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十年｜郑永年：“一带一路”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

 郑永年   受访者/供图

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成为中国为世界提供的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的专访。他认为，“一带一路”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好的国际公共平台，是真正的多边主义。十年来，中国在国际社会树立了开放、包容的形象，国际社会通过“一带一路”找到了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超越社会制度差异与地缘利益纷争的发展新途径。

郑永年还指出，在世界层面，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这包含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中。让其他国家共享中国的发展成果，“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都是在各方面尝试的实践。

近日，郑永年的著作《中国叙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发行。郑永年在书中指出，中国应基于自身丰富的实践经验来构建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总结秦汉以来三层结构下的政府—市场均衡、近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独立开放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并从中国实践当中找到中国的命题。

以下为采访实录（在不改变原意的基础上略经编辑）：

当前世界不安全、不稳定，究其根源就是发展出了问题

澎湃新闻：全球经贸交流合作是全球发展的主流，但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不及预期，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泛滥。您怎么评价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形势？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郑永年：中国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战略思想，我在新加坡工作多年，已故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最欣赏的名言就是这句话。对国家来说，发展是硬道理，对整个世界来说也是一样的，当前世界不安全、不稳定，究其根源就是发展出了问题。

回望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一些问题在发展中得到了解决，但也并非全部。西方诸国尤其是美国从超级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因为收入和财富差异的迅速扩大，社会极度分化和分裂，民粹主义普遍兴起。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程度相对较低，面临的冲突和问题更多。

对此，联合国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计划，发展与安全是相互的，但核心还是要实现发展。

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有政治方面的，比如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逆全球化，也有经济方面的，比如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这些因素导致了全球经济复苏缺乏动力。在我看来，我们的世界还没有从2008年全球经济失衡局面中走出来，这是世界各国、各经济体内部失衡的产物。

全球经济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危机呢？这个问题，传统的经济学周期理论已经很难解释现在的情况了，2008年前后，很多学者根据传统经济学模型预计的时点都已经过了，我们并没有走出危机，反而越陷越深。

澎湃新闻：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相对于很多区域政治经济组织，共建“一带一路”似乎有很多不同？您怎么看共建“一带一路”对中国和世界的意义？

郑永年：世界上有很多国际政治组织，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等等，这些都是西方主导建立的，虽然号称为规则治理，但基本都还是以西方利益为主导的。

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中，中国有了另一种制度选择，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具现实意义。可以说，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好的国际公共平台，是真正的多边主义。西方所谓的“多边主义”是具有针对性和排他性的，而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则针对成员国所需要面对的问题。

尽管一些西方国家从一开始就对“一带一路”指指点点，但中国从来没有对他们关上大门。这就演变成了两种主义之争、机制之争：西方搞团团伙伙的排他性团体，“一带一路”针对实际问题对所有人开放。

“一带一路”倡议在过去十年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实实在在地造福沿线百姓。可以说，“一带一路”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所谓国际公共产品，通俗地讲就是富国可以用，穷国也可以用。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让其他国家有机会富裕起来，进而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最核心的包容式发展，于人于己都有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还谋求区域经济共同发展；不仅在物质层面推动参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而且与中国“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方针一脉相承。十年来，中国在国际社会树立了开放、包容的形象，国际社会通过“一带一路”找到了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超越社会制度差异与地缘利益纷争的发展新途径。

讲述中国需回归基本事实、回归科学、回归理性

澎湃新闻：您反复强调要用世界能够理解接受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对西方和发展中国家来说，有什么差别？共建“一带一路”这个方式是否包含其中？

郑永年：讲述中国的政治体制故事、经济体制故事需要三个“回归”：回归基本事实、回归科学、回归理性。

必须找到正确的方法来塑造中国的“另一种制度选择”话语，这种话语是否能够成为软实力取决于三个条件。第一，这一话语必须让西方主流社会理解，也就是“读懂”。第二，这一话语必须让西方主流社会自觉接受。第三，西方主流社会不仅要接受这一话语，还要进一步认同和自觉地进行传播。

很显然，第一步就是要用西方主流社会易懂的语言讲中国故事。因为如果不能让人读懂，其他一切都谈不上，只有让人懂了之后，人家才会接受，才会予以认同。那么，如何让人读懂、接受和认同？对西方普通老百姓讲中国故事要注意三点：

第一，“求同存异”。从人性上来说，人们容易理解熟悉和类似的事物，而不容易理解陌生和迥异的事物。“求同存异”意味着通过诉诸“同”的方面来让对方理解，但“同”并不否认“异”，如果“同”的东西多于“异”，那么理解起来就比较容易，反之，就比较困难。“求同存异”也符合事物的客观属性，因为任何一种事物都是由普遍性和特殊性两面组成，“普遍性”意味着“同”，而“特殊性”则意味着“异”。 

第二，人们容易倾向于已经认同的事物，而会排斥自己不认同的事物。所以，很容易理解，如果中国批评和攻击西方民众已认同的事物或者价值观，那么他们不仅不会理解和接受，反而会反感和抵抗。反之，如果西方民众感觉到中国所说的事物或者价值观是自己所认同的，那么就很容易理解和接受。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平常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就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第三，理解和认知都是理性的产物。这要求我们讲中国故事时需要三个“回归”，即回归基本事实、回归科学和回归理性。我们需要尽量避免把中国成功故事过于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而是要基于中国成功故事的经验层面来讲。

在世界层面，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这包含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中。让其他国家共享中国的发展成果，“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都是在各方面尝试的实践。

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讲述方式是不是有用的、如何评价，不能被西方牵着鼻子走，因为没有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是没有发言权的。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对中欧班列、印尼高铁、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等的评价，要印尼民众、非洲民众才有发言权。

澎湃新闻：正如您在《中国叙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中提到的，对于中国的经济体制，中国与西方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等同于“国家资本主义”存在严重分歧。那么，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对事实信息的不认可，还是对分析事实的逻辑推导有偏差？中国该如何回应？

郑永年：如果将中国经济体制定义为国家资本主义，该怎么解释民营经济的56789呢？（民营经济给国民经济发展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任何国家都会用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整。

西方一些人为什么简单地把中国视为“国家资本主义”？原因很简单，即他们是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这一意识形态出发的，他们往往不是在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实践进行观察和研究，而是在用西方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制度实践做价值判断，因此具有高度主观性，缺乏可验证性。

中国如何回应？如果我们也用我们的意识形态来回应，那么就会陷入一个互相指责的恶性循环。在西方学者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时候，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即抛弃意识形态这副有色眼镜，回归经验证据，回归科学，回归理性。只有在回归经验证据的基础上，才能发挥科学和理性的力量，才有说服力。也只有诉诸科学与理性（逻辑），才能把中国经济制度实践的丰富经验概念化和理论化。讲中国经济制度的理论与实践不能孤立地讲中国，而要将中国放在世界地图中来讲，也就是要通过和西方各种不同的经济制度体系进行比较来讲。

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制度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我们的制度建设深受外部的影响，包括欧美、苏联和东亚经济模式等，因此，如果孤立地讲中国故事就很难讲通。

再者，市场经济的形式是多元的。即使在西方，各国的市场经济形态也是不同的，就像这些年盛行的“资本主义的多元性”的概念所呈现出来的。英美的“自由资本主义”和德国等欧洲大陆的“社会市场”不同，日本、韩国等亚洲经济体更是具有自己的特色。

通过比较，我们能够发现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其他市场经济模式的共同点和差异性，能够明晰不同市场经济制度是如何应对各种问题的。

越来越多的世界问题开始应用“中国方案”

澎湃新闻：近年来，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在逐步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许许多多问题，您建议中国问题向世界寻求方案。该怎么看待“中国问题，世界方案”与“世界问题，中国方案”的关系？

郑永年：近代中国从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以来，很多中国问题都采用的是世界方案。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最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也采用的是世界方案，后来包括向苏联学习，引进国际先进技术，改革开放等，都是学习世界的方案。

对于中国问题，中国共产党善于把中国问题置于世界背景之中，从世界经验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同时，也强调世界方案的中国化。这与俄罗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而中国则不然，因为中国把中国问题置于世界背景下来解决，中国通过实行开放政策，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中国也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对西方开放，但往往照抄照搬西方模式，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结果失去了国家的独立性，和西方形成了依赖关系。

澎湃新闻：当前中国也在为世界问题提供“中国方案”，您怎么看世界普遍性与中国特殊性的关系？此外，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面对的都是不同发展程度的成员国，中国如何才能与共建“一带一路”成员方达成有效合作？

郑永年：时至今日，中国在经济社会建设的探索上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和经验。现在越来越多的世界问题开始应用“中国方案”了。

共同富裕、现代化等问题，既是中国问题，也是世界问题，具有普遍性。这一中国问题的答案需要在世界经验中寻找，但也要用“中国方式”来实现。

就中国经验而言，因为中国是在开放状态下通过学习国际经验得到发展，中国模式具有了“世界性”；同时因为中国不照抄照搬任何一个国家的经验，总是将其消化融合到中国经验之中，所以又能保持“中国性”，也就是独立性。从更长历史观来看，这也是中国开放文明的“一贯性”，吸收消化其他文明的长处，把它们变成自己文明的一部分。

一旦过度强调特殊性，我们的中国叙事话语就会充满民族主义或者民粹主义色彩。明明具有普遍性，却被说成只有特殊性；明明是我们在吸取了他国成功经验或者失败教训基础之上的实践，却被说成和外国经验的“对立”；明明是在实践普世价值，用中国方式实现普世价值，却被视为蔑视和批评普世价值。结果怎样呢？不仅扭曲了我们的实践，解释不了我们的实践，更促成我们和外在世界的对立甚至对抗。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一部分。我们的巨大成功可以促使我们站在世界之巅。

当前，中国方案在发展中国家非常受欢迎，因为中国并不是像美西方那样强推自己的现代化模式，而是提供了一种选择，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方式，满足当地需要，通过协商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而美西方的解决方案、帮助方案带有很强的主导干预，为了保护其自身的利益，有强推自身计划之嫌。

要构建中国原创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特别强调，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构建中国原创性政治经济学理论，然而政治经济学本身对中国来说是舶来品，开山立派并非易事，特别是从应对西方命题转变为寻找中国命题。中国命题应是怎样的命题？对于建立中国原创性政治经济学理论您有什么建议？

郑永年：因为中国传统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近代以来我们通过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学习、借鉴及与之对话，在社会科学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在很多领域，我们的社会科学还是应用型的。这种局面是很难持续发展的。要创造中国的原创性社会科学理论，还是要从政治经济学入手，因为西方整个社会科学体系的核心就是政治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的核心也不可避免地是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需要自己的原创性政治经济学理论，正如原创性技术一样，原创性理论也是大国重器，对此，中国的人文社科学者需要更加努力，

对我们来说，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去构建原创性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西方，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都是非常伟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家。但如果我们忽视他们理论的来源、思想的背景，就很难理解他们的理论。要构建和创造中国原创性政治经济学理论，首先要确定理论来源是什么。

通过这些年的研究，我觉得至少有三大来源，可称为三个传统。第一个大的来源，即“大传统”，就是中国从秦汉到晚清两千多年的政治经济学实践经验，包括三层结构下的政府—市场均衡。第二个来源，我把它称为“中传统”，就是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实践经验，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第三个来源，我把它称为“近传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实践经验，包括独立开放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实际上，实践是最重要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来源。毛泽东说过，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理论也是基于中国的实践。

要创建原创性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就不要以西方的命题为命题，首先要找到中国的命题。现在做的很多研究都是西方的命题，用中国的经验材料，这种现象是不可持续的。如何找到中国的命题？我想近代以来的实践就是最好的中国命题。我希望同仁们有意识地基于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来构建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澎湃新闻：共建“一带一路”目前发展到怎样的阶段了？下一步，中国要如何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继续发展？

郑永年：我认为当前共建“一带一路”已经走完了1.0阶段，现在将开启2.0阶段。其中1.0阶段主要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包括高铁在内的很多大型工程建设。而当前进入的2.0阶段则将聚焦于新能源、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领域，这些也符合中国对外开放的需求。

总的看，2.0阶段会比1.0阶段在建设上更省力，因为1.0阶段耗费了很多时间、精力在摸索道路上，而当前2.0阶段则进入了基础设施的收获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新能源使用等方面，共建“一带一路”并没有走西方“先污染再治理”的发展旧路，而是选择了一条合作共赢的发展路径。

随着2.0阶段的深入，中国提供给国际社会的这一公共产品，内容会越来越丰富，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世界发展迎来新机遇。“一带一路”倡议为他国提供中国方案，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我们秉持务实、合作、共赢的精神，坚持原则和方向。我对“一带一路”倡议充满信心。

（中信出版社编辑梁明月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