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共享XX”怎么越来越难用了？

《断线》

最近几年，打着“共享”名头但是收费的事物越来越多了。

比如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都涨价了；有一个山东高铁站被曝光候车厅里只有40个普通座位，剩下的全都是共享按摩椅；甚至在一些电影院，椅子也换成了扫码使用的共享按摩椅；住酒店，连充电线都要扫码才能“共享”。

“共享经济”作为一种原本的商业潮流，却逐渐让日常生活变了味。但大家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共享经济为什么会在近些年出现？

在很多城市，现在在街上已经很难直接拦到出租车了，即使有空车从你身边飞驰而过，大部分都已经在打车平台上被预订了。

曾经在互联网占据重要位置的搜索引擎现在不怎么好用了，过去的互联网时代所有的信息都在一个开放的平台上，用一个搜索引擎就能一览无余，但是今天的网络却被各种APP分裂成一个一个的信息孤岛，要搜索数据只能在每个APP内部进行搜索，而这些平台为了让用户停留更久，会发展出更全的软件生态系统。

最后还有最近十分热门的人工智能，为什么各个互联网巨头都在开发人工智能，目的仅仅是为了用户可以多一个对话解闷或者学习知识的百事通吗？它的真正用途在哪里？

上面这些现象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推动力量，那就是平台化。“平台”这个词我们都不陌生，它的运行机制是什么，又会如何影响我们甚至是操控我们的生活方式？传播学学者刘海龙，就对数字平台这一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

讲述 |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来源 | 看理想App节目《传播学100讲》

01.

作为桥梁的平台，却“各自为政”

首先解释一下“平台”，平台对应的英文单词是“platform”，它更为人熟知的释义可能是站台。大家都见过火车站台，不同的车在这里汇聚，乘客和货物都会在这里上下车。

站台只是一个空间，到这里来的人和物都是为了通过站台到达其他地方，不会停留在这里。所以站台这个空间是个“非地点”，人们到了这里都想尽快离开，它只是一个通道或桥梁，起到连接作用，对一般人而言，站台本身是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而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数字化平台，像是大家熟悉的微信、淘宝等等，这些平台和过去的站台有相似之处，它们也是一个把不同的用户和商家连接在一起，让他们能够进行互动的空间。比如像通过淘宝，我们可以从茫茫人海中找到合适的陌生卖家，通过民宿平台我们有机会住到一个陌生人家里，这就让本是陌生的人之间产生了联系。

不同的是，这些平台不是一个有形的基础设施，而是一个可编程的数字基础设施。

通过数字基础设施进行垄断、建立完整的平台生态系统，是目前数字平台的通常做法。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各自为政的互联网孤岛现象，每个平台都不愿意寄生在其他平台上，都要建立自己的平台基础设施。

这样各自为政的重复建设，到底为什么？因为平台最重要的产品是数据，只有进行垄断才能够获得用户完整的原始数据，否则只能得到其他平台向接口程序开放的下游数据。

《隐私大盗》

我之前谈论过“观众商品论”，如果说工业资本主义只是把用户的注意力当成商品的话，平台资本主义则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把用户数据转换成商品。在这个过程中，对用户经验和行为轨迹的记录与搜集，就构成了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所说的“踪迹工业”。

这些原始数据被加工之后，就可以预测用户的行为，甚至可以塑造用户的行为。比如现在在使用软件的过程中，经常会弹出来“推荐购买”的产品，就是基于相似人群的行为预测；搜索引擎中出现的定制广告也是根据用户搜索的关键词和之前的行为投放的。

数字平台追求垄断的另一个原因是所谓“网络效应”的存在。这个效应也被称之为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s Law），意思是一个网络的价值与网络中的节点数成正比。也就是说，一个网络使用的人越多，它的价值就越大。

就像使用打车软件的人越多，我们就越离不开它，哪怕有不满，但是退出的成本变得越来越大。现在出门如果你不用打车软件，就很难打着车。今天的微信也是这样，虽然很多人也感到信息多得让人厌烦，但如果不用，常常会让人感到工作和生活都非常不方便。

而且对于数字平台来说，用户增长除了需要增加服务器之外，由于边际成本递减，并不再需要太多额外的成本。但是它带来的收益却会越来越大。

数字平台为了扩大自己的垄断，还经常采用“交叉补贴”的方式。所谓交叉补贴，就是有一些业务免费供用户使用，目的是吸引更多用户加入，这些业务对平台来说是亏本的，但是平台会通过其他的项目收费，或者在取得垄断地位之后再收取费用。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收费的共享项目越来越多的原因。

比如大家可以免费使用微博，但是只有交钱的会员可以使用一些隐私功能。大家使用云盘服务也是如此，这些云盘在刚推出的时候，下载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但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平台就会推出会员收费服务，免费用户的上传下载速度都会大大降低。

平台本身的“轻灵”和省钱还来自于并不生产商品、也不提供具体的内容。像微信、微博上的内容，基本都是用户生产的，打车软件和民宿平台上的汽车、司机和民宿房间也不属于平台，外卖平台也不拥有餐馆和雇佣外卖骑手，看上去平台似乎只是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创造了一个空间，把用户们连接在一起，给用户提供交往机会。

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获取用户数据，平台制订了许多有利于自己的规则，而且这种规则基本是单方的。

《我是谁》

大家可能都经历过这种情况，如果在最初登录的时候，选择不接受某个获取用户信息的条款，应用或软件就会自动退出。也就是说用户只能要么接受，要么不使用，没有其他选择。而网络效应又使得用户很难拒绝使用某个具有垄断地位的平台，所以在规则的协商过程中，用户几乎没有任何议价的权利。更何况对于大多数普通用户来说，平台那些用户协议过于复杂，根本就很难理解。在多数情况下，只能默认接受它们。

因此可以把平台的要素总结为以下几点，一是由数据驱动，二是通过算法和界面实现自动化和组织化，三是通过商业模式驱动的所有权关系作为其形式存在，第四是通过用户协议进行管理。

02.

平台的发展、种类与运行机制

那平台到底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呢？加拿大学者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认为，平台兴起，不仅仅是数字技术发展的结果，从政治经济的角度看，它更深层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次变形。

资本主义从比较沉重的、依赖大量人力、物力投入的经营方式，转向了比较轻灵的数字平台，依赖风险投资和零工经济、共享经济等弹性雇佣方式。但在这背后，数字平台上，资本的剥削变得更加隐蔽，对劳工的控制也更深入，这是资本主义对新技术条件的适应与演化。

所以斯尔尼塞克将这种新型资本主义称之为平台资本主义，他按照平台的功能，将它们分成五种类型，分别是广告平台、云平台、工业平台、产品平台和精益平台。

《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

广告平台是最早的平台，像搜索引擎、门户网站、微博、微信等都依赖广告的投入。谷歌最早在2000年通过定制式的AdWords实现盈利。这个机制就是广告客户通过定制关键字，当用户搜索这个关键字的时候，广告就会出现在旁边。这就是定制广告，有搜索引擎公司在这个基础上又发展出竞价排名，甚至干扰搜索结果，比如魏则西事件就引发了很大争议。

云平台则通过提供基础设施，进行云存储和云计算服务收取用户费用，同时获得用户数据。

工业平台是通过物联网及工业生产过程的网络化，实现所谓“工业4.0”的发展。通过平台优化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和减少停机时间。工业平台一般离我们比较远，普通用户很难接触到。

产品平台则是通过平台销售商品，像大家熟悉的京东、当当、QQ音乐，它们不仅销售产品，而且通过消费者购买行为，获得消费的行为数据，二次获利。

还有一种精益平台，也称之为虚拟平台，它本身不销售任何产品，只是将生产者与消费者连接在一起，像打车平台、房地产平台这样的信息平台以及各类提供保洁、就医、跑腿等服务的平台。这些平台一般都通过外包的方式，将员工、固定资本、维护成本、培训通通外包，剩下要做的只是控制平台，就能获得利润。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经常打交道的主要还是产品平台和精益平台，它们的运行机制也具有一定的一致性。荷兰传播学者尤塞·梵迪克（Jose van Dijck）认为，平台有三个方面的运行机制：一是数据化，二是商品化，三是选择。

数据化是整个平台资本主义的核心。如果说注意力经济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的话，今天用户的行动与经验本身就已经被转换成数据商品。

在之前的大众媒体时代，是要通过传播内容制造意识形态，生产出民众相信的现实，那么今天平台甚至可以直接跳过制造现实，通过获取个人数据，用定制化的方式来引导和操纵人的行为。

这种定制式的操纵其实更加无形，让我们觉得是自己的自主选择，但实际上连意志本身都可能是被计算的结果。

有个问题一直很少被讨论，这些数据从哪里来，它们是否正当？其中存在着非常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大部分用户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的哪些行为和信息被监控，也不知道被监控到了何种程度。

探其背后，匿名是一个人享有自由的前提条件，但是如果我们一直被平台监视，又何来自由？关键是平台并没有告诉我们会监视哪些隐私信息。

随着穿戴设备、传感器的普及，我们被监控的范围更大。这些应用打着定制化、为用户提供便利的旗号，偷偷获取大量不必要的隐私信息。学者祖波夫（Shoshana Zuboff）认为，互联网公司为了给用户提供服务而获取的必要的个人信息和非必要的个人信息之间，还是存在着明确的界线。

而数字平台经常不遵守道义，获取额外的个人隐私信息。这就像马克思论述的剩余价值一样，这些本来属于个人的剩余数据，现在它们都被数字平台在没有说明的情况下无偿拿走了。因此祖波夫把这种制度称之为“监控资本主义”或者“监视资本主义”。

《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

2020年有一部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The Social Dilemma）采访了美国几个大的商业平台的前员工，他们均提到这些平台在悄悄地过度收集用户信息，其目的并不是用于提供服务，而是作为商品卖给营销公司或者用于操纵用户的行为。这部纪录片形象地描述了“监视资本主义”是如何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

祖波夫认为，这种通过收集公民隐私数据操纵他们行为的做法，讲得严重点，是剥夺了人的行为自由和意志，会改变人性，在某种意义上和极权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就是有关平台追求数据化的内容。

第二个机制是商品化，指的是平台将在线和离线的对象、活动、情感和观念转化为可交易的商品，它们最后可以形成四种通行的货币进行估算和流通，就是注意力、数据、用户和金钱。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商品化机制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赋予了用户权利，比如用户可以在网上推荐个人的商品或经验，具有发出声音的权利，但另一方面，它也削弱了用户的权力。因为这种平台经济运行的所有权和规则仍然掌握在平台手中，哪怕是一个粉丝千万的网红大V，可能也无法与平台对抗。

第三个机制是选择机制。平台通过界面和算法，具有引发和过滤用户活动的能力。具体来说，平台可以通过个性化的机制，进行个人行为的预测分析。这些算法作为商业秘密是个黑箱，同时算法也会不断修改和变化，以此来应对不断变化的商业模式和用户实践。

用户会操弄算法、破解算法，但是算法本身也会演化、会补上这些缺陷。有学者研究过深圳出租车司机如何利用平台漏洞与平台对抗，但是最后这些漏洞都被堵上，司机们无计可施，只能接受平台的协议。

除了这三种主要的机制以外，平台还会通过声誉排名和趋势的机制，来促进某些信息和活动的扩散。比如首页推荐的热门视频、微博热搜、热门商品等，都会左右用户的选择。

像淘宝、大众点评就通过信誉等级来建立买卖双方的信任，这样带来的影响是，传统的基于社群的人际信任模式在平台上，可能不如信誉评级更有效。但是这反过来也促进了水军、机器人这类灰色机制的出现，使得信誉评级变得难以预测、不太可靠。

《黑镜》

英剧《黑镜》第三季第一集就展示了信誉评级被滥用之后的可怕结果，在那样的一个世界里，人与人之间互相评价打分，得分高低决定人在社会中的等级与享有的服务，而人们之间的了解和判断也都基于这些分数。一旦出错，满盘皆输。人们就活在被分数所操控和固定的框架里。

03.

平台生态系统支配下的未来图景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平台及平台社会表面上看是个技术现象，但是背后隐藏着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许多不平等现象，而这些不平等在技术黑箱的掩盖下，变得更加暧昧，很难被分散的用户觉察到。

随着可穿戴设备、物联网的发展，平台获取数据的范围还会进一步扩展。我们看到的人工智能发展，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应付这种海量数据的搜集、分析与处理。平台获得的只是数据原料，它必须经过精加工才能够具有价值。而这些海量的数据，必须要借助人工智能的识别、分类、分析才可以被进一步利用。

吊诡的是，我们和大数据模型的对话，本身也在为平台提供数据，帮助它们训练自己的自然语言模型，同时了解受众的所思所想。未来借助ChatGPT这样的自然语言模型界面，平台对用户的操控能力将会进一步增强。

《第四公民》

不仅如此，平台发展还造成了开放网络向日益封闭的应用程序的演变，每个平台都试图要整合上下游的资源，打造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苹果、微信这类平台已经具有了这样的规模。未来的平台们是为了用户方便，走向一个更加融合的超级平台，还是继续让用户在互不连通的不同平台之间笨拙地穿行？恐怕还得拭目以待。

但可以肯定的是，平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会嵌入到社会之中，与我们的生活高度绑定。

*本文综合整理自刘海龙主讲节目《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第94期，原名《“共享经济”为何成为“共享刺客”？平台资本主义与监视资本主义》，有调整，标题为编辑所取，完整内容请至看理想App收听。

音频编辑：林深、ruicen、香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