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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学人”的影响比“学问”的传授更根本｜鲁迅逝世87周年

2023-10-20 13:5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2023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87周年纪念日。作为中国的文化巨匠，鲁迅是永远说不尽的存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曾评价：“鲁迅是具有民族精神源泉性的作家，他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化。”

回望一个世纪，不同的时代孕育了不同的鲁迅解读。钱理群教授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承前启后的第三代学人代表，是一位历史的“在场”者。近年来，钱理群教授一直在做现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领域的“学人”研究，并以《有承担的学术》为书名，将文章集结出版。在他看来，“学术研究”的讨论和总结，最后要归结到“学人”身上。“学人”的影响比“学问”的传授更重要，更根本，更带基础性。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有承担的学术》中关于王瑶、王富仁和王得后三位先生的研究个性、学术贡献与历史地位。钱教授说：“他们对我‘一生的影响’，不只是学术道路，更是人生道路的精神影响。”

Part 1

“寻找你自己”：王瑶先生的鲁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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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节选，原刊

1989年，王瑶先生与弟子钱理群、陈平原、温儒敏聊天。

王瑶先生在很多场合一再强调他的文学史研究（包括中古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研究）在方法论上受到鲁迅的影响。其实，这种影响也存在于王瑶先生的鲁迅研究中。

王瑶先生在几篇文章中，一再引述鲁迅的下述意见：“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王瑶先生因而强调：“从一个作者的全部作品来研究，详细占有材料，并顾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是启发读者独立思考和避免片面性的重要方法。”详细地占有与论题有关的一切可能占有的材料，可以说已成为王瑶先生研究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我们今天读王瑶先生《论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这样的皇皇大文，不能不惊叹，王瑶先生对有关材料的锐意穷搜，竟至如此的全面与详尽，从论文，到书信、译文、序跋、附记、编校后记，到回忆文章，几乎无一遗漏。

正是在广泛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王瑶先生对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关系的考察，视野才如此地开阔，从时代背景、思想出发点、选择标准，到不同时期的不同选择对象，从“表现手法”“格式”的吸取、体裁的借用、“讽刺艺术”的借鉴，到文学语言、文体的影响，直到理论原则的总结......无不在论述之列，但却无罗列材料与芜杂之嫌，因为唯有这样多层次、多侧面地全面展开，才能充分地显示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那一代先驱者“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取”的胸襟与气魄，也有助于我们全面地总结前辈的历史经验。

王瑶先生在《鲁迅古典文学研究一例》一文开头，就引述了鲁迅在与友人通信中，对一篇论文的批评意见：“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王瑶先生说：“这里，鲁迅指出了在文学史研究中，既须掌握充分的资料，又必须具有’史识’。”这自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提示：尽可能地占有材料（特别是第一手原始资料），固然是一切科学研究的起点与前提，但不能代替“研究”本身，而且如王瑶先生对鲁迅意见的体会，“资料有时可以借助于别人搜集的成果，’史识’则必须研究者具有独到的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材料”富有创造性的独立“研究”，是更重要、也更困难的。

王瑶先生更进一步申说，所谓“史识”，即是“从大量资料中找出它们的内在联系”。所谓“找出它们的内在联系”，就不能停留于对客观材料的直观把握上，而必须通过理性思维，进行理论的抽象与概括；这既是对事实材料的某种“脱离”、飞跃，又是对其内在本质、联系的深入把握。

王瑶先生十分重视“理论的抽象与概括”这一环节，以为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是决定科学研究水平的关键。王瑶先生虽然也很重视艺术感受力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但他以为创造性的理论思维是更为重要的，因此对重感受而忽视理论概括与逻辑的印象式的批评与研究，持相对的保留态度；这大概与王瑶先生所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有关，也是构成王瑶先生研究个性与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王瑶先生再三告诫青年研究者，写学术论文不能像编织毛衣一样，只是罗列与平铺材料与观点，而要像留声机一样，从各种材料与观点的内在联系中“拎”出一个“中心”（“针”）来，一切材料与观点都围绕着这个“中心”（“针”）转。这自然是王瑶先生治学的经验之谈，却显然受了鲁迅的启示；王瑶先生所说的“中心”，实际上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史识”。

钱理群教授（杜梦薇/摄）

鲁迅对于王瑶先生具有特殊的、多方面的意义。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鲁迅是作为文学史家的王瑶的研究对象。作为人的鲁迅，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精神界的战士的鲁迅，对于王瑶先生的影响是更为深远、也更为重要的。王瑶先生正是通过鲁迅的中介，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魏晋风度”，以及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集中代表“五四精神”，取得了内在的精神联系。或者说将鲁迅的精神化为自己的血肉，从而成为“鲁迅式的知识分子”，在自己的学术工作中，实现了“做人与作文（作研究）的统一”，形成了一种精神的力量：这正是王瑶先生学术研究的魅力所在，并足以启示后代。

文章来源：《“寻找你自己”——王瑶先生的鲁迅研究》《史家的风范——王瑶先生的研究个性、学术贡献与历史地位》

Part 2

王得后：“古板和梗顽”的鲁迅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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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节选，原刊

拍摄于2023年3月左起：钱理群、赵园、王得后、陈平原。（陈平原提供）

富仁曾经谈到，“我们这些搞鲁迅研究的人”，都免不了有些“古板和梗顽”(《我和鲁迅研究》)。在我的心目中，得后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代表。“古板和梗顽”已经渗透于他的鲁迅研究之中，成为一个鲜明特色：他“认定”鲁迅的四大特点，由此决定了他的四大选择，而且“古板”到毫不变通、“梗顽”到底的程度。

其一，他认定：鲁迅是一位独立的思想家，具有“以立人为出发点、归宿与中心”的自己独有的思想体系；鲁迅更是一位在现当代中国少见的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当下中国思想、学术界的问题不在于对鲁迅的“神化”，而是对鲁迅思想的原创性、前瞻性，其对中国与世界的现实与未来的作用与影响，估计远远不足；而一个“养育了鲁迅的中国”，迟早会“愈来愈承认鲁迅，信服鲁迅，接受鲁迅”。由此决定了“王得后式的选择”：“以鲁迅思想作为基本信念，以研究和传播鲁迅思想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且如果再有“来世”，也还要研究和传播鲁迅思想。

其二，他认定：作为一个“看透了大众灵魂”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自己的灵魂、内心世界也是极其“复杂，丰富”、极具“个性”的，而且具有某种“隐蔽性”和“矛盾性”。这也就决定了研究鲁迅，不能只停留在鲁迅外在思想的简单概括上，而要通过鲁迅的各种文本(不仅是公开发表的论著，也包括私人通信和日记)来探索鲁迅的内心，他的情感世界、心理世界，他的独特个性、内在矛盾、最隐蔽的方面，并且和鲁迅进行情感、心理的交流，灵魂的对话：这对于鲁迅研究，学术研究，是更为根本的。

正是出于对鲁迅思想的超前性，思想和内心的丰富性、复杂性、隐蔽性、矛盾性的充分体认，也是对自己和自己这一代知识准备、修养的严重不足的清醒认识，得后把自己定位为“讲述鲁迅的人”：“以如实全面梳理鲁迅的原文原意为追求”，并且选择自己的鲁迅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从鲁迅著作中搜索、汇集鲁迅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尽可能读懂鲁迅的原意；注意揭示其多层面、多层次的结构与系统”。而且“不懂就是不懂，自我存疑；绝不断章取义，用摘句来构建所谓‘一家之言’”。得后因此对自己的鲁迅研究的局限，有高度自觉意识，反复自己强调并不真正、全面懂鲁迅，只是在某些方面有所体认而已。他拒绝过度宣扬所谓“学术成就”，把相关论著命名为《鲁迅研究笔记》，并非一般的谦虚，而是一种十分难能可贵的学术清醒。

鲁迅，1935年摄于大陆新村寓所附近

其三，他认定：批判性和独立性是鲁迅最基本的精神。鲁迅对一切文明形态，对现实社会的现存形态，对他自己，都坚持肯定中的否定，进行无情批判。这就决定了他在中国与世界的思想、文化领域里，都是独异的存在，是另一种可能：他的不可替代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此。

得后也因此选择了要以鲁迅的批判精神进行独立的鲁迅研究。他反复强调，并且追求鲁迅研究者应有的“特操”：“不唯上，不阿世，不讲情面，不为流行时尚观点所左右”。他最感欣慰的是，尽管自己前半生曾屈服于各种外在和内在的压力，但在进入鲁迅研究领域以后，就再也没有成为鲁迅所深恶痛绝的“理想奴才”；尽管自己的学术成果有限，但也从未人云亦云，始终坚持独立思考，说自己的话，“并不平庸”。

其四，他认定：鲁迅是一位“以其独特思想认识人生，并从事改良这人生的实践型的思想家”，鲁迅选择杂文作为主要文体，就是为了使自己与现实人生，与中国人的精神发展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得后因此要求自己的鲁迅研究也要“具有某种实践性的品格，以改造中国人和社会为指归”。他给自己定的研究目标是：“讲鲁迅，接着鲁迅往下讲，往下做”，而且主动创作“鲁迅式的杂文”，作为“往下讲，往下做”的具体实践方式。

钱理群先生为南京鲁迅纪念馆题字

文章来源：《“古板和梗顽”的鲁迅守望者——王得后《鲁迅研究笔记》前言》。

Part 3

富仁：“文化守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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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节选，原刊

2014年，老友聚会。左起：王培元、王富仁、王信、王得后、钱理群、赵园。

我和富仁是同代人，不仅是因为我们年龄相当，我只比他大两岁，更因为我们都是“文革”结束后第一届研究生，可以说我们是同时出现，更以相近的姿态，展现在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界的。富仁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一炮打响，迅速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在我们这一代鲁迅研究者看来，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富仁也就成为新一代鲁迅研究、现代文学研究者中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富仁这篇博士论文的主要追求，是如何冲破将鲁迅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纳入政治革命的既定研究模式，努力揭示作为思想家与文学家的鲁迅的独特性，即“回到鲁迅”；同时又更关注鲁迅思想的独立创造性，并以鲁迅思想作为新时期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资源的高度自觉：这些，都是八十年代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青年鲁迅研究者的共同追求，实际上形成了鲁迅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学派。这样，我们的学术研究，从一开始就成为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思想启蒙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富仁和我们的研究成果，一经发表，立即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年一代中，得到热烈的回响，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那时候，富仁在北师大讲鲁迅，我在北大讲鲁迅，还有很多朋友在其他高校讲鲁迅，我们都把自己的教师使命，也是研究者的使命，定位为“沟通鲁迅与当代青年的桥梁”，于是就有了我后来在回忆中所说的“‘我—学生—鲁迅’之间的精神的共鸣，生命的交融，那样心心相印的课堂气氛，只有那个时代才会有，此后就很难重现了”。

这或许有八十年代特定时代的特殊性，确实很难重现；但在我看来，其内在的精神，即学术研究的生命特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成果的接受者读者之间的生命的交融，是具有普遍性的，至少是构成了学术研究的一个派别，我称为“生命学派”的基本特征。而富仁正是这一学派的开创者、最重要的代表之一。

但我们的成长也并非一帆风顺：富仁的博士论文具有显然的挑战性，在得到广泛好评的同时，也引起一些学术同行的反感，他们就借助于政治的力量，对富仁进行“革命大批判”。而我们当时都认为，对富仁的批判，实际上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批判。富仁在生前最后一次接受采访(后来以《鲁迅改变了我的一生》为题在网上发表)时说，他因此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这是他所不愿意的（如北大中文系的《唁电》所说，富仁是鲁迅说的“精神界的战士”，与实际政治斗争既有联系，又有一定距离），但也是他参与开创的生命学派的学者的共同宿命：他们的研究所具有的现实感与批判性，注定了只能作为“异类”存在，并不断被“特别关照”。

当富仁和我都步入老年。我发现，富仁的研究与写作，越来越具有“文化守夜人”的意味——这是富仁提出的概念，他曾写有《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一书，现在他自己也在为中华民族文化（“新国学”）守夜，为鲁迅文化守夜：在不断发表关于“新国学”的长篇力作的同时，还写出了《中国需要鲁迅》这样的专著。他也在“接着鲁迅往下做”。

我自己，在把研究的重心转向更具历史与现实批判性的当代政治、思想、文化研究的同时，也在更自觉地坚守鲁迅思想文化阵地。

就像我在《鲁迅与当代中国》“后记”里所说，几十年来，富仁和我，以及我们的相知者，“从来不为（鲁迅的）批判者的高论、喧嚣所动，依然我行我素，以鲁迅的韧性精神，到处讲鲁迅，一有机会就讲鲁迅，乐此而不疲”。

我们如此执着、固执地坚守，许多人是不理解的，我们经常遇到“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质疑。但我们自己是有充分理由的。富仁在他最后的讲话《鲁迅改变了我一生》里，谈到在所谓新世纪，鲁迅研究再也不能给研究者带来名和利，而成了一种“社会承担”。

想走、该走的都走了，纷纷另求出路；留下的，就都是与鲁迅有着生命的血肉联系的，就像富仁所说，“鲁迅给了我生命，我的生命就是要维护鲁迅文化的价值。维护住鲁迅，就有我自己的存在价值。维护不住鲁迅，我王富仁就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人”。而这样的生命共同体的体认，绝非盲信，而是理性的选择，并且有着深厚的历史内涵。

所谓“鲁迅给了我生命”，就是说鲁迅使我们成了“独立知识分子”：“尽管我很弱小，但我在精神上并不萎靡。我站着走到死，我不会跪着爬着上前走一步。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东西，是鲁迅给了我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

更重要的是，我们对鲁迅文化自身的价值和力量，始终充满信心；在我们看来，对鲁迅的意义，根本不存在许多人非难的“过度阐释”的问题，而是认识远远不够的问题。

富仁在《中国需要鲁迅》里说：“我可以断言，在今后二十年内，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鲁迅将赢得更多的同情和理解。他的价值和意义，也将表现得更加鲜明和充分”，这是代表我们的共识的。而且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同：

今天，许多人在面对和思考当下中国现实时，都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的问题，不仅有体制方面的一些问题，也有国民性改造的问题。这就意味着鲁迅的命题正在成为中国改革必须面对的一个核心性的问题，今天还需要新的思想启蒙。富仁说，“我们现在这个时期是一个鲁迅精神和鲁迅作品获得人们的理解和同情最多、也最深刻的时期，并且这个趋势还在继续发展着”。他是有充分理由做出这样的判断和预言的。因此，我们这些鲁迅精神和文化的坚守者，既不断受到质疑，但在根本上又不是孤独的，而且我们又是彼此搀扶的。

现在，富仁走了，我还活着。我早就说过，活着就是为了最后完成和完善自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坚守鲁迅的精神与文化。现在，这又成了“幸存者的责任”。我还会这样继续走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文章来源：《“知我者”走了，我还活着——悼念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