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封面之下》是何物？一个“文学过程”的完整故事

《封面之下：一本小说的创作、生产与接受》，[美]克莱顿·柴尔德斯著，张志强、王翡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2023年8月出版，412页，78.00元

2009年深秋的一个下午，美国马里兰州贾勒茨维尔小镇的图书馆会议室被挤得水泄不通，很多人没有座位只能站在后排或者隔门张望。这个只有两千余人的小镇定期举办的读书会破天荒吸引了上百名读者前来，全因为此次分享的新书有些特别，是一部与小镇同名的小说《贾勒茨维尔》。有着更多乡土情感的贾勒茨维尔读者显然被这个发生在小镇的带有后南北战争背景和种族主义色彩的爱情加谋杀故事所深深吸引。他们也和其他普通读者一样，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封面之下”的作品内容上，对来到现场的作者不停追问历史的细节。当然，他们和其他地区的读者一样，不会关心甚至不会去想，过去的几年这部小说经历了什么。他们不会知道，他们之所以从开篇就被故事深深吸引是因为编辑克雷曼的修改建议，不会知道他们在封面的目光停留来自出版团队为同时吸引男读者和女读者的集体构思，不会知道他们对书的阐释和解读实际上已经受到装帧和渠道的影响，更不会知道如果没有宣传方案的策划，没有经纪人和编辑为说服投资所做的跨场域“翻译”努力，他们不仅不会来到今天的读书会，甚至不会知道世界上有过这样一部作品，就像那些无数来到过这个世界却无法抵达读者的作品一样。

“封面之下”绝不只是作者的作品，而是一个由众多“作者”共同编织的集体文本，一个散发着纸墨香，由风险投资制造的实体商品，一个跨越数个迥异场域最终成功抵达读者手中的幸运儿，更是一个庞大的文本生产系统，一段无比精彩的文本历险记。加拿大文化社会学者克莱顿·柴尔德斯的《封面之下：一本小说的创作、生产与接受》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封面之下的故事。

重新联结

正如《封面之下》所获得的美国社会学协会文化社会学分会年度图书奖一样，这部书是一部将文学视为社会过程的社会学研究，作者来自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现任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较之文艺学、文化研究等领域人文学者以文化解释社会为目的的文化社会学研究，由社会学家发起的文化社会学研究更注重艺术对象的社会植根性和社会建构性本身，运用统计、访谈、田野研究等社会学方法探究美术、音乐、戏剧、文学等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在生产和消费层面的特征与机制，如同本书的副标题：一部小说的创作、生产和接受。

《封面之下》英文版封面

和直白的副标题一样，此书的目录框架乍看上去略显“单调”。毕竟上世纪六十年代起，由文化客体、艺术家、世界和受众四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文化棱镜”等理论提出后，关注文化对象的创作、社会生产和接受已成为文化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面向，意义的社会性生产更不是什么新鲜的创见。然而，将这个完整的社会过程以线性方式排列而成的目录背后，恰恰是作者的突破所在。长期以来，无论是社会学家，还是文学、媒介等领域的研究者，虽然都将一部作品的文本及其意义视为诸多群体行动的共同建构，但从整体研究格局上，基本是分兵突进的。创作不再被视为天才的独创，而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化过程；文学艺术的商品化、市场化过程也不是中性的哑管道，而是包含了积极的意义建构，接受理论更是早已将作者拉下神坛，甚至将读者视为意义的唯一来源。这种三分研究进路在其他学科领域也很普遍，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的“世界-作家-作品-读者”文学活动四要素理论，以及加入“媒介”等的五要素、六要素框架早已是中西文论的经典范式。但这些理论更像是一种研究上的分类法，开创了文学活动研究的各个面向。达恩顿等人在吸收文化生产、接受美学等理论资源后总结的书籍史研究交流循环模式，包含了作者、出版和读者，但更关注的也是书籍生产传播中社会意义构建的影响因素。这种看似多维实则分离的研究格局恰恰忽视了三个场域之间联系。对于这些分头行动的研究者而言，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已经足够丰富，作者的作品对他们而言只是封装好的原材料，是研究起点，之前创作故事不再重要。接受研究中创作和生产环节的作用更是备受贬黜。或许是因为不同环节涉及的领域及其学科理论和话语模式的跨度差异极大，或许因为现今学术生态的高度分工化，亦或许学术生产周期的功利考虑（本书作者的整体研究跨越了其学术生涯博士、博士后的近十年时间），总之如文化棱镜理论的提出者格里斯沃尔德（Wendy Griswold）后来所反思，将文化生产和消费过程视为有机体的整体性研究被有意无意地长期忽略了。

因此，《封面之下》便有了“从创作场域到生产场域”“从生产场域到接受场域”等这些从前研究未曾包含的章节，聚焦于文本在异质场域间的穿越历程和其间的摆渡人角色。小说作者尼克森对《贾勒茨维尔》进行创造性重写的灵感，不仅来源于创作场域中旧金山湾区写作小组的互利协作，还有生产场域的摆渡人。编辑克雷曼基于男性视角，基于对小说纯文学定位的考量，基于康特珀恩特出版社自身风格的适配对小说的叙事视角和顺序给予了大量创造性建议，共同的信念和水准让尼克森对这些建议感到兴奋，也让这部小说变得更像“康特珀恩特的书”。同样，作者对阅读反应的实证调查也展现了这些改写中作者意图和编辑意图如何影响到读者的理解，或者是通过营销方案中的书评和读书会等“协商式意义生产”影响到读者。意义生产中充满了作者和编者设置的“路标”，而不是只靠读者自己创造。这些精彩的跨场域互动还有很多，一本书的社会生成史因为作者的研究被呈现为了一个更加紧密的系统。重建联结的研究不仅是突破性的，而且是艰苦的。对创作过程的回溯性研究，对出版过程的田野观察，对接受过程的量化质化分析，不仅时间跨度极大，而且和一本书的出版一样充满不确定性，研究之时谁都不能断言这部小说能够走完所有过程，还需打通不同场域的学科壁垒，方能深入不同场域的连接处及其相互间的动态影响过程。

小说《贾勒茨维尔》

这种整体性带来的丰富度，也让这部书拥有了更广的读者群。正如作者在前言和结论提示的，这部书对于不同的读者可以有不同的读法。社会学研究者可以关注生产与消费研究重新联结的方式；文学或者媒介研究者可以看到民族志研究对生产机制的揭示带来的解释力；普通的文学作者和读者也可以深入了解一本书背后的社会过程，从而更完整地看待自己和他人作品的出版和对文本的解读。书中将其研究对象小说《贾勒茨维尔》描述为一部兼具市场性的纯文学书，这是其出版商康特珀恩特这家注重文学品质的独立出版社追求的作品。显然柴尔德斯的《封面之下》也是这样一部兼具市场广度的学术书，至少作者的阅读说明已经透露出这个企图。

惊险的转场及其细节

然而要将“创作、生产和接受重新联结为一个动态和紧密相连的系统，描述场域之间各自独立且相互依赖的运作”并非易事。因为文学艺术的创作、生产和接受场域奉行着艺术、商业和意义生产等截然不同的逻辑、价值和游戏规则，作品在其间的转场并不是如分离的学术研究所呈现的“接力棒”式传递，而是建立在数量惊人的跨越失败之上。读者在阅读时可能并不知道每一本能够抵达他手中的书都是幸运儿，战胜了多少书稿和选题。从创作场转到出版场再到阅读场，失败才是常态。创作到生产自不用多言，文学经纪人接受代理一份书稿的可能性被估测为0.009%（99页），绝大多数书稿还没接触到编辑就已出局。而且这些被选中的书稿依然前途未卜，文学经纪人投入的时间是巨大的赌注。即便幸运走完出版流程，依然不知有多少书根本走不进阅读场便沦为再生资源，就像不曾来过世间一样。在《贾勒茨维尔》首次发行中，在大量独立书店库存告急的同时，数千册书静静躺在出版社最看好的鲍德斯书店（美国当时最大的连锁书店）的库房中，押注鲍德斯的豪赌协议让出版社上下心急如焚、追悔莫及。书中这样让人捏把汗的故事不胜枚举。

所以这些场域之间的联结及其相互影响（或者不产生影响）是如何发生的，才是重新聚合生产研究和消费研究的关键，也是一部文学的生命故事中最神秘的部分。尽管作者表明研究模型来自格里斯沃尔德在《见证：尼日利亚的读者、作家与小说》中提出的有机体思路，但并未重复其对一定时期小说的一般性研究，而是前所未有地以访谈、田野和文献回顾等社会学方法深入到单部文学作品的转场细节之中，讲述作为一个社会过程的文学所经历的完整故事。作者开创性地将研究重点落在了被分离化研究所忽略的创作场、生产场和接受场的过渡地带，以及那些为确保小说成功转场而付出努力的“摆渡人”群体。也正因如此，尽管康特珀恩特的CEO认为《贾勒茨维尔》是一个典型的出版故事，并以此表明作者选择《贾勒茨维尔》的出版过程进行田野研究的正确性（这里的“典型”主要指小说对出版社而言是一本没有大卖但卖得还不错，能回本并加印的“中间书”），但这本书的诞生故事丝毫没有因为“典型”而平淡，依然充满了激动人心的细节。

格里斯沃尔德著《见证：尼日利亚的读者、作家与小说》

通过对个体行为，特别是特定情境下真实的对话交流和情感互动的观察，文学经纪人、组稿编辑、宣传主管、销售代表等这些摆渡人帮助作品跨越场域的联结机制被清晰呈现，从而克服了布迪厄场域理论将场域内关系简化为权力位置关系的局限。《贾勒茨维尔》之所以能够在尼克森有过惨败记录的康特珀恩特出版，看似包含了出版社人员大换血等偶然因素，但说到底还是建立在经纪人温迪·维尔对小说艺术逻辑和出版场商业逻辑的拿捏之上，并且与作者、经纪人和组稿编辑长期建立的信任关系和人际交流网络密不可分。维尔深谙美国文学出版的江湖格局，懂得尼克森这种曾受到过热烈好评但同时销量惨淡的作家与康特珀恩特在美国出版场的权力位置的匹配度。建立在高频合作交往之上的互利亲密关系让他们能更加精准预测对方的需求和敏感点，构建起彼此间共享的跨场域“混合语言”，在对艺术水准和市场潜力的描述用语上心领神会，切换自如，最终促成了按常理几乎不可能的再次联手。在生产到接受的转场中，营销和销售代表的表现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几乎不会去阅读小说全文，向销售商介绍情节细节在他们看来是略显幼稚的职场行为。通过对标和归类等将艺术语言转化为商业语言的“翻译”行为，他们接收到出版社对这部作品的热情和信念，再借助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像蜜蜂一样将热情的花粉传递给书店，为作品顺利进入接受环节提供保障。

出版的价值

为了解释和理解小说生产场域中的建构者行为，《封面之下》有将近一半的篇幅跳出了对《贾勒茨维尔》的个案考察，对美国大众出版业的运作模式、产业结构和演变历程做了细致梳理与回顾，这也为我们审视文学与出版、与媒介的关系提供了更微观和全面的视角。一直以来，文学出版的公众讨论总会带有些许哀歌叙事，习惯性感叹出版的商业化和市场化对文学传统的侵蚀。这本书的非虚构叙事在生动展示文学作品之生成过程的同时，也从侧面更“公正”全面地显现了出版与文学的关系，为评价出版的文化价值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论据。

在作者笔下，为了让最适合的出版社愿意为作品进行风险投资，为了尽可能让作品所有的潜在读者都能注意并了解到这部书，为了让读者可以更好地阅读作品，编印发各个环节组成的出版系统宛如一台开足马力的“文本机器”将内容以最佳形式“呈现”出来。诚如米耶热（Bernard Miège）所言，“文化商品化绝非阿多诺与霍克海姆所号称的完全被资本及工具理性的概念系统所收编，事实上，文化商品化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坎坷的。资本主义若要延伸到文化领域，需迎战该领域的各种限制和不完善”。例如对于《贾勒茨维尔》属于什么类型的小说，是创作场域的尼克森没有也不用太多考虑的事，在她看来作品的属性是多重的，但对编辑和经纪人来说这是一个必须明确而且费劲思量的大事。这决定了这部作品后面的轨道，也决定了它会被哪种风格的设计师接手，会由哪个营销和销售团队负责推广，会发往哪些渠道以及渠道的组合方式。为了帮助投资决策和销售人员克服对不确定性市场的疑虑，他们要对描述作品的语言进行翻译和编码。在出版市场，每部新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因此作为预见性基础的经验累积变得异常困难，但这些摆渡人掌握了尽可能减少不确定感、促进系统持续运转的诀窍。要弄清小说最适合被归到什么类型，并非简单诉诸文本解码，更重要的是通过洞察力推导出一个类别，并使其在后续出版流程中发挥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类型是被“界定”的。《贾勒茨维尔》发行过程中的许多成功与失败，都表明“出版”绝不是英文publish一词原意中的“使之公开”，作品最终在这个世界所生成的意义，取决于发行的广度和精度。这也是欧美自助出版和中国式网络文学无论多发达，专业化的出版机构都难以被取代的原因。无论数字网络技术如何更迭，为作品提供并推广某种“体验方式”是出版不变的价值。

此篇评论显然也是上述系统中的一部分，《封面之下》背后的故事和它所研究的小说《贾勒茨维尔》背后的故事，都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