”传习之外，桐城人还形成丰富的派别掌故，流传父老之间。由此构成的立体文化生态，足以帮助桐城人抵御外界强力侵袭，守护桐城派的精神园地，该县对清代文祸受害者戴名世著述的呵护即是一例。在桐城派的发展中，维系这套“本土生长机制”的，正是萧穆这样的桐城本土文人。他们穿针引线地不断激活这一文化网络，精心经营桐城派的书籍，桐城的文化生态因之生生不息。如上所述，可粗略概括为桐城派发展的“桐城经验”。其核心要义在派内人物始终呵护桐城派的文献，并积极维护一整套关于书籍运作“手艺”的传承。

清代桐城县图，选自光绪二十二年上海点石斋印《江南安徽全图》。可见“家家桐城”之地理状况。

在第一章之后，《编织的艺术》其余三章主要叙述萧穆在上海的书籍编刊生涯。同治十一年（1872）以后，萧穆至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广方言馆任事，由于对西学涉猎不深，实际工作极少，颇有“吃空饷”的态势。不过，这份公差给他带来较为稳定的收入。公事之外，萧穆积极谋取私事，以求维持家计。他持续为袁昶、李宗煝等人编刊书籍，获得各地官员、文士资助，得以刊行各类著述。四方辐辏之地的上海，在萧穆眼中，也呈现出与桐城迥不相侔的书籍世界。各地书籍汇聚上海，书坊林立，大大小小的藏书家都在上海崭露头角。萧穆徜徉于宏富的书籍世界，不再如桐城时期一样，需要家家走访才能获得少量珍稀书籍。而他与赵元益及其他活跃在江南的藏书家建立联系，也较为轻松。上海，滋润了萧穆的书籍生涯。

以书籍和桐城派为媒介，背靠上海这座大都市，桐城“后起之英”萧穆利用“稀有桐城文献资源”，逐渐与江浙、贵州等地学者建立联系，师友圈不断扩大，最终成为一个交游广泛的桐城派“中介”。上海，在萧穆的日记中，也成为桐城派人往来的“中转站”。 

清代上海县城图，选自同治《上海县志》，其中城门、县署、道署、书院皆标识清楚，也是萧穆时常过往之地。

上海给萧穆和桐城派带来新的机遇，而萧穆及桐城派文人也逐步适应上海这座城市。围绕书籍的编刊，《编织的艺术》特别讲述了以上海为枢纽的三个“书籍环流”故事：以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皇清经解续编》编刊为中心，存在“上海-北京-长沙”的书籍流转；以黎庶昌的往复论学书札及《续古文辞类纂》编刊为中心，形成“上海-东京”的书籍交流环；当薛福成出使伦敦、巴黎之后，萧穆又为薛福成编刊日记和文集等，这又构成“上海-伦敦-巴黎”的书籍信息交流管道。这些长距离的书籍编刊活动，进一步证明了上海在近代文化交流中扮演着“内循环”“外循环”的双重角色。

关于萧穆在上海的一系列活动，《编织的艺术》审慎地将其总结为萧穆的“上海经验”。作者认为，“桐城是明清中国传统文化的县域典型，而上海则是中国近代化的象征性城市”（154页）。通过对萧穆“桐城经验”和“上海经验”的分析，作者认为萧穆由桐城到上海，不仅对萧穆个人而言意义重大，也见证了桐城派的近代化。底层读书人萧穆，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书籍运作，为桐城派的绵延提供了文献支撑。基于此，在近代文学史和文化版图上，萧穆应该得到普遍的尊重。于是，《编织的艺术》所呈现的萧穆的“桐城经验”和“上海经验”，不仅为桐城派研究开拓了微观的视野，为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的研究提供了细密的个案，更为中国文学史的“近代性”注入了底层文人的普遍经验。

二、文脉微光：大城市里的“小读书人”

书籍、桐城、上海，《编织的艺术》通过这三个关键词，绘制了一位“小读书人”的人生行旅图，也把中国现代化中一个重要群体——“小读书人”的命运给突显出来了。此前，王达敏《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桐城派》（安徽大学出版社，2020）一书对中国现代化中桐城派的人物群像有宏观的勾勒，不过该书着墨较多者在重要历史人物如曾国藩、徐世昌等，也稍侧重于北方桐城派人物。而《编织的艺术》则另辟蹊径，以近乎“工笔”之力深描一位南方的“小读书人”萧穆在中国现代化初期的人生轨迹。

所谓“小读书人”，在《编织的艺术》中指向“一个功名普遍较低的阶层，他们赖以生存的技能主要在于传统诗文的素养与传统学术的训练，面对西学与西方物质文化的涌入，既不能全情拥抱，又无法刻意拒绝，在徘徊犹疑中小心翼翼地生活，最终成为‘不被看见’的一群人”（155页）。这一群体在中国历史上普遍存在，往往被归结为落魄文人。近年来，明清研究对这一群体的关注有所升温。几年前，在南京大学讲座时，陈鸿森先生多次提及要十分重视清代诸生的学术贡献。陈先生在研究乾嘉考据学时，注意到阮元等人对诸生的“学术掠夺”，欲为诸生正名。而历史学者张艺曦更对“小读书人”一词情有独钟，在《结社的艺术：16-18世纪东亚世界的文人社集》（联经出版，2020）、《歧路彷徨：明代小读书人的选择与困境》（阳明交通大学出版社，2022）等论著中，张艺曦多次提及“小读书人”。他给出的定义是，“地方上的一般士人，这类士人多半只有中低级的功名，或是没有功名的布衣处士，他们会有在地的声名及影响力，但没有跨地域的声望，而在面对流行的思想或文化风潮时，他们无力位居要角，而且会随风潮摆荡，甚至风潮交错时，可能为此而徘徊彷徨不易抉择”（《歧路彷徨》，第1页）。尽管张艺曦研究所涉多为明代读书人，但揆诸清代，这一概念仍大体适用，故本文借用此提法予以申说。

将萧穆视作清代的“小读书人”，不惟可见他的影响力局限于地方，也易明了他思想上的局限性。更为重要的是，萧穆这样的“小读书人”在日常生活中，面临较大经济压力。一方面，他们须维持对书籍文化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不管在家还是出外，他们均须负担家中各类开支。萧穆日记甚至记载买过一头水牛参与耕作的辛酸故事（《编织的艺术》，60页）。读书与生存高度地融为一体，这部分读书人的生存境遇和治学倾向由此别具面目。

萧穆继承了明清时期的小读书人传统，在环境的压力下，主动选择“职业读书人”道路。举业之外，“小读书人”萧穆“致力于乡邦文献的搜集与编刊”（《编织的艺术》，第5页）。通过与书籍爱好者、保存者的交往，萧穆建立了较为稳固且有较强凝聚力的人际网络。这种因书籍带来的人际关联，令人想起阿比盖尔·威廉姆斯（Abigail Williams）在《以书会友：十八世纪的书籍社交》（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一书所指，“阅读……也能构成社会交往的基础”（《以书会友》， 13页）。类似的书籍友谊在十九世纪的桐城，也为萧穆提供了较为开阔的社交面。有赖于此，萧穆审慎地接近实现心中小小的文化理想。此文化理想表现在表彰先贤，附骥其后，以期稳步获得一些名声。只是，这种生活经验在桐城尚且适用，至于上海，情况则发生一些变化。

柳诒徵题署“敬孚类稿十六卷”，见《敬孚类稿》，光绪三十二年刻本，天津图书馆藏。

桐城的教育及成长经历，并未授予萧穆适应现代城市生活的技能。由于年纪较大，或本身缺乏转向西学的动力，萧穆在上海的工作，如广方言馆的编校工作等，主要“倚仗特别的人情关系”（50页）。西学技能欠缺的萧穆，在公事上无所作为，转而在私人书籍编刊上发力。不过，这种私人编刊书籍，在刻书逐步商业化和书商势力迅速崛起的时代，显得不合时宜。故而，萧穆对经营人际关系就更为用心。萧穆的书籍生涯缠绕着那么丰富的人情意味，原因或在于此。

在生存经验上，上海与桐城差别较大。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萧穆能较快融入上海，又可见“小读书人”从桐城到上海有较为适宜的过渡管道。

事实上，萧穆的“桐城经验”和“上海经验”在某些层面上具有同构特征。上海和桐城所包蕴的文化特质是同胚的，而桐城派的近代化和上海的近代化也同态行进。世界不断变化，周遭环境不断流转，萧穆于传统文事的坚守却始终未曾改变。这种文化坚守，为萧穆、桐城派和上海的黏性提供了永久的根基。毕竟，上海与桐城在文化层面的差别并非判若云泥。上海有书坊，桐城也有，不过较少而已；上海有各色读书人，桐城也有，不过更少而已。从各方面而言，相较于桐城，近代上海在许多方面不过体量更大，其他方面的结构则与桐城有诸多相似之处。如此一来，萧穆等人进入上海，才有亲切感、熟悉感，才能逐步落脚并适应。上海供小读书人落脚的地方，不仅在新式机构，也在书院、书坊等场所。以书院为例，萧穆经常走访龙门书院、求志书院、敬业书院等，并交结书院山长刘熙载、孙锵鸣、杨长年等人，而书院体系的人际交往等也是萧穆所熟悉的。仅此一端，即可见旧式文教体系为萧穆在上海的活动提供了可靠支撑，也一并让他获得相当的安全感。

“小读书人”的萧穆能在上海求得生存，不仅仰赖于自身娴熟的“书籍技艺”，受益于桐城派本身发展缓慢，还由于上海为萧穆施展“书籍技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同时也为他提供了更大的舞台。以文献资源的调研与获得为例，在桐城，萧穆需要在村庄之间东奔西走。而到了上海，萧穆简直坐拥书城，如光绪元年（1875）十月十九日这一天，萧穆甚至能在一日之间逛到四五间书坊，拜访三四位朋友并借书（74页）。萧穆这一天在“书籍之路”上的收获，已抵得上他在桐城一个月的寻访。

清代上海县城内外街巷图，选自同治《上海县志》，所示街巷，可见萧穆一日“书籍之路”的轨迹。

从桐城走向上海的萧穆，获得了更多的生存经验和文化资本，也经由熟悉途径，较为平顺地融入近代城市生活。然而萧穆的地域转型也存在诸多缺憾，他的文章仍以自我编刊为主，未能登上报刊。在通俗文化市场，萧穆没能像苏州文人王韬那样，迈向更高的舞台。如果说王韬走向上海表现为文化倾向上的辞旧趋新，那么，萧穆的文化选择却是向着旧世界的深处挖掘资源。如此一来，“小读书人”的萧穆始终摆脱不了“小读书人”的角色，而“小读书人”的王韬，已经摇身一变而为海上闻人。“海上闻人”的王韬对于中国很重要，而“小读书人”的萧穆则对桐城派很重要。正如一位豆瓣网友“毛子羙”短评此书所云：“本雅明说远行者必会讲故事，而面对萧穆，我们惊觉讲故事的人也走向了远方。”当萧穆这样的“小读书人”走向上海这样的远方，桐城派也要掀开新的篇章了。

如众所知，桐城派是不断适应时代而生长的文学流派，是由许多大名家和小家组成的立体流派，并非有意按照某些意图完成既定目标的组织。尤其是，当其主要理论体系完成构建之后，剩下的只有缓步向前。这是一个庞大的文学流派，但在清朝的每一个府县，都因山川地理、人文传统等影响，而因地制宜，呈现地域特色。在北京，在上海，在其他各地，桐城派最终发展的逻辑并不一样，它有自发生长的特征。理解桐城派的“在地性”，首要在理解那些身处底层的桐城派人。他们是桐城派“在地化”的末梢，对桐城派的微妙变化最为敏感。萧穆，便是桐城派延伸到上海的一根纤巧的“探针”。

在上海狂飙突进的近代化历程中，桐城派人走入上海，并未全情拥抱，而是谨慎接触，最大限度地保存了桐城派的本色。这种谨慎和保守，在萧穆这样的底层文人身上表现最为明显。由于他们对书籍的热爱，对派别文献的珍视，对旧有的一套书籍“技艺”恋恋不舍，他们介入新世界的过程是缓缓地，而非急风骤雨地。于是，桐城派最终也并非被上海征服，而只是融入上海。在此，文学与文献的传统也不再是历史的包袱，而是一个长时段文学流派应对世界变化的可贵资源。

从桐城到上海，对不同阶层的桐城派文人而言，体会很不一样。短暂停留在上海的吴汝纶和前往京师大学堂的吴汝纶，或是居住在桐城的吴汝纶并无多少区别，他卓著的名声使得地域对他不构成限制。但对萧穆这样的底层文人而言，情况很不一样，他只能在局地小心翼翼地经营。在这一层面上，萧穆可谓晚期桐城派的一个异类，或者说，他在思考另一种传衍桐城的路径。在萧穆之后，“北方桐城派”文人如贺葆真等，同样面临此等困境，只不过贺葆真选择拥抱更为强势的阶层，参与办报等活动而已。而桐城本土所出人才“一马二姚”（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则延续桐城派悠远的教书传统，选择躬耕杏坛，通过文学教育为文派传衍蓄力。

从桐城到上海，是萧穆“双城记”的一生，却并非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截然可分的两个版本。对萧穆而言，从桐城与上海，是自身生命历程的连续；对桐城派而言，“桐城经验”与“上海经验”之间的连续性也令人称奇。这种近代地域空间传统的连续性，非三言两语可以概括，但“小读书人”群体所起的作用值得高度重视。传统文化顺滑地完成现代转身，部分得益于如萧穆般底层文人的苦心营造。如果说近代中国的大城市，仍保有古典中国的诸多色彩，有意无意地流露保守特质，我想，正是一大批不肯轻易降身屈服于现代化的“小读书人”努力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说，萧穆身上那种温柔而克制的小心与谨慎，并非文人的畏缩与酸腐，而散发迷人的光泽。

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萧穆等一大批“小读书人”的文学史价值正可作如是观。过去，人们不太理会这样一群缓步向前的群体，今后的桐城派研究，当把这个群体描绘得更加清晰。

三、“编织”作为日记个案研究的基本法

《编织的艺术》讲述了许多关于书籍的故事，却并非资料的堆积，而是通过许多案例的编织，绘就萧穆浸淫于桐城书籍世界的活动图景。这样细腻的研究图景，在此前桐城派研究中很少呈现，本书之所以勾勒得出，很大程度有赖于对萧穆日记的有效利用。

如众所知，日记是研究晚清中下层读书人的重要文献。这不仅因为日记细致记载了日常生活，而且言为心声，展示了作者与自己的对话。对“日记自觉”的作者而言，他们的日记更加可贵，而萧穆恰是其中重要一员。萧穆日记大量记载书籍编刊有关的信息。因这不仅是工作记录，也是他赖以生存的基础。今存皇皇的萧穆日记与《敬孚丛稿》等文献，正是萧穆书籍艰辛人生的实录。如此一来，研究萧穆，问题不在于日记有什么可贵资料，而在于如何提取并形成有价值的问题，并揭示萧穆及其时代的某些真相。

萧穆同治年间日记，几于每日均有“圈”“点”“读”等阅读行为，可见其读书用功之勤。

中文学界近年已有数部日记个案研究的专著问世，包括《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2021）、《谭献稿本日记研究》（2022）、《过渡之舟：〈胡适留学日记〉研究》（2022）等，均展示了提取日记史料的诸多方法。而《编织的艺术》在日记“提取”方法上，更进一步，凝练出“编织”一法。“编织的艺术”，原是专著的标题，点出萧穆经营文学世界和书籍世界的本领，却也是利用日记进行个案研究的方法总结。“编织”（weave）是徐雁平引入中国书籍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早在2015年，徐雁平于《用书籍编织世界——黄金台日记研究》一文已指出，“书籍或文本是文字的编织，而黄金台似在一种结构或网络中主动利用书籍在编织一个更大的‘社会文本’”（《学术研究》2015年第12期）。这种“社会文本”包括丰富的人情关系，以及一个广泛交流的文化共同体。在《编织的艺术》中，这种“编织”至少指向如下三重意思：一是萧穆如何在上海编织人际网络；二是萧穆如何编织桐城派的书籍；三是作者如何利用萧穆日记进行编织。归根结底，《编织的艺术》揭示了如何运用日记从事个案的书籍史研究的全过程。

《编织的艺术》各个章节有意无意地谈了许多关于日记研究的心得，综括起来，似可看作一篇“日记个案研究的方法录”。在《引言》中，作者提及研究晚清桐城派何以选择萧穆日记，乃在于萧穆日记记载的连续性及有意识地记载，且日记所载主要集中在桐城和上海。进一步地，研究萧穆日记的三个维度得以呈现： “萧穆日记的史料价值”“史料赖以产生的背景与关系框架”“以书籍为中心的考察探索”。而最核心者乃在第三点，因其关键在“如何选择、编织相关记载，形成新的观看角度，寻求晚清文学流派的繁富性质和内部衍生机制”。

笔者认为，在“编织”日记的起初，选取何种日记进行研究至为关键。每一种日记都有适合解决的问题。敏锐把握日记的性质，最大限度发挥其价值，是日记个案研究重要的一步。徐雁平多次强调萧穆的“延展性”，认为此类日记是各类活动“进行时”的记录。由于萧穆的身份及其对日记的用心经营，这部日记不仅是“我史”，还是“桐城之史”。

在此基础上，徐雁平做了长时间的资料摘编，书后十条附录是这项工作的部分体现。他对这部稿本日记的研究，始于摘编、辑录各类书籍、文学、桐城派、上海与桐城等地相关的资料。坐拥数十万字关涉研究核心的“碎锦乱丝”之后，徐雁平开始编织性的日记研究。他一方面捕捉日记中“光亮”部分，以萧穆为中心，编织连续性的书籍活动；另一方面，以桐城派为中心，将桐城派的人和事串联一起，形成新的意义缠绕。最终在文学和书籍的维度上，再度提炼分析。这种围绕“人-文学流派-书籍关系-文学关系”的编织性研究，纵横交错，经纬勾连，最终以近乎“工笔”的形态勾勒出桐城人文生态及上海桐城派文人的基本轮廓。

在多重“编织性”研究过程中，徐雁平未曾明言的是，许多日记都存在地域结构，即日记中有地域的影子，包括地域文学、地域经济、地域文化等。设若有意凸显，研究者总能绘就一件关于地域研究的“毛衣”。万一更加幸运，某些研究者绘就的这件“毛衣”还可以是地域文化研究的样本。而桐城及桐城派恰恰是明清中国研究极佳的地域文化样本。由此，读者不难想见：地域结构是清代日记中蕴藏的诸多隐形结构的一种，也是整体探索单部日记价值应当充分考虑的。毕竟，若缺乏整体性的思考，则日记研究不免沦为对纷繁人事的局部解剖，尤其是在个案研究上。而这，恐非日记研究的向上一路。

在整体性“编织”日记资料之外，徐雁平还特别留意那些因边缘而难以利用的日记“废料”，如日记中偶尔一现的人物、偶尔出现的书事等。对此，研究者往往无所适从。而徐雁平将这些“废料”置于书事和人间周边，赋予过渡时代读书人以文化身份的意义。他认为，“从文字记载回看萧穆的人生，稿本日记的整全性远在刻本《敬孚类稿》这部文集之上；同时，日记未经清理的混杂性也远超规整的文集。在令人瞩目的整全和丰富的混杂中，一条标识萧穆文化身份的桐城文献脉络被清晰地理出”（124页）。经由桐城文献出发，徐雁平理出萧穆的书籍世界和人情网络，也得以跳脱萧穆日记的信息海洋。桐城文献，堪称萧穆日记的“研究之眼”。把握这一点，萧穆日记才不至于因信息过于丰富而令人心生畏惧，而研究的脉络也得以凸显。

在结构层面“编织”萧穆日记，体现了研究者对萧穆日记的静态认识，而在流动性空间中审视这部日记，则对研究者提出更高挑战。《编织的艺术》花费很大篇幅处理“桐城-上海”“上海-东京、伦敦、巴黎”等“长距离关系”，试图在时空网络中“编织”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书籍网络。这种宏大的抱负，令人想起美国学者理查德·B.谢尔（Richard B. Sher）那本令人印象深刻的The Enlightenment & The Book: Scottish Authors & Their Publishers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Ireland & America（《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又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译作《启蒙与书籍：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出版业》）。谢尔在这部书中出色地描绘了伦敦-爱丁堡、费城-都柏林等苏格兰启蒙运动书籍出版城市的互动关系。这些“长距离关系”的勾勒，得益于一系列图书出版信息，也包括较多的私人文献等。不过，《编织的艺术》对萧穆日记中书籍的“长距离关系”的描绘显得更为细腻和个人化，尤其是对人际关系远胜过书籍关联的中国而言，这种勾勒不能止步于书籍。这也许是徐雁平有意避开书目题跋等“见物不见人”材料叙说城市间书籍联系的重要理由。

在利用传统日记研究人类活动空间的探索中，刘永华《排日账与19世纪徽州乡村社会研究——兼谈明清社会史研究的方法与史料》（《历史研究》2014年第5期）有深度思考，该文指出，利用日记研究乡村活动空间应当注意两点：“其一，系统处理排日账的人际关系信息，重构记账者的人际网络及其变动。其二，针对某些排日账时间跨度较长的特点，对记账者所涉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社会群体及其变动进行中程分析。”过程性、人际网络、社会关系等，也构成利用日记编织中国书籍史“长距离关系”的必然条件。《编织的艺术》把握住中国书籍作为“特色情缘之物”的特点，部分揭示了其与国外“长距离”书籍关系的差别。日记所载中国的书籍关系尤具人情味道，与“文化贸易”以及启蒙运动下的书籍生意毕竟很不一样。

总的来说，“编织”之于日记个案研究有非凡意义，《编织的艺术》这本小书已略为开示。进一步地，“编织”的研究策略，也许不仅适用于桐城派日记个案研究，适宜于书籍史研究，还应当是日记研究的一项普遍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