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农：三首诗，读懂陶渊明的人生哲学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大抵最关心人生哲学，立言并不抽象，同人生的践行关系非常密切，而且往往得之于切身的经历和体悟。陶渊明也是如此。“在中国哲学史中，精心结撰，首尾贯穿之哲学书，比较少数，往往哲学家本人，或其门人后学，杂凑平日书札语录，便以成书。”（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陶渊明更是无意于当什么哲学家、思想家，他的人生哲学流露于诗文言谈之中。其间最为集中的是他的一组玄言诗《形影神》，该组诗包括《形赠影》《影答形》和《神释》三首，有逐首深入之妙，这在中国诗史和哲学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格局。

[明]王仲玉《陶渊明像》，故宫博物院藏

在一般的印象里，思想家的言说应当很透彻、很纯净，逻辑性很强并且自有体系，但中国古人更强调包容，有些方向很不同的思想，在这些高端的头脑里往往表现为相反相成、融会贯通，而且其间自不免多有沉浮起伏。所以陶渊明的思想固然见于《形影神》组诗中作为最后总结的《神释》（此诗堪称陶渊明之晚年定论）之中，而前面两首诗中所流露的也是他本人的思想，后来只是扬弃了其中一部分。这两首诗也代表了陶渊明人生哲学的某些侧面。

《形影神》诗前小序写道：“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这里最重要的一个词是“共取其心”中的“共”字。据此可知“惜生”和“自然”也其实都是陶渊明所认可的思想。他本人这两手都很硬。后来者应按他的指示“共取其心”，作全面的了解和借鉴继承。

陶渊明这三首一组的诗写于何时颇难确知，大约总在他归隐之后思想已经成熟之时，具体年月无从考定问题不大，因为这里是谈人生哲学，而人生哲学总归是相对稳定，不至于因为外界有一点什么风吹草动就会改变的。

《形赠影》诗云：

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

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

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

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

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

但余平生物，举目情凄洏。

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

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

“形”代表人的物质存在。人不能像天地山川那样长久，也成不了仙，最后总是与草木同腐。在十分有限的人生中，包括吃喝住穿在内的物质生活是存在的必要条件，在嗜酒的陶渊明看来，喝酒自然也非常重要。人首先得解决这些问题，然后才能谈到其他。

“形”大声疾呼道：“得酒莫苟辞！”“酒”在这里乃是物质生活的一个代表。“形”的意思是说，一定要重视实际的物质生活，充分享受人生。陶渊明是一个非常讲究实际的人，从青年时代直到老死都是如此，其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清]石涛《陶渊明诗意图》，故宫博物院藏）

陶诗中强调物质生活之重要以及与此相应的生产劳动之必要这一层意思的甚多，试举两首来看：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宴安自逸，岁暮奚冀？

儋石不储，饥寒交至。顾尔俦列，能不怀愧。

（《劝农》）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

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

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

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

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

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

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

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所以农民要好好劳动，种庄稼养活自己一家。士人可以用出仕来“代耕”，靠官俸来养活自己一家；如果不当官了，那就回家种地。陶渊明归隐以后即参加一部分农业劳动，对于“躬耕”没有任何看不起的意思。“耕”与“读”是中国古代士人安身立命的两个基本点。

陶渊明曾经多次出仕，从最早的在州刺史桓伊手下效力，到最后一次为彭泽令，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事后，他都说是去谋职养家，即所谓“口腹自役”（《归去来兮辞·序》），而甚少唱什么治国平天下的高调。

同“得酒莫苟辞”这一层意思呼应得最紧的也许是他的《饮酒》其三：

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

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

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

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

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

他直截了当地叹息人生苦短，指出世间的空名完全无用（诗中“持此欲何成”一句中的“此”即指上文提到的“世间名”），与其去忙那些空洞无用的名声头衔，还不如踏踏实实地来饮酒自娱。

[南宋]佚名《归去来辞》（局部），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这种强调现实享受更重于世间名声的提法，在陶诗里出现过多次。此乃晋代的流行思想，“道丧”的时代容易使人产生诸如此类比较消极的想法。世上既已无“道”，这种背景下的“名”还有什么价值？

如果天下有道，人生态度自当以积极为是，《饮酒》其三的潜台词如此。《影答形》诗也对“形”的偏至之论提出批评。

《影答形》诗云：

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

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

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

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

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

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

立善有遗爱，胡可不自竭。

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

形影之喻中的“形”代表人的物质存在，“影”则代表精神生活，包括人的名声。“形”一味强调物质生活，“影”则讲究精神追求，提倡“立善”：活着是个君子，死后也有好的名声———这是比好歹活着、借酒消愁更加重要的事情。

立善是儒家圣贤最为重视的事情，约可分为两种类型，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兼善天下”是放大的善，能够如此当然最好，不得已而求其小善，那就是守住个人独善的底线。小大由之，都应力争“止于至善”（《礼记·大学》）。

陶渊明青年时代颇有豪情，想干一番大事业：“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并且“病奇名之不立”。（《感士不遇赋》）这里的“圣人”当然指儒家的祖师。这时陶渊明积极入世，是很重视善以及由此而产生之“名”的。可是等到他深入涉世以后，却很快就有些失望退缩之意了。当他在桓玄手下任职时，就在诗里说：“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纵心”是指满足自己内在的自由要求，唾弃人间的约束。但这时陶渊明还远未下决心归隐，“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可辞而未必辞。事实上陶渊明此后又曾不止一次地出仕，前前后后加起来，总的时间跨度有二十年之久。这时陶渊明的人生哲学还远远没有成熟。诗里比较具体的感慨自然是有的，而甚少真有理趣的议论。

到义熙元年（405）陶渊明正式归隐并下决心不再复出的时候，他的思想算是成熟了，定型了，这时候他把儒、道两家的传统巧妙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人生道路：官可以不当，而儒家最为重视的品德修养仍然不可不讲。

儒家也讲仕与不仕。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儒者退出官场以后并没有放弃“善”，只是退避政治而“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儒家到底以出仕以兼济天下为主，不能出仕的时候回到家里去加强修养，并非往而不返，在一般情况下只不过是等待时机以备东山再起。

道家的避世隐逸与儒家的不仕很不同，道家认为人世间一片污浊，政坛尤为罪恶渊薮，世事一无可为，唯一的办法是躲到深山老林里去寻求个人心灵的自由。

陶渊明兼取这两者加以改造，他的归隐固然是表示与官场告别，避开种种纠葛麻烦，而同时也或者说更重要的乃是满足自己热爱自然的本性。虽然此后并不打算东山再起，但仍然绝不放弃在加强修养、磨炼节操等方面的努力，他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有两句诗说得好：“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真”是道家最看重的状态。关于“真”，顾炎武有一段议论最得要领：

“五经无‘真’字，始见于老、庄之书。《老子》曰：‘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庄子·渔父篇》：‘孔子愀然曰：“敢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大宗师篇》曰：‘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列子》曰：‘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归也，归其真宅。’……《说文》曰：‘真，仙人变形登天也。’徐氏《系传》曰：‘真者，仙也，化也，从匕，匕即化也……’以生为寄，以死为归，于是有‘真人’‘真君’‘真宰’之名。秦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魏太武改元太平真君；而唐玄宗诏以四子之书谓之‘真经’，皆本乎此也。后世相传，乃遂与‘假’为对。”（《日知录》卷十八《破题用庄子》）

陶渊明既讲道家之“真”，又坚持儒家之“善”。“以善自名”正是“穷则独善其身”。在衡门下“养真”之时仍然“以善自名”，这种态度可以说是非儒非道，亦儒亦道。这是一种崭新的模式。

陶渊明的归隐是为了恢复和保持自己的“质性自然”（《归去来兮辞·序》），争取个性免遭束缚———这是道家式的；但他绝无道家派隐士往往会有的“任诞”作风，始终过着非常踏实淳朴的生活。

他既讲究儒家的修养，独善其身，而又能高蹈于流俗之外，与世推移，优游不迫。这样，在后代士人的心目中，陶渊明的人生哲学造就了一种新的理想的行为范式。

[明]张鹏《渊明醉归图》，广东省博物馆藏

陶渊明始终没有放弃“善”，可知《影答形》中所表达者也是他人生哲学的基本元素之一。不过在《影答形》诗里，“善”和“名”还是联系在一起的，“名”仍然指现世之名。后来陶渊明又进了两步：

一是将“善”与“名”分开，不再要“名”，但不放弃“善”；二是不仅不要当世之名，也不要后世之名，他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中有句道：“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世间名”固然没有意思，“身后名”也是空的，大可统统捐弃不复道。但“善”还是要的，道德是要紧的。陶渊明自有他的取舍与底线。

《神释》对“形”和“影”都有所批评，并提出一种更新更高的境界：

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

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

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

结托善恶同，安得不相语！

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

彭祖寿永年，欲留不得住。

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

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

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

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这里批评“形”说，生命总是要结束的，看得那么重干什么。圣人和寿星也将离开这个世界，而大喝其酒则只能减少寿命。“神”又批评“影”说，“立善”是好的，但这必须是内在的要求，而不是求名的手段。“神”最后提出正确的态度是“委运”——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命运去安排，此即陶渊明在此诗小序中所说的“自然”。

先前在魏晋之际，“自然”与“名教”纷争甚久，思想上的分歧甚至引出严重的实际斗争，有人头落地之事发生，有正统派官员对名士派的压迫。到西晋初年，向秀、郭象、裴

等人欲总结先前的纷争，致力于把“名教”和“自然”结合起来，提出所谓“内圣外王之道”（郭象《庄子注序》）。他们认为，道家的“自然”固然是最高的“道”，而实际生活中的“名教”也未尝不合于这个“道”，完全可以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达到更高的综合。名教即出于自然，以道家思想为本，儒家思想为用，这就是所谓的“内圣外王”，如此则可以使天下大治。从个人修养来说，他们认为应当儒表道里，“随变所适，而不荷其累”（郭象《庄子·人间世》注）。

陶渊明也是要调和“名教”和“自然”的冲突，由于他归隐后大抵不甚过问政治，所以专讲人生哲学。他以“自然”为人生哲学的理论基点，以田园耕读生活作为实际依托，用“天命”作为沟通各方、解决问题的关键，直凑单微，用不着许多理论思辨，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名教”和“自然”的纷争，找到个人安身立命的指导思想与实际道路。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序》中自称“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为了过这种不“违己”的自由生活，他宁可降低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所谓“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其三）正是他轻物质、重精神之人生哲学的真切写照。

既然充分肯定了“质性自然”，并以“使愿无违”为生活的准则，那么如何安顿传统的“兼善天下”，或者他本人早先说过的“大济于苍生”呢？是不是就否定那个方面呢？那也并不，陶渊明曾经暗示说，归隐只是“世与我而相违”（《归去来兮辞》）时的做法，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这就给“邦有道”时重新出山留下了广阔的余地。陶渊明晚年可能应刘宋王朝的征辟而复出，其根据在此，只是因健康原因未能形成事实而已。

即使在自己并不愿意的情况下，如果万不得已，也可以出仕，服从命运的安排。“命”“运”“天命”“天运”这些词在陶渊明作品中多次出现。“天命”的运动他又称为“化迁”，服从命运的安排则叫作“凭化迁”，或曰“委运”。

当陶渊明寄迹于刘裕部下时，他在诗中说“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可见他虽然并不愿意为刘裕效劳，但既然命运作出了这样的安排，他也并不做激烈的反抗，可以敷衍一下，形为物役而神气无变就是了。这与一味讲“自然”并且写信与山涛绝交的嵇康态度大不相同。当归隐时陶渊明又说“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可见他认为自己的归隐也是命中注定的，合于自然之道，并不是什么奇怪或特别的事情。尽管陶渊明对于世事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但强大的天命论思想帮助他克服了种种内心的骚动，而获得宁静与和平。

一切都是命运，应当服从安排。命运既然不可改变，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认这个命——他称之为“委运”。陶渊明有五个儿子，据说都不大有出息，他叹气说“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责子》）。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清]石涛《陶渊明诗意图》，故宫博物院藏）

这正是无可奈何而归之于命运。陶渊明归隐后不久家里遭遇了一场火灾，损失相当惨重，而他在诗中写道：“……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将圆。果菜始复生，惊鸟尚未还。中宵伫遥念，一盼周九天。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其态度之旷达有如此者。他过去是“形迹凭化往”，与世推移，无怨无尤；现在面对夏天里的一把火，仍然一如既往，毫无怨天尤人、叹老嗟贫之意，仍然很淡定地保持其哲人式的宁静，在月光下静思默想。清朝学者钟秀就此评论陶渊明的思想道：“此诗当与《挽歌》三首同读，才晓得靖节一生学识精力有大过人处。其于死生祸福之际，平日看得雪亮，临时方能处之泰然，与强自排解、貌为旷达者不啻有霄壤之隔。”（《陶靖节纪事诗品》卷二）这一番话大有见地，陶渊明之“学识”在这里表现为彻底的天命论。

陶渊明委运任化的天命论思想在死生问题上也有充分的表现。他身体一向不大好，因为长期饮酒过度，到五十岁左右就急剧衰老，于是常常提到“死”。四十九岁时陶渊明作《止酒》诗，说是戒酒可得长生；五十岁时他生了一次大病，从此“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杂诗》其五），于是便想到了死，《杂诗》其七有句云：“弱质与运颓，玄鬓早已白。素标插人头，前涂渐就窄。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其时他还写了一份近乎遗嘱的《与子俨等疏》，其中直接引用了“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句老话。

陶渊明和所有的人一样，也不免有生之留恋，所以他服营养品（主要是菊花），练长生功，虽然明知道“自古皆有没，何人得灵长”，但仍然追求丹木、玉膏一类古巫书上说过的不死之药（详见《读〈山海经〉》其四），希望“不死复不老，万岁如平常”（《读〈山海经〉》其八）。这些都是人之常情。

等到他知道死亡确已无可改变时，心态是平静的，据他的老朋友颜延之说，陶渊明临终前“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药剂弗尝，祷祀非恤。傃幽告终，怀和长毕”（《陶征士诔》）。既已自知不起，他便平和地委运任化。元嘉四年（427）九月，陶渊明作《自祭文》，说自己“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他写的三首《挽歌诗》尤为旷达，充分表达了他的乐天知命思想。

在天命论思想的笼罩下，陶渊明坚持委运任化的人生哲学，生死祸福，泰然处之，听其自然，清净无为，这正是实践了《神释》一诗中所宣示的主张：“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言行一致，确为高人。

[明]陈洪绶《玩菊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形影神》颇近于玄言诗，是人们了解陶渊明之人生学最直接最重要的材料。清朝人马墣说：“委运者，渊明无可奈何之归宿处。虽古今之大圣有不能逾焉者，况渊明乎。而渊明之此心，诚孔、孟以后仅见之一人矣。”（《陶诗本义》卷二）陶渊明有了这种根深蒂固、化为自己血肉的天命论思想，便足以处变而不惊，始终保持内心的平衡，真能旷达，而绝非低水平的“强自排解貌为旷达者”。但这同孔、孟无从相提并论，因为他们的人生哲学其实不尽相同。马墣此说意在抬高陶渊明，而陶渊明很难认可其说。

陶渊明生活在政治风云激荡的东晋后期至刘宋初年，他本人曾经与桓玄、刘裕等风云人物、当代英雄有过直接的联系，但他很快抽身而出，刚过四十岁就归隐于故乡，此后在作品中甚少正面涉及社会政治问题，即使是改朝换代那样的巨变，他的态度也相对平静。陶渊明的作品反复咀嚼和体味人生，颇多见道之言，平淡而深沉，看似题材单调却显得气象万千，意味无穷，以至于千古传诵。这跟陶渊明对于人生哲学颇多挖掘实在大有关系。

当作为陶诗背景的晋宋之际的种种纷争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以后，陶渊明对当时种种事件的态度更加不复成为什么严重的问题，只有少数学者锲而不舍地、过细地研究陶渊明的政治态度，而更多的读者似乎多半在玩味陶诗中的意趣和哲理，欣赏或批评他的人生态度。所以，如果从阅读接受或所谓文学生活史的角度来看，对陶渊明作品中流露出来的人生哲学更多地作出分析评论应当是一个大有兴味的课题，这里还有许多功课可做。

（本文摘自《归去来：不一样的陶渊明》第十一章《陶渊明的思想与艺术》）

还原一位“和旧说不同”、活在人间的陶渊明

《归去来：不一样的陶渊明》

顾农 著

简体横排

32开 精装

内容简介

陶渊明归隐之前曾断断续续地当了多年小官，归隐之后也只是一位地方名流、社会贤达，文坛上并没有太高的地位，他的诗风不符合当时的主流、时尚。但是后来地位越来越高，从“隐逸诗人之宗”一变而为东晋之忠臣和遗民，一位传统政治道德的标兵。

本书在两卷十二章的篇幅里，以诗文补史，讲述陶渊明反复出仕、反复归隐的人生轨迹，分析其思想的庞杂性、委运任化的人生哲学，以期还原出“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一个生活在人间的切近历史真实的陶渊明。只有把陶渊明请下神坛，而我们自己则站起来平视这位大诗人，才能看清他的优异之处，才能真正读得懂他——热爱生活，视死如归。

作者简介

顾农，1944年生，江苏泰州人。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后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一度兼任中文系主任，现已退休。多年来，主要致力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史及鲁迅研究，著述颇多，出版有《魏晋文章新探》（1999）、《建安文学史》（2000）、《听箫楼五记》（2004）、《千家诗注评》（2006）、《文选论丛》（2007）、《四望亭文史随笔》（2012）、《从孔融到陶渊明——汉末三国两晋文学史论衡》（2013）、《与鲁迅有关》（2014）、《谈非常谈》（2016）、《诗人鲁迅》（2020）、《己亥随笔》（2021）、《中国中古文学史》（2022）等。

内页欣赏

原标题：《顾农：三首诗，读懂陶渊明的人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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