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睿评｜百年土耳其与帝国遗产③：游走在东西之间的困境

现代国家具有很强的主体建构性特征，原因在于它并非通过血缘或地缘的自然关系纽带组成，而是基于特定的制度性安排，将一定区域内的人民整合为共享制度安排的统一共同体。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既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基础与前提，也是现代国家维系和繁荣的保障。

具体到土耳其而言，虽然凯末尔及其继任者极力建构以世俗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西方化为核心的身份认同和政治话语体系，但在国家层面却陷入宗教与世俗、东方与西方两组身份认同长期碰撞与争夺的身份政治困境，也即梁启超所说的“欲孵化为一别体而不成”的命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存在历史与现实的脱节，因而时常面临路径依赖的合法性危机。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圣索非亚大教堂。  视觉中国 资料图

宗教-世俗矛盾与土耳其的身份政治困境

奥斯曼帝国是政教合一的君主专制国家，帝国管理机构分为教俗两大系统，苏丹-哈里发集世俗和宗教权力于一身。在伊斯兰教拥有国教地位的同时，帝国实行“因俗而治”的“米勒特”（millet）制度，允许多元宗教和世俗群体并存。“米勒特”制度是奥斯曼帝国内的非穆斯林的宗教和族群自治制度，其内容是非穆斯林宗教团体或氏族（即“米勒特”）在不损害帝国利益并承担捐税的基础上，拥有专门的宗教文化和教育机构，可以保持本民族语言文字，充分享受内部自治权。米勒特制度的实行，有助于奥斯曼帝国内多民族、多宗教的稳定，也有利于缓和宗教和民族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奥斯曼帝国晚期的系列改革扩大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认同裂痕，也产生了宗教与世俗的矛盾争端。伴随奥斯曼帝国解体，帝国残存领土范围内的穆斯林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在土耳其与希腊完成人口交换后，土耳其境内98%的人口为穆斯林，客观上形成了以穆斯林人口数量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现实国情。

在从奥斯曼帝国“瓦解”到土耳其共和国“新生”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宗教信仰与世俗文化的关系成为土耳其所面临的重大历史性命题。凯末尔及其领导的精英阶层认为宗教是影响进步、理性和现代文明的主要障碍，将现代性完全等同于西方化（欧洲化），主张切断与奥斯曼帝国以及传统宗教的联系。

在凯末尔改革中，土耳其废除哈里发制度，在法律、教育、文化、社会风俗、经济等领域实施一系列世俗化改革，删除“伊斯兰教为土耳其国教”的宪法条文等，确立政教分离的政治体制。但是，激进世俗化改革忽略了民众的历史与宗教情感，瓦解了伊斯兰教的传统权威和社会纽带作用，造成社会中心（世俗主义者）与边缘（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鸿沟，自此教俗力量的斗争一直贯穿于土耳其共和国的发展进程。

凯末尔实质上延续了奥斯曼帝国晚期青年土耳其党人对待伊斯兰教的工具主义和改革主义方法，旨在实现国家对宗教的控制而不是将二者完全分离。伴随政治民主化进程开启，伊斯兰认同在土耳其社会中逐渐复归。纳杰梅丁·埃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领导发起“民族秩序运动”，试图恢复伊斯兰教在土耳其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将伊斯兰教视为土耳其的民族观念或民族身份特征，使其成为凝聚土耳其人的精神纽带。

民众伊斯兰情感的持续上升进而推动伊斯兰教政治化，民族秩序党的诞生标志着伊斯兰主义力量登上土耳其政治舞台。与此同时，土耳其社会内部宗教与世俗力量之间的较量不断升级，导致社会动荡和冲突不断，并先后发生1960年、1970年和1981年三次军事政变，经历了军人集团干政又还政的特殊发展时期。

土耳其的世俗主义在正发党治下逐渐发生范式转变。作为以保守民主为自我认同的政党，正发党依靠“加入欧盟、促进民主”的叙事话语，通过一系列修宪实践来削弱作为凯末尔世俗主义坚实拥趸的土耳其军队的权力，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对此埃尔多安宣称：“正发党正在试图用一种健康的方式来塑造宗教与民主、传统与现代、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较之于凯末尔党人以政治管控宗教、积极的世俗主义来说，正发党强调的宗教信仰自由则是一种消极的世俗主义，为宗教活动提供更大的生存空间。在此影响下，土耳其社会中的伊斯兰复兴色彩渐浓。

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的身份认同之争主要围绕生活方式进行。关于“头巾禁令”的论争是最为激烈的难题之一。正发党执政伊始便试图取消头巾禁令,但被宪法法院以违反世俗主义原则驳回，之后正发党政府通过不断努力先后废除教育系统、国家公务员系统、军队系统等所有国家系统的头巾禁令，强化了伊斯兰主义的传统家庭和性别价值观。

教育系统是教俗博弈的又一重要领域。埃尔多安提出“培养虔诚的一代”愿景，颁布教育改革法案，扩张宗教学校规模、增添宗教课程内容。此外，正发党政府还采取了大规模兴建清真寺、加强伊斯兰意识形态宣传、实行严格的禁酒令、宗教事务委员会的政治工具化等举措。这些变革客观上有利于土耳其的“伊斯兰化”，极大挑战了世俗主义建制，加剧了社会撕裂与紧张局势。

正发党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也逐渐偏离传统的世俗主义立场而转向介入中东地区事务、支持伊斯兰主义力量。例如积极介入埃及革命、巴以问题、叙利亚内战和卡塔尔断交危机等地区事务；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和哈马斯，允许其在境内召开会议、创建活动中心和国际联络站等。世俗主义者认为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正在背离宪法中的世俗主义原则，并为此展开强烈抗争。2013年，土耳其爆发的塔克西姆盖齐公园事件就是围绕宗教与世俗的身份政治博弈的体现；更有甚者，土耳其在2016年爆发未遂军事政变，世俗势力与宗教势力之间的斗争到达顶峰。

综上所述，世俗主义原则始终是土耳其共和国立国之基。正发党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并非完全否认凯末尔的世俗主义原则，而是寻求重新定义土耳其版本的世俗主义。当前正发党推动的伊斯兰复兴未能从本质上改变土耳其的政教关系，但其对国家权力和公共领域的侵蚀呈现出不断增强的态势，甚至影响国家发展愿景与战略方向，深刻体现了土耳其难以摆脱教俗斗争的身份政治困境，教俗力量的此消彼长也加剧了土耳其政治版图的“碎片化”。宗教与世俗之间的身份政治博弈同时还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时常上升至人权、价值观乃至文明层面的分歧，导致土耳其与欧美等西方国家关系的复杂化，也影响其与中东地区国家关系的稳定性。

当地时间2022年3月9日，土耳其安卡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举行会晤，双方表示希望重启政治对话，减少分歧，加强合作。 视觉中国 资料图

东方-西方矛盾与土耳其的身份政治困境

土耳其古代历史显然更具东方特征，奥斯曼帝国解体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在国际关系中也被称作著名的“东方问题”。但是，由于近代以来奥斯曼帝国的文明和秩序根基不断遭受西方侵略而陷入危机，无论是帝国晚期的近代化改革还是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的现代化改革，都把西方化作为实现其富国强兵理想的唯一路径。纵观从奥斯曼帝国晚期改革迄今的200余年发展史，土耳其经历了从器物层面借鉴西方现代军事与科学技术，到制度层面模仿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和坚持意识形态领域的世俗化趋向，再到探索整合传统文化与现代理念的政治发展道路新模式的转变。

众所周知，凯末尔时期确立了“脱亚入欧”的基本国策，领导土耳其走上全盘西方化道路。他认为文明只是意味着西方的现代文明，不可能是其他任何的东西。因此他强力推动政治架构和法律体系的西方化，而且还在思想、教育、文化以及习俗等方面铲除奥斯曼历史和伊斯兰教对土耳其社会的影响，切断与中东伊斯兰世界的联系。

凯末尔及其追随者力图通过西方化和世俗化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同时，由于秉持“国内安宁，世界和平”的国际秩序观，因而冷战爆发前的土耳其在国际上基本呈现孤立态势。冷战爆发后，土耳其迫于苏联的安全压力，在1952年选择加入北约，与西方建立起长期的制度性联系，后又提出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现欧盟）的申请，渴望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以获得“西方文明圈”的身份。

土耳其的西方化道路充满了坎坷。就国家内部而言，凯末尔威权之下的全盘西化改革在空间上造成内陆与沿海、城市与农村分化；在阶层上造成国家精英与普通群众的脱离，客观上导致国家出现“认同撕裂”。随着“民族秩序运动”兴起，西方化政策更是遭遇强劲挑战。该运动对土耳其国内的西方化历史进行根本批判，要求建立民族秩序，实现从传统的亲西方立场向伊斯兰世界转向。

从外部环境来说，土耳其西方化的战略本质上是一种追随与搭车战略，而欧美等西方国家则将土耳其作为地缘安全屏障加以利用，其利用价值随国际环境变化而变化，并始终将土耳其视作“他者”。鉴于此，土耳其自厄扎尔时代以来便试图弥合国内有关东方与西方认同之间分歧，寻求改变对西方的依附并建立平等合作机制，再度建立与中东地区国家之间的联系，执行东西方并重的外交政策。

土耳其长期以来的西方化有两大目标：首先是使土耳其民众相信土耳其是欧洲的一部分，其次是说服西方舆论认同西方人和土耳其人享有同样文化。现实情况是部分土耳其人建立起西方认同，而西方却始终将土耳其作为文化异类看待。埃尔多安执政伊始曾延续先前的“向西看”政策，积极按照欧盟标准改革，然而却在“入盟”问题上持续碰壁。与此同时，土耳其与西方在地区问题上的利益分歧日趋显现，加之国内伊斯兰主义势力上升，致使土耳其重拾自身的历史与地理遗产，修正文明归属。土耳其谋求“欧洲化”的话语表述由“加入当代（欧洲）文明”转向“（奥斯曼与欧洲）文明的联盟”。

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的战略纵深理论是助推土耳其做出战略调整的理论指导。他认为，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利益不能局限于现有国家边界范围，应该在中东、巴尔干、高加索、中亚等周边地区发挥积极作用，争取成为区域中心国家，保持对东西方外交的平衡，实施多维度、多样化的外交政策。

受战略纵深理论影响，土耳其在中东变局以来深度介入周边地区事务，希望实现其在中东地区、伊斯兰世界、突厥语国家这三个层面的领导者身份，进而借助中东变局实现地区体系的重构。就内政和外交的关系而言，正发党试图通过外交政策“由西向东”的调整影响国内民众的政治认同，尤其是迎合保守穆斯林群体的需求来巩固执政基础。

总之，埃尔多安时代的土耳其重新调整了土耳其的东、西方身份认同，调整了对外战略方向定位。但是，土耳其不仅未能摆脱非东非西、亦东亦西的身份政治困境，反而陷入“光荣孤立”的境地。

一方面，土耳其与西方关系龃龉不断，入盟之路受阻近乎停滞，欧美对土耳其内政的指责和干扰引发土耳其强烈不满，双方特别是在库尔德问题以及2016年爆发的未遂军事政变中相互攻讦，西方甚至因土耳其购买俄罗斯的S-400防空导弹和人权问题对土进行制裁，埃尔多安在2021年还曾对美、英等西方10国外交官发出驱逐威胁，上述种种均凸显土耳其与西方之间存在强大张力。

另一方面，土耳其复归东方也遭遇挑战，围绕穆斯林兄弟会的博弈激化了土耳其与沙特、阿联酋、埃及等国家间的矛盾，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与以色列陷入僵局，都是其东方外交遭遇挫折的体现。虽然土耳其与俄罗斯、伊朗关系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它们彼此缺乏历史互信基础、存在潜在利益冲突的现实决定了其关系的脆弱性。此外，土耳其大力推动突厥语国家间的合作的收效也十分有限。

总之，囿于身份政治的纠结，土耳其未来与西方关系仍将维持既合作又斗争的总体格局，同时探寻与东方关系的新发展，总体上呈现出矛盾性、摇摆性的特征。

教俗矛盾、东西方矛盾的本质

总之，宗教与世俗、东方与西方的关系成为土耳其始终未能妥善解决的难题。在世俗化方面，土耳其在其发展过程中先是以凯末尔主义的激进改革造成“传统”与“现代”的脱节和割裂，使得土耳其先是以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和改革追求世俗化，但在民主化启动后又逐步释放出宗教认同，进而通过渗透政党政治并几经分化，发展出正发党以“保守民主”为内涵的温和伊斯兰主义。

在西方化方面，土耳其已进行百年“脱亚入欧”的西方化，但在融入西方特别是入盟失败后又刺激其东方身份的勃兴，并在复归中东、伊斯兰世界后陷入与东西方关系双重紧张的“光荣孤立”。土耳其在加入欧盟（西方）与复归东方问题上的身份政治矛盾也恰如有关学者的评价：“正发党采取了强势的外交政策，全面推进成为欧盟成员国的进程，实施了一系列全面的自由化改革，并最终在2004年正式启动了入盟谈判进程。然而，正发党政府却面临着来自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政党的强烈抵制，他们试图通过阻止改革来破坏这一进程……这个过程不仅仅是关于土耳其的内部身份政治，更重要的是，这还是一个欧洲问题。对土耳其成员国身份的日益强大的文化和政治抵抗，以及土耳其和希腊的塞浦路斯争端，导致这一进程陷入僵局，并逐渐使正发党政府失去热情，转而把注意力放在非欧洲地区。”

从本质上来说，正发党的意识形态具有融合保守自由主义和温和伊斯兰主义的特点，并仍把西方化作为土耳其的战略选择，但这却在身份政治层面同时遭到了传统土耳其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双重反对。因为在土耳其民族主义那里，正发党不再是传统的凯末尔主义式的民族主义；在伊斯兰主义那里，正发党的伊斯兰不是纯正的伊斯兰，而是依附于西方的“所谓的伊斯兰”。

（本文第二作者曾卓，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本文根据论文《土耳其政治发展与对外战略中的身份政治困境》的部分内容改写，论文原载《外交评论》2023年第1期）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