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看百年前日本学者镜头下的中国史迹，或悲或叹

2018年纽约苏富比秋拍上拍卖了一尊中国唐代佛首，有文物爱好者发现，这尊佛首与民国期间洛阳龙门石窟1720窟被盗割的一尊佛首高度相似。而提供了对比图的则是日本学者关野贞与常盘大定于20世纪初多次考察中国石窟等遗迹后合著的《中国文化史迹》。而这些日本学者当时拍摄的照片则是它们在未被损毁之前最后的珍贵留影，而这些日本学者也随之再次进入到大众视野中。

结合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以来海外涉华艺文图志”系列丛书，其中包含关野贞、常盘大定合著《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名胜古迹图集》十二卷、伊东忠太著《中国建筑史》、关野贞著《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澎湃新闻·艺术评论”对这一系列书的主编张明杰进行了采访。

不过可否认的是，日本学者对中国古迹的考察有正面因素，也有一些负面影响，如关野贞在考察山西天龙山石窟后，仅七八年时间，由于日本山中商会头目山中定次郎的两次造访以及该商会的大肆搜购转卖，石窟造像几乎惨遭灭顶之灾，无数佛首被生生凿取，有的整体被盗，其惨状真是难以言表。

中国画报出版社去年以来出版的一套“近代以来海外涉华艺文图志”系列丛书，其中包含关野贞、常盘大定合著《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名胜古迹图集》十二卷、伊东忠太著《中国建筑史》《中国纪行——伊东忠太建筑学考察手记》、关野贞著《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木下杢太郎著《云冈日录》、常盘大定著《中国佛教史迹》等。

这些日本学者正是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直至1930年代期间来到中国进行考察的，当时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走入最黑暗的内忧外患时期，这些散落在中国广袤乡野、山壑中的石窟造像、建筑等完全没有被重视起来。上述诸多日本学者大抵都是在这个时期进入到中国，因其研究领域不同，他们到中国所勘探的地域和历史遗迹也呈现差别，当然他们所写的书也重点不同。他们的这些游记和拍摄的图片保存了中国各地的极珍贵的历史遗存。

这套系列丛书所涉及的日本学者中，最早来华的是学者伊东忠太，他一生的涉华调查不下十次，著有《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装饰（五卷本）》《东洋建筑之研究（上下卷）》《法隆寺》等著作。其于 1925 年撰述的《中国建筑史》，是日本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中国建筑通史，是其二十余年来对中国建筑考察与研究的结晶。

1902年，伊东忠太开始游学中国，他在中国境内考察，足迹遍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湖南、贵州、云南等十余省市。其考察对象不仅局限于各地建筑，还包括云冈、龙门、千佛崖等大型石窟及五台山、峨眉山等道教、佛教圣地。其中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的“发现”，可谓此次考察的最大收获。1905年，伊东等人奔赴旅顺、奉天等地，对寺庙、古迹，尤其是宫殿建筑等进行考察。事后发表《中国东北地区的佛塔（1907）》《中国东北地区的佛寺建筑（1909）》等论文或报告。伊东忠太第四到六次到中国，则考察了江苏、安徽、浙江、江西诸省，以及广东为主的中国最南端省区和山东，每次考察回去都写下诸多考察文字。在实地调查的同时，伊东忠太还与营造学社、中国画学研究会等机构及成员多有交往。

因为是以游记的形式呈现，《中国建筑史》语言活泼，也涉及到很多对于彼时中国风土人情的关照，如他谈到的中国的度量衡的问题：“此次中国之旅，最让人头痛者莫过于币值问题。盖中国未有统一的度量衡，致使各省各地度量衡标准五花八门。譬如，若身携若干银两自北京出门旅行，一到其他省域，所带银两币值就与北京不同，已被贬值几许。再到另一行省，又是另一种估值。若往第三省去，则币值又会有些许变动。有人戏谑说，若是行在中国，即使一文不花，最终也会让你身无一文。”

和伊东忠太关系紧密的关野贞初次来华调查是 1906 年，自北京出发，经郑州至西安，对沿途各地的古迹遗物，尤其是陵墓碑碣、石窟造像等进行了详细考察，1907 年秋，他又专程奔赴齐鲁大地，对建筑遗迹、石刻造像等展开调查，还从嘉祥县和济南府各获得一方汉代画像石，运回日本，成为当时东京大学的珍贵藏品。

此次考察后，他发表《中国的陵墓》（1908）、《中国山东省汉代坟墓表饰》（1916）、《山东南北朝及隋唐之雕刻》（1916）等论文，为其探讨中国雕刻艺术和陵墓及碑碣变迁夯实了基础。

1918年初，关野贞在中国进行了长达7个月的考察，最大的收获是他在太原近郊探访到天龙山石窟遗迹，事后他撰写了考察报告《天龙山石窟》。

天龙山石窟虽远不及敦煌、云冈和龙门等大型石窟，但其石刻造像几乎涵盖了中国佛教造像史上各时代的经典之作，故备受学界关注。自关野贞“发现”之后，仅七八年时间，石窟造像几乎惨遭灭顶之灾，无数佛首被生生凿取，有的整体被盗，其惨状真是难以言表。当然，从结论来讲，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与跨国美术商山中商会头目山中定次郎的两次造访以及该商会的大肆搜购转卖行为有直接关系。

常盘大定（1870—1945）是著名宗教学家，他生前来华七八次，其中，仅20世纪20年代就曾五次来华考察宗教文化遗迹，在佛教实证研究领域属先驱者。他第一次来华是 1920年，出版《访古贤之迹——中国佛迹踏查》。 第二次时间在 1921 年 9 月至翌年 2 月，行程为青岛、济南、泰安、曲阜、兖州、 济宁、北京、石家庄、郑州、开封、洛阳、汉口、长沙、九江、南京、扬州、镇江、 苏州等，回国后撰写出版了《续访古贤之迹——中国佛教史迹》（又名《中国佛教史迹》， 1923）一书，其中还附带十余幅地图，以及作者实地拍摄的百余幅图片。此次翻译出版的即此书。常盘在踏访中，尤其注重对史迹的拍摄、拓制和记录，所作日记也一丝不苟，每次都留下数量可观的图文资料或日录。

木下杢太郎（1885-1945），1920年游历云冈，滞留17日， 并记下《云冈日录》，即此次参观考察记录之汇总，是作者众多著作中特别重要的一部，也是日本诸多云冈文献中十分独特的一部。正是通过他的描述，云冈石窟才广为日本读者所知。 本书的最大特点在于，并非完全学究式的研究考证，而是从一个敏锐的文学家和美术史家的角度，对石刻造像及其艺术所做的观感和描述。另外，本书还附有百余幅十分清晰的照片和作者手绘的六十余幅素描插图，对复原云 冈石窟的历史，研究中国石窟艺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以下为“澎湃新闻·艺术评论”对话该系列丛书的主编者张明杰先生。

对话张明杰：记录中国史迹，文物存留人间的最后一张写照

澎湃新闻：日本的这些早期的建筑学家对中国建筑学的影响是怎样的？

张明杰：中国的建筑学和日本的关系非常密切，日本是亚洲最早导入西方建筑学的国家，在对华建筑实地考察领域，日本学者也是着了先鞭。早在1901年，伊东忠太即来华实地考察紫禁城建筑等。若谈及我们的营造学社，也会自然提到伊东忠太和关野贞等学者。营造学社成立以后，不仅与日本学者有密切交往，而且还有书籍等文献资料的交换。像建筑领域经典文献《园治》在中国引起关注，并于1930年代初得以正式出版，可以说就是受惠于营造学社与日本学者（如大村西崖、伊东忠太等）的交流。

伊东忠太早在1912-1913年间就已撰写发表了《中国建筑总论》，1925-1926年期间，又发表了《中国建筑史》，成为日本近代最早的中国建筑通史。这些著作对我国建筑学界及其研究曾产生过很大刺激和影响。

梁思成在1929~1930年期间在东北大学讲课的时候，讲过一门课叫“中国雕塑史”，后来他课堂的讲义被整理成一本书叫《中国雕塑史》。当时梁思成还没有亲历云冈、龙门以及天龙山石窟考察，他的雕塑知识大部分来源于欧美日学者的著述、尤其是日本学者大村西崖的《中国雕塑史》和关野贞与常盘大定合著的《中国文化史迹》，以及喜龙仁的《五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塑》等，另外还有流失于海外的中国雕刻文物。梁思成自己都承认他是受了国外学者的影响。

澎湃新闻：是怎样的契机促使你向中国引进这些书？

张明杰：二十多年前，我到日本，在东京的几家有名的图书馆先后看到一些日本学者的著述，主要是清末民初时期来华从事考古、建筑、宗教、美术等考察的，觉得非常有价值，而且书里有很多当时拍摄的中国各地的史迹、遗物照片，更加引起的我的关注和兴趣，于是，顺藤摸瓜，相继找到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献资料。2004年初，与中华书局商定翻译出版“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系列，了解到日本学者涉华学术调查方面的文献译成中文出版的极少之后，便觉得有必要译介过来。十几年前，当“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系列开始进入出版阶段之后，我便着手策划这套日本学者的涉华学术调查文献，计划翻译出版10余种，30余册，当时起名为“中国艺文图志”，主要因为这些书里都有大量图片等视觉资料。后来，由于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译者以及出版效益等考虑，遂决定先译介其中的7、8种，20册左右。但尽管是这20册左右的书，由于翻译难度大，加上出版社人手不足等原因，好多年都没能出版。后来换了一家出版社，又对译稿做了多次修改，出版社也对不太清晰的原版图片做了精心修整，才于去年开始陆续推出。

我找的这些书的译者基本都是我的朋友，在当今译书报酬及学术评价都偏低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使命感和责任心，一般人是不愿意做翻译的，所以这套书的译者们做出了很大牺牲。《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的译者胡稹教授是我研究生时的同学，他从好多年前开始翻译的这本书，直到教授退休了还没看到出版。

日本1920到1930年这段时间的调查，虽然有不同程度的国家主义因素，但相对还是比较客观的，们“近代以来海外涉华艺文图志系列”这套书大多都是在这一时期考察而成的。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尤其是甲午、日俄两大战争以后，日本觉得自己已经“脱亚入欧”，有些看不起中国；但是“辛亥革命”以后，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又逐渐发生变化。通过这套书也能了解和窥知日本人的对华认识及其演变。

澎湃新闻：他们这些书的重要性是怎样的？

张明杰：近代日本学者无论初衷如何，但其涉华学术调查及其文献，都与日本对外扩张的基本国策有关联，这一点需要明确。不过，今天我们也应该在了解当时历史背景的前提下，辩证地看待这些文献，在批判的同时，还应积极加以利用。在内忧外患交织、局势动荡不安的清末民初时期，我国古代建筑史迹、文物等不仅没有得到妥善保护，而且多惨遭破坏，甚至有的已荡然无存。从研究角度来讲，日本学者当时的这些摄影及文字记录都非常珍贵，给我们提供了极好的研究材料。

从这些书中也可以看出，大量的图片是极为珍贵的，尤其是对于搞建筑研究和文物修复的来说。仅《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名胜古迹图集》（12卷、关野贞、常盘大定合著），就收录了1000多张、近2000幅珂罗版印制的大型图片，而且这些图片都是在清末民初时期拍摄的，有些可以说是中国史迹、文物存留人间的最后一张写照。如创建于唐代的郑州开元寺及其砖塔、经幢，关野贞1906年踏访时，虽已荒废，但旧貌尚存，后来寺、塔均毁于战火，行迹无存。还有建于元代的开封少林寺鼓楼，关野贞1918年前去调查时，还完好无损，十年后的1928年即遭焚毁，也是荡然无存。此类例子已举不胜举。

以上两处古迹今均已荡然无存

另外，日本学者也做了很多细节的调查，比如伊东忠太从“装饰纹样”，即图形文字方面进行的建筑考察，关野贞所做的与建筑有关的虎及兔雕刻考察等。如果做建筑微观上的研究，看一下关野贞的调查研究会有很大收获。他对陵墓碑碣的调查也是非常详细的，包括陵墓碑碣的变迁，拍摄了很多照片。可惜到他死后，1938年日本岩波书店才把他的文章、遗稿等整理汇编出来，就是我们现在的这本《中国古代的建筑与艺术》。

澎湃新闻：《中国纪行》里面，伊东忠太还对中国的建筑给出意见，他希望中国沿着古代建筑的脉络一直往下走，不要太被西方影响。

张明杰：伊东忠太曾应中国营造学社的邀请，做了名为“中国建筑之研究”的演讲，时间大概是在1930年6月18日这一天，由北京大学钱稻孙翻译成的中文稿，刊登在当时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他讲到首先要把中国古老的建筑做彻底的调查，要把文献整理保存起来，当时他把希望寄托在朱启钤他们身上，关于中国建筑的出路，他指出“以五千年来中国之国土与国民为背景而发达之样式为经，以应用日新月异之科学、材料构造设备等为纬；必于其间求得清新之建筑。”我觉得他的这一建议或忠告，在时隔80多年后的今天听起来，仍不失其现实意义。看看我们中国最近这几十年的建筑，虽说有了不少进步，也令人眼花缭乱，但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走出一条中国的路来。

天龙山石窟的文物盗卖与日本山中商会

澎湃新闻：你觉得20世纪初这些日本人到中国考察，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怎样的？

张明杰：承认有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也有好的和不好的。刚才已经涉及到，这些日本学者的实地考察对我国相关学界及学者带来很大刺激，也促进了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至于他们的考察对象，如佛教石窟等，客观上也带来了种种影响。比如说1902年，伊东忠太考察到了大同，找到云冈石窟，并将这一逐渐被人遗忘的艺术宝库公之于众，轰动一时。随后，引起中日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后来佛教造像也招致不同程度的盗凿，但也促进了人们对此石窟的重视和保护，所以云冈石窟相对保存得还比较好。

但是日本人的关注也带来很多负面效果，比如关野贞1918年在华北地区做调查的时候，按照地方志的记述去了天龙山，回到日本以后马上写了一篇关于天龙山的论文发表出来，引起很大轰动。 关野贞“发现”了天龙山石窟以后，本来天龙山石窟应该得到妥善保护，结果7年以后，天龙山佛像遭到了灭顶之灾，现在去看真是惨不忍睹。很多佛教造像都没有了头，有的甚至整体被盗。我过去做过一些调查，从结论来讲，天龙山石窟遭劫跟日本的跨国商会山中商会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商会的头目山中定次郎两次到天龙山，第一次是1924年。他是世界级的美术商，就像现在有影响的房地产商大佬，如果看上哪块地，哪块地肯定就会升值。他一去看，就等于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就是说这些石佛是可以赚钱的。当地的不法分子夜里拿着照明及盗凿工具，把很多佛像头部都盗走了。这些被盗走的佛头大都被山中商会买走，1928年，山中商会在大阪搞了一次拍卖活动，其中就有天龙山的石刻造像四、五十件，光是佛头就有45件。这种行为更是加剧了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后来山中商会的几次拍卖会上又都有天龙山佛像出现。

澎湃新闻：山中商会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

张明杰：山中商会本来是由大阪一家古玩店发展起来的大型文物企业。在山中定次郎的经营下，日益壮大，后在纽约、伦敦等欧美城市及中国北京均开设有分店，短短一、二十年时间就发展成一家规模巨大、举世闻名的美术古董跨国企业。二战前，其海外资产排名在当时日本诸多涉外企业中，也是比较靠前的。清末民初时期，山中定次郎曾频繁地往来于日本、中国和欧美等国之间，搜购并转卖了无数中国文物。他早期于北京做的最大一笔生意，是买下恭王府的丰富藏品。当年小恭王溥伟图谋复辟，决定“毁家报国”，把家藏宝物基本上都卖给了日本人。1912年，当山中定次郎在恭王府浏览了如意库、铜器库等数十栋宝藏库后，简直被琳琅满目的宝物所惊呆。他当即决定将除书画之外的所有藏品全部买下，后于纽约、伦敦等欧美都市举办多次拍卖会，从中赚足了资金。

山中商会北京分店（当时称“出差所”），与其它欧美分店不同，基本上扮演了采购店的角色，即只在中国收购，不在中国经销。定次郎每年至少两次让欧美各分店骨干到北京来采购，而且会根据各分店营销特点，不同对待。如美国畅销青铜器和石佛，英国人喜收藏陶瓷器等，就让各分店根据这些特点，重点选购所需物品。据当时日本同行业人士回忆，定次郎每次现身北京，位于蔴线胡同的北京分店前，就会出现壮观场面。一大早，就有携带大小包，或用人力车满载各种古董而来的人排成长队，等待收购。定次郎指挥中方店员，让排队者依次将古董摆放在一张大长桌子上，然后由欧美各分店出差来的人员挑选，最后在专设的账房现金结算。其作业方式犹如大型收购站。当时日本同行业间盛传定次郎所谓“一网打尽”商法，即基本采取来者不拒方式，有多少要多少，而且是现金支付。这样，不仅是家有古董的人，而且连北京内外大小古董商也都成了山中商会的供货客户，积极从各方为其征集古董物品。据悉，20世纪2、30年代，山中商会欧美各分店经销的文物，有百分之八、九十都来源于中国大陆，尤其是北京分店。可见，当时山中商会北京分店其能量及作用之大。

凭借着雄厚的资金和国际性营销网，山中商会将大量中国文物倒卖到海外，以至于现在欧美和日本一些著名文博机构及其收藏，其基础几乎都是由山中商会奠定的。

山中商会会长山本定次郎（中排右二）在天龙山

澎湃新闻：当时大概是什么人在倒卖文物？

张明杰：当时情况很复杂，倒卖中国文物的人也是各种各样的，既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有古董商，也有书画家、收藏家等。方式和方法也是多种多样。我这些年一直都在关注中国文物是如何流失到海外，尤其是日本的，也做了大量文献资料和实物调查。从时间上看，辛亥革命前后，流失到日本的中国书画等文物尤其多。日本人收购倒卖的暂且不说，仅通过我们中国人之手流向日本的，就难计其数。比如说堪称博物馆规模的端方藏品、罗振玉藏品以及完颜景贤收藏书画等，大多流入日本。

澎湃新闻：那中国文物的流失和这些早期的建筑学者们有直接关系吗？他们是否也有直接参与到这个利益链条中？

张明杰：中国文物流失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早期日本的建筑考古学者来华调查与文物流失虽说不无关系，但也不能断定完全是因为这些学者调查导致的。不可否认，关野贞等学者来华考察时曾买走一些画像石及佛像、碑碣等，其行为本身刺激或增强了日本人的中国文物收藏欲望。不过，这些学者基本还是出于研究目的。关野贞曾受大仓商会委托，在华购买过石碑、佛像等文物，还担任过大仓集古馆顾问，为大仓集古馆的雕刻文物收藏做出过贡献。大仓商会开始购买了很多佛像等雕刻，但是因为缺乏专业知识，收购品质量欠佳，且真赝混杂，后来在关野贞的指导下，才开始走向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