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云封事》：台“中央博物院”的前世今生

【编者按】

李在中，中国艺术史专家李霖灿之子，长期研究“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发展历史，并兼及抗战时期边疆文史研究。前不久，他撰述“中央博物院”前世今生的《朵云封事》一书出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出版座谈会上，李在中图解《朵云封事》，还原了中国第一代考古文博学者共赴国难、救亡图存的生命历程。澎湃新闻经主办方授权，发布李在中先生的发言内容。

我们今天讲文化传承，文化是比较复杂的名词，每个人对文化可能有不同的见解，但是就“文化”这两个字来看，文是名词，化是动词，所以文化两个字代表的意义是一个动态的、不停在变化的过程，它曾经存在于过去，并且存在于现在，也将存在于未来。

我们常常说中华民族有着辉煌灿烂的文化，但是我们要怎样能够证明我们自己有灿烂的文化呢？在这里我要谈到一位先生李济。李济是中国科学考古奠基者，他说在二十世纪理性主义的前提下，单纯的一种文献记载不能够再被认为是有效的佐证。拿文献说这个那个存在，已经说不通，不能完全说服大家。所以他认为在严谨的科学领域里面证明一件事的真或者伪，唯一的办法是拿出不容否认的证据。

什么叫做不容否认的证据？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要证明古时候殷商文化是存在的，如果只是拿司马迁的《殷本纪》是否能够说服人？还是拿出来董作宾先生研究的甲骨文，上面刻满了商人占卜的字，哪个有说服力呢？显然，甲骨文就是李济先生所谓的不容否认的证据。有了这些东西就可以证明殷商文化是存在的，它是我们灿烂的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甲骨就是文物。文物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从1931九一八事变，代表中华文明的这些文物，经过了三次的迁徙。首先是1933年故宫的1900余箱文物从北平迁到上海，又回到南京，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1937年，由于卢沟桥的枪声响了，文物迁往西安、四川、贵州。最后一次是1949年部分文物迁到台湾。这三次迁徙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战火未到文物先行。战火还没有来，但是文物一定要先走，这是这批文物的宿命，这个逻辑在哪里？为什么文物先走？几周前，巴西国家博物馆一把火烧得精光，文物全部烧完，这一段时间他们的历史就从记忆中被抹煞掉了，因为你再提不出证据来。所以李济先生一生最遗憾的事情是，二次大战以后，北京猿人头盖骨没有找到，一件重要的不容否认的文物消失了。

所以现在，我们对文物有了足够的重视。但在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的文物都认为是豪门贵族炫耀财富的，但是从这批先生开始，他们已经确认了文物真正的价值是代表了文化，而不是代表你的财富，是文化不能否认的证据。

把文物不再当成炫富的东西，而当成文物的证据，我们就要讲讲蔡元培先生提出的“新学术之路”，这个新学术之路给我们整个学术界的思维来了一次大的洗脑。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全国都在游行，杭州、武汉、上海都在游行，人人都兴奋得不得了，要唤醒民众。但唤醒民众造成很大问题，学生罢课、工厂罢工，国家混乱，五四运动两个月以后，1919年7月23日蔡元培先生写了告北大学生及全国学生书，里面讲了重要的几句话：“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知教育之必要！其言教育也，始而专门技术，继而普通学校，最后乃知纯粹科学之必要。”蔡先生所谓的纯粹科学，是“中央博物院”很多学术成就最开始的登门点。

两次鸦片战争，六十年我们做这么多欧化，我们不了解纯粹科学的重要。这时候蔡先生提出美育取代宗教，这个宗教不是佛教或者天主教这些，他是说取代迷信。我们要破除迷信，所以才有国立美术院也就是后来的中国美院和中央研究院的成立。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加速了“新学术之路”的步伐，在一次北平名流的聚会里面，傅斯年先生谈了一个问题，他跟大家讲说书生何以报国，这个问题真正的意思是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救亡图存关键时刻的觉醒和反省，我们到底能够做什么？两年以后蔡先生由于有了中英庚款的补助，便创立了两个重要机构，其中一个的中央博物院，就是我这本书主要谈的。

我们来看一下中央博物院成立的主旨：“南京为国民政府所在，施政中枢，人文荟萃，中外士宾，观瞻所系。政府及各学术团体，渴望有一完善之博物院，会集数千年先民遗留之文物，及灌输现代知识应备之资料，为系统之陈览永久之保存，籍以提倡科学研究，辅助公众教育。”展览、科学研究和公众教育，三者互相有关系，一定要先做科学研究，有了科学研究才能做正确的展览，正确展览，民众才能得到教育。所以在中央博物院最重要的事情是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不是一个口号，不是一个工具，也不是一个思维，科学研究是中央博物院的文化，整个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出席理事左起：李济，李书华，翁文灏，傅斯年，张道藩，蔡元培（理事长），王世杰（教育部长），胡适，朱家骅，黎照寰。

这张照片就是中央博物院第一届理事会的成员，蔡先生是理事长，这里面清一色全部是所谓的海归专家，全部是学理科的，除了张道藩先生学美学，这里包括了学物理的、地质的、生物的，科学的，这一批人是中央博物院的指导，来一步一步做书生报国的伟大理想。

这是1936年的时候，到了1937年，一年多以后，卢沟桥炮火响了，因为政府的西迁，使大批知识分子也要往西迁，这给西北跟西南都带来契机，因为这时候他们工作可以专心于西南、西北。以前知识分子还是散播在东南，西北、西南不会被太多照顾。

这张照片是1939年大理的苍洱考古团，如果不是抗战人们不会去大理。这里有几位很重要的人物，左边那位是我父亲李霖灿，我父亲左边这位是吴金顶先生，他旁边是梁思永先生。我们说李济是中国考古奠基第一人，梁思永是中国科学考古的创建人。殷墟考古前四次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挖甲骨，等梁先生参与以后这个局面变了，所以才会有后来的墓葬，我们对商殷的文化就有更大一层的认识。所以从这层来说，梁先生才是真正中国科学考古的奠基者。

还有一位，是曾昭燏先生，这上面的女孩子，也是中国女子考古的阵容。

在这个时期，马长寿先生也做了西南民族的相关调查，国立艺专的庞熏琹先生做了苗族艺术调查，中研院史语所的芮逸夫先生做了《湘西苗族调查报告》。

那时，中央博物院跟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是两个姊妹结构，它们共同做了非常了不起的西北史地考察团，这块当时有四个单位一起参与，最了不起的还是常书鸿先生，他当时也是国立艺专的教授，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当时中央博物院跟历史研究所的调查结束以后大家就离去了，但是常先生真正一直在那里工作，是敦煌的“守护神”。

而那时我父亲他们在做纳西文化调查，这是我父亲写的对纳西文化的调查。

李济先生在四川李庄的时候有一次动员宴会，对全中博工作人员讲了这么一次话，解释了“全面抗战”在人文科学上的意义：他鼓励同仁向学，自己以身作则，以学术报国。他说，“我们现在‘抗日救国’不是一句口号，我们要知道敌人的‘强’不是一方面，我们的兵与敌兵对抗，农与敌国的农抗，工与工抗，商与商抗。所以我们中央博物院一定要与日本东京或者京都的博物院对抗。我们不要问第一线的英勇将士能不能抵挡敌人，我们要问我们的科学或者一般学术敌不敌得过敌人？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责任，要在这个上来做最大的努力。

这个就是李庄，这张照片我非常感动，这是当时的李庄街上，这张照片是李约瑟拍的。有一段话是中央博物院的一位员工写的，那时候他还是同济大学的学生，他说李庄的物质生活过得很苦，但是精神生活还不错，虽然战争，大家的心还是安静的，相信胜利一定会到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如此的痛快。

这些文化能够有这么多的沉积，有这么多的表现，不是只是知识分子自己做出来的，实际上是广大的人民在支持，这是我要讲的最重要的目的。我个人研究的范围很窄，只是在抗战历史这段，但是在这方面我可以举出三样东西来说明当时的人民是怎么样在支持我们国家的学术。

第一个就是在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的旧址，他们走的时候留了这么一个碑，上面有四个字“山高水长”，这是董作宾用甲骨文写的。这句话很重要，在这么困难的时候我们还能有所寄托，我们的研究工作并没有停下来，国家人民给了我们很多帮助，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第二个是跟故宫博物院有关，这个是东归以前，故宫博物院做了六个大匾，给乐山的六个祠堂，叫“功劳鲁壁”。同济大学离开李庄的时候也给当地士绅一封感谢匾额。同济大学在这个罗公罗家祠堂为时两年，除了国立同济大学还有国立同济大学附属职业学校，徐诵明是同济大学的校长，这个碑现在在宜宾市博物馆，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

我们看看这些人的成就，也可以说个人并不渺小。而最感慨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对文化的热爱。我们在中国社会结构里面总说“士农工商”，中国的社会里面对读书人有一份尊敬，这是我们文化的一个基因DNA。在无数次的战乱以后，我们几乎用这件事情可以证明，我们的文化在战乱中不但不会毁灭，而且会更加坚强，因为我们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在不停地支持中华文化的成长。

（本文摘编自主办方提供的现场速记稿，未经主讲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