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睿评｜百年土耳其与帝国遗产②：超国家认同的迷思和幻象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苏莱曼清真寺附近的观景台上俯瞰这座城市。本文图片 视觉中国 图

帝国作为人类历史中延续时间最长的一种特殊的国家权力结构，是由若干国家或地区组成的等级权力体系，其中的一个国家为宗主国或母国，其他国家或地区则为附属国或殖民地。在20世纪，帝国的终结和殖民统治的崩溃，即学界通常所说的非殖民化进程，重新塑造了世界的政治地理格局。发展中国家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基本上是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殖民主义的领土分割奠定了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形成体系的基础；另一方面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政治抗争的结果。具体到中东地区，西方国家人为“制造国家”与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瓦解了在伊斯兰世界维系数个世纪、多民族共存的奥斯曼帝国体系。

现代土耳其共和国脱胎于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曾是雄踞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地域辽阔、多元文化共存、东西交汇是其显著标志。但是奥斯曼帝国自17世纪后期便逐渐衰落，进入19世纪后更是面临内外交困的严重生存危机。为了应对西方的挑战和内部分裂，奥斯曼帝国精英从三种意识形态角度寻求解决方案：基于共同臣民身份的泛奥斯曼主义、基于穆斯林团结的泛伊斯兰主义和基于种族（民族）认同的土耳其主义（事实上是泛突厥主义和处于萌芽过程中的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混合体），三类主张在帝国向民族国家转换的进程中相互交织，并最终促使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萌生。

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凯末尔主义即共和主义、国家主义、民众主义、世俗主义、民族主义、改革主义成为土耳其的政治思想指南和官方意识形态。凯末尔认为这些原则是确保多宗教、多民族、落后的奥斯曼帝国转型成为世俗、现代、统一的土耳其共和国的重要途径。凯末尔主义者力图以土耳其民族主义认同为核心实现国家建构，但却无法彻底割裂和排斥奥斯曼帝国时期多元、复杂的身份认同的影响。短期来看，在凯末尔主义指导下，土耳其激进的国家认同塑造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长期来看，只要国内和国际形势发生异动，土耳其国家身份认同的同一性与泛共同体认同多样性的矛盾就会显现。笔者在上一篇专栏文章中已经探讨了泛奥斯曼主义对土耳其身份认同的影响，这篇主要探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对土耳其身份认同的影响。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名妇女带着她的孩子走在街上。

泛伊斯兰主义与土耳其的身份政治困境

1.土耳其历史进程中的泛伊斯兰主义

泛伊斯兰主义兴起于19世纪中叶，首倡者是近代伊斯兰改革主义思想家哲马鲁丁·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i），它本质上是穆斯林世界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挑战所做出的一种反应。泛伊斯兰主义的核心主张是全世界的穆斯林在《古兰经》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在哈里发的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国家，抵御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入侵。

奥斯曼帝国晚期，泛伊斯兰主义被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利用，极力宣传超民族、超种族、超地域的穆斯林共同体思想，试图以宗教认同为工具强化专制集权、维系行将崩溃的奥斯曼帝国统治，但以失败告终。

进入土耳其共和国时期后，凯末尔对泛伊斯兰主义进行了彻底否定和批判，废除了苏丹制度和哈里发制度，并强调泛伊斯兰主义对土耳其融入国际体系构成了威胁。

进入冷战时期后，泛伊斯兰主义迎来了复苏的机会。在东西方对抗的冷战体制下，内吉梅丁·埃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和塞扎伊·卡拉科奇（Sezai Karakoc）等人主张建立一个基于历史、地理和文化的跨国伊斯兰联盟，使其成为国际舞台上理想的第三集团。随着土耳其加入北约以及美苏冷战的白热化，泛伊斯兰主义作为反苏、反共工具在土耳其国内日趋抬头。受国内和国际伊斯兰复兴运动影响，土耳其在1976年宣布加入伊斯兰会议组织（现已更名为伊斯兰合作组织），以体现其在伊斯兰历史上的“领导地位”。

泛伊斯兰主义在厄扎尔（Turgut Ozal，曾任土耳其总理和总统）时代获得快速发展并与新奥斯曼主义形成互补关系，通过将伊斯兰重建为“奥斯曼伊斯兰”，唤醒土耳其与穆斯林群体和国家共同的奥斯曼记忆。厄扎尔在国内试图通过泛伊斯兰话语弥合族裔分离主义的张力；在国际上重新重视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积极参加泛伊斯兰组织活动，尤其是在“波黑危机”时宣称土耳其对巴尔干穆斯林负有保护责任并积极进行干预。此外，厄扎尔还支持土耳其国内的伊斯兰宗教团体在境外加强宗教活动，宣传土耳其模式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卡迪科伊区的当地人在堤岸上消磨时光。

2. 正发党执政以来的泛伊斯兰主义及其内在矛盾

正发党执政以来，埃尔多安以泛伊斯兰主义作为文化和价值观根基，期望依托奥斯曼帝国某些“成功的历史实践”，实现当代土耳其的国内和世界构想。具体实践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其一，正发党将宗教事务委员会（Diyanet）工具化，以“温和伊斯兰”为名推行社会领域的伊斯兰化。

其二，构建以宗教事务委员会为主导的伊斯兰外交，支持从拉丁美洲到欧洲、非洲和中亚地区伊斯兰教的发展，支持全球范围内的清真寺建设，帮助完善宗教教育体系，而且还向伊斯兰世界的非政府组织提供大量的人道主义救济，通过这些途径宣传土耳其独特的伊斯兰文化品牌。

其三，增强同穆斯林世界的贸易往来。有关数据显示，土耳其与穆斯林人口占多数国家的贸易额从2002年的84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690亿美元。

其四，正发党强化了土耳其与伊斯兰世界非政府组织的密切合作，振兴伊斯兰合作组织，在伊斯坦布尔多次举办有关伊斯兰国家合作的重要国际论坛。

其五，自“阿拉伯之春”以来，土耳其积极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组建“亲穆兄会联盟”，藉此推广输出土耳其模式，争夺地区主导权。

其六，在国际上为巴勒斯坦问题、缅甸罗兴亚问题、克什米尔问题等涉及穆斯林利益的热点问题积极发声，谋求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

总之，当前土耳其已经将泛伊斯兰主义视为谋求地区领导权所倚重的重要软实力，但是，由于泛伊斯兰认同与土耳其民族认同之间始终存在张力，并使其不断遭遇挫折并深陷身份政治的困境。

当地时间2023年8月30日，土耳其安卡拉，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和其他外交官一起向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陵墓敬献花圈。

首先，泛伊斯兰主义主张重建超越种族、民族、地理疆域的普世性信仰共同体——乌玛（Umma，穆斯林共同体），而土耳其民族主义核心是建设现代世俗民族国家，因此二者存在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矛盾。

土耳其追求和强化泛伊斯兰主义认同必然侵蚀民族国家认同，削弱世俗民族主义的政治合法性，进而引发国内世俗主义力量的反对，激化教俗矛盾。

其次，通过泛伊斯兰主义谋求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领导权，势必加剧土耳其与沙特、伊朗等中东地区大国之间的矛盾。

自“阿拉伯之春”以来，土耳其与沙特围绕地区热点问题话语权、地区领导权和发展模式主导权展开了激烈竞争，并与双方争夺伊斯兰教逊尼派世界和整个伊斯兰世界领导权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一度导致双方关系严重恶化。长期以来，土耳其和沙特的争夺突出表现为双方利用伊斯兰教在中东、中亚、南亚、高加索和巴尔干地区进行地缘政治竞争。沙特已经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建立了强大而有效的网络，并且寻求确立沙特在这些地区的主导地位。土耳其则更多通过文化和教育在伊斯兰世界尤其是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进行和平渗透。此外，土耳其与沙特围绕伊斯兰合作组织的争夺也是双方争夺伊斯兰世界领导权的重要领域。土耳其与沙特基于伊斯兰世界领导权的竞争一度使双方关系在十余年里陷入高度紧张，直到2021年以来才在双方政策调整后趋于缓和。

最后，土耳其的泛伊斯兰主义外交政策将加剧西方所谓的“伊斯兰恐惧症”，扩大土耳其与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分歧。

近年来，土耳其与西方围绕宗教和民主、自由的关系等问题纷争不断。2020年法国巴黎“教师被斩首案”发生后，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宣布将严厉打击具有分离主义特征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此举引发伊斯兰世界强烈不满。埃尔多安谴责法、德等国家针对穆斯林群体的言论和非公正举措，讽刺马克龙“需要接受心理治疗”，呼吁抵制法国商品，这一事件导致土法双边外交陷入低谷，而且还加剧了欧盟与土耳其的紧张状态。

土耳其卡帕多奇亚的热气球。

泛突厥主义与土耳其的身份政治困境

1.土耳其历史进程中的泛突厥主义

泛突厥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沙皇俄国统治下的突厥语系民族和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人中出现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作为对俄国泛斯拉夫主义文化同化的一种反抗，泛突厥主义原本是以“统一语言、行为和思想”为目标的文化运动。自传入奥斯曼帝国以后，泛突厥主义从文化运动转向政治运动，演化为以突厥种族认同为核心纽带，谋求欧亚大陆突厥语民族全面一体化、甚至建立大突厥国家的乌托邦思想，具有极强的扩张倾向，一度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主导意识形态。

凯末尔改革确立了土耳其共和国的发展方向，它主张放弃泛突厥主义幻想，将土耳其的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严格限定在共和国现有疆界之内，否认泛突厥主义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受此影响，泛突厥主义思潮总体上在土耳其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遭到了否定排斥。不过由于凯末尔主义本身存在带有一定种族主义色彩的历史局限性，鼓吹种族优越论，因此它并没有斩断泛突厥主义的文化和种族之根，进而为泛突厥主义的再生埋下了伏笔。如二战期间，受德国纳粹主义的影响，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文化领域表现十分活跃；进入冷战时期，泛突厥主义更是作为反苏反共的意识形态工具之一，得到土耳其政府的默许并有所发展。

冷战结束后，原苏联的欧亚地区出现意识形态真空和地缘政治真空，为土耳其通过推行泛突厥主义扩大地缘政治影响提供了机遇。“突厥语世界”成为当时土耳其政界和媒体的流行话语，泛突厥主义思潮再度升温。厄扎尔强调加强土耳其与中亚突厥语系国家的联系，并主张建立突厥语国家共同体。1992年，首届突厥语国家元首会议在安卡拉召开，会议提出加强突厥语世界的融合和促进合作。此后，土耳其陆续成立突厥语国家合作与协调局（TIKA）、国际突厥文化组织（TURKSOY）等组织机构，设立“土耳其奖学金”（Türkiye Scholarships）等学生交流项目，通过文化、教育、宗教和价值观等领域对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施加影响。

2. 正发党执政以来的泛突厥主义及其内在矛盾

正发党执政以来，新奥斯曼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成为土耳其对外战略的思想指南和政治动员手段。在加入欧盟不断受挫的背景下，土耳其开始重提“突厥联合”以提升自身地位。

2009年，土耳其与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共同成立突厥语国家委员会，旨在深化成员之间的全面合作。2010年，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Abdullah Gül)喊出了突厥语民族“一族六国”的口号（六国指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6个突厥语国家），试图进一步打造“突厥语世界”。2021年，“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更名为“突厥语国家组织”，标志着突厥语国家多边合作领域的拓展以及合作机制的完善。

在泛突厥主义的大旗下，土耳其开始积极介入与突厥语国家、民族相关的热点问题。例如，如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纳卡冲突中力挺阿塞拜疆，通过参与阿富汗问题向中亚渗透，在克里米亚危机和俄乌冲突中表达对克里米亚鞑靼人捍卫自身权利的支持，都是其泛突厥主义政策的具体表现。同时，土耳其还继续加强与突厥语国家在能源、资源、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扩大对突厥语国家的文化影响。

如上所述，一个多世纪以来，基于历史记忆和想象的泛突厥主义几度浮沉，构成了土耳其难以割舍的泛民族主义情结，塑造着土耳其的国家身份。泛突厥主义尽管在服务于土耳其内外政策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其消极影响同样不容忽视。

第一，泛突厥主义作为强调种族认同的泛民族主义，其构建的政治空间超出了土耳其现有民族国家主权范围，过度强调基于种族想象和虚构的统一性，忽略了突厥种族中各离散族群发展过程和阶段的差异性，因此具有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色彩。

第二，从内政方面看，依赖泛突厥主义进行政治动员会导致认同混乱特别是主体民族和少数族群的矛盾。正发党目前与右翼政党民族行动党结盟，其选民基础主要是国内保守派，而泛突厥主义是其进行政治动员的意识形态。埃尔多安和正发党强调泛突厥主义话语固然可以调动民族主义情绪，巩固正发党的政治基础，但超出和偏离土耳其国家认同的范畴容易引起少数族群的反感和排斥，尤其是激起亚美尼亚裔群体对历史苦难的回忆，导致国内族群矛盾激化。

土耳其安卡拉

第三，从外交层面来说，泛突厥主义无法形成具有凝聚力和影响力的政治实体。首先，突厥语国家的政治整合难度大。土耳其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之间具有潜在的领导权之争，各国政治精英不愿接受他国主导的一体化进程。其次，突厥语国家经济相互依赖小，难以形成大规模的经贸合作。再次，突厥语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资源争端以及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等因素也影响着彼此合作。最后，泛突厥主义在本质上是泛民族主义运动，土耳其若过度依赖泛突厥主义介入高加索和中亚地区事务，不仅会引发突厥语国家的担忧与反感，更会加深与俄罗斯、伊朗等国的矛盾。

总之，泛民族认同、泛宗教认同在民族国家时代已经缺乏合法性基础，泛民族主义具有目标远大、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色彩，并在思想和实践上使土耳其陷入矛盾困境。历史已经证明，各种泛民族主义都无法拯救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作为帝国的继承者，自然无法割断超国家认同，将其作为文化要素融入土耳其的国家认同之中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受特殊内外环境影响，无法摆脱泛民族主义超国家认同的迷思和幻象，并以超国家认同作为对内政治动员的工具，对外以泛民族主义谋求国家利益，并衍生出不切实际的政治抱负和地缘政治诉求，甚至干涉他国事务，则会对内侵蚀其民族国家建设的根基即国家认同，对外因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并采取激进做法而陷入困境。

（本文第二作者曾卓，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本文根据论文《土耳其政治发展与对外战略中的身份政治困境》的部分内容改写，论文原载《外交评论》2023年第1期）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