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不相识︱大疫觉迷录（一）：欧洲人的生死念

“任谁也不能从他人那里取走他的死。” 

没有什么，比死亡，更能提醒我们思考存在的本质。

只有这样，才不浪费一场疫情。

苍天不言，大地不语。

活着的人们呐，让我们，谈谈生死。

一、意义之锚

14世纪时，欧洲人对神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神不再是爱与慈，而是力量与不测。这是因为欧洲本身发生了重大变化：天主教大分裂、百年战争、十字军东征、黑死病……

欧洲死之于黑死病者，少估有三成，多算则达六成。

瘟疫之后，田宅荒芜。人们的思想，也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空虚之所。正是这空虚，孕育了后来崭新的现代世界。

死亡是意义之锚。人向死而生。

上帝是用来解释死亡的。上帝也是意义之锚。

尼采说：“上帝已死”。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上帝缺席，死亡意味着什么？

二、科学生死观

新冠疫情中，对死亡最坚固的主流态度浮出水面——科学的态度。

超额死亡率、感染死亡率、病死率，经媒体传播而为人们所熟知。这些“率”被用来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以衡量管理水平。卫生官员们讨论如何“压平曲线”，即减少流行病曲线峰值上的感染人数。

一人死去，他得到大夫的诊断：死于新冠。死者的亲友感到释然——有了确切病因的死亡是个完整的死亡。

大家能想象远古时期的死亡吗？它就像群山一样，不可逾越，也无法窥视。除了依靠神灵，无法解读。死亡具有超越性。神秘的、与诞生相联系的性，也同样具有超越性。

在科学态度统治下的死亡和性都没有超越性。

公开的、透明的、务实的、可核查的、可验证的——这是科学的态度。这也是对待新冠疫情的主流态度。

在疫情中，这种态度一如既往地证明了自己的效力。疫苗和特效药，迅速使人类回归了正常的生活。

科学的生死观，并未因这短暂的生死大戏而受到任何挑战。

对大部分来说，如此足矣。

三、认命随缘

有一部分人的生死观是老式的。

文化和心灵就像森林中的落叶，覆盖了一层又一层，古代的落叶只是少见，并不消失。

新冠疫情中，德国南部和东部、奥地利和瑞士的山区、甚至意大利北部的德语区，都出现了高感染率、低接种率的现象。这引发了人们对一位已过世百年的哲学家的兴趣。

这位哲学家名叫斯坦纳（Rudolf Steiner，1861—1925）。在20世纪初，他创立了一个起源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和神学的神秘精神运动——人智学（anthroposophy）。据说德国现在有 1.2 万名人智学家。斯坦纳还是风靡全球中产家庭的小众教育——华德福（Waldorf）教育的始创人。

在疫情中，华德福学校被媒体送上了风口浪尖。不戴口罩、不打疫苗，是华德福学校的风尚。调查人员发现，在德国弗莱堡的一所华德福学校，师生提交的55份“免戴口罩”的医疗证明中只有两三份是有效的。

人智学讲缘分，讲因果，讲轮回，认为疾病是必须自然克服的必要挑战。

柏林一家信奉此理论的诊所将生姜和陨石作为治疗新冠的药物。

无独有偶，在希腊，东正教教会也是“反封控、反口罩、反社交距离、反疫苗的主要力量”。

比斯坦纳小一辈的另一位德国大哲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以在没有上帝的年代寻找存在的意义而闻名。他这样定义“怕”这种情绪——“在某种具有威胁性质的东西面前害怕”。

毫无疑问，新冠让人害怕。新冠散发出暧昧的死亡气息。

许多人在新冠面前涣散，就如同海德格尔所描述的那样：“遗忘了自身而把一团东浮西漂的可能性摆在当前，这使构成怕的情绪性质的那种迷乱成为可能。”

是的，迷乱。在2020年春疫情初起的时候，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一个视频。一位西班牙老奶奶，因没有得到治疗床位而撕心裂肺地哭喊，脸部扭曲，因恐惧而狰狞。

信仰坚定的人不会迷乱。他们相信，坦然接受疾病与死亡的好处超过其代价。

四、不自由、毋宁死

海德格尔还比较了另外一种与“怕”类似的情绪——“畏”。

在封控的夜里，许多人经历过这种“畏”。

在“畏”中，人们似乎与一切因缘斩断了联系，无法“向着某种主要根植在所操劳之事中的能在来筹划自己的生存”，仿佛回到了“赤裸裸的无家可归状态”。

海德格尔认为，“畏”与“怕”不同，“畏”同时是人们提升自己的契机。他说，沉迷于“畏”中，“不仅仅把此在从‘世间的’诸种可能性收回，而且也给予它一种本真能在的可能性”。

在“畏”中，人可能会发出“我该如何存在”的呐喊。

换言之，正是这种“畏”的情绪，使不满足于“科学生死观”、同时又不愿像斯坦纳的信徒那样寻求前现代智慧的人，开始更深沉地思考生死的意义。

在这方面，有一位法国哲学家的看法很有代表性。

这位哲学家名为孔特-斯蓬维尔(André Compte-Sponville)。他的思想展现了“无神论的精神化”。有人认为他是萨特之后最具影响力的法国哲学家。

2020年4月，在一片谈“冠”色变中，孔特-斯蓬维尔连续接受了几个采访。其中一个采访的标题便是：“让我们从心所愿地死吧！”

68岁的孔特-斯蓬维尔说：“以牺牲年轻人来维护老年人的健康，这是一种反常。它让我直想哭。”

他哀叹道：“死亡在今天被视为一种失败”；“人们把健康当作至高无上的目的，而幸福反倒只成了一种手段！”

他呼吁人们接受死亡：“早一点想到人是要死的话，人们也许会活得更为紧张精彩。只要我们不接受死亡，我们面临每一次瘟疫时，都将惊慌失措。”

他担心“卫生秩序”取代“道德秩序”。他充满感情地说：“我不会因为健康而牺牲我的自由！”“他们有什么权利可以将我禁闭在我的家里？我害怕强制束缚更甚于害怕死亡。”

上帝已死，每个人难道不应该做自己的上帝吗？每个人难道不应该彻底打破束缚，将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极致吗？哪怕是死亡，也不能成为自己苟且偷生的理由！

这就是欧洲的人文主义传统。它在今天仍然有灿烂的传承。

很多欧洲人并没有孔特-斯蓬维尔那样清晰的理论认识，但他们从心底里认同自由的强者，他们喜爱蔑视新冠、战胜新冠的人。

2020年3月底，因抗疫不力而饱受批评的英国首相约翰逊，感染了新冠。他因此在政治上重获新生。英国媒体发现了“一桩怪事”——“许多英国选民发现，他们比自己想象的更喜爱约翰逊”；约翰逊“与公众之间的纽带从未如此紧密”。

五、不能承受之轻

在疫情期间，西方人仍有聚会的热情。

约翰逊便被曝多次参与派对。2020年8月，爱尔兰议会高尔夫球协会搞了一次80人的聚餐，导致参与聚餐的爱尔兰农业部长和爱尔兰籍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相继辞职。

同月，由于年轻人的聚会活动实在太多，世界卫生组织不得不专门向全球青年喊话：希望他们克制聚会冲动，共防疫情扩散。

进入2021年，欧洲各地讨论、推行“疫苗通行证”。“新冠派对”随之流行起来，参加派对的人希望通过自然感染新冠而获得抗体。一些未接种疫苗、也未感染新冠的人干脆建立起了一个包含应聘网站、交友网站、通讯黄页、圣诞市场等方方面面的平行世界。

谁不想过个日常的生活呢？

须知再厚重的生命，也以日常的方式呈现。

蔑视防控规则的人，一部分是出于科学考虑——新冠死亡率与黑死病相去甚远；一部分是出于信仰——疾病是天意；还有一部分是出于对自由的渴望。此分别对应前文介绍的三种情况。

这里还可补充第四种情况——“在死面前的持续的逃遁”。

有的人，没有真正面对过死亡，他的生命，没有承接到死亡所聚拢过来的重量。他不停地追求，从一个新鲜的地儿，蹦到一个刺激的地儿，打着崇尚自由的幌子。

对他来说，“动”是根本，“动”的目的无所谓。

他也是这个社会的产物。

封控下的福利和疫苗，正是一个后现代的过剩社会的写照。寻求刺激的活动，无伤大雅，也没有真正的风险，而只是这个社会中不得不如此的欢愉方式。

六、独享的死亡与救赎

任何社会形态，都是一种“平均状态”。我们不能期待从社会中获得“我该如何存在”的现成答案。

每个人的答案不同。但当正确答案袭来时，自己一定会知道。

直面死亡的黑洞，是为了真实而勇敢地生活。

观察他人和社会，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所依存的世界，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困境与选择。

当这个社会被抛入新冠疫情的时空缝隙中，也许只有每个人自己，才能担负起关于终极问题的思考与努力。

任何微小的进步，都是自己盛大的乐章。

生如夏花之绚烂，逝如秋叶之静美。真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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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境，系澎湃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