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敢忘忧——纪念作为道德家的卡尔维诺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1985）是意大利当代文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学家和批评家。10月15日是卡尔维诺一百周年诞辰，中华读书报特邀北京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系讲师、意大利特伦托大学博士许金菁撰文，纪念这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巨匠。

卡尔维诺。马里奥·蒙杰（Mario Monge）授权

文学作用于历史的方式很多，但最独特的，唯一的非幻想的方式是：（通过文学）可知，历史是如何不断地通过它多样的、矛盾的持续工作，为何种人准备战场；与此同时从中获得敏感性、道德的冲击、语言的重量、人类应该观察世界的方法，以上种种……唯有诗歌可以教会我们。

——卡尔维诺《沉石落定》

1923年10月15日，卡尔维诺出生在古巴小城圣地亚哥·德·拉斯维加斯（Santiago de Las Vegas），两年后回到父亲的故土意大利圣雷莫城。在所有介绍卡尔维诺的文字中，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信息：父亲马里奥（Mario Calvino）是农学家，母亲朱莉娅·路易贾·埃韦利娜·马梅利（Giulia Luigia Evelina Mameli）是植物学家。然而中国读者常常会忽略卡尔维诺家庭的共和派和马志尼派背景，忽略其强烈的反君主和反教会倾向。在父母的影响下，卡尔维诺自小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叛逆性格：“从小时候起，在学校里，我就体会到什么叫与别人有不同想法，另外，我还因为不按照校方的要求做事而遭到了学长和同学的怀疑、歧视和嘲笑。”（卡尔维诺《我生于美洲》）成年后，他更是继承了家庭的革命传统，文脉中亦始终饱含反叛精神，不忘为民生立命之志。

以上种种，都深刻地影响着卡尔维诺的政治观与诗学观：他加入意大利共产党，参加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战后以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为背景，发表了长篇处女作《蛛巢小径》；更为社会问题深深焦虑，用讽喻笔法揭露了意大利经济腾飞期的种种社会问题。虽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卡尔维诺便放弃了现实主义风格的创作，但他始终以冷静、果敢和深邃的目光，以多变的笔法——或奇幻讽喻、或乌托邦、或哲学思辨，展开了对社会生活的深入剖析。如许多著名作家一样，卡尔维诺也被贴上了各种标签：新现实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乌力波……中国学界似乎也更乐意将他定义为“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然而，在卡尔维诺百年诞辰之际，笔者想向大家展示他的另一面——其文脉中始终饱有的一颗忧民、忧国、忧天下之心。

1947：皮恩之眼

卡尔维诺一辈的作家，是战争经历所孕育的带有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一代。他们为战后的政治、为边缘化的世界、为人性的迷茫而发声。在《蛛巢小径》中，卡尔维诺曾借助主人公皮恩之眼，对反法西斯战争进行了一次深入反思。

皮恩是个孤儿，从小无人管教，终日混迹于酒馆之中。他是这个城市最为孤寂的灵魂：他是个孩子，但是所有孩子都远离他，只因他是妓女的弟弟；他想成为大人的朋友，从酒馆学会了各种隐语、俗语、脏话，学会如何谈论女人和性，但他始终有一种巨大的疏离感，那些模仿了无数次的语言，恰恰是皮恩这颗幼小的心灵无法真正理解的。

卡尔维诺借由孩童之眼打量、审视战争中来自不同阶级和背景的人。作者一方面揭示所谓的公平正义、伦理法则在战争中如何被碾压、被践踏；另一方面，他敢于质疑战争的正当性和崇高性，对主流意识形态也保持着冷静的态度。

他揭露了战争中最卑微的灵魂，但这卑微之中，又蕴含着一股潜在的威力：通过一个孩童，卡尔维诺诘问参战的目的。这并非一句保卫家园或反法西斯就能概括，每个人都带着生活的伤痛和无奈，被历史推进了战争的熔炉。他刻意展现了一群有缺陷的、满怀愤怒的人群，阴差阳错地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故事。

这部小说中，语言是朴实又粗鄙的，人物是边缘又奇幻的，历史感和道德感淹没在了对人性的悲悯之中。在现实与奇幻之间，在自然环境和战争硝烟之间，在战斗激情和个体怜悯之间，作者再现了底层人民的战斗。

无论是由小偷、宪兵、军人、黑市交易者、流浪汉组成的黑色旅支队，还是德国法西斯士兵，作者都给予了人性的关怀。在卡尔维诺笔下，恶人之恶、善人之善失去了绝对的标准，字里行间充满着悲悯之情。

历史不是由英雄创造，而是由无以计数的卑微生命构成。在那个血腥的年代，每个卑贱的生命都在抗争和呐喊，每个卑微的灵魂都在改变历史。

无论是德国士兵，还是黑色旅支队，这些亦正亦邪的人物形象正好说明了卡尔维诺对不同个体生命本质的深刻洞察。无论是卑贱如皮恩，抑或正义如“红狼”，作者都将其放到人性的放大镜下细细剖析，直至心理纵深层面。正是由于这种多角度、多层面的考察方式，卡尔维诺笔下那些不好不坏的角色，反而最能反映真实的历史。

即使60年代以后新现实主义的热浪逐渐冷却，即使卡尔维诺最终放弃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但是对人性的关注、对社会的反思如同一个基因序列，已经深深刻进了他的创作思想。

卡尔维诺（右一）与家人。1938年摄于圣雷莫城梅里迪亚纳别墅的花园

1957：树上男爵之寓

初入文坛之时，卡尔维诺是自信的和国家主义的，充满了道德感和使命感。

事实上，自二战和抵抗运动走出的新一代作家，大多都有深厚的家国情怀。他们关心时事和政治，极富道德感和使命感，始终抱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或许正是因为入世太深、期待太高、责任过大，才使得卡尔维诺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创作思想和批评思想上有了转变的迹象。

50年代末期，卡尔维诺改变世界的热情已经逐渐退却。自生活层面看，他1957年退出意共，十年后定居巴黎。在文学创作中，1957年发表的《树上的男爵》似乎成为了脱离现实之宣言，一跃上树的男爵再不问世事，于树上构建了一个平行于生活世界的乌托邦。1963年，《监票人的一天》《房产投机》发表之后，卡尔维诺此生再无现实主义小说。

已过不惑之年的卡尔维诺，已经没有了年轻时期的自负，逐渐体会到一个作家对于历史、政治的无力感。

然而，游击队员卡尔维诺忘记历史了吗？远离政治了吗？背离现实了吗？诚然，意大利学界对于巴黎时期的卡尔维诺多有揶揄之声，其中最猛烈的批评来自佛朗哥·福尔蒂尼（Franco Fortini），他称卡尔维诺“在格诺和佩雷克那里的创作让我难以忍受，具有破坏性。他被巴黎时期的法国创作毒害了”（转引自安娜·博塔《卡尔维诺和乌力波：组合机器中的意大利幽灵？》）。1960年《不存在的骑士》入围斯特雷加文学奖时，帕索利尼（Pier Paolo Pasolini）为卡尔维诺作了一首题为《现实主义之死》的诗：

卡尔维诺离开了你们：他的散文更贴近法国而不是托斯卡纳，/他的灵感更多来源于伏尔泰/而不是国家主义：他简洁/但不暗淡，他有节制不招人厌烦，/他清晰但不傲慢。/他对这个世界绚烂的爱被童话故事发酵和扭曲了。（皮耶尔·保罗·帕索利尼《我时间的信仰》）

此时，卡尔维诺正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逐渐远离葛兰西主义的理想，但又无法准确定位未来的走向，更未直接涌入席卷欧洲的存在主义或现象学的热浪之中。他仍然在寻找一种新的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更多的是呼吁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不断向迷宫挑战的文学精神：

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文学，它应超越时代的意识，超越对客观物外在形式和对人类内在灵魂的模仿。我们需要文学应该包含一种宇宙图景（这是我和埃科在谈话中达成一致的概念），一种在认知的不同层面，历史发展所参与的图景。（卡尔维诺《沉石落定》）

深入卡尔维诺的创作思想，我们便会发现，他虽放弃了现实主义的写法，但如往常一样饱有其独立之精神和意志。卡尔维诺致力于奇幻风格的创作，只因他认为“童话是真实的”（卡尔维诺《关于童话》），奇幻的讽喻作用如一面镜子，能更加理智和清晰地照亮这满是疮痍的世界。

《阿根廷蚂蚁》中数不清、灭不尽的蚂蚁，正是意大利战后社会问题的形象隐喻。

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男爵科西莫爬上了树。在《树上的男爵》里，科西莫因为厌恶一盘蜗牛而离群索居，靠一己之力构建平行于现实的树上寓所。这预示着卡尔维诺观看世界角度的改变，男爵上树是为了获得更加深远的洞察力，从不同层面观看、探查和感知世界。

男爵的命运与作者的人生抉择息息相关。50年代末期，卡尔维诺退出政治生活，远赴法国成为巴黎隐者，正如男爵拒绝令人作呕的蜗牛，一跃上树，以一种隐者的眼光重新观察世界：“为了与他人真正地在一起，唯一的出路是与他人的疏离，他在生命的每时每刻都在顽固地为自己和为他人坚持那种不方便的特立独行和离群索居。这就是它作为诗人、探险者、革命者的志趣。”（卡尔维诺《意大利童话》）

从战争到意大利经济腾飞，面对现实世界的改变和现实主义创作在意大利的衰落，卡尔维诺并非如诸多批评家所言，远走他乡、不问世事地躲在纯文学的象牙塔中，他的离开只是为了登高望远，在更宏观、更抽象的层面将目光投向他熟悉的世界。他的灵魂充满着搏斗的激情，身在树上，心向世界，呼唤理想：“我让这个不愿像别人一样在地上行走的人物不变成一个厌世者，而变成一个不断为众人谋利益的男子汉，投身于那个时代的运动，全面愿意参与积极的生活：从技术进步到地方治理和精致生活。”（卡尔维诺《意大利童话》）

在《树上的男爵》中，卡尔维诺将笔锋指向人类的异化状态，将问题直接指向20世纪中叶欧洲的政治文化生态。

男爵的故事，是一个寻找个人良知与历史进程之间关系的故事。它探讨个人如何跳脱当下，带动历史发展。在男爵心中，真正的完整“是坚持不懈地深入认识实在状况，认识自己天然的和历史的条件，个人的自愿选择、自我构建、能力、风格，包括内心自律和主动放弃的个人准则”（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

一个大写的“人”始终赫然驻留在卡尔维诺的文脉之中。

1972：城市之诗

1967年卡尔维诺来到巴黎，独自沉浸在巴黎郊区的、孤独自我的文学世界中。巴黎时期卡尔维诺与《晚邮报》的合作极其重要，其后期的创作《帕洛马尔》《沙集》和《美国讲稿》等都首次刊登在这份报纸上。更重要的一点，卡尔维诺还在《晚邮报》发表了诸多时政评论。

1975年，新纳粹分子在罗马残忍杀害了一位妇女，卡尔维诺发表时评；1978年红色旅绑架杀害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时，卡尔维诺也发文抗议……这些都足以证明，巴黎时期的卡尔维诺并未远离天下苍生，更未放弃以文言志。

1968年，卡尔维诺开始阅读傅立叶的作品，试图进行一场乌托邦精神革命。次年，他在杂志上写道：“接下来的几页是我已经计划了有一段时间的书稿的草稿，它想提出一种新的社会模式，一个政治制度。”（卡尔维诺《在你说“喂”之前》）

这一思考最终汇聚成卡尔维诺最伟大的作品《看不见的城市》。

与前期创作明显不同的是，卡尔维诺在这一时期并不热衷于沟通现实与文学，而是更加注重文学形而上的功用，即提供价值模型的作用。他相信文学并非模仿，而是提供一种“道”，与混乱、丑陋的现实形成对照。

后期的卡尔维诺在经历坎坷重重的精神历险之后，对历史、政治、现实的探索并未停止。然而与此同时，他也深刻意识到，所谓文学之用不仅限于改变或批判社会和政治；文学之用恰恰在于它可以从不同层面和角度探索世界本质。

于是，自60年代后半期开始，卡尔维诺有意识地从文学中卸去沉重的政治话题，他想要超越当下的文学品质，找到一种形而上的价值体系。因此，无论是《看不见的城市》中的乌托邦，还是《帕洛马尔》中“物”的世界，都很难再看到现实元素或道德言说，卡尔维诺想要找到一种结构——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种不同的结构——能够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去接近本质，认识世界。

透过《看不见的城市》的晶体结构，卡尔维诺游走于理性和诗意、想象与现实、宏观结构与具象城市之间，构建了55个兼具理性和自由的乌托邦城市。

在诸多城市意象中，他批判现代城市的混乱和不可知：身处佐艾城，你无法辨认城市的方位；路过塔马拉的人甚至无法窥其真容；切奇利亚城的牧羊人无法认知城市的边界；而在潘特熙莱雅走了几个小时的旅人，却弄不清到底在城里或是城外。

与之相对，瓦尔德拉达则包含着对清晰、透明城市的愿景。来到这里的旅人都能看到两座城市，一座伫立于湖边，另一座则是水中的倒影，城市中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映照于镜面般的湖水之上，居民的一切活动都毫无保留地展示于湖面，为城市打开了一个无限的空间。作者笔下，城市的可见性是神圣的。正是通过镜面的特质，使得人们的每一个动作都经过审慎的思考，每一个行为显得更加神圣而富有美感。镜面上透明的城市是对社会不透明性的深刻反讽。

小说中，完全相反的意象有时也存在于同一座城市之中：莫利里亚有两副面孔，一副印在了明信片上，那是一座古典、优雅、乡村的小城，另一副则是游客当下所看到的繁华、壮观的都市。莫里亚纳同样具有不同的面貌：一座透明、彩色之城的背后，隐藏着污秽与肮脏：“大片生锈的金属板、抹布片、满是钉子的模板、被烟灰熏黑的管道、成堆的罐头，挂着褪色招牌的墙壁，藤条脱落只剩框架的椅子，只能用于腐烂横梁上的绳索。”（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

《看不见的城市》构建了一个个充满隐喻和批判的城市图景，与此同时，卡尔维诺对另一世界的追求和憧憬，都在无尽的乌托邦书写中得到了尽情的宣泄。作品中始终隐含着对和谐社会的愿景。文末，他回答了乌托邦的现实意义：

生者的地狱不在将来；如果真的有地狱，那么就是当下——我们每日身处其中，共同创造的地狱。若想避免痛苦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对大部分人来说很简单：接受地狱，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直至看不到它为止。第二条路则充满危险，且需要持久的注意力和学习能力：尝试着在地狱中寻找不属于地狱的人和物，使其传承下去，给与其空间。（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

在乌托邦想象中，为地狱寻找微光，成就了卡尔维诺在70年代的文学使命。

意大利蒙达多里出版社所出卡尔维诺作品的一部分。摄影：许金菁

1983：太初有物之境

1980年，巴黎隐者卡尔维诺回归祖国，定居罗马。新的公寓大楼位于战神广场（Campo Marzio），在众议院和万神殿之间。

这一时期卡尔维诺的身份也更加多元。他开始和作曲家卢恰诺·贝里奥（Luciano Berio）合作，先后创作了歌剧《真实的故事》（1982）和《聆听的国王》（1984）。此外，他还涉猎艺术评论，为透纳、德·基里科、荒川修作等艺术家撰文。

这一时期还是卡尔维诺自我反思和总结的时间。他将1955年以来的重要论文集结成册出版——虽然该评论集的中文版更名《文学机器》，但是原名《放上一块石头》（Una Pietra Sopra）有尘埃落定之意，笔者以为，若用《沉石落定》这一译名更能体现卡尔维诺的初衷。

1984年，卡尔维诺和妻子开启了长途旅行。4月在阿根廷，9月则应邀飞往塞尔维亚，与博尔赫斯一同参加了以“奇幻文学”为主题的研讨会。当卡尔维诺的妻子基基塔（Chichita）告诉失明的博尔赫斯，她丈夫也前来迎接他时，博尔赫斯回答：尽管他沉默不语，我一样能认出他。

在此前一年，卡尔维诺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极为独特的艺术形象——帕洛马尔先生。

《帕洛马尔》这部小说以主人公的视觉体验为中心，讲述其“阅读”世界的经历：在海边观浪潮，在庭院看椋鸟，在公寓观星象……帕洛马尔先生沉默寡言，不具肉身，他“习惯将自己看成是宇宙中匿名的、无实体的一个点，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卡尔维诺《帕洛马尔》）。借由这一“非人的”“点状的”形象，卡尔维诺展现了一个万物有灵、自生自灭的“物”之世界。

此时的卡尔维诺已通达无人之境，将万物置于诗意的栖居之中。日月盈亏，莺飞草长，“（万物）在阳光下、在安和之中扩展、发生。所有一切始于平静，归于平静，飓风、地震、火山也是如此”（卡尔维诺《帕洛马尔》）。小说的结尾，帕洛马尔先生想象着自己的死亡。借由这象征性的死亡，卡尔维诺冲破人与“物”之界限，回归太初有物之境，构建了一个多元共生的“物”之世界。

这一时期卡尔维诺的文心有了较大转变，对凝练、清晰的追求带他走向了对西方思想的形而上批判。正如他在纽约大学的讲座上所言：“一个作家真正的挑战，就是用最明晰的语言，叙述最复杂的当下”。（卡尔维诺《书写与未被书写的世界》）

卡尔维诺一生都在与世界缠斗。但在创作晚期，他似乎悟到，若笔墨浮于事物表象，则永远无法通达存在的本质。所谓学问当从顶上做来，当向上一路，当直截根源。他单刀直入，将批判之剑指向主客二元对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从形而上层面重构人与现实、人与世界的关系。

卡尔维诺无疑是20世纪一位独特的作家，他的独特不仅在于精美构思，更在于他的清醒深刻。卡氏文心，始终带有强大的责任伦理和人文精神，通过不断地变换风格，从不同层面凝视、反思和批判现实。其立心立命之志，在卡尔维诺百年诞辰之际，值得我们再一次深刻纪念。

原标题：《未敢忘忧——纪念作为道德家的卡尔维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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