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丨《花月杀手》与美国原住民往事；澳洲原住民和解之路遇挫

《花月杀手》与美国原住民遇害往事

2023年10月20日，由马丁·斯科塞斯执导的剧情电影《花月杀手》（Killers of the Flower Moon）在北美上映。该片由杰西·普莱蒙、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罗伯特·德尼罗主演，于今年5月的戛纳电影节首映，截至上周末，在影评网站烂番茄（Rotten Tomatoes）的新鲜度高达92%。

《花月杀手》海报

影片取材于真实历史，改编自大卫·格兰（David Grann）的同名著作，讲述了上世纪20年代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发生的一系列针对奥塞奇族（Osage Nation）印第安人的谋杀案。该土著部落因部落土地上新发现的石油资源而一夜暴富，巨额财富也引来了白人牧场主的觊觎，后者策划了一系列谋杀事件，并利用法律漏洞和暴力手段，企图夺取奥塞奇族人的土地和财产。随着死亡人数的上升，美国司法部派出了新成立的执法机构联邦调查局（FBI）调查此案。

本片上映成为美国文化界和知识界的一个热点。《大西洋月刊》的大卫·西姆斯（David Sims）在该刊网站发表影评，将奥塞奇族谋杀案称为“一个缓慢而惊人的美国阴谋”，并认为马丁·斯科塞斯《花月杀手》探索了美国神话背后的腐朽。理查德·布罗迪（Richard Brody）则在《纽约客》网站盛赞这部新片为“无声雷霆”（Silent Thunder），并表示马丁·斯科塞斯的这部杰作不仅致力于讲述历史，还唤醒了一场针对种族化谋杀的集体对抗。

10月19日，《洛杉矶时报》首席影评人贾斯汀 ·张（Justin Chang）在该报网站发表评论认为，《花月杀手》是一部充满力量的史诗，也是一部够格的胜利之作。

《花月杀手》剧照

他写道，《花月杀手》从一个笼罩着浓重夜色的奥塞奇部落仪式开始，这是一个庄严的场合，标志着一种备受珍视的生活方式的逝去。美国白人定居者将奥塞奇族从堪萨斯州驱逐到现在的俄克拉荷马州东北部，后者埋葬了一个和平烟斗来纪念这一迁移行为。但他们的悲叹很快就会被庆祝所取代：管道伸入地下，喷出一股巨大的石油，像雨点一样落在奥塞奇族身上，这是一连串超现实的、充满快乐的狂欢。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如此无忧无虑地出现在一片开阔的土地上翩翩起舞，那里很快就会点缀着石油井架——隐约可见的美国工业和资本主义繁荣的象征。突然间，奥塞奇族的财富超出了他们最疯狂的梦想，但他们也会发现自己被敲诈、剥削、追捕和迫害，而这些方式是他们几乎无法想象的。在《花月杀手》接近尾声之时，奥塞奇族的金库中被偷走了数亿美元，奥塞奇族人的尸体稳步、系统地堆积起来。

贾斯汀·张评价道，这部阴森而又笼罩人心的电影，其成就之处在于，它从内部揭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阴谋，为美国原住民种族灭绝漫长而残酷的历史——这曾是禁酒时代的一个脚注——赋予了电影的力量和情感的分量。

他继续写道，由于这段历史在美国电影中很少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没有得到过重视，所以马丁·斯科塞斯成就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即使这部电影本身，就像该导演的许多作品一样，容易受到下意识的轻视或华丽的过度赞扬。《花月杀手》的魅力在于，它既是一位大师高超技艺的巅峰之作，也是向新方向迈出的摇摆不定的第一步。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部由熟悉的马丁·斯科塞斯元素构成的犯罪惊悚片：苛刻的父亲形象和无能的继承人，背信弃义的丈夫和被忽视的妻子，愚蠢的暴徒和无情的刺客，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罗伯特·德尼罗。但在马丁·斯科塞斯自己的作品以及美国电影的大背景下，它也描绘了新鲜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戏剧领域。

与影评人更多关注影片的艺术性不同，前奥塞奇族酋长吉姆·格雷（David Grann）和《花月杀手》原著作者大卫·格兰在10月20日《纽约时报》发表题为《“花月杀手”背后的真实故事正在从俄克拉荷马州的课堂上被抹去》联合署名文章，更多关注影片之外新的现实动向。

《花月杀手》剧照

吉姆·格雷和大卫·格兰写道，《花月杀手》以非凡的视角展现了这些事件，并提供了一个姗姗来迟的机会，让人们重新意识到这段历史。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这部电影上映的同时，在故事发生的地方，又有一种新的企图来压制关于这段历史的教学。

2021年，俄克拉荷马州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公立学校的教师传授几种概念，包括“任何个人可能因种族或性别而感到不适、内疚、痛苦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心理困扰”的相关内容。法律的模糊性使得教师们不得不进行自我审查，因为他们害怕失去其执照或学校的认证。在杜威市的一所高中教室里，《花月杀手》影片原著被束之高阁，因为老师担心触犯法律。另一位老师承认，她不确定是否可以把谋杀奥塞奇人的定居者称为“白人”。

吉姆·格雷和大卫·格兰认为，在这些争论中，利害攸关的不仅是事实的准确性，而且是新一代如何被教导去记录和记住过去——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这样他们才能学会创造自己的历史。

如今被称为“奥塞奇恐怖统治”（the Osage Reign of Terror）的故事对于理解美国的过去至关重要。在其土地下发现大量石油储备后，到20世纪20年代，奥塞奇族突然成为世界上人均最富有的人群之一。仅1923年一年，部落名册上大约2000名奥塞奇族就获得了总计3000多万美元的收入，相当于今天的4亿多美元。

然而，随着他们财富的增加，这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阴险的反弹。美国政府通过了一项立法，要求许多奥塞奇族必须通过白人监护人来管理他们的财产——这是一种既令人憎恶的种族主义，又普遍腐败的制度。然后，奥塞奇族开始在神秘的情况下死亡：枪击、投毒，甚至是爆炸。

在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达到至少24人之后，奥塞奇部落委员会发布了一项决议，要求联邦当局进行调查。此案由调查局（Bureau of Investigation）接手，后来更名为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FBI）。1926年，一队卧底特工终于抓住了一名作风张扬、残忍的杀手和他的两名心腹。联邦调查局年轻的局长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迅速结案。他的人马如何通过逮捕策划者而胜利结束恐怖统治的故事，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版本。

然而，还有一个更深层、更黑暗的阴谋，FBI从未揭露。许多其他的奥塞奇族人死得很可疑——死因往往被掩盖在酒精中毒、疾病消耗或干脆的死因不明背后。尽管有证据表明受害者因石油收入而被谋杀的，但这些案件从未得到适当的调查。而这些人并没有可能与被FBI抓获的凶手产生关联。恐怖统治的历史与其说是“谁做了”，不如说是“谁没做”。

这是一种普遍的杀戮文化，与买凶杀人的杰出白人公民、管理毒药的医生、无视枪伤证据的殡仪业者、受贿的律师和检察官以及许多其他保持沉默的同谋有关，所有这些人都从所谓的“印第安人生意”中获利。真正的死亡人数无疑要高于24人。一名调查局探员承认:“这样的谋杀案太多了，高达成百上千人。”

《花月杀手》剧照

奥塞奇人对这些事件记忆犹新。然而，大多数美国人甚至从良心上删除了哪怕是已经调查局净化的记录。就像同一时期发生的塔尔萨种族大屠杀一样，奥塞奇族的恐怖统治一般不会在学校里被教授，即使在俄克拉荷马州也是如此。奥塞奇族教师玛丽·乔·韦伯（Mary Jo Webb）称，自己曾在俄克拉何马州费尔法克斯的公共图书馆放置过一本书，当时她正在写作一篇关于谋杀案的论文，但有人悄悄地把它拿走了。受害者的历史和他们的生活都被抹去了。即使是现在，当他们的故事被改编成电影并在全国各地的影院上映时，俄克拉荷马州正在开展一项运动——这次是通过立法——阻止学校教授这段历史。

去年，奥塞奇民族大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废除俄克拉荷马州的一项法律，该法律禁止教授学生可能因为种族原因而感到心理困扰的概念。2018年当选奥塞奇族民族大会成员的伊莱·波茨（Eli Potts）说:“教师们不敢说出发生的事情的真相。”“就我个人而言，我知道有一些学校安排了奥赛奇族人就‘花月杀手’发言，但因为这项法案而取消了邀请。”“我们有责任对我们面前的人说真话，不管这会让你感到多么不舒服，因为这是事实。”

受到威胁的不仅仅是奥塞奇族的历史。俄克拉荷马州的其他部落民族也加入了奥塞奇族的行列，寻求废除这项法律，并警告称，这项法律破坏了对他们自己过去的准确了解。在俄克拉荷马州的比克斯比，一所公立学校取消了一个以《燃烧的梦境》（Dreamland Burning）为重点的课程计划，这是一本关于塔尔萨种族大屠杀的年轻成人小说。

压制美国历史元素的运动远远超出了俄克拉荷马州。根据《华盛顿邮报》的一项分析，20多个州已经通过了法律，使从学校图书馆撤掉书籍变得更容易，并阻止某些关于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的教学。2023年，捍卫言论自由的美国笔会（PEN America）报告称，美国公立学校教室和图书馆的禁书比上一学年增加了33%，有记录的禁书数量超过3000本；其中包括诺贝尔奖得主托妮·莫里森（30个学区禁止阅读）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34个学区禁止阅读）的经典作品。学校课程正在被修改，以掩盖令人不安的事实——以至于佛罗里达州的学生现在将被教导说，一些非洲裔美国人从奴隶制中受益，因为奴隶制给了他们“技能”。

《花月杀手》在戛纳电影节全球首映后，俄克拉荷马州副州长、共和党人马特·平内尔（Matt Pinnell）鼓励观众去看这部电影。他所在的州甚至为这部电影的制作提供了财政激励。一位记者问他，如果世界各地的人都应该观看这部电影，为什么俄克拉荷马州的公立学校不能毫无畏惧地教授这一主题。虽然他承认有必要澄清法律，但在电影节后的五个月里，州立法机构未有行动。

吉姆·格雷和大卫·格兰最后写道，如果这样的政策继续下去，新一代的美国人将被剥夺历史的智慧——历史的所有激励、告诫和真相。正如切罗基族首席酋长小查克·霍斯金（Chuck Hoskin Jr.）所说，俄克拉何马人无法“前进，除非我们明白我们是如何来到这里的”。我们所有人亦是如此。

“原住民之声”或“白人的争吵”？：澳大利亚原住民和解之路遇挫

澳大利亚在本月14日举行了一次全民公投，以表决是否将旨在为该国原住民提供法律咨询的机构“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之声”（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Voice, “原住民之声”Voice）纳入宪法。最终，公投并未通过，希望推动原住民和解的进步力量遭到全面挫折，甚至除该国首都领地之外，六个州的赞成票都未能过半，总的反对率高达六成。执政工党总理阿尔巴尼斯对于公投结果感到遗憾，但也会尊重国民的决定；反对派领袖达顿和普莱斯则趁机将讨论焦点从与原住民的和解挪移到对执政党的攻击上。实际上，这场“原住民之声”公投酝酿经年，而其过程与结果引发的辩论，也处处折射出白人的声量在澳大利亚原住民和解之路上发挥的关键作用。

当地时间2023年10月14日，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澳大利亚原住民参议员杰辛塔·南皮金帕·普赖斯（右）和澳大利亚自由党党魁彼得·达顿公布“原住民之声”全民公投失败。

近年来，关于重新审视澳大利亚原住民权益的声音屡屡出现。2017年，一份名为《乌鲁鲁诚意声明》（Uluru Statement from the Heart）的宣言经由250多名土著领导人起草与发布，旨在通过立法甚至入宪的方式，提高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地位。这份宣言称，澳大利亚原住民在面对结构性的不平等问题以改善生活等议题时感到“无能为力”，包括在预期寿命上，原住民比非土著澳大利亚人更短，健康和教育水平较之非土著也堪称“不成比例”地差，以及面对着更高的犯罪率。据此，一些观点认为造成这种原住民和非土著间结构性不平等的原因在于未能就相关事项倾听足够来自原住民的声音，也未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法律咨询。因此，一个合法机构理应被设立，就与原住民（包括托雷斯海峡岛民）相关事项，向澳洲议会和联邦政府提出对应意见。“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之声”便被视为这样一个并不具有传统立法职能的法律咨询机构。一些支持者则表示，单独为原住民之声立法是不够的，而需将其写入宪法，以让其超越党派隔阂，成为永久法律。

根据澳大利亚法律规定，公投通过需要经过“双重多数”：一即需要多数赞成票，此外也需要在该国六个州中的至少四个获得多数支持。实际上，在澳大利亚历史上，公投的成功率一直不甚理想。此前澳大利亚当地也就相关议题开启民意调查，对于通过公投一度呈现出乐观的趋势，但当支持与反对双方开启政治辩论之后，情势就出现了变化。澳洲政坛的反对派大多持反对意见，但实际上，几乎每个政治阵营内部都就此事出现分歧——澳洲绿党支持设立原住民之声，但该党前任原住民事务发言人则因为与党派立场有分歧而退党。

而在投票过程中，尽管执政的工党也与支持原住民权益的进步力量立场一致，但在宣传策略上，反对力量，尤其是自由党则巧妙地利用了反对设立原住民之声的澳洲土著人作为发言人，使得原住民群体内部也出现了大量的舆论与政治混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投提案的声誉。此外，一些民众也并不认为澳洲政府仅仅将原住民之声设立为非立法机构，担忧自身权益会出现相当幅度的削弱。伴随着整场公投的也包括大量种族歧视言论，这也表明，虽然原住民议题和为原住民争取相应权益日渐成为澳大利亚重要的政治与文化议题，但占据优势地位的白人和其他非土著公民依然怀有对于原住民的复杂心态。

在公投未获通过之后，总理阿尔巴尼斯难掩失望，认为设立原住民之声无疑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团结，但很不幸不少人仍然相信这次立法会撕裂整个国家。他并表示，自己如果能够赢下下一次大选并继续执政的话，他将寻求发起第二次公投，以将原住民之声。但事实上，即便阿尔巴尼斯能够成功发起第二次公投，他也必须先解决来自一批原住民内部的批评：一些人认为设立原住民之声这样的措施远远不够有力，也有其他观点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并认为可以把钱更好地花在即时解决方案上。

但如今公投结束，整个澳大利亚或许真的因为原住民权益问题而面临到撕裂带来的伤痛之中。整一个公投辩论过程以及整场公投，实际上的撕裂程度远超外界想象。一些原住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害怕投反对票，他们需要面对来自白人执政精英对“殖民化”的鼓吹，但反过来，当他们权衡过后认为设立原住民之声并不足够时，也要面临当地土著民意代表的“关怀”，甚至是死亡威胁。一些保守派人士则表示，自己只是希望在宪法中不要出现标榜原住民特权的条文，但这已经使得自己成为所在圈子里最不受欢迎的那一个，并担忧这种分歧经过此次公投的催化过后，会使得澳洲社会内部的分歧变成持久的对立。

当地时间2023年10月14日，悉尼，澳大利亚原住民公投失败后，支持者难过。

在支持设立原住民之声的土著领导人看来，公投未获通过是一个讽刺，因为“在这个大陆只呆了235年的人拒绝承认那些在这片土地上呆了6万年或更长时间的原住民，这是毫无道理的。”也有不少观点将澳大利亚面对原住民或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的态度进行横向比较，指出在加拿大和新西兰这样具有相似殖民史的国家，与原住民达成和解已经写入法律，而在澳大利亚，再大的诉求和解的声音也至今未获得响应。一位起草和设计原住民之声架构的参与者朗顿（Marcia Langton）受访时则表示，所谓的和解“已死”，而这或许需要整整两代澳大利亚人的努力才可以消化掉此次对立带来的伤害，并推动与原住民的和解之路走向下一个阶段。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一篇分析文章则提到，这场公投引发的争议以及事后的反思或争吵，都在逐渐从关乎原住民权益的问题，被政治和媒体形塑为一场白人之间的争吵。文章担忧，不仅“原住民之声”的理念将被口水淹没，其背后的推动者，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原住民，也将被反对者和保守力量压制。前总理阿博特就表示，这一投票结果暴露的是那些支持原住民之声运动的领头人物，而不是针对原住民群体。这一将矛盾内化的观点，也被反对党领袖达顿反复征引。但就像这篇分析文章所指出的，阿博特和达顿此说，再一次证明了原住民在相关政治议题上遭遇的结构性无力，以及非土著白人的声量如何压倒真正来自原住民的声音，因为这两位政治人物无疑在将切实相关的权益问题转变为政治话语之争，而掌握话语权的只有白人政治精英。达顿的发言人普莱斯更是呼吁原住民放下怨恨，这也被ABC的分析文章指责为转移矛盾，甚至是将如何改善原住民的困境转换为传达“白人的不满”。达顿并未就是否会支持第二次公投表态，而早已做出承诺的阿尔巴尼斯则面临着领导力不足的指责。当这场公投和辩论正在演变为白人之间的争吵时，真正的原住民之声却已经被搁置乃至消解。

（参考资料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