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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也看不到侯孝贤的新电影
《刺客聂隐娘》
10月24日,据独立电影媒体报道,导演侯孝贤因失智症将不再继续执导电影。报道发布后不久,侯孝贤导演的家属发布了正式声明,确认了这一消息——
“之前侯导筹备的电影《舒兰河上》(寻找河神),无法继续执行固然遗憾,但过往他的作品已于国内外获得诸多的肯定,也留下许多经典的作品,相信在时间的洪流里不但不会被遗忘,他对电影的态度、精神也一定会被战友和影迷们留存下来。”
虽然这一消息早有传闻,但正式确认还是让影迷十分惋惜。因此,《刺客聂隐娘》(2015)很可能会成为侯孝贤导演生涯的最后一部作品。
今天的分享,学者杨照借由这部《刺客聂隐娘》,聊了聊侯孝贤诗一般的创作理念,以及他独一无二的电影世界。
讲述 | 杨照
来源 | 《帝国的新气象:九部经典里的大唐》
01.
最重要的不是意义,而是现场和当下
今天的讨论,从一次“受挫”的采访开始说起——2009年底,在准备《刺客聂隐娘》的间隙,侯孝贤接受了著名汉学家白睿文(Michael Berry)的数次专访,后来对话内容集结成为《煮海时光:侯孝贤的光影记忆》一书。
有趣的是,在书中可以看到白睿文的数次“受挫”。例如白睿文向侯孝贤提问,在您的电影生涯中,火车轨道是一个不断重现的画面,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您电影的标志。侯孝贤的回应是,“我拍电影不会想这个,完全是现场”。
“火车是我记忆中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从小坐公车晕车,坐一阵就会吐,很怕闻那个汽油味;所以从凤山离开,要去哪里,都是坐火车。”“火车的节奏我很喜欢,在火车上你可以做梦一样,想很多事情,很有意思。”
《恋恋风尘》
白睿文不死心,又举了《恋恋风尘》说,电影里的火车不只是一座城市和农村间的桥梁,也是一道回到过去的时间隧道。
侯孝贤的回答却说,只因为“这个地方很特别”而已,“因为煤矿是私人盖的,是日据时代的煤矿公司,所以这条‘平溪线’主要为了煤矿而开。以前很美,每个车站都是小小的,连那月台都是用枕木拼成的。那时火车车长会(随时)停车,路边房屋会跑出欧巴桑,拿了猪肉给他托带给谁,然后又继续开——也常常停下来,有人上车也可以下车。”
白睿文带点挫折地评论说,所以侯孝贤的镜头不一定跟故事发生关系,有时候就是纯粹受到那个地方启发。侯孝贤所抱持的,是电影本位、画面本位、现场本位的态度,跟最初假定和想象的“意义”完全不一样。
在谈论《悲情城市》时,侯孝贤讲得更明白和完整:“我拍戏就是现场和感觉。感觉是我在想象一个画面,画面的状态是什么,然后现场找一个角度呈现。有时候是声音,有时候是线条、动作。对我来说,其实声音的能量很强,比如没有火车画面没关系,我只要拍个电线杆听到火车呜呜都可以。”
这是侯孝贤的“poetics”,诗学。侯孝贤选择放进镜头的,不是着眼于一件事物有什么说明或是象征的作用,而是那样东西本身带着美和某种暗示的意义,也就是侯孝贤反复说的,“那个画面有能量”。
侯孝贤的镜头和景物,不是一个传达叙事或是比喻的手段,镜头本身就是目的,依照本身的理由而存在。
换一个解释,用来叙事的镜头就像是“赋”,承载象征的镜头是“比”,但对侯孝贤更重要的,是更直觉感的“兴”。
在《煮海时光》里,侯孝贤说, “我感觉很自然,因为中国传统是很抒情、很言志的,赋、比、兴。‘赋’是叙事,‘比’是对比、也是类比。‘兴’跟主题好像完全不相干,一种没有因果律或是脱离了因果关系的叙事。”
他举了《诗经》里的一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春天时,一束灿烂如同火烧的桃花,本身就是一个壮丽的自然现象。另外,这八个字作为诗的开篇,尤其是两组接连的重字制造出美好的声音效果,本身具有的视觉和听觉就非常灿亮华丽。
但这句后面,接的是看似毫无关联的出嫁场景,“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本不是象征,也没有那么简单明确的因果关系,然而一旦将“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放在前面,后面原本平铺直叙的“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突然就有了微妙的喜庆热闹的气息,而且给人一种现在进行时的时态,这就是“兴”的作用。
在线性因果之外,一种非线性、非叙事、非比喻的关联,这就是侯孝贤执导和组构电影时,和其他人都不一样的基本逻辑。
《恋恋风尘》
用侯孝贤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回到电影本位上,比如他谈《风柜来的人》,“剪辑时从不管镜位,就剪在一起,类似这种剪接的方式。最后送那女孩走了,钮承泽在公车站的茫然,车子一辆又一辆开过去挡住他,我就抓了一部分画面接在一起,因为能量够,根本不必管镜头的逻辑。这观念就更新了,跳了一级,完全打破了!”
光从这样一段话,就可以感受到侯孝贤的兴奋,用这种方式来剪辑,的确是侯孝贤在电影创作上找到自我风格、找到自由的关键时刻。
侯孝贤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导演,他拍电影有非常强烈的即兴意味,剧本只是引导他去找什么样的现场,在那个无可复制也无可取代的时空现场,再决定了他会拍到什么。
侯孝贤的拍法,是现场和“当下”的各种不同条件配合下,让“最大能量”产生的拍法。“能量”这个词太抽象,太难以说明,就连写好的剧本都无法约束和压过他的直觉,那就更不用说剧本以外的任何理论了。
在《煮海时光》里,可以看出访问侯孝贤真的很难,侯孝贤愿意讲的几乎都是具体的现场,一个个独一无二的拍摄当下和现场。
他无法配合访问者的问题解释,而且还会明显的抗拒使用普遍的通则或是语言来涵盖不同的电影,他甚至不愿用几句话来总括一部电影。从这个角度来看,侯孝贤的方式看起来如此朴素,几乎要到了“反智”的地步,反对任何理智或是条理和规划安排,相应的,也就没什么现成的风格流派和理论可以来涵盖和描述。
侯孝贤自己,常常刻意跟风格、流派、理论的归类保持距离,有意无意地显现出一种草莽的性情,凸显和许多观众崇拜的大师学派与理论格格不入的一面。
02.
聂隐娘,就是侯孝贤
如果阅读早年朱天文给《恋恋风尘》所写的电影笔记,以及后来谢海盟为《刺客聂隐娘》所写的《行云纪》。就会认识另外一面的侯孝贤,我称之为“深思者侯孝贤”、“善感者侯孝贤”。
在《煮海时光》里,谈到电影中常见的影像元素,侯孝贤反应最热情、最有感的是树。
他说,“以前爬树采芒果吃,怕被人发现,就很注意周遭环境,那时候好像时间是凝结的,因为太专注,(可以自由感觉)蝉声、风、树在动、有一个人偶然经过。”
《冬冬的假期》里,冬冬看到有一棵大树很漂亮,就爬树,爬得很高;疯子来了,玩伴全跑光了,冬冬在树上面不敢动,稻田与原野那一刻就停止了,有人在收割。”
还有另外一段充满感情的话,“我爬山的时候,在路上,我对各种种子也很有兴趣;种子有各种形状,有的像翅膀,有的很像脸。这是栾树的(种子),像翅膀,它是一对一对的,可以拆开。因为风飘,我觉得树有意识;若(种子落点)太靠近没办法活,长不大,所以飘散得很分开,很远,很好玩。
他们说树木其实会移动,非常缓慢,反正对这些会感觉都比人好。人喔!就是异化,往另一个方向去了。其实大自然‘天道无亲’,有四季变化,夏天来了,春天就要让开,它有规律的。”
《冬冬的假期》
侯孝贤对于树的观察和情感,又直接和电影相关,“我住天母那边坐公车,树叶这样‘啪啦!啪啦!’一堆吹下来。我说没有人会注意,但把它框起来时有一种味道,很怪,这就是frame的魅力。我正在想这事(笑),我对天气、环境的变化很有兴趣,一种说不上来(的感受),那是一种自然的东西。”
还有更关键的,对于电影是什么,侯孝贤有一种领悟,是从回想小时候爬树经验而得到的:
“去偷采芒果,先吃饱了再装一堆溜了,很惊险的。那是一个日式房子很大,有时候(在树上)看见马路上脚踏车骑过去什么的,听着风、蝉的声音。
我后来慢慢自觉这就是电影,当你专注的时候,所有东西是凝结的,是‘slow motion’的状态,最细微的细节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说的表达情感,其实就是一种凝结的状态。”
听过侯孝贤这样讲述,我们就明白原来他早就已经在那里了。侯孝贤电影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对于“frame”的认知和选择,也就是电影画面的框,要把什么框进来,要让什么留在框外。
一般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一定会把重要的、跟情节相关的内容放到框里,其他排除出去。
但对侯孝贤来说,这种理所当然的做法,反而就消解了电影这个框的魔术效果,要将不在预期内的东西框进来,那些事物像是风中飘摇的树叶,专注地被看到了,就变成了不一样的东西。倒过来,将一些相关画面留在框外,也会激起观众的好奇想象,而产生了暧昧却强烈的感受。
基本上,侯孝贤是不用“slow motion”,也就是慢镜头的,但他的电影基调却建立在不同于日常习惯的速度上,他把我们和这个世界的连接速度放慢了,所以能够清楚显露最细微的细节,就如同他小时候爬在树上得到的那份专注,那时候他所接受到的世界。
《刺客聂隐娘》
我们也就知道 ,在《刺客聂隐娘》这部电影里,你会看到隐娘站在树上,用树作为她主要的隐身之处。隐娘能够成为一个刺客,她和其他人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她随时处在把所有现象放慢了,把最细微的细节都看得清清楚楚的状态。
侯孝贤选择聂隐娘的故事来拍,与其说因为这是一个好的武侠故事,毋宁因为这是一个最贴近侯孝贤看世界角度的角色,他的自我训练达到了总是用慢动作、仔细却有自觉地查知周遭。
在这个意义上,是的,聂隐娘就是侯孝贤。
03.
有些东西,需要自己想象才能完成
《刺客聂隐娘》有原始的剧本,侯孝贤却剪出了一部很不一样的电影。对照剧本,最终完成的电影减省了很多,历史减了,时代减了,政治减了,人情减了,冲突也减了。
但如果暂时将剧本放在一边,光看电影本身,我们会发现,侯孝贤的作品其实没有那么不合情理,毕竟这个故事是从他的脑袋里想出来的。让观众看懂故事的基本元素,都还清清楚楚保留在镜头、画面里。
换句话说,《刺客聂隐娘》没有像许多人宣称的那么难看懂,也并不像一些人抱怨说的,必须要先读资料才能够看电影。指控侯孝贤不顾观众感受,是站不住脚的。
《刺客聂隐娘》不过是一部需要观众去看懂的电影。这部电影有求于观众的,是你在观看的时候要认真地专注地,而不是被动地懒惰地去看,要清楚记得自己看过了什么,不要依赖影像中多余的交代。你认得谁是谁,明白他们之间的关系,明白前一场戏和后一场戏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
认真专注地看,你就会知道台词对白很稀少的《刺客聂隐娘》其实结构井然、讯息饱满,真正不交代、完全在画面外的,必须要依靠电影以外的资料来补充的其实不多。
《刺客聂隐娘》
活在聂隐娘那个时代的唐朝诗人李贺有一首诗,《走马引》:“我有辞乡剑,玉锋堪截云。襄阳走马客,意气自生春。朝嫌剑花净,暮嫌剑光冷。能持剑向人,不解持照身。”
诗中描述的,是游侠剑客凭着手中的一把剑得以离乡到处浪游,不用被绑在土地上耕田生产所以也就不必看天生活。意气风发,不管走到哪里,高兴了、得意了就看到了他自己主观的春天。
诗结尾两句,观点和语气陡然一变,换成了旁观评论,像一个冷冷的声音在旁白说,“能持剑向人,不解持照身”。脑袋里只想着要怎样持剑杀人,怎样找到被你杀的人,让剑不要那么干净和冰冷,却从来无法反过来想,剑中照出的你,不也是别人想要杀的对象吗?不也有其他的剑客要拿你的血来沾染他们的“剑花”和“剑光”吗?
这两句诗残酷打破了剑客自以为是的“意气自生春”,也彻底改变了整首诗的性质。《走马引》或许最适合用来作为《刺客聂隐娘》电影中聂窈和精精儿那场打斗的注脚。
这场戏让许多人困惑,电影的确没有交代精精儿是谁、从哪里来,和其他角色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也没说明他为什么要寻觅聂窈的踪迹,又为什么会有那一场打斗。然而不了解精精儿的来历,无害于我们清楚感受那场打斗的三重意义。
第一重,我们不能一厢情愿看待刺客生活,只看到刺客要去杀人的这一面。“能持剑向人,不解持照身。”杀人的,自己也会是别人杀的对象,这一体两面的双重性加起来才是刺客人生。
第二重意义是直接从画面上扑过来,这是刺客的决斗,也代表了刺客的方式。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没有无用的招式,更不会有繁琐的缠斗。几招之间,两个人知道彼此的能耐,就有了胜负,也有了能不能杀对方的衡量,打斗就结束了。
在空寂的林子里,这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那不是表演,是真正的生死之际,于是镜头最节约也最精简,绝对没有表演的余裕。
这场戏同时一并解释了《刺客聂隐娘》的武侠风格,所有的打斗包括聂窈好几次和田家护卫的打斗都是刺客式的,也就是没有一点多余的动作。正因为学会了用最精准的方式打斗,聂窈才能够成为刺客。那又怎么能够期待她在我们的眼前大打特打,打得眼花缭乱呢?
还有第三重,引用波兰诗人辛波斯卡的一小段话:“动物的每一项本能都让我觉得值得羡慕,其中一项尤其如此:收束攻击的本能。动物经常有同物种之间的争斗,但它们的争斗总不会致命。在某一个关键瞬间,其中一方收手了争斗就结束了。狗不会吃狗,鸟不会将别只鸟啄为碎尸,鹿不会将角刺入另外一只鹿的心脏。并不是因为它们天性善良甜美,只不过因为它们的身体里那份机制发挥作用,限制了它们冲过去、咬下去,这种本能只有在囚禁的环境当中才会失去,另外一些人工养殖的个体会缺乏这种本能,囚禁和人工养殖根本上是同一回事。”
虽然是刺客,聂窈和精精儿身上都还有这种收束攻击的本能,还是应该要说,正因为她们是刺客,所以都懂得如何收手,不像一些习惯活在现实环境里的人期待的,得一直打打杀杀的“过瘾”画面。
《刺客聂隐娘》是电影,是一部用诗的逻辑拍出来的电影。侯孝贤从来没有要把话说清楚,他给我们的每个画面、每个动作是线索,是暗示,是一个一个指示牌,让我们自己去寻找,自己去想象。
电影只给了一些闪现的吉光片羽,你得要自己去把藏在后面的,完整、庞大的东西找出来,应该说去想象出来。用每一个人自己的生活和生命的经验去填补、去创造。
《刺客聂隐娘》的背景时代是唐朝,是一个诗的时代,唐诗也极度简省。因为一些最强烈、最个人的戏剧性变化,只能够透过简省和暗示来传达。
直白叙述的基本逻辑,是作者径直将无数的经验要素筛选过,删去了不相干和不重要的,只留下读者和观者需要知道的。吊诡地说,戏剧性都在戏里了,这都是创作者的,都是文中和剧中角色的,读者和观者只能被动接受,和情感以及经验都没有直接关系。
但有一些情感和经验,作为纯粹被动的观者是永远不可能体会到的。还有一些深刻的戏剧转折,也是被动观者永远不可能接受到的。只有当这个人被激起了兴趣、好奇以及认同,他才会进入到那个情境,去看到、去听到、去触到、去震撼到,幽微地走到最暗和最深的地方。
要从被动转为主动,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让读者和观者意识到,并不是所有重要的东西都要明确展示在文字或者镜头框里。有一些没有被框进来、写进来的内容,可能比那些被选择展示的,更重要,也更感人。
*本文综合整理自杨照主讲系列节目《中国原典通读计划》第七季——《帝国的新气象:九部经典里的大唐》番外篇,有大量删减与调整,标题为编辑所取,完整内容请至看理想App收听。
音频编辑: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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