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名士 | 王鏊：“完人”宰相的进与退

原作者：沈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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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仇英 观榜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成化十一年，又是一轮科举的终局——殿试发布了结果。第一名状元是谢迁，第二名榜眼是刘戬，第三名探花是王鏊。这三人后来都成为明朝才干与德行兼具的清吏能臣，广受赞誉，因此这个让三人成功入仕的殿试结果本应该没有问题，然而在当时，消息一出，就引来了争议，焦点便是位列第三的王鏊。

吴郡五百名贤传赞 图源：苏州图书馆

王鏊字济之，号守溪，晚号拙叟，也称震泽先生，出生于洞庭东山陆巷村。如今这处古建筑保存完好的古村里，还留有王家为了庆祝王鳌连中解元、会元、探花而建起的三座牌楼，这也是陆巷村的标志性建筑。王鏊自幼随父读书，十分聪颖，八岁就能读通经史，十二岁就能做诗。他曾受人所托，在一幅《吕纯阳渡海图》上题诗曰：“扇作帆兮剑作舟，飘然直渡海风秋，饶他弱水三千里，终到蓬莱第一洲。”不仅文采斐然，更展现了其志向远大，看过的人无一不赞叹，认为王鏊日后必成大器。十六岁时王鏊随父亲北上进京并入国子监，每次完成的文章都因为出类拔萃，很快就被国子监诸生争相传颂。所以，王鏊这样一位年纪极轻就因天赋卓绝、才华横溢而闻名于世的天才，连中解元和会元后，人们都觉得最终的状元也应是王鏊的囊中之物。

然而，当时王鏊遇上的主考官，正好就是明朝唯一一位连中三元的名臣商辂。很显然，如果王鏊也得了殿试状元，那么“连中三元”就不再是商辂独一份的殊荣。因此传言称，商辂就是出于这个动机，才将王鏊列为第三，谢迁列为第一，又因谢迁容貌英俊，仪表堂堂，于是时人讥讽此事说：“文让王鏊，貌让谢迁。”

明 王鏊 悯松诗卷（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不过，虽然坊间议论沸沸扬扬，但王鏊本人却似乎完全没将这样的事放在心上，甚至在各处记载中，也不见他对商辂有偏见或与之交恶。或许是因为，无论名次争议是真是假，王鏊到底是在这场读书人最重要的考核中脱颖而出，名列前茅，成为了这个国家文人里名副其实的“顶流”。所以除了得到功名的喜悦，大概也就只有一腔正准备在大明的朝堂大显身手的豪情和抱负，志存高远的人往往不会在意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

但与美好的理想相比，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甚至与理想大相径庭。明朝经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的开创拓展，又有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与民休息带来“仁宣之治”，正是蒸蒸日上的国力却因明英宗正统年间的“土木堡之变”而急转直下——“明自正统以来，国势浸弱”。明英宗亲征瓦剌，却在土木堡兵败被俘，回朝后又发动“夺门之变”，迫害曾力挽狂澜的明景帝朱祁钰和于谦、范广等忠臣良将，致使政局日趋黑暗腐败，从而民生艰难，国力衰弱，明英宗之后的帝王慵懒怠政、重用奸佞的情况也不鲜见。

明 佚名 明成祖坐像轴（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虽然明太祖朱元璋为子孙立下太监不得干预朝政的铁律，但从明成祖朱棣让“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到广为人知的东厂、西厂，明朝太监的存在感让人无法小觑。显然，理想的律令对抗不过现实的必要。朱元璋禁止太监干政是吸取了前朝的教训，但既然同为封建王朝，那么皇帝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从来都只有一个，就是如何巩固皇权，坐稳龙椅。因此，满朝文武对于皇帝来说，始终都是不稳定因素。于是朱棣违背了朱元璋立下的规则，重用宦官，也就为后面的明代皇帝们开了“好头”。

王鏊是中国传统文人中典型的佼佼者，既治学严谨，才华出众，又洁身自好，清廉正直，对与亲近谄媚皇帝的宦官、外戚之流从无好感。寿宁侯张峦与王鏊有姻亲关系，其女就是被明孝宗一生独宠的孝成敬皇后，因此贵为国丈的张峦自然是显贵的外戚，但逢年过节张峦派人来问候送礼，都被王鏊赶走。时人觉得王鏊这么做未免过分，王鏊直言：“昔万循吉攀附昭德，吾尝耻之，乃今自附寿宁耶？”“万循吉”指的是明代内阁首辅万安，万安无德无才，为了平步青云攀附明宪宗的宠妃万氏，认万贵妃为同宗，这让王鏊极为不齿。所以对于凭女儿显贵的张峦，王鏊也回以同样冷漠的态度，表明了自己不慕权贵的心志始终如一。

明 王鏊行书七律轴（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面对更鄙夷的宦官，王鏊自然就更不会忍气吞声。明孝宗即位后，励精图治，缔造“弘治中兴”，但因为迷信佛道，宦官李广便因“以符箓祷祀蛊帝”而得宠。在李广引导明孝宗游西苑时，王鏊便以“文王不敢盘于游田”的实例规劝明孝宗要学习周文王，不能耽于游乐田猎。也多亏明孝宗是较为贤明的君王，不仅不动怒，还接受了王鏊的谏言，回头告诫李广等宦官：“讲官指若曹耳。”——“王鏊所指责的就是你们啊。”太子朱厚照出阁读书，王鏊因德才兼备获准辅佐太子。

但明武宗朱厚照登基后，十六年荒嬉政治，宠信宦官，以致催生出明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宦官群体——刘瑾为首的宦官“八虎”，进一步加剧了明代中期政治昏暗、国力衰弱的局面。明太祖朱棣重用的郑和，明宪宗朱见深重用的汪直至少是有才能的宦官，而刘瑾视作榜样的“前辈”却是导致了“土木堡之变”的王振。因此刘瑾等“八虎”每天向皇上进献鹰犬、歌舞、摔跤等游戏，引导皇帝微服出行、寻欢作乐，再心安理得地凭借皇帝交付的权力作威作福。王鏊面对这样的时局自是痛心疾首，文人的自尊和理念都让他对祸乱朝纲的“八虎”深恶痛绝。

为了对抗刘瑾为首的“八虎”势力，王鏊一方面力主唯才是举，反对结党营私，以期更多忠诚正直、博学多识的人才充实朝堂、净化风气，另一方面与刘瑾等人的阴谋和恶行正面对抗，从无惧色。正德初年，王鏊就上奏请求皇帝不拘一格任用人才，甚至他作为通过科举脱颖而出的名士，还能看到八股取士的局限性，认为一心只读圣贤书而对经典书本之外的事情全然不顾的文人士大夫“其学诚专，其识日陋，其才日下”。可这又是明代科举内容重经义，专究宋人注疏、语录导致的。天下士人不得不以毕生之力钻研八股只求高中，而像沈周、文徵明、唐寅这样名满天下的有才之人却因无法适应僵化死板的科举模式而失意终生。王鏊虽不能从根本上变革科举体制，但他尽自己所能维护“在野”的名士们应有的地位和名誉，为的也是自己“用人唯其贤”以造福家国的理想。

王鏊等修撰 《【正德】姑苏志》 图源：苏州图书馆

在读过宋史后，王鏊更加深信，宋朝之所以灭亡，根源在于皇帝用人不当，以致权奸当道，害民误国。因此王鏊提出用人治国的基本原则：“夫法无新旧，惟其便；人无疏戚，惟其贤；天下之事当以天下之心处之。”又劝皇帝收揽天下遗才，设立馆阁听取讲学，多与大臣沟通交流，“则人情世故可以周知，而人才之高下亦因是可察矣”。不过从明武宗的生平记载来看，显然他并没有把王鏊的谏言放在心上。

王鏊的选人用人思想，到底也没能跳脱出封建文人寄希望于明君治世的思想藩篱。皇帝不“明”，根源是其作为封建王朝的统治者绝对利己与自恋的本质，但像王鏊这样的文人只能一厢情愿地相信，自己侍奉的皇帝从无差错，只因奸臣小人作恶多端，蒙蔽皇帝视听才导致家国的祸患。元蒙遗部小王子和火筛等部落在河套、大同一带不断侵扰时，王鏊就在上疏献策时直言：“臣窃谓今日火筛、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幸乱政，功罪不明，委任不专，法令不行，边圉空虚，深可畏也。”正德四年，王鏊被起用为左侍郎，就与韩文等大臣共同上疏，力陈“八虎”罪状，请求皇帝诛杀刘瑾等人，以正朝纲。因其言辞恳切，明武宗也极为动容，这就让刘瑾等人又惊又惧，连夜围着明武宗哭泣恳求，明武宗最终选择袒护“八虎”。

明 佚名 明武宗坐像轴（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而刘瑾也对想要诛杀他的大臣们展开毫不留情的报复。他派手下留心探查大臣们的过失，找不到大错就捕风捉影，兴风作浪。韩文被刘瑾“坐以遗失部籍”，和侍郎张缙一同被关入诏狱，数月后才获释，又被要求交出千石大米作为罚款，直到韩文“家业荡然”。谢迁与刘健因明武宗偏袒宦官无视忠言，愤而辞职，但刘瑾也不打算放过他们。多方搜寻后，刘瑾及其党羽认定谢迁、刘健与余姚隐士勾结徇私，将受到推举的余姚人周礼等人下狱，并试图抄没谢迁与刘健的家产。王鏊联合李东阳等人奋力救护，这才让韩文、谢迁、刘健等人免遭大祸。

也因正德初年，刘瑾毕竟根基还未牢固，所以王鏊直言敢谏之处，刘瑾还是要忌惮几分。但随着谢迁、刘健相继罢相，内阁阁臣只剩李东阳一人，刘瑾入主司礼监，双方的实力差距开始逆转。因为内阁急需阁臣，朝廷公推王鏊入阁，刘瑾则向明武宗推荐了自己的亲信焦芳。最终明武宗为平衡两方势力，让王鏊与焦芳一同进入内阁。

明 王鏊行书洞庭两山赋卷（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焦芳粗陋无学，个性阴狠，被主流文人群体所鄙视，但焦芳毫不在意，反而更加自私自利、肆意妄为。因为晋升之途受阻，他就认定是彭华背后算计他，扬言当不上学士就当街刺死彭华，让时任大学士万安不得不将他晋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又因上书的意见被谢迁压下，焦芳也因此憎恨谢迁，并迁怒余姚、江西出身的学士，经常对他们破口大骂。自知得罪了众多廷臣，焦芳便选择依附讨好刘瑾，自称刘瑾门下，拜访刘瑾时言必称千岁，不仅将韩文等人上疏诛杀“八虎”的计划透露给刘瑾，还在批注奏章时完全迎合刘瑾的心意，在刘瑾迫害文人官僚时积极充当马前卒。因此，虽然王鏊与焦芳一同进入内阁，但焦芳有刘瑾撑腰，刘瑾则深得皇帝宠信，王鏊这边就显得势单力孤。

即便如此，王鏊依然在力所能及之处，尽力庇护忠良、伸张正义。尚宝卿崔璿等三人因小错被刘瑾下狱拷打，几乎要被折磨致死，王鏊力阻刘瑾：“士可杀，不可辱。今辱且杀之，吾尚何颜居此？”再有李东阳全力施救，最终三人免于死罪，被发配戍边；杨一清不愿依附刘瑾，刘瑾深恨，欲构陷杨一清修筑边墙糜费过度，王鏊同样据理力争：“一清为国修边，安得以功为罪？”力救杨一清出狱；焦芳之子焦黄中傲慢凶狠，才疏学浅，还想靠着父亲的关系当上状元，也被王鏊坚决抵制，终未成功；明宪宗的废后吴氏去世时，因其没有太后的名分，刘瑾准备将其按一般宫女的规格火葬，王鏊还是力持不可，最终吴氏得以按妃子的葬礼下葬。

可只凭王鏊一人之力，就注定了会力不从心。焦芳与刘瑾联合，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大肆祸害缙绅。而王鏊，据明史所载，“鏊不能救，力求去”——实在无法改变时局，王鏊选择了辞官返乡，此后家居十六年，无论廷臣如何举荐，王鏊都不再出仕。

明 王鏊行书七律轴（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其实文官与宦官作为天然对立的政治势力，是由皇权一手促成。皇帝并不会真心偏向哪一方，双方的尔虞我诈，都时刻被放在皇帝的天平上仔细衡量，一切取舍都以是否有利于皇权稳固为标准。刘瑾权势极盛时，被时人称作“立皇帝”，明武宗则是“坐皇帝”，但当刘瑾已树敌众多，朝野上下怨声载道，又被坐实谋逆时，明武宗一道旨意就让昔日权擅天下的“立皇帝”被凌迟处死。而刘瑾之后，又有江彬上位成为明武宗新的宠臣。无论是宦官佞臣毫无尊严的依附和谄媚，还是文人士大夫大义凛然的谏言和理想，对皇权来说都不过是工具而已，不分彼此，一视同仁，只有“有用”与“无用”的分别，一旦丧失利用价值都会被弃如敝履。

这样的事实，或许文官与宦官双方都心知肚明，但既然投身的是皇帝主导规则下的“战场”，那么质疑裁判显然是不可能的。然而不质疑作为裁判的皇帝，那么弊端的根源就永远无法拔除。像王鏊这样的文人或许是最痛苦的。他们既无法像焦芳之流抛弃尊严和操守去同流合污，也无法杀身成仁，以死明志。比死更残酷的是清醒着目睹并感受痛苦，所以王鏊只剩离开一途。

决意归隐时，王鏊写下《己巳五月东归三首》，自谓“沧海巨帆晴望济，长途疲马早思回。闲非闲是俱抛却，濯足沧浪坐钓台”。回到吴中后，王鏊在洞庭山后的新居住下。原本长子已建成新的宅第，自然愿意赡养父亲，但王鏊素来清正廉洁，嫌长子宅第太过华丽，不愿居住，于是王鏊的长子又另建相对狭小简陋的一室，王鏊这才同意入住，并作《洞庭新居成》曰：“莫笑吾庐吾自爱，檐间燕雀日喧喧。”如今的王氏旧宅，也是简约古朴之貌，足见王鏊“天下穷阁老”的风范。

元 赵孟頫 洞庭东山图 上海博物馆藏

远离了让他失望的官场，王鏊的日子十分轻松惬意：“明月逍遥，白云自在，别是人间闲世界。起来把酒酹青山，年年与汝常相会。”闲暇的日子里，王鏊可以潜心作文，整理文稿，与志同道合的吴中士人聚会出游。对于文徵明、唐寅、祝允明这样仕途失意的吴中文人，王鏊从来都认可他们的才华，愿意为他们的人生提供支持。

文徵明科举失利后，王鏊曾作诗安慰鼓励他：“人间得失无穷事，笑折黄花插满头。”王鏊归隐回乡后，文徵明则专门为王宅的真适园题诗十六首，足见两人亦师亦友的交情。

明 唐寅 王公拜相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图绘王鏊出山拜相情景

一向放荡不羁的唐寅，对王鏊也极为尊重。王鏊经父丧后回乡守孝三年，期满后应召入京，唐寅特作《王鏊出山图》为其送行。王鏊七十大寿时，唐寅亦作《寿王少傅》诗表达敬仰之情。王鏊也对唐寅回以《送唐子畏之九仙山祈梦》的诗作，赞赏唐寅在诗书画上的成就。

虽不身在朝堂，但王鏊忧国忧民的情怀并未随着归隐而一并消散。他始终关注着家乡吴中的变化，尤其是对民生的牵挂。明朝从太祖朱元璋起对工商富庶的吴中地区采取高压统治，吴中的税赋、徭役都重于其他地方，再加上明代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压力。王鏊为此特作《吴中赋税书与巡抚李司空》给当地巡抚李充嗣。王鏊历数繁重赋税下吴中百姓“拆屋伐木，鬻田鬻子女竟不免死于榜掠之下”的惨状，指出吴中地区已经到了贫民弃田逃离，富人卖田躲避徭役，田地既没人买又没人耕种的地步，人民既无以为生，国家的税又要从哪里来呢？嘉靖皇帝即位之初，王鏊虽不愿出仕，但也还上了《亲政》《讲学》两篇奏章，希望嘉靖皇帝革除前代弊病，开创国家的新局面。然而嘉靖皇帝是绝顶聪明的人物，却并不把才智用在正途。王鏊暮年最后的希望，到底还是落空了。

王鏊故居 图源：苏州日报

王鏊去世后，王家人将唐寅曾为王鏊所题的“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作为挽联，此联也镌刻在东山陆巷王阁老墓前的石柱上。人们认为这是对王鏊一生最精准的概括。“海内文章第一”说的自然是王鏊在文学上的造诣，“山中宰相无双”则是引自陶弘景的典故——南朝梁时陶弘景也因仕途不得志，辞官隐居茅山，梁武帝即位后，因其屡聘不出，就常派人至山中向他请教国家大事，“山中宰相”之名由此传开。王鏊若论人生的总体成就，应是比不上陶弘景，但其急流勇退的归隐之道和心怀天下、见识不凡的素质，仍与陶弘景有相通之处。

确实王鏊无法实现抱负，在与奸臣的对抗中落败，但他竭尽所能，既坚守本心，两袖清风，也救助忠良，匡扶正义，已然足以成为文人士大夫的楷模。这亦如王阳明所言：“世所谓完人，若震泽先生王公者，非邪?”

参考文献

1.《明史》

2. 马微《论王鏊》

3. 童皓《徜徉于出处之间——明代中叶吴中文人心态研究》

4. 刘俊伟《明代中叶著名翰林王鏊两个重要问题简论》

5. 张祝平《八股文宗师王鏊科举经义学术渊源》

6. 叶梓《山中宰相王鏊》

7. 李志《王鏊诗歌创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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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王鏊：“完人”宰相的进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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