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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现象是一种把握虚构的社会性如何构建的现实性元素

丹尼尔·罗什

2023-10-25 15:43

【编者按】

18世纪正好位于两个世界的中间。一方面，它仍然在受约束的状态下按照传统节奏发展，依托国家与宗教的古老联合。另一方面，一种新的时空体系形成了：钟表时代的到来取代了教堂神圣的计时方式，对时间和空间的控制正在改变着法国人的日常生活。一个基于贸易和商业的发展、拥有大型港口和商业城市的社会正在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包容、不断变化的法国正从法兰西内部崛起。那时的人们如何理解世界的这种变化？他们如何成为这场巨变的参与者？当社会逐渐去宗教化时，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和习惯又是如何改变的？《启蒙运动中的法国》一书回顾了这个颂扬贸易，崇尚自然、科学和进步的时代。本文摘自该书，讲述了启蒙运动中法国关于奢侈品和消费的论战，澎湃新闻经上海教育出版社授权发布。

服饰文化可能只是深刻的行为变革的一方面，它最大的价值在于展现如何以几乎同样的节奏以及如何根据精神和物质文化可比的总进程获得从属的符号。社会行为方式的诞生是经历了相同的学习、传播阶段。其中，性别的角色可以互换。在阅读扫盲方面，男性优于女性；在穿衣方面，或者说在所有内部价值方面、在涉及真正的感性成果和实际变化成果方面，女性总是最早的赢家。这就是为什么过度展示力量时，向宗教、道德、政治、哲学权力提出的问题与人民基础文化解放性的提升引起的思考同属一种类型。但是能宽容到什么程度呢？

在18世纪，城市以快于乡村的速度见证了需求和必需品帝国的没落。于是，在道德和经济论说里，隐喻、交换的加快得到了普及，就像在现实感知中一样。“语言交换出现了，正如其他消费物资一样，”德·布罗瑟斯在《语言机构的公约》（1765）里说道：“相互之间的进口贸易逐步蔓延开来，扩散到全国，久而久之也影响到每一个人。”其他事情也是一样的。因为物品、服装的社会和文化功能会通过具有传播功能的词汇显现出来，同时在它们的适应体系中，展现出一种符号。语言学家的分析则与整体物质进步相适应。奢华、风尚表现了它们的力量；其用语有些失控，干扰了已经被认可的符号，削弱了其含义。无论它们一时的或深入人心的影响是否得到了广泛争论，都说明它们在经济范畴里和道德高度上都处在论战的中心。

关于奢侈品的辩论，从政治神学转移而来——基督教的政治经济的表达，表象和稳定等级的体现，“人人量力而行”理论作用下的消费体现——在思想的所有方面挑明了问题焦点的重要性：重要的是未来，甚至是社会。我们不应忘记涉及的不仅仅是法国，还有基本反思能力的诞生地英国，甚至是从意大利到荷兰再到普鲁士的欧洲其他地方。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卷入其中，在充斥着理解事物力量方式的观念世界中，人们认为经济学家可能起了领导作用。

在奢侈品本身的历史中去理解其错综复杂，这就是争论所提出的问题，但也需要其他的研究、更多的自由。我们要承认一种基本原则：在同一个字眼背后，隐藏着由社会创造的千差万别的、对理解同一个现象有可能同时并存的意义。如果不想对提出的问题给一个虚假的回答，如果我们不愿意固执地坚守把奢侈品的代表性和它之外的现实密切联系起来，就应该承认在这段连接了文化和物质的历史核心之处，于我们而言不可能把曾经存在的，就像它今天存在的一样，从我们曾经和现在的表达方式中分离出去。奢侈品不是永久的、完全相对的。在日常生活里，奢侈品不是事件中的不平凡现象，而是一种把握住虚构的社会性是如何构建的，同时把握住为它提供信息并且也是奢华为之提供信息的现实性元素。奢侈品和其他因素被一起构建，就好像它们应该从物品、从调节着消费的法则、从尝试限定行为的经济标准出发一起被解读一样。我们甚至更好地理解了为什么启蒙运动中关于奢侈品的论战，会对自由的、个性化的、新生的社会使古老的基督教社会发生转变产生疑问，进而质疑个体自由以及由其生存条件、使用与交换的辩证法、欲望与需求扮演的角色带来的定义问题。

关于奢侈品的观点

从不平等但稳定的社会来看，奢侈品是被接受的，因为它保留了社会中一部分人群对剩余产品的可支配权。王室、贵族、城市是最先的受益者，卑微之辈食不果腹的现状与一直笼罩在特权阶层的、与价值等级一致的穷奢极侈间形成了鲜明对比。稀缺经济提出了一种通过捐赠和慈善进行再分配的方式，其中的理论是超出现实的所有人的平等。奢侈品具有象征的特点，它能够满足大的货币价值的消费，是权力的象征，吸纳了尊敬和慈善的精神——我们不否认留给上帝的为其服务的过分奢侈。长久以来，尤其是随着经济扩张的开始和社会流动的出现，“新富裕阶层”的人物掀起了批评和讨论，因为他们不具备世袭的得到人们认可的身份。这是一种对资产阶级以及我给予他们的思想体系的永恒的讽刺。它会随时代而变化，因为社会通过旧资产阶级制造贵族的能力永远不会消失。雷诺尔的《杜卡莱》继承了莫里哀的《贵人迷》的批判精神。

18世纪秉承了这种状态，却开启了对于奢侈品的批判。这种批判是由专制国家、在社会流动的危险中诞生的贵族意识以及对贫穷的认识两个因素共同引起的。两种作用相互交融，这在费奈隆的作品中清晰可见。费奈隆于1715年去世，但是他的《忒勒马科斯历险记》却从1699年开始就指引着博韦利耶、布兰维里耶，甚至圣·西门的思考。重要的是首先要回到“共同的财产”，从而结束浪费经济和虚荣经济。王室在浪费这方面堪称“楷模”。贵族制的政治批判和“公众财富”的实利主义有关。后者通过基督教的禁欲找到了罗马和斯巴达假设的美德，以及像费奈隆式的古老共和国贝提卡的严苛。这种批判导致了由物质膨胀决定的对文明的质疑。公众利益要求统治者行动起来对多余物品的分配作出反应。经济提出了迫切要求，因为奢侈品给货币平衡带来了负面消费。社会平衡的要求也十分紧迫，因为奢侈品是一种将等级混淆的侵夺行为，会让那些花大价钱维持生活的人破产，激起作为贵族和基督教徒堕落替罪羊的新生阶级对权利的诉求和认同。对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的解读用到了道德词汇，这就像受到《圣经传道书》批评的人类虚荣心的衍生物，也像所有文化中伤风败俗的因素。让我们看看费奈隆在《忒勒马科斯历险记》中的描写：

就像太大的权力会扰乱国王一样，奢华也会让所有民族中毒。我们说奢华在依赖富人时养活了穷人，就好像穷人在土地产品成倍增加，在更加讲究的、不弱化富人的情况下，不能更有效地养活自己一样。整个民族都习惯于把多余的物品看作生活必需品……奢华被称作有品位、一个民族艺术和礼仪的完美化。这种罪恶，吸引了无数其他罪恶，却被当作美德赞颂；它把它的影响从国王一直蔓延到最下层的人民……必须改变整个民族的品位和习惯了，应该赋予它新的规范。谁能承担起这项事业，除非他是一位哲人王？

这一段记载了如何自然而然地用社会有机论词汇来表述经济道德；如何把经济批判引向政治；从珍品经济通向富裕经济的过渡是如何进行的（相对1700年而言）；如何求助于道德改革——这种改革源自基督教和人类发展初期的黄金时代的神话，也是节俭生活的希腊罗马起源。

捍卫奢侈，奢侈的必要性

从1700—1730年，这个阶段将是对奢侈的平反。这基于三个主要因素：皮埃尔·贝尔个人经历展示的历史经验教训，法国经济学家布瓦吉尔贝尔、坎特龙、莫隆的反思，曼德维尔引发的争议和他的《蜜蜂的寓言》表现出的盈余的自主功能。

在《给一个外省人的回信》里，贝尔反驳了古代节制饮食的道德神话，展示了一个具备所有优点的斯巴达人或者一个堪称楷模的罗马共和国公民的形象，这都只是历史重构的结果而已。这最终导致了只对模范学生实施教育的意愿。总之，古代常常发生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如果没有选择余地，那么就毫无道德价值可言。典型的例子因历史之名被否定——随着攻城略地，罗马改变了风俗，同时也失去了它“古老的情感”。但这也改变了荷兰流亡者的观点，在他们眼中经济发展、有节制的奢华、国民情感是联系在一起的：

适度的奢华在各个共和国里大有用处。它可以让金钱流通，可以让底层小民得以生存。如果奢华过度且让人害怕，您的后代会填补亏空的。那么就把对未来的忧虑留给该忧虑的人吧，你们就想想现在富足的生活吧。

贝尔摧毁了对过去怀旧的历史论据，经济学家则给出了把奢华作为必要的经济元素进行发展的理由。

从1704年开始，布瓦吉尔贝尔强调了交换过程中金钱的作用、流通所包含的销售和购买方式。奢侈品的财富逃脱不了这个规则，我们不能在不损害经济活动的情况下减少奢侈品。经济的动力不再是供给，而是消费和需求；奢侈品合情合理地成了经济的晴雨表。它不是经济主体，经济主体仍然是农业。但奢侈品是劳动分工所带来的传播的必然。就是这种必然性认可了奢侈品的存在，让我们得以对其发展进行衡量。如果“消费和收入是同一件事情”，奢侈就像一件多余的生活必需品或便捷产品，也是一项财富。它介入了经济发展：

必须接受这样一种理论：一个地方的所有职业，无论是什么样的，都相互依赖，相互依存。不仅是为了满足它们的需求，而且也是为了得以存在。除非迫不得已，否则没有人去买邻居家的食品和劳动成果。尽管心照不宣，尽管没有表达出来，要知道卖家和买家做法是一样的，就像有时发生的那样；或者立刻出手或者经手多人；或者同行介入，总是殊途同归。

奢侈品、多余之物，在被看作经济繁荣基础的市场持续创建中找到了一席之地。

坎特龙在创立一种城市理论的过程中提到了这一点，他在奢侈品中看到了发展的因素。所有者的花销及消费选择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为他们创造了职位：

君主的，主要还是土地所有者的性格、生活习惯和方式，决定着在一个国家里我们使用土地的方式，在市场上影响着价格和商品的波动。

我们知道《吃人的马》这个寓言，讲述了很多人都根据有钱人的意愿生活的故事。寓言的主旨还是让人忙碌起来。

人们不会因为一个国家中见证了女士甚至是男士的细微变化的、用于游戏和消遣的小玩意就认为它不富裕，人们只能通过一些实用便利的作品看到这一点。

莫隆，《关于贸易政策的随笔》（1734）的作者，约翰·劳的秘书，农场的监察官，被伏尔泰看作“幽默风趣的人、公民、哲学家”，曾为带来收益的奢侈品辩解：

我们父辈的、现在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奢侈品，将不适宜于我们的子孙后代。丝绸长袜曾经是亨利二世时代的奢侈品，彩陶曾被比作共同的土地，而瓷器也曾被比作彩陶。农民在他们村的资产阶级家庭里见到了奢侈品，而资产阶级却在邻近的城里见到。但一般城市与首都一比较，也觉得自己是下里巴人；在朝臣面前更是觉得寒酸。

奢侈滋生了占有欲，就像工作是财富的灵魂一样。它于国家是有用的，与东方破坏性的奢侈不同，它维持着与懒惰和闲散的斗争。在这种几乎毫无保留的赞扬之后，可以体会到经济增长中对人类行为新的解读。

要感谢贝尔纳·曼德维尔，这位在鹿特丹出生、在英国定居的医生，他在1705—1729年间提出了对经济价值的重新评估。该评估对从各种角度阐明消费做出了贡献，尤其是把奢侈看作自主的个体选择带来的经济发展因素。他的讽刺诗《蜜蜂的寓言》在之后的多次再版中增加了诸多评论，1740年开始被翻译出版，拥有大批读者。从邪恶走向正义的蜂群体现了两个理论：个人的完善会带来保守主义，而且与社会效用不相容；相反，个人的罪恶却可以带来公共的繁荣。事实上，一些人的铺张浪费和自高自大养活了成千上万的穷人。欲望、自尊是“工业的大臣”。蜜蜂们弃恶从善、追寻正义之后却灭亡了。

两个主要因素使曼德维尔的思想产生振聋发聩的影响。首先，这并非一个所有基督教徒都能够生存的社会，道德与社会效用分离。其次，道德行为也不再神秘，那些鼓吹苦行僧式美德的人却表现得道貌岸然。在经济现象背后，曼德维尔发现了感情的力量。他觉察到了情感是如何在平息欲望过程中推动社会运转的。这条道路不是法国经济学家，也不是启蒙运动时期一般乐观主义者所主张的，而是一条全新的道路。在犬儒主义的假象下，我们并不能完全理解。曼德维尔把幸福主义变成了人类本性的一种使命，把关于学习的文化变成了社会精神的标准。奢侈是一种必然的、显而易见的事实，它也是一种相对论，孕育中的社会见证了奢侈的传播，或许我们再也不会用道德的词汇去解读发展的结果。

《蜜蜂寓言》的矛盾在于，它从奥古斯丁教义传统和詹森派、加尔文教义的道德神学里借鉴了一部分力量，情感的力量又作用于教化者罪恶的观点和消遣的观念。曼德维尔发现奢侈与道德相关，他接受了一种更开阔的定义，从中看到了与劳动分工、交换的进步、增长的良性循环相关的发展迹象；但是他把发展和道德成本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发展结果进行了衡量。总之，曼德维尔揭开了新兴资本主义真正原动力的面纱，同时也证明了人类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道德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