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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繁华”：一周城市生活

陈虹静雯周叶飞王越洲陈鑫培

2023-10-27 17:36

来源：澎湃新闻

今年是上海都市化180年。1843年，随着《南京条约》及其附属条约的签订，上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开启了从普通沿海县城迈向国际性现代城市的历程。在上海开启现代化的最初阶段，这座城市经历了怎样的起伏？生活于其中的上海人又是如何应对这种发生在社会各个角落的改变？

或许我们可以从历史书写中找寻答案。美国历史学者叶文心的专著《上海繁华：经济伦理与近代城市》（后文简称《上海繁华》）近期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该书聚焦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社会文化史，通过考察上海的金融、出版与现代百货业，生动描绘了上海城市中产、商业精英以及普通小市民如何以各自方式参与了城市现代化的进程。

本期我们有幸邀请到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周叶飞。周老师长期关注城市媒介史，媒介理论等领域，他将结合《上海繁华》，带领我们一同探究都市文化的物质取向如何以“媒介”之姿，影响甚至塑造了现代上海的时空与市民生活方式。

（本期主持：陈虹静雯）

近期回顾

朝向“物”本身：近代上海城市的界面

正如一千个读者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关上海城市的书写也不会千人一面。上海不是实体的、本质的，而是“层累”着的叙事，现如今这点似乎也不必太过于强调了。新出的《上海繁华：经济伦理与近代城市》，无疑又为上海的叙事，增加了一层新的质料。

“繁华”一词，在本书的落脚点是现代性，更确切说是上海的现代性，这种立足于独特“地方”的现代性当然是另类的、异质的。通常，我们对于现代的把握，是立足于时间的，比如彼得•奥斯本在《时间的政治》中就认为，“现代性是某种形式的历史时间，它把新异（the new）当作不断自我否定的时间机制的产物”。将历史一分为二，新与旧彼此对峙，学术写作向来不缺这种二元的思维方式。在本书中，叶文心却用一种去时间化的方式来结构整体的框架。粗一看，《上海繁华》书中的每个具体章节，各自独立处理具体的论题：上海的“奇观”、钟表对于城市生活的规范性、印刷资本主义以及新的经济伦理的出现等。这些论题单独可以成篇，彼此似乎缺少一种逻辑上的递进。因此，或可以这么说，叶文心对于上海都市现代性的书写，与其说是立足于时间，毋宁说是偏向于空间的。正是通过这种空间并置的手法，拎出来了近代上海的“城市性”的不同侧面。或许，这也提示出，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而言，城市之走向“现代”，出现一个“断裂”的历史时间样态，同时也需要有一个“空间”的逻辑。正如邓津华所说，与其将现代性简化为趋新的时间概念（力求反对“旧”），毋宁将它界定为“空间移动”，尤其是外缘、前沿、边疆以及“中介区域”。

2023年，从浦东隔江眺望浦西，海关大楼屹立外滩。叶文心称“上海江边的主地标是海关大楼顶上的巨大时钟”

上海恰恰就是这样的“中介区域”，在近代都市的演进中呈现出自身的“奇异”。这种“奇异”，首先体现在物质的层面。叶文心在书中着力所描述的“物”，如电灯，海关大楼的自鸣钟、四大百货公司等，至今还作为历史遗存，成为一种商业奇观。她以这些“物”为线索，以相面学的方法，串起近代上海的立体多面。《上海繁华》从写作上是朝向都市的各种“物”的，“把上海的物质建设考虑在内”。书的第一章标题是“唯物主义”，写作重心落在物质文化层面，不言自明。都市研究中的物质文化取向，实质是要处理“物”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在本书中，电灯、照相机、印刷机等技术物不再是“使用与满足”的对象之物，而是具有某种调节时间、空间的特别能力。所谓的“唯物主义”，既是一个视野、角度，同时也是一个与现代化都市的形成有关的问题。上海都市空间的形成，人的交互往来的机会与方式，城市的商业精神和经济伦理，都跟这些技术物的调节有关。而上海也不再是“各种事件的发生地，只是个地名，没有特殊的内涵”，而是与各种“物”处在共创共生的关系中。

2023年，南京西路，一辆上海观光巴士满载游客

关于上海的历史书写，也可以理解为城市的指南、导引。沿着叶文心的笔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黄浦江边的主地标海关大楼的时钟。海关+时钟的组合，最能揭示出上海都市独特的空间性与时间性。海关带出来的空间叙事，是海洋性的，近代中国读书人热议的“海通”，构成了中西联系的具体联结。近代中国的轮船航运体系创造了流动性，将沿江、沿海地区带入由航运所开拓的世界网络。从海洋看出去的上海，背后还有一个全球都市网络关系，而之前人们更习惯于从运河（内河）的视野去理解上海。看待上海的立足点变化了，城市的空间版图也就开始了重塑。时钟则在时间层面，构筑都市上海的全球性。标准化的、全球统一的时间，本质上是一种理性的力量。格林威治时间的降临，传统中国“天干地支”的计时方式就此被打破，“大自鸣钟矗碧霄，报时报刻自朝朝。行人要对襟头表，驻足墙阴仔细瞧”，城市时空也正是在时针的“滴答”“滴答”声中，逐渐被祛魅，被理性化，效率、节奏、纪律等现代城市精神应运而生。

2023年，在浦东滨江绿道散步的市民能够听见对岸海关大楼的报时钟声

除却“黄浦滩头”，南京路以及位于这条街道的四大百货公司是上海“都市风景线”中最为绚丽的一道。叶文心用“视觉性”这个关键词来拆解上海的城市地景。玻璃橱窗、霓虹灯等视觉技术营造感官刺激，引领物质消费，甚至是激发起一种崭新的消费主义。上海城市就是媒体城市。叶文心提醒读者，上海所以能够“繁华”，要特别注意“电”这种媒介。作为媒介的电光会重塑它所触及的生活形态、改变社会的时空经验，甚至重构现有的社会文化组织模式。甚至，上海摩登的“夜生活”也是因电而兴。1933年，一位《申报》的作者写道，一切赞美都市上海的文字，莫不以夜为中心，而人们之所以赞美夜，多半不把夜当作夜，而是在“在夜间求画”，相当程度上乃是依靠大街上的霓虹灯所造成的效果。上海的夜晚，是“以人工为骨子的”。现在的上海，依然是如此。

当然，《上海繁华》讲海关大楼的时钟，讨论南京路的都市景观，重点落在公共生活的范畴，它同时还讨论个人的职业、婚姻、家庭等问题。私人领域的变化，还跟上海发达的印刷产业勾连在一起。比如，叶文心在书中讨论了《生活》周刊、《读书生活》等杂志如何构建现代生活的伦理；印刷媒介如何中介“公”与“私”进而激发个体行动，如此等等。报纸期刊、电话电报等媒介，既是一种联结，构成了“社会如何可能”的特定形式，同时也是一种断开，比如像印刷技术就容许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插入一段距离，这种距离使得城市中的人得以更加“客观”地处理人际关系，给自己以及他人留下了思考的空间。据说，上海人在人与人的交往中特别在意边界感，平时不太邀请亲朋好友来家中吃饭，这种独特的城市生活形式，是不是跟近代上海印刷媒介特别发达的历史处境有着几分关系呢？

（文/周叶飞，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目前研究兴趣聚焦在城市媒介史，媒介理论等领域；图/陈虹静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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